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语言与沉默——简论人文批评家乔治·斯坦纳（代译序）(1)

李欧梵

近代欧美的文学界，批评家人才辈出，最使我佩服的有两位：埃德蒙·威尔逊和乔治·斯坦纳。威尔逊的大名早已家传户诵，但斯坦纳的作品在国内似乎还没有人介绍过。

我没有受过“纯文学”的训练，然而对文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这也许是威尔逊和斯坦纳最能吸引我——或者是像我这一类的人——的原因。这两位大师都是学贯古今，涉猎广博，西方各国的文学、哲学、艺术、社会、政治，都在他们的批评范围之内。二人的文字皆是精辟隽永，引人入胜。斯坦纳更“大言不惭”地认为，像他这样的文学批评家，可以和作家一样，以文体传世。所以他在遣词造句上，刻意推敲，其文虽不如威尔逊的文章流畅自然，但是读起来铿然有声，字字珠玑，足资英文习作者借鉴。在内容上，二人除了英美名著外，都特重俄国文学。威尔逊通俄文，未逝世时，曾为了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 Onegin)和小说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打过笔仗，他讨论俄国革命的西方源流的一本书——《到芬兰车站》——已被誉为经典之作。斯坦纳的第一本书就是综论比较俄国的两位大小说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虽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欧洲的马克思文艺批评传统特别是匈牙利籍的大师卢卡奇却是他乐于论述和批判的。威尔逊和斯坦纳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特点是，两人在“学院派”的批评家特别是“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附从者的眼中，都不属于正统，与美国文学的批评家菲德勒颇为相似。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拘泥于学院的门墙之内，更反对“新批评家”只在文学作品的本身下功夫而毫不顾及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那种治学方法和态度。因此，我认为他们都是“人文”的批评家，特别是乔治·斯坦纳，可以说他与当代西方文学的潮流息息相关，他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几种“逆流”，更表现出忧心忡忡。

斯坦纳的近著，题名为“语言与沉默”，下面的小标题是“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这一个标题，是寓意深远的。[1]斯坦纳所谓的语言并不是指语言学，而是指文学借以表现的媒介——写出来的语词，作家以“语词”来传达文思，古典经籍也多借“语词”而流传至今，因此，斯坦纳所谓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文化的代表。然而，现代西方的几股逆流，却导致语言的滥用和文学语言的破产，使得西方文学的创作，面临“沉默”的危机。这几种逆流，斯坦纳称之为“野蛮”(barbarism)——显然是与“文明”相对的一个名词，这种野蛮，并非出自戈壁沙漠或南美亚马孙的丛林，而是茁壮成长于欧洲文明的骨干之内：“受戮者的悲鸣，在大学外清晰可闻；虐待的暴行，也在与剧院和博物馆隔一条街上展开。在18世纪末期，伏尔泰颇有自信地认为酷刑即将终止，意识的屠杀即将灭迹，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文艺和哲学创作的重镇，却成了非人道的集中营。”

现代史上最大的一股逆流是纳粹主义，希特勒的发迹是对德国文化的一大讽刺，因为纳粹主义假借文明以图征服世界，于是尼采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皆被希特勒滥用，德国文学的精髓，失去了它应有的文明精神。斯坦纳在本书序言中举出一个震撼人心的例子：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一个人可以在晚上读歌德、里尔克，可以弹奏巴赫、舒伯特，而第二天早上他仍然可以照样若无其事地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上班，屠杀无辜！如果说这个人对文学不求甚解，这是矫饰之词，因为这不只是看得懂或看不懂的问题。这个例子所显示的是一个文化上的大问题：西方文明，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一贯传统，皆以为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人类经过文化的陶冶，可以知行合一，不再诉诸野蛮暴行。然而，20世纪西方的政治暴行，却有变本加厉之势，甚至于一向以理性自尊的法国，在德国人离开巴黎不到十年，就开始在监狱里凌虐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分子了。为什么文明进展愈久，野蛮的暴行却愈烈？为什么一般人所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譬如学院教育、各种艺术和著作出版业——非但不能抵抗政治的暴力，而且还对之欢迎礼赞？这是斯坦纳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

