第15章 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1)

1923年9月，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苏联，曾经向苏方提交过一份在库伦建立基地，从蒙古南部进攻北京的军事计划，但是，这份计划却从未公布过。毛思诚在编辑《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只在当年9月13日条下简单写了几句话：“公在宾馆拟代表团意见书。书凡八千二百余言，说明中俄国共两党互助关系。甲、绪论，乙、军事计划书，丙、宣传，丁、结论。”[179]199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现名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与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编辑《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时，没有找到这份文件，郭恒钰博士在写作《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书时，只能遗憾地说明，在俄共秘档中，未能查到这份“军事计划”[180]。其实，这份军事计划并不难找到。据笔者所知，至少现存两份，均为英文打字本。一份题为《中国革命之新前途》（New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标注时间为1923年9月，存于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221。不知什么原因，俄国人没有找到它。依笔者推想，可能前些年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一起移交给中共时，没有留下副本。另一份题为《孙逸仙代表团关于越飞5月1日东京电中所提建议的备忘录》（Memorandum of the Delegation of Dr.Sun Yat Sen with Relation to the Proposal Mentioned in the Telegram of A.A.Joffe Sent from Tokyo May1），标注时间为1923年10月3日，现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系毛思诚所藏。两本内容与文字均有不同。

备忘录以孙逸仙代表团的名义呈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同时呈送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备忘录涉及政治宣传和军事计划两大部分，现主要就该计划的军事部分略作介绍与分析。

一、孙中山转移战略中心与蒋介石使苏

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即密切注视俄国形势的发展，并打算将中国革命向西北方面发展。1920年9月，俄共阿穆尔省中国支部书记刘谦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建议联合中国南方、苏俄中央及远东各地的革命势力，在中国新疆地区集中兵力，准备打倒中国北方的反动政府[181]。孙中山对这一建议感到兴趣，随即派李章达随刘谦使俄，向苏俄政府建议缔结军事合作协定，请红军于次年春进兵新疆，经甘肃，进攻四川成都，与该省革命党人汇合，推动各地起义[182]。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被迫放弃他长期企图作为根据地的广州，决心将战略中心转向中国西北。当年9月，苏俄代表越飞的军事随员格克尔将军到沪，孙中山向他陈述了打算用俄国军火，在新疆或外蒙建立革命武装的计划[183]。同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表示希望由苏俄派出一个师，在孙中山的直接指挥下占领新疆，成立新政府，甚至是一个苏维埃政府[184]。12月20日，孙中山又致函越飞称：“我现在可以调大约1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等方面的援助。”孙中山询问：“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185]

1923年1月20日，越飞到上海访问孙中山。26日，双方签订了有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其间，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西北计划”，希望苏俄给予200万金卢布的援助。同时表示，愿意派遣一个军事使团到苏俄去学习，就苏俄帮助中国革命一事进行谈判。越飞答应将会谈情况报告莫斯科。同年5月1日，越飞从日本东京转给孙中山一封苏联政府的电报，其中谈道：第一，革命军事行动和孙中山领导的机构不可以须臾离开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第二，苏联政府准备提供200万金卢布，作为孙中山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之用；第三，苏联政府准备协助孙中山利用中国北方和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计步枪8000支，机枪15挺，炮4门，装甲车2辆。如孙中山同意，可利用苏方提供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个兵种的内部军校。第四，严守机密。在公开场合和官方场合，苏方只能表示对国民党谋求民族解放意向的积极同情[186]。5月12日，孙中山复电越飞，声称：“贵国5月1日的回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187]

孙中山早就想派蒋介石赴苏。1920年9月，孙中山派李章达出使的时候，就有派蒋介石同行的打算，但蒋因和李素无密切关系，在孙中山提出的赴俄、赴川、赴粤三种方案中选择了赴粤[188]。1922年8月末，为与格克尔将军会谈，孙中山特别函召蒋介石到沪。1923年5月12日，孙中山在复电越飞时，即决定派蒋介石赴苏。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商议赴欧考察事宜。”7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先后和汪精卫、张继、马林等人会商，研究代表团的组成与访问计划。蒋介石自喜“前程发轫”，得到了一个个人发展的极好机会[189]，他也决心从此大干一场，完成彻底改造中国的夙愿。8月6日日记云：“今日心甚烦恼，惟冀脱离此国内混浊社会，以期根本解决此国事耳。”

孙中山决定派蒋介石赴苏后，即分别致函列宁、契切林、托洛茨基，向他们介绍蒋介石，称之为“我的参谋总长和最可信赖的代理人”。

9月17日，又密电苏俄驻中国大使加拉罕，说明蒋介石“已被授予全权用我的名义进行工作”[190]。10月9日，孙中山向刚刚来到广州的鲍罗廷介绍西北计划。孙称：以广州为据点，因为身旁有英国殖民地香港，敌人很多，自己的手脚被捆，而一旦能在中国中部或蒙古建立根据地，因为身后有友好的俄国，就可以“很自由地对帝国主义采取行动”，实行“更公开和更坚定的政策”[191]。孙中山表示：“我期待着在莫斯科的这些谈判能够取得丰硕成果。”[192]

