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人在商海：我的一周掠影(2)

卡奈斯伯格听上去被我这番说词打动了。挂电话之前，我又渲染了一番全国广播公司总部设在世界第一高楼的好处，我说：“请您珍惜这次机会，这可是一处绝佳的地标。”

下午5：45　我9岁的儿子多尼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无论在忙什么，我都会接孩子们的电话。除了多尼，我另外还有两个孩子，6岁的女儿伊万卡和3岁的小儿子艾瑞克。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当爸爸的“任务”似乎减轻了——我爱我的孩子们，但是我总玩不好他们喜欢的玩具卡车和洋娃娃。现在，多尼已经开始关注建筑、房地产和体育运动方面的事情了，这让我感到欣慰。

我在电话里告诉儿子，爸爸一定尽早回家。但是多尼却一定让我说一个准确的时间。也许，他是遗传了我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基因吧。

下午6：00　又打了几个电话，我从楼上乘电梯回到位于特朗普大厦住宅区的家。当然，回家后我还要再打几个电话。

星期二

上午9：00　我给伊万·博斯基致电。博斯基是一个套利者，同时，他跟他的妻子是比弗利山酒店（Beverly Hills Hotel）的主要所有者。我刚听说他打算卖出酒店。可我并不知情，打过电话两周后，博斯基急于卖出酒店原是为了迅速融资。

我打算聘请54俱乐部（Studio 54）和百略达公司（Palladium）的创始人，史蒂夫·卢博和伊恩·施格拉替我管理比弗利山酒店。史蒂夫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一定能重振酒店的雄风。我在电话里告诉博斯基，自己对这笔生意有兴趣。他告诉我，摩根士丹利集团（Morgan Stanley）已经开始着手这笔交易，待会儿摩根公司的人会跟我联络。

我钟情于洛杉矶这座城市。20世纪70年代，我经常去洛杉矶度周末，就住在比弗利山酒店。当然，我不会让个人情感影响到自己的商业判断力，就算再喜欢这家酒店，也得等到它的出价对我有利，才会出手。

上午9：30　阿兰·格林伯格来电说我们又购进10万股假日酒店的股票，而且股价上涨了1.5个百分点，股市的波动是很大的。我告诉阿兰，听说假日酒店的高层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怎么对付我呢。阿兰认为，假日酒店领导层会制订出“毒丸计划”，来抵制我“邪恶”的收购行为。

我们的对话仅用了不到两分钟。我喜欢跟阿兰这种高效的人通话，他从不说废话。

上午10：00　我会见了一些承包商，他们负责特朗普广场的室内停车场和交通运输中心的建设工程。这片交通区位于大西洋城海滨走道（Boardwalk），与特朗普广场有一街之隔，建成后能容纳2700个车位，工程造价3000万美元。今天他们来向我汇报工程的进展，他们说，目前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费用也在预算之内。

车库将在1987年5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投入使用。这是大西洋城每年最盛大的一个周末，因为紧随其后的周一便是阵亡战士纪念日（Memorial Day），这一活动将使我们公司大赚一笔。目前特朗普广场虽没有正规的停车场，但对收益没造成什么影响。新的停车场位于通向海滨走道的主干道的末端，离海滨走道很近，去我们的赌场也只需穿过一个人行道。凡是在这里停车的人，都将成为我们的财源。

上午11：00　我会见了纽约金融界一位高官，他想来我这儿找生意做。我跟他大体介绍了一下最近正准备接手的几笔生意。很有意思，现在都是银行家来找我，从我这儿借钱用，他们也图个万无一失嘛。

中午12：15　助理诺玛到我办公室说，我们原定周四举行的沃尔曼溜冰场新闻发布会要改到这周三了。因为与纽约州公园管理委员会主席亨利·斯特恩的日程发生了冲突，他这周四要到纽约上西区为中央公园新运动场建成仪式献词。这个运动场是歌手黛安娜·罗斯承包经营的。

现在的问题是，工程要按部就班，我们不能提前浇筑混凝土，但是如果没浇筑混凝土就开新闻发布会，又失去了新闻的时效性，真是添乱，可又能怎样？只能临时应付一下，我不想让亨利为难。上一周，我的保安以没有我签的放行证为由，拒绝亨利进入溜冰场施工现场。这件事做的有点过，可想而知，亨利生气了。