斯坦纳是犹太人，所以对纳粹的残暴特别敏感。他的父亲可能是奥国籍，1924年由维也纳移居巴黎，斯坦纳于1929年生于巴黎，在法国受教育，后来又在美国和英国念大学。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受过纳粹残虐之苦，但是他的血管里仍然流着犹太人的血液，心灵深处，仍有一种无名的余悸。本书中一篇动人的文章——《一种幸存者》(A Kind of Survivor)，就是他的自我写照。虽然他在美国各大学教过书，但他的学术方法仍然属于欧洲大陆的传统。他认为欧洲的犹太知识分子，有几个共同的特征，由于世世代代的奔波劳碌，使他们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种抽象性的想像力和美感，似乎那是由于犹太人经年背井离乡，受压迫、被放逐，也因之与他们本土的物质生活隔离，于是益重思想，培养成一种思想的自主性。影响现代西方文化至巨的三位犹太大师——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都是这一类型的思想家，其他重要的人物尚有：文学界的卡夫卡、音乐界的勋伯格(Schoenberg)、数学界的康托尔(Cantor)和哲学界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欧洲大陆犹太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征是一种共有的人文精神，斯坦纳称之为“中欧人文主义”(Central European Humanism)：这些人都能精通数国语言，可以广征博引希腊和拉丁古典经籍；他们在文学的爱好上都特别推崇歌德和莎士比亚；他们从歌德和莱辛的译作中看到西方古典经籍的精髓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们阅读莎翁作品的欧洲译本；他们看犹太演员在维也纳、慕尼黑和柏林的戏台上所搬演的莎翁戏剧，因之也把莎士比亚视为己有；他们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易卜生和左拉的作品，而且把这些名著视为一种“精神解放”的代表作品；他们敬佩左拉，不仅是欣赏他的作品，而且也因为左拉在轰动全法国的“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中，挺身而出为犹太人辩护。

斯坦纳认为这种人文精神，几乎由于纳粹的浩劫而伤亡殆尽，所以他特别举出几位浩劫余生的伟人倍加推崇：哲学或心理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阿多诺(T.W.Adorno)、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文学批评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卢卡奇，这几位大师，除了阿伦特和列维-施特劳斯之外，其他几位直到最近才受到英美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重视。在文学创作上，斯坦纳最为佩服的一位作家，是奥地利的赫尔曼·布罗赫(Hermann Broch)，斯坦纳认为这位大师是自乔伊斯和托马斯·曼以来最重要的人物，但至今我们尚未见到他作品的英译本，在台湾地区恐怕也仅有此名而已。斯坦纳所举出的这些人，虽名有专长（上文中称他们为哲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或文学批评家，事实上并不太妥当），但是在每个人的研究领域里，是文史哲和艺术无所不包的，试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虽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他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然而他自己的著作结构却多受音乐的影响，而所得的结论，往往也越出正统的人类学领域，而有一种哲学和神话的意味，所以他的影响，遍及各种学科，在文学批评上的势力尤盛。斯坦纳所推崇的小说家赫尔曼·布罗赫，他的巨著《维吉尔之死》(The Death of Virgil)，在结构上也是采取一种音乐上的“奏鸣曲”形式，然而这种形式的创造，并不是技巧上的炫耀，而是出于一种哲学和道德上的需要。赫尔曼·布罗赫所思索的问题，也就是斯坦纳所提出的现代西方文明的矛盾和危机：“野蛮”的浩劫，已使文明的符号——语言——失去了它应有的人文意义，20世纪的西方语言，如何才能表现——更谈不上解决——这一“非人道”势力在人类精神上所引起的震颤和绝望？赫尔曼·布罗赫所思虑的，可以说与卡夫卡、勋伯格和维特根斯坦所探讨的殊途同归，斯坦纳在一篇谈论卡夫卡的文章里说得很动人：

卡夫卡深知克尔恺郭尔的警告：“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它的失落。”他看到非人道时代的来临，而且勾出了它难以忍受的轮廓，但是，沉默的引诱——认为艺术在某些现实情况下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也近在眼前，集中营的世界，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外，也是在语言的范围之外，如果要说出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会危害到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创造者和存载者。一种充溢着谎言和暴力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

于是，“沉默”——绝望和痛苦煎熬下的沉默。这种沉默，现有的西方语汇可能还表现不出来，而要借助于音乐。勋伯格的名歌剧《摩西与亚伦》(Moses and Aaron)，是一个最值得重视的例子。斯坦纳在本书中有一篇分析《摩西与亚伦》的文章，其理论的精辟、哲学想像力的丰富，读后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