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中山舰事件之后(2)

“史顾问”同意布勃诺夫对中山舰事件的分析，但他又增加了两条：1.关于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共产主义问题，在军队中的激烈宣传不尽适当；2.中国共产党在党务及军队宣传中，“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为转移，只知以鲜明的扩充共产党为工作之总方针，欲在各处完全把持一切指挥之权。”[298]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于3月23日以“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为理由，自请从严处分。4月2日，拘留在事件中起了恶劣作用的欧阳格。[299]这些，又使得斯切潘诺夫感到，蒋介石“似又略向左派演进”[300]。他对蒋介石的思想和性格进行了分析，认为“蒋氏具有革命思想，远在其他军阀之上”，又认为蒋“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因此，他决定“利用蒋介石”，其策略是：1.对蒋灌注一小部分之革命主义，并以左派之勇敢势力包围之，使蒋摆脱右派的影响，成为左派。2.满足蒋的“喜尊荣”的欲望，协助其取得“比较现时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其具体位置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说：“就喜欢权势而论，蒋氏将来或就总司令之职，足以满足其尊荣欲望。”

为此，他指示顾问们要“处处迎合其意，与以让步”。[301]

在对中共的批评上，尼洛夫[302]比斯切潘诺夫更为激烈。他说：“当初共产党人于工作时只知利用国民党，在其覆翼之下扩大己党之力量，公然攫取国民党之最高管理机关及军队中之政治机关，包办工农运动，以此引起国民党大多数之不满。”基于上述认识，他主张召开国共两党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规定相互工作的程序；在现时，应先开预备会，“以安慰蒋介石为最近之目的”。他并提出，将共产党全体名单送交各高级长官，共产党在军队中完全公开。[303]

布勃诺夫的妥协、退让还只涉及苏联顾问，而斯切潘诺夫等人的妥协、退让则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后来陈独秀提出，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要“办而不包，退而不出”，显然受到斯切潘诺夫等人意见的影响。至于“处处迎合其意”，协助蒋取得“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等做法，乃是一种愚蠢的权术。

4月16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上，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随即采取行动反对右派。17日，与孙文主义学会干部谈话，要求取消学会。23日，与张静江、谭延闿、李济深、宋子文及斯切潘诺夫等密议，决定免去吴铁城的广州公安局局长职务。次日，命左派李章达带兵就任公安局长。蒋介石的这些做法使苏联顾问感到，他们“利用蒋介石”的策略是正确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都缺乏正确的了解和分析。中山舰事件前不久，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将蒋介石选为主席团的名誉委员[304]；中山舰事件之后，联共（布）中央决定对蒋介石作“有条件的妥协”[305]；一直到“四一二”政变前夕，斯大林还主张对蒋介石“利用到底”[306]。显然，布勃诺夫、斯切潘诺夫及其后的鲍罗廷都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已。

三、中共中央试图改变对蒋策略与鲍罗廷的否决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不仅对在广州的苏联顾问是晴天霹雳，对在上海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来说，也同样如此。

中共中央曾企图从莫斯科得到指导，但是，莫斯科方面迟迟没有消息。3月末，布勃诺夫等在归国途中经过上海。这样，中共中央才从布勃诺夫处得知详细情况。4月3日，《向导》所发表的伊文诺夫斯基对该刊记者的谈话实际上就是布勃诺夫对中共中央的谈话。自然，在他的影响下，只能根据既定方针依样画葫芦。同日，陈独秀发表文章，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大，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统一起来，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307]。这篇文章是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人的一个有权威性的表态，反映出中共中央当时对形势的认识与对策。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同时，又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策。[308]张国焘到广州后，即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一致遵行。他完全同意苏联顾问对蒋介石思想性格的分析以及“利用蒋介石”的策略。斯切潘诺夫在报告中曾说：“关于蒋介石之个性，余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央委员会会长等观察略同。”又说：“中国共产党亦同具此眼光，而完全赞成此种根本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谓彼离去上海之前，中央委员会亦有此种决议，以为无论如何，必须利用蒋介石。”[309]这里所说的从上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会长”或“主席”，当均指张国焘。