下午12：45　我的会计杰克·米特尼克打来电话，跟我商量我们最近这笔生意对公司上交税金的影响。我问他，新的联邦税法将取消房地产行业的销账行为，这是否对我们很不利。

出乎我的意料，米特尼克说，他认为新政策对我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分析说，我的大部分收入依靠的是经营赌场和共管大厦，再说现在最高税率从50%下降到了32%。可我还是认为，新法是一个败笔，因为它取消了对开发商投资和建设的激励机制。要知道，在那些非中心地段，没有政府的激励机制，是没有开发商愿意承包的。

下午1：30　我叫诺玛致电密苏里州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约翰·丹弗斯。我并不认识丹弗斯，但他是强烈反对新税法为数不多的几个议员之一，所以我要跟他联系。也许现在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因为新税法已经公布。我打电话只是想赞赏他能不顾自己仕途的安危，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丹弗斯没在办公室。他秘书说，丹弗斯会再与我联络的。

下午1：45　诺玛见我刚好没在打电话，进来问我对几份邀请函的处理意见。第一份来自戴夫·温菲尔德，他邀我担任晚宴的主持。戴夫是纽约扬基队的外场手，他有一个反对运动员用禁药的基金会，这个晚宴与基金会有关。本月我已经为两场晚宴担任了主持，一场是为脑瘫患者联合会（United Cerebral Palsy），另一场是为警察运动联盟（Police Athletic League）。

我很清楚，自己为什么总是受邀担任主持或在仪式上讲话。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邀请我参加慈善活动的人知道，我有一帮富人朋友，我的出席可以带动他们出钱买宴会桌位。我熟悉游戏规则，虽然不愿参与，却不好推脱。然而，这个月我已经两次求助于朋友们。慈善——只有这个理由，我才好意思开口让朋友花10万美元去买一个桌位。我吩咐诺玛，让她婉言拒绝戴夫的请求。

另一个邀请来自青年总裁组织（Young President's Organization），邀我出席他们的一场晚宴并致词。青年总裁组织的成员都是年龄在40岁以下的各公司总裁，两个月前我已经过了40岁生日，所以我想，在他们眼里，我已经是个元老级人物了。

大概还有六个派对的邀请，诺玛问我去不去，我选了其中两个。一个是房产经纪人爱丽丝·梅森的派对，她请的都是纽约房产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请到这些人，梅森的身价也随之提升，跻身到社会名流之列。另一个邀请来自一对可人儿：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芭芭拉·沃尔特女士和洛利玛影艺公司（Lorimar-Telepictures）的总裁墨夫·埃德森先生，他们几个月前刚在加利福尼亚州完婚。

说实话，我在派对里不太引人注意，因为我不喜欢跟人闲谈。可是，闲谈是做生意的一部分，所以我会逼着自己多聊一些，然后争取早点回家。当然，幸运的时候，我也能碰上自己喜欢的话题。我常常是很早接受了派对的邀请，想着赴约的日子遥遥无期，等到这一天真正来了，却后悔当初不该答应，但也无计可施。

下午2：00　我有了个想法，就又打电话给阿兰·格林伯格。我的意思是，如果收购假日酒店，要先取得内达华州的赌场经营许可，因为假日酒店在内达华有两家赌场。我问阿兰：“我想把假日酒店的股份卖掉，赚上一笔，得到赌场经营许可后，再收购假日酒店，你意下如何？”

阿兰坚决反对，让我不要出手。我听取了他的意见，就挂了电话，做事情还是应该留有尽量多的余地。

下午2：15　约翰·丹弗斯给我回电。我们聊得很愉快，我鼓励他为了目标继续努力。

下午2：30　我给拉斯维加斯沙丘饭店（Dunes Hotel）的老板回了电话。沙丘饭店的拥有的地段，应该是拉斯维加斯一带未开发地段中最好的一块，如果价格合适，我会考虑买下那里。

我崇尚大规模的赌场生意，这对我有无穷的吸引力。归根到底，我迷恋的是滚滚的财源。如果你熟知自己涉足的生意，并且善于运作，就能够从中谋利，精明的运作可以给你带来广袤的财源。

