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北伐时期左派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及斗争(2)
三、迁都之争
尽管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暂不迁移，但蒋介石仍然提出，希望“中央党部移鄂”。10月22日，他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力陈理由，说明“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458]。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但10月底，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铁罗尼向他写了一份报告，陈述对唐生智的忧虑，认为唐“像是一个卖弄风情（武装力量）的女人，谁给她最多，她就将自己出卖给谁”。铁罗尼说：“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虫和邓演达。”“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和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459]与此同时，张国焘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须请粤方速派季龙（指徐谦——笔者）来”[460]。
这样，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紧张，清浦子爵在北京和李石曾、易培基谈判，询问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派代表到日本会商。广东国民政府的领袖们认为，“在这日本同张作霖冲突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并决定派戴季陶使日[461]。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宋庆龄等自广州启程北上，拟经江西赴武汉调查各省党务、政务，筹备迁都。
蒋介石闻讯，非常兴奋，于1月19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他还表示，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自己不到武汉，因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462]。同日，他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时说：“新国都将设于武昌，且将为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463]22日，他派邓演达、张发奎二人飞粤催促。26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重要人员及文件于12月5日第一批出发。这样，迁都问题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中共中央仍然反对迁都。11月9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认为此举系蒋介石反对汪精卫回国之策，倘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则不仅汪不能回，左派势必相随赴鄂，使广东成为“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的计划变为泡影[464]。12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贸然主张马上迁移”[465]。
次日，中共中央在《政治报告》中指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466]直到次年1月，迁都已成事实后，中共中央才决定支持临时联席会议。
鲍罗廷等一行于12月2日到达南昌。6日晚，在庐山会谈蒋介石报告党务、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由于缺乏准备，蒋介石自觉“语多支吾，致启人疑”[467]。7日，继续会谈，讨论外交、财政、军事各方面的问题。其内容，据蒋介石记载：1.对安国军问题，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2.工运主缓和，农运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
蒋介石发言说：“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会议中，有人提出取消主席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的，但他却立即表示附议，并进一步提出，请汪精卫回国，得到一致赞同[468]。会议自然也谈到了迁都，这时，蒋介石还是积极主张迁鄂的。他在电复朱培德、白崇禧二人时说：“政府迁鄂，有益无损。”[469]他并表示，在前方军事布置稍定后，也要前赴武汉[470]。
12月10日，鲍罗廷等到达武昌。当时，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鲍罗廷等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都无法办理。
13日，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举行谈话会。会上，根据鲍罗廷提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471]。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其成员除上述各人外，特准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董必武）二人参加。会后，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蒋介石迟至12月19日才复电称：“联席会议议决事，甚妥，中皆同意。”[472]
从提出迁鄂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11月24日，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昌，喜惧交集。惧者，责任加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者，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473]这里所说的“责任加重”，显然是指他自己。现在临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并且先斩后奏，事前居然不曾同他商量，这使他很不高兴。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12月6日，广州各界人民在中山大学门口集会欢送。省党部代表致词称：“巍巍政府，乘胜北迁。统一全国，似箭离弦。”[474]气氛是欢快、明朗的，人们谁也没有料到，国民革命从此进入多事之秋了。
张静江、谭延闿等于12月31日抵达南昌，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就西上武汉，但蒋介石却于1927年1月3日突然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与会者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宋子文、林祖涵、朱培德、柏文蔚、何香凝、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会后通告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475]。关于这一次会议的情况，陈公博回忆说：“虽说是讨论，但实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机会。”[476]4日，上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通过，随即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7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13人为分会委员，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以邓演达等5人组织之。这些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武汉方面接到南昌的通知后，徐谦、孙科曾于1月6日致电蒋介石等，询问不迁汉理由，要求暂时保守秘密，认为“如宣布，民众必起恐慌，武汉大局必受影响”[477]。7日，鲍罗廷致电蒋介石，声称“中央及政府地点赞成，但须稍缓”[478]。同日，临时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开会讨论。
当时，正值武汉各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会议认为：“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479]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之前，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会后，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并称：“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480]10日，再次开会讨论，陈友仁提出，如果临时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对英交涉将立即停顿，“于外交前途殊属不利”。会议决定仍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鲍罗廷一面要求缓迁南昌，一面致电莫斯科汇报。1月9日，斯大林复电鲍罗廷，要求鲍亲赴南昌，说服蒋介石：武汉应成为首都；作为妥协，总司令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线关系可以驻在南昌。同时，斯大林又通过邵力子直接向蒋介石传达上述意见[481]。但是，还没有等到鲍罗廷动身，蒋介石却于1月12日偕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以及加伦等到了武汉。
武汉给了蒋介石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一时间，“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蒋此行的目的是与鲍罗廷、徐谦等人晤谈，要求在鄂中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而武汉的目的则是感动并说服蒋同意迁鄂。目的不同，冲突自然难免。当晚，在欢宴蒋介石时，鲍罗廷犹豫再三，终于以指责张静江的昏庸老朽为名对蒋提出了批评。鲍并进一步发挥说：“今日能够得到武汉，今日能够在这个地方宴会，是谁的力量呢？并不是因为革命军会打仗，所以能到这里的，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依着这三大政策做去，所以革命的势力才会到这里的。什么是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呢？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CP，欺压CP，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可不答应的。”[482]鲍的这段话使蒋极为愤怒，视为“生平之耻无逾于此”[483]。第二天，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谈，并且写了一封信，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以为“很对”，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他对鲍罗廷昨日晚宴时的讲话耿耿于怀，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横行的时候，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于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他愈说愈激动，调子也愈来愈高：“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484]此后，蒋介石就决意驱逐鲍罗廷。
1月15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是否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一事。徐谦说明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和经过，认为“已无继续之必要”。鲍罗廷提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过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485]
经过讨论，决定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当晚，蒋介石宴请各界代表。发言中，大家一致恳切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迁鄂。蒋介石无法，只能表示：“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486]
蒋介石在鄂期间，街上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他曾先后会见陈铭枢、何成濬、周佛海、叶楚伧等人，这些人都对武汉群众运动和中共力量的发展不满。蒋对何成濬说：“此间形势不可久留，我去矣，汝亦速去为好。”[487]1月18日，蒋介石返赣。
事实表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只是虚与委蛇。返赣途中，他在牯岭与张静江商量后，致电徐谦，以鲍罗廷当众侮辱他为理由，要求撤销鲍的顾问职务[488]。1月21日，蒋又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致电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命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武汉方面再次讨论，回电表示：“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26日，蒋复电汉口市民反英运动委员会，声称联席会议本为中央停止办公期间的代行机关，现在中央已在南昌办公，联席会议自应取消，“若继续开会，又对中央决议案任意否认，是则原有期效之代行机关，乃一变而为任意延期，权驾乎中央以上之机关。此种矛盾现象，若不悬戒，将来本党之纪律与系统将成废物”[489]。27日，蒋和自武昌赶来庐山协商的顾孟余、何香凝、邓演达、戴季陶等人谈话，坚决表示：“余必欲去鲍罗廷，使我政府与党部得以运用自如。”[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