代表团到苏联后，于9月2日拜会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蒋介绍称：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希望吸取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193]。9月9日，会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及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时提出，要求共同讨论中国的军事计划，蒋介石声称：孙中山赋予代表团以很大权限，代表团受命就中国的军事计划同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磋商。蒋介石花了两个小时，向斯克良斯基及加米涅夫陈述了孙中山与吴佩孚、曹锟双方的兵力配备状况，同时说明了军事计划的要点。斯克良斯基及加米涅夫要求将计划写成文字，详细说明兵力部署、未来战区等细节[194]。此后，蒋介石即在宾馆埋头起草并修改计划书。其日记记载云：

9月13日：“终日在宾馆拟意见书结论。”

9月15日：“上午，拟结论完。”

9月16日：“晚，改正意见书。”

10月5日：“下午，修正意见书。同伴龃龉，萧然寡欢。交友之难，可胜嗟吁。”

10月12日：“上午，校正意见书稿。”

10月13日：“往外交部，见独霍夫斯基……”

可见，意见书的起草修改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最后定稿的时间为10月12日，送交苏方的时间应是10月13日。目前已知的两个版本都非定本。

二、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军事行动经常处于支配地位

备忘录的第一部分为引言。蒋介石等首先说明：为何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军事行动经常处于支配地位。备忘录称：

虽然，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推翻了满洲王朝，但是，没有给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带来任何迅速的改变。中国人民没有能参加这一革命。它是知识分子和军队指挥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革命以南京和为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统治全国的北洋军阀的妥协而告终。由于袁世凯消灭了革命，在中国的外国力量迅速增加影响。

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制造紧张和战争危险的对抗，但他们有着共同的企图，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

备忘录特别指斥当时统治中国的封建军阀，声称：

中国军阀是外国资本家的工具，他们绝不可能醒悟，正在进行与国民党截然相反的活动，因为后者不允许他们毁灭中国，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公开或秘密的反对他们的斗争。民国建国十二年来，我国每年都有内战。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财政和物资支持军阀，反对我们。中国内战似乎是内部事务，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外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

备忘录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政党必须考虑外国的力量，同时国民革命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反对遍及全国的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

三、军事行动的目标是“粉碎直系，推翻北京政府”

备忘录的主体部分是军事。蒋介石等指出：军事行动的敌人是“直系及其军阀曹锟、吴佩孚和他们的联合部队”。军事行动的目的是“粉碎直系，推翻北京政府”，因此，北京是首要的目标，山西省会太原、陕西省会西安是第二目标。

备忘录说明：国民党当时控制广东、湖南、四川三省，总兵力6万人；国民党盟友控制云南、广西、贵州三省，总兵力3万人。备忘录特别说明：国民党在反对直系的斗争中，可以指望得到安福系（控制浙江、上海）和奉系（控制奉天、吉林、黑龙江）的合作，他们分别拥有3个师和6个师。蒋介石等解释说：“奉系、安福系过去均属于以袁世凯、曹锟和吴佩孚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因争权夺利而与直系决裂”，“正在设法谋求国民党的支持和友谊”。

备忘录着重分析了直系军阀的兵力及其内部分歧。蒋介石等指出：曹锟指挥5个师，吴佩孚指挥5个师，冯玉祥指挥3个师，计北方总兵力100万人。但冯玉祥等“由于利害冲突，已经采取了反吴佩孚的态度”，“直系及其控制下的几个省的局势已经非常困难”。

备忘录认为：国民党的士兵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沾染了很多坏习惯，军官们有时不服从命令。蒋介石等声称：“如果国民党有一支受过良好训练的新式军队作为主力，我们就易于率领其他军队去推翻北京政府，实现中国统一。”

在中国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第一选择是蒙古的库伦，第二选择是新疆的乌鲁木齐；从各项条件比较，库伦优于乌鲁木齐。

国民党的战略中心一向在东南沿海地区，备忘录提出：华北地处高原，华南处于低地，而且华北有京汉、京沈、津浦等五条铁路线，交通方便。近二十年来，南北战争均以北方的胜利告终。备忘录并称：长江分隔南北，中国海军不能依靠，列强的舰队则有时帮助北方人阻止南军前进。因此，备忘录提出，倘能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则在敌人南犯的时候，即可以从背面进攻他们。

备忘录提出，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基地，第一选择是蒙古的库伦，第二选择是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备忘录认为这两个地方“靠近俄国边境，通讯极为方便”。接着，备忘录从六个方面详细比较了这两个地方的有利与不利条件：

（一）距离。备忘录提出：从乌鲁木齐到北京大概8000中国里程，但从库伦到北京只有3500中国里程，因此，库伦至北京之间的距离比乌鲁木齐至北京的距离近70%。

（二）地理。备忘录提出：从乌鲁木齐到甘肃的甘州约2500中国里程，其间有大沙漠，道路崎岖，物资供应非常缺乏。从甘州府到陕西省会西安也是2500中国里程，其间有绵延的山脉，部队通过非常困难。

从西安府经过位于陕西东部的战略要地潼关到吴佩孚的司令部所在地洛阳，或者到山西省会太原府，大约700～1000中国里程。这一地区的通讯对于部队的运动来说也是不足的。所以，如果以乌鲁木齐为军事基地，在进攻北京之前，就必须首先进攻兰州、西安、洛阳、太原等城市。如果从库伦到北京，道路是在高原上，非常宜于行旅，水的供应是丰富的。两相对照，建立军事基地，库伦远远优于乌鲁木齐。

（三）时间。备忘录提出：从乌鲁木齐到北京，对于一支1万人的军队说来，如果路上没有战斗，至少需要6个月。但如从库伦，仅需40至50天。如果使用汽车，仅需5天。因此，如果从时间考虑，库伦也优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