下午2：45　我的两位兄弟，罗伯特和哈维·费里曼来到我办公室，他们都是我的副总裁。前几天，他们跟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Con Edison）和全国广播公司的高层讨论了西城建楼的事情，今天是过来汇报的。爱迪生电力公司在西城最南端有一个排烟塔，各位高层讨论的是，如果新建大厦紧挨着排烟塔的话，是否会影响正常排烟。

罗伯特小我两岁，说话温和、平易近人、天资聪颖并且做事高效。也许做我的弟弟并不容易，但是他从无怨言，还跟我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罗伯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我亲切地称为“老弟”的人。他跟大部分人都处得很好，这对我是一大优势，因为作为公司的最高领导，我有时难免“当坏人”。哈维的性格跟罗伯特截然相反，他不苟言笑，说话直奔主题，但是思维缜密，擅长逻辑分析。

他们跟我说，联合爱迪生公司的人认为，新楼的建设并不会影响排烟塔正常工作。我听了很高兴，但也清楚，电力公司没有最终决定权。在得到许可之前，我们应该独立制定一份该区域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下午3：15　我打电话给城市规划委员会（City Planning Commission）的赫伯特·斯高茨。城市规划委员会对西城建楼计划有初审权，这周五赫伯特和他的同事会对我们的选址进行实地考察。

赫伯特不在，我给他的秘书留了口信，希望周五能跟赫伯特先生见一面。

下午3：20　吉拉德·施勒格律师来电。吉拉德供职于美国最好的房地产公司之一的德雷尔&特劳布公司（Dreyer & Traub）。1974年我买回康莫得酒店后的每笔大生意，他几乎都经手过。吉拉德不仅是位律师，更是一个极具商业头脑的人。跟其他商人一样，他能迅速地看出每笔交易里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谈了谈假日酒店的近况，还有另外几笔进展不同的生意。吉拉德和阿兰·格林伯格一样，是个不说废话的人。我们聊了六个问题，用了不到10分钟。

下午3：30　我的妻子伊万娜要乘直升机去大西洋城，走之前来跟我道别。我常跟伊万娜打趣说，她工作比我还拼命。去年，我从希尔顿集团买下一家赌场，成为我的第二家赌场，取名“特朗普城堡”，我想让伊万娜掌管这家赌场。伊万娜无论做什么都能出类拔萃，天生就是个管理者坯子。

伊万娜在捷克斯洛伐克长大，是家里的独生女。她的父亲是一名电力工程师兼优秀运动员，他在伊万娜很小的时候，就教她学习滑冰。伊万娜6岁开始在滑冰比赛中拿奖，1972年，她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滑雪队的一名替补队员，参加了日本札幌的冬奥会。1973年，从布拉格的查理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毕业后，伊万娜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很快便成为加拿大的顶尖模特。

1976年8月，我和伊万娜相识于蒙特利尔夏季奥运会。在那之前我跟不少女性约会过，但是都没有真正投入。伊万娜跟她们都不同，我真的动了心。我们交往了10个月后，终于在1977年4月结合在一起。婚后不久，我让她负责一项正在进行的工程的内部装修工作，她干得非常漂亮。

伊万娜是我见过的做事最井井有条的人。除了照顾我们的三个孩子，她还负责打点我们的三处房子，分别是我们在特朗普大厦的公寓，在棕榈海滩的豪华俱乐部，玛尔拉格和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的家。另外，她还要掌管特朗普城堡的生意，养活大约4000名员工。

特朗普城堡经营得非常好，但我仍希望伊万娜能做得更好。我告诉她，我们拥有大西洋城最好的赌场设施，理应做成最赚钱的一家。伊万娜的商业抱负不亚于我，她坚持认为我们的赌场经营并不占优势。她让我建更多的套房，却没考虑到建这些套房需要花费4000万美元。她只考虑到没有套房就会影响生意，特朗普城堡就不会是最好的赌场。我当然不会当面驳斥她。

下午3：45　通用汽车公司负责凯迪拉克汽车销售的副总裁奉总裁之命打来电话。我跟凯迪拉克分部总裁约翰·格雷登伯格是在棕榈海滩认识的，凯迪拉克公司想跟我们合作，生产一种新的豪华轿车，取名为“特朗普金色系列”（Trump Golden Series）。我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于是跟对方约好最近两周找个时间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下午4：00　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赌场分析员，丹尼尔·李和同事前来拜访，希望在一笔收购酒店的生意中，做我的投资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