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中山舰事件之谜(1)
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扑朔迷离，它的许多疑团至今尚未解开。本文拟探讨这一事件发生前后的真实过程，以进一步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一、“三二〇”之前蒋介石的心理状态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曾多次谈到有关经过，但是，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6月28日，他在孙中山纪念周上演说称：“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203]现在，我们就根据所能见到的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及有关信件、资料，对它进行一次考察。
根据日记、信件等资料，自1926年1月起，蒋介石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先是表现在北伐问题上，后又表现在黄埔军校和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增减问题上。
1925年末，蒋介石从汕头启程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张立即北伐。12月28日日记云：“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204]1926年1月4日，他在国民政府春酌中发表演说：“从敌人内部情形看去，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205]两天后，他在向大会所作的军事报告中又声称：“再用些精神，积极整顿，本党的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206]。季山嘉反对蒋介石立即北伐的主张。他在黄埔军校会议上以及在和蒋介石的个别谈话中，都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从顾问团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可以知其梗概。该报告认为：“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份，经常摇摆不定”；又说：“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并且在国民党右翼的政治口号下，联合人口中的不满成份。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何时才能对北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当然，革命军的失败将给予广州内部的反革命以良机。”[207]文件未署名，但季山嘉身为顾问团团长，报告显然代表了他的意见。据此可知，季山嘉和顾问们认为，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北伐应该从缓。然而，蒋介石容不得反对意见，二人的裂痕由此肇端。
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与季山嘉之间的关系还未彻底破裂。1月中旬，奉、直军阀在华北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为此，季山嘉提出两项建议：1.由海道出兵往天津，援助国民军；2.蒋介石亲赴北方练兵。其地点，据说是在海参崴。[208]对于这两项建议，汪精卫赞成，蒋介石最初也同意。1月20日日记云：“往访季山嘉将军，商运兵往天津援助事。”28日日记又云：“往访季山嘉顾问，研究北方军事、政治进行。余实决心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其发展效力必大于南方十倍也。”然而，蒋介石很快就改变了态度。2月6日，军事委员会会议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7日，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此事引起蒋介石的疑忌，怀疑是季山嘉起了作用[209]。当日，蒋介石和季山嘉进行了一次谈话。从有关资料看，季山嘉担心中国革命重蹈土耳其的覆辙，对国民革命军军官的素质表示不满，对蒋介石也有委婉的批评。蒋介石“意颇郁郁”，抱怨苏俄顾问“倾信不专”，在日记中说：“往访季山嘉顾问，谈政局与军队组织，语多规讽，而其疑惧我之心，亦昭然若揭。”季山嘉觉察到了蒋介石的不满，曾于事后即向汪精卫表示：“我等俄国同志，若非十二分信服蒋校长，则我等断不致不远万里而来，既来之后，除了帮助蒋校长，再无别种希望。”又称：“至于其他一切商榷，我等既意存帮助，则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正由十二分信服，故如此直言不隐。若蒋校长以为照此即是倾信不专，则无异禁我等不可直言矣。”[210]季山嘉的这一态度，柔中有刚，一方面表示“信服”蒋校长，“帮助”蒋校长，另一方面又毫不妥协地声明，在有不同意见时应该“直言不隐”。汪精卫随即于8日致函蒋介石，将季山嘉的上述表态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蒋介石的直接反应是，决定辞去一切军职。8日，蒋介石表示不就军事总监一职；9日，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并草拟通电稿。11日日记提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积极进行，冲破难关”，一条是“消极下去，减轻责任，以为下野地步”，并云：“苏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或非其本怀，然亦何为而然？”13日，日记中突然有了准备赴俄的记载：“如求进步，必须积极，否则往莫斯科一游，观察苏联情况，以资借镜。”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中，汪精卫支持季山嘉。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提出北伐问题，汪精卫曾表示同意，并开始准备经费，但不久转而赞同季山嘉的意见。“二大”未就北伐问题做出任何决定。2月8日，汪精卫在向蒋介石转述季山嘉态度的信函中，又盛赞季山嘉“说话时，一种光明诚悫之态度，令铭十分感动”，要蒋介石创造条件，使季山嘉等能够“畅所欲言，了无忌讳，了无隔阂”[211]。对于蒋介石的辞职，汪精卫则一再挽留，2月9日函云：“广州卫戍司令职，弟实不宜辞，是否因经费无着？此层铭昨夜曾想及，故今晨致弟一电，请开预算单。”[212]12日再致一函云：“以后弟无论辞何职，乞先明以告我。如因兄糊涂，致弟办事困难，则兄必不吝改过。”[213]14日，汪精卫并亲访蒋介石，从上午一直谈到晚上，劝他打消辞意[214]。但是，蒋介石毫不动心。19日，蒋介石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一事。当日日记云：“余决意赴俄休养，研究革命政理，以近来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而安乐非可与共，劬劳讫（汔）可小休。综此数因，不得不离粤远游也。”同日，季山嘉到蒋介石寓所访问，谈话中，蒋介石透露了“赴俄”的意图，并且观察季山嘉的反应，于日记中写下了“状似不安”四字。大约在此期间，蒋介石拟派邵力子赴北京，请鲍罗廷回粤。随后又致电鲍罗廷，要求撤换季山嘉。