然而，在张国焘离开上海之后，中共中央于4月中旬收到陈延年的报告，决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新的政策，其要点为：1.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蒋介石，并孤立他；2.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3.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310]。中共中央并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其人选为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以彭述之为书记。4月末，彭述之受命前往广州，和鲍罗廷面商上述计划。

前引谢福林报告所称两种选择之一：“采取类似汪精卫在‘三二〇’期间为应付局势，而已为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措施，即组成反蒋联盟，依靠联盟的压力，迫使蒋不屈服于国民党中反共派的要求”云云，显指中共中央的这一新的政策。

彭述之到达广州后，即成立特委机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政策，结果，遭到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强烈反对。

1926年2月，鲍罗廷以“奉召回国述职”为由，向广州国民政府请假，离开中国南方。同月15日，鲍罗廷在北京向布勃诺夫等汇报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取消返国计划，经张家口、库伦，转道海参崴，在那里和自莫斯科来的胡汉民等会合，于4月29日一起回到广州。

鲍罗廷回到广州之后，即面临着所谓“右派政变”问题。

据谢福林向莫斯科的报告：“三二〇”之后，右派认为蒋介石向右转了，企图靠近蒋。但是，在4月20日蒋解除吴铁城的职务之后，右派认为，蒋不可能投入自己的怀抱，因此，开始接近李济深和其他各色广州将军们。李济深曾有可能被争取过去，但在胡汉民回国之后，右派便将胡看作自己的头目和组织者。报告说：

右派利用汪精卫不在的机会，没有通知国民政府，计划为胡汉民的到来举行精心安排的庆祝典礼，向其致敬。他们甚至准备为他建立一座凯旋门，并且举行示威以支持胡汉民成为政府首领。胡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项宣言，同时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份报告。他的报告和宣言表明，他不想和我们合作。他秘密地会见了伍朝枢、孙科、吴铁城、古应芬等和其他反动派，并且使李济深、陈铭枢和其他广州将军们站到自己一边。他告诉蒋，鲍罗廷将开始解决三·二〇事件，怂恿蒋逮捕鲍罗廷，试图在左派内部制造分裂。[311]

谢福林的报告并称：右派正在散布共产党即将“共产”的谣言，并且正在煽动银行家和商人罢市，结果，很多人到银行提款、挤兑，极大地扰乱了政府的财政。报告特别提到，5月7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分别组织示威，孙文主义学会的潘佑强和杨引之被打得半死。最后，黄埔军校的指挥官们要求蒋介石采取行动，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成员。5月16日，第一军、第二师和黄埔学生举行了反共示威。谢福林的报告系根据鲍罗廷的报告写成，显然，上述内容反映的是鲍罗廷对广州形势的了解和分析。

鲍罗廷回到广州之际，蒋介石颇为惴惴，担心在汪精卫问题上产生“纠葛”[312]。4月30日，蒋介石开始与鲍罗廷“商议党争，交换意见”，发现鲍尚有“猜忌之点”[313]。但是，在最初的试探之后，蒋介石就迅速提出，要求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职务、鲍罗廷由于感到一场右派政变迫在眉睫，决心以向蒋介石让步为代价，换取他对右派的镇压。他对彭述之说：“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的独裁，像法兰西大革命中的罗贝斯比尔的革命独裁一样，才能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314]鲍罗廷认为，蒋介石有很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人中，没有人能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为了打开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前引谢福林报告所称，“接受蒋的要求，以避免一场灾难”，与鲍罗廷对彭述之所说的话，精神完全一致。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懂得也无力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时在广州的赵世炎表示：“我们应当信任鲍罗廷同志，接受他的主张，由他负责去实行。”随后，鲍罗廷指示陈延年召开干部特别会议。会上，鲍罗廷一再强调维持国共合作的必要，为了合作，必须向蒋介石妥协。会议在没有进行讨论的情况下表决接受了鲍罗廷的主张[315]。三年以后，陈独秀回忆说：“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应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316]以上所云，应是事实。陈、彭二人由于意见被否定，便转而主张退出国民党，改取党外合作。

可以看出，中山舰事件之后，在制订和执行对蒋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应该是主要的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