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汪精卫从唱低调到唱反调

1938年7月6日，汉口两仪街20号国民政府大会议场，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开幕，这是一个在抗战方殷之时顺应抗战需要，团结各方智慧和力量的民意机关。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各党各派的负责人，无党无派的社会知名人士及美、英、法、意等国驻华大使，中外记者共千余人出席了会议，人们神情严肃，大会气氛庄重。

毛泽东“因齿病及琐务羁身”不能与会，他发来了贺信并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

作为国防最高会议的副主席，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正议长。

并非参政员的政府主席林森，因从重庆赶来武汉参加献金运动，也列席了这次大会。大会宣读了林森致大会的贺电和训词之后，蒋介石致辞答谢，行政院长孔祥熙做了施政报告。

长得面肥耳大的孔祥熙语调抑扬顿挫，舒缓动听：

“各位参政员们，各位友邦来宾，自抗战爆发以来，我国民力同心，侨胞不吝支持，友邦热心声援，我们共同谱写了一曲人类正义和正气的凯歌！尤其值得称颂的是我前线将士在枪械低劣，饮食不济的情况下，仍以高昂的斗志，无畏的精神，浴血沙场，奋勇杀敌，而我后方的人民，或送子参军，助夫抗战，或节衣缩食，捐献输将，这些都是我中华民族不灭之最有力的象征！在此，我借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向全体国民发出号召，恳请我忠勇爱国的国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赢取抗战之最后胜利！同时也恳请世界友邦予我以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以帮助我们战胜强大的敌人！”

稀稀落落的掌声响起，孔祥熙点头致谢后不无得意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但令他未曾预料的情景却在几百双惊愕的眼神中出现了：一个满头银丝的中年人“噔噔噔”地跨上台阶，走上了主席台。

这不是许德珩参政员吗？这次会议并没有安排他发言，他怎么上去了呢？

这位“五四运动”的健将，当年火烧赵家楼的骨干这时又会烧一把什么样的“火”呢？

在人们的疑惑神情中，许德珩声振屋瓦：“各位同志，来宾，听了刚才孔院长的讲话后，我有些想法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所以冒昧打断会议的安排，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孔祥熙赞扬了前方将士忍饥挨饿、英勇杀敌的壮举，歌颂了后方人民克己奉献、支援抗战的爱心，还号召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都是无比正确的，不过我想问一句，在200多万前线将士中，有几位是达官贵人的子弟？在各种团体开展的各项捐助活动中，豪门巨富奉献了多少？在流民满道、饿殍遍野的现实面前，你们的生活是否节省了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景是不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写照？！难道抗战只是下层人民的抗战，战争的苦难只应由下层人民独自承受？更有甚者，在全民抗战之时，有些人却在发国难财，囤积居奇，更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和平示敌，谋妥协投降之路，这些人是华夏的汉奸，民族的敌人，政府须擦亮眼睛而除之！”

“哗！”寂静的会场顿时爆发出山洪般的掌声。

蒋介石、汪精卫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煞是难看；孔祥熙的脸上还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但他们还是耐着性子坐着、听着。

会议进行了十天。7月15日下午闭幕会上，汪精卫终于抖擞精神，做了激昂慷慨的总结发言：

“在此抗战周年之时，国民参政会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胜利召开并圆满结束了！在此之时我谨代表全会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己，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抗战建国的目的！”

“夫国难之险，险于覆舟；应战之急，急于救火。凡我同胞，安危相关，生死与共，则独立之时日未远，自由之曙光可期！”

汪精卫的讲话把本届国民参政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不过不少人在心里嘀咕，一向主张“和平”的汪精卫怎么口口声声离不开“抗战”到底，难道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连他的“贤内助”陈璧君也颇为吃惊。

回到家里，同为参政员的陈璧君问道：“铭哥（汪精卫字兆铭），你近时怎么一口一个‘抗战’，你认为和平没有前途了？”

汪精卫剑眉紧锁，淡然一笑：“我是议长，是主角，不能没有台词吧！你没有听到许德珩的话吗？”

自从少女时代听了汪精卫的演讲、痴迷追求这位美男子以来，陈璧君一直是以“铭哥”称呼丈夫的。汪精卫的人才、诗才、口才让她倾慕不已，因而结婚之后她视之为私有物，生怕别人染指，而汪精卫又风流倜傥，身边的女人总是不少，所以这对夫妇之间总会不时发生揪头发、破脸皮的事。到底是南洋富商千金小姐的秉性占了上风，时间长了，汪精卫也就服了，少与别的女人勾搭，只是陈璧君的悍泼却在国民党内尽人皆知了。不过就政治而言，这对夫妇倒是夫唱妇随，相当默契的。

比如对抗日问题。

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人的侵华野心如吹充起来的热气球，不断膨胀，国人的抗日呼声也如同中秋的钱塘江潮，不断高涨，可就在这时候，汪精卫却对人说：

“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等我们有飞机大炮了，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大炮了，到那时候再打不迟。有些人，反对我的意见，认为现在不打，民气就会消沉下去。我看，要消沉的早消沉了，要不消沉的，永远不会消沉。”