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任命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白崇禧为委员，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军、第九军，以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此事进一步引起蒋介石的疑忌，他认为广东有6个军，照次序，广西军队应为第七、第八军。但是，现在却将第七军的建制空下来，必然是季山嘉企图动员王懋功背叛自己，然后任命他为第七军军长[215]。于是，蒋介石于2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王懋功扣留，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当日日记云：“此人（指王——笔者）狡悍恶劣，惟利是视”，“其用心险恶不可问，外人不察，思利用以倒我”，“故决心驱除之”。次日，将王押送赴沪。
王懋功政治上接近汪精卫，王部是汪可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蒋介石驱王之后，觉得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日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凡事应认明其原因与要点。要点一破，则一切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心境时刻战兢，至此稍获安定，然而险危极矣。”他找到汪精卫，声言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又称：“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俄。”下午，季山嘉在和汪精卫议事时，表示将辞去顾问职务。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称：“不知其尚有何作用也？”
尽管蒋介石在驱除王懋功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但仍然疑虑重重，觉得自己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3月5日日记云：“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3月7日，刘峙、邓演达二人告诉蒋介石，有人以油印传单分送各处，企图掀起“反蒋”运动，这更增加了蒋介石的危险感，觉得有人在陷害他，企图把他搞掉。3月10日日记云：“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明显，遇此拂逆精神打劫，而心志益坚矣。”这时，蒋介石和季山嘉的矛盾更形尖锐，以致于公然“反脸”[216]。12日，季山嘉向他“极陈北伐之不利”，蒋则“力辟其谬妄”[217]。原先，蒋曾同意季山嘉由海路运兵往天津的计划，此时却认为这是“打消北伐根本之计”，与孙中山的“北伐”之志完全“相反”[218]。对于季山嘉劝他往北方练兵的建议，更认为是心怀叵测，是有意设法使他离开广东，“以失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219]。“赴俄休养”本来是蒋介石自己提出的，而当汪精卫为了缓解他和季山嘉的矛盾，同意这一要求，惟其“速行”[220]时，蒋介石却又恐惧起来。3月14日，蒋介石和汪精卫谈话后，在日记中写道：“顷聆季新言，有讽余离粤意，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可奈何！”3月15日日记云：“忧患疑惧已极，自悔用人不能察言观色，竟困于垓心﹝下﹞，天下事不可为矣！”这一时期，他和秘书陈立夫的赴俄护照也得到批准[221]，就使他更加惶惶然了。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的心理，制造谣言和事端，以进一步挑起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
二、中山舰调动经过
要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还必须查清中山舰调动经过。
根据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的报告，事件的开始是这样的：“18日午后6时半，孔主任因外洋定安火轮被匪抢劫，饬赵科长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6名前往保护。职奉令后，时因本校无船可开，即由电话请驻省办事处派船以应急需，其电话系由王股员学臣接。”[222]孔主任，指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叡。赵科长，指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定安轮是由上海到广州的商轮，因船员与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于黄埔上游[223]。根据黎时雍的上述报告，可知当时调舰的目的在于保护商轮，最初并没有打算向李之龙管辖的海军局要舰，更没有指定中山舰开动，所求者不过“巡舰”（巡逻艇）一只，卫兵16名而已。只是由于黄埔军校“无船可开”，才由黎时雍自作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来，以应急需”。
驻省办事处接电话的是交通股股员王学臣。他事后的陈述是：“3月18日午后6时30分，接驻校交通股黎股员时雍电话云：因本晚由上海开来定安商轮已被土匪抢劫。现泊黄埔鱼珠上游。奉孔主任谕，派卫兵16名，巡舰一只，前往该轮附近保护，以免再被土匪抢劫。职因此时接电话听不明了，系奉何人之谕，但有饬赵科长限本夜调巡洋舰一二艘以备巡查之用。职当即报告欧阳股长……想情系教育长之谕，故此请欧阳股长向海军局交涉。”[224]欧阳股长，指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根据上述报告可知，向海军局要舰的是王学臣，所谓邓演达“教育长之谕”则是因为电话听不清，“想情”之故。至于舰只规模，也因“想情”之故，由“巡舰”而上升为“巡洋舰一二艘”了。
欧阳钟得到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由作战科科长邹毅面允即派舰只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此后，据欧阳钟自称，他“于是即返办事处”[225]。而据海军局的《值日官日记》则称：“因李代局长电话不通，无从请示办法，故即着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226]又据李之龙夫人报告：当夜，有三人到李之龙家，因李仍不在，由李之龙夫人接待，“中有一身肥大者”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中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艘。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即去对门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新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当即下令给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227]同夜10时余，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晚可先来一艘（即宝璧舰），约夜12时到埔，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因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黎股员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