陈璧君也和着说：“我们的力量还不到和日本人开打的时候，有些人总是说收复东三省，其实东三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是清朝带来的嫁妆。现在他们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反对的呢？”

如此谬论，稍有血性的国人自然都会愤然作色的！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式毕即合影留念、记者拍照，热血青年孙凤鸣混迹其中，对汪连开了几枪，汪因此留下了终身不愈的隐疾，直到1944年死去，是为轰动一时的“刺汪案”。

历史是一面镜子，有时候一尘不染，烛照分明。1910年，清廷腐败，血气方刚的汪精卫去谋刺摄政王；可25年后，汪精卫也成为政府首脑，对日妥协的他竟又成为血气方刚的青年的谋刺对象。时间是一支不弯的铁笔，对人们的忠奸贤愚，是那么毫发不爽地做出了写照。

但汪精卫并未因此改变他的“和平”主张，他反倒认为那些力主“抗战”的人是不负责任、不说实话。于是，“八一三”事变前夜，他在《中国日报》上写了篇《说老实话与负责任》的文章，一吐心声：

“中国宋末、明末曾两次亡国。其亡国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于不说老实话，心里所想与口里所说，并不一样。”

此论一出，千夫所指。《申报》直指汪精卫而来，“主和即汉奸”、“和即灭亡”。

汪精卫天生就有一套将狗屎说成乌金的本领。他反唇相问：

“为什么言和就是汉奸？如此说来，宪法上规定国家有媾和的大权，是规定国家有做汉奸的大权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匾字，其解释应该是‘忠孝仁爱信义汉奸’了。”

和汪精卫意气相投的除了他的“贤内助”外，还有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的周佛海、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以及几位大学教授如梅思平、陶希圣等人。他们经常在南京西流湾8号汪宅商议“和平”之途。

胡适本是潜心学问的文化人，这时也看不过去，便给他们取了个“低调俱乐部”的雅号，胡博士到底学贯中西，经他“点名”,“低调俱乐部”便海内闻知了。

武汉会战开始之后，“低调俱乐部”的成员转移到武汉继续活动。

这时日本人除军事进攻之外，还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不断向国民政府施以政治诱降。蒋介石有过彷徨，有过犹豫，有过动摇，但没有上钩，而汪精卫却心旌摇动，欲欲跃试了。

6月的一天，汪精卫与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在一酒馆里小酌，席间便谈到陶德曼转达的日本“和议条件”问题。

汪知道自己和蒋介石之间已是两条道上的马车，走不到一起，便怂恿蒋的连襟孔祥熙出头“和议”，造成既成事实，最后迫蒋接受。孔祥熙圆滑得像条泥鳅，借酒装痴，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汪精卫很不满意，遣将不如激将地说：

“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会议大家同意，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

孔祥熙剑走边锋，醉眼蒙地嘟嚷道：

“唉！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哟！”

三年前孙凤鸣的那几颗子弹还不时折磨着他这位国民党的副总裁，现在孔祥熙又轻轻洒上点盐水，汪精卫痛彻心扉了！

他决心独自沿“和平”之路走下去。

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后不久，他把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日本科科长董道宁找到家里，面授机宜道：

“值此国人大唱高调之时，我们还是应该实际一点，理智一点，能和则和。最近日相近卫又提出了一些新原则，我看你们还是到他们那里去一趟，摸摸情况吧！基督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我都是入地狱拯民于水火的人啊！”

看着副总裁如此动情的样子，高、董二人流着眼泪走出了汪府。

7月下旬，他们通过国民党中宣部驻香港代表梅思平，取道香港，飞赴日本，会见了陆相板垣、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得到了日本政府“扶汪倒蒋，中日和平”的允诺。

从此，汪精卫吃了一颗定心丸，更可以放言“和平”了。

到了10月13日，敌人溯长江、淮河而上，东占田家镇，北叩武胜关，武汉会战已进入紧要关头。

在此前方将士流血，后方难民流浪之时，13日，汪精卫通过与海通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再次向日本人抛出“绣球”：

“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项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可成为讨论的基础。”

这完全是在为投降公开“招标”了。

举国之谴责自不待言，即便远在海外的陈嘉庚先生，也忧心如焚。

陈嘉庚是老同盟会会员，早年倾力支持革命，对汪很尊重。20世纪20年代初，他创办厦门大学时，曾想聘请汪为该校校长。现在看到汪发出这样的“求和”论调，他岂能充耳不闻，不施援手？很快地，他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相劝：

“先生居重要主位……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关系致大，倘或失误，不特南侨无可谅解，恐举国上下，皆不能谅解……万望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

但这时汪精卫已是走火入魔了，哪里听得进老友的规劝呢？

11月，也就是武汉和广州失陷后不久，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相会于上海，商订“和平”条款，是为有名的《重光堂密约》。12月8日，悄悄带上妻儿女婿从重庆珊瑚坝机场用一架小型飞机飞抵昆明，然后又由云南省主席龙云礼送他们分批到达河内。汪精卫从此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

—当然，此是后话了。

现在，把镜头仍然拉回到1938年6月。当此时，100万中国军队已摆开了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阵势，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一页—武汉会战即将在血雨腥风中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