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语感论
如前所说，科学认知虽然以理性为主，但并不排斥情感，因为情感是人类全部经验形成的组成部分，抽取情感的科学必然导致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方法必然导致机械翻译，即使科学文本亦然。即使自然科学家（专才），也往往是身兼数科的通才，有些科学文本也是写得文采飞扬的。一般的科学文本也不只是定律定义的逻辑说明与演绎或是科学现象的简单罗列。情感是高级的心理状态，它是感知、感觉等一系列初级心理的擢升。对于译者而言，首先须有直觉。美学家阿恩海姆（Arnheim）认为：直觉是一切认知的基础，一切发明创造都始于直觉；朗格（Langer）则认为直觉首先是一种基本的理性活动，它导致一种逻辑或语义上的理解。对语言的直感或直觉即语感。
关于语感的性质，乔姆斯基（Chomsky）认为它是一种基于人的先天基础而来自后天经验的“直觉的语言知识”。在语言学上一般指个人对话语形式音义方面的直觉反应，语感因个人所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专业和职业等活动领域而异
。《国外语言学通观》（下）则将其列在intuition（直觉）项下，指出：直觉指本族人对其语言，尤其是对句子的可接受性及句间关系的判断，常常是隐蔽的；亦称作隐含知识（tacit knowledge）或语感（Sprachgefühl）。王尚文则指出：由于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感必然是社会的人对具有知识、情感内容的语言对象全方位的直觉感受与判断，因而绝不只是一种语言知识，而是和人的观念和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深刻而丰富的感觉。显然，这一界说较之前说更为全面而深刻，涉及认知与情感。语言的直觉是对意义的全方位感知与体验，歌德（Goethe）即指出过：“意义”既不在天国，要想把握它不仅仅凭认知，实践中的感性体验高于一切。戴默尔（Dammel）专门论述过“哲学的世界观”与“诗意的世界观”之间的区别，指出前者“不过是一种条理化的主导思想”，而后者则是多元的，“艺术家在创作时，不是在知性概念中思考，而是在情感表象中思考”。
王尚文第一次提出了“语感图式”这一富有原创性的概念，创造性地论述了语感操作的机制；第一次发现了人们在阅读过程中“浅表同化”、“疏陋同化”、“片面同化”、“孤立同化”、“错失同化”等一系列以自我为中心的同化现象，并探讨了如何克服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衡量语感素质的广度、深度、美度、敏度四项标准，论述了培养语感的对象性、感受性、同步性、实践性四项原则，明确指出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语感，而不是传授语文知识。语感并非如乔姆斯基所定义的只是直觉的语言知识，而是如马克思指出的是社会的人的一种丰富、全面而深刻的感觉，因而语言教育与思想情感教育两者结合的有机性与相互渗透的深刻性最典型地体现在语感的培养中。凡此，都对翻译与翻译教学提供了具有启示性的理论参照，只是就翻译而言，已不只是本族语语感，而是双语语感了。显然，他的“语感中心说”具有其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与教育学基础。
语感是言语的，而不是语言的。翻译中既有言语的输入（听、读），也有言语的输出（说、写）。就翻译的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而言（口译、笔译），输入型语感与输出型语感都是译者所必备的。易言之，口头语感、听觉语感、笔头语感和视觉语感都是需要的。语感的功能则有理解功能、判断功能与情感功能等。
言语是一种创造，它是言语与对象的统一，也是言语与主体的统一，更是言语与环境的统一。言语与有关言语诸因素的高度统一即产生一种言语美。语感不但不排斥而且还包容对美的言语的感知、领悟，语感判断不但不排斥还包容对言语美丑的判断。美的对象总是直接以其感性形象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引起美感，它的感性形象是美感所由产生的物质基础。但美的言语并不仅仅是描述美的言语，它也可以描述丑，如鲁迅即以美的言语描述了阿Q的丑的对象。可见，言语美并不依存于对象美。这就涉及感性学的课题。雨果（Hugo）曾提出过美丑相共的命题，这在艺术创造中具有复杂的生成学含义。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埃斯梅拉达与卡西莫多就是两个审美（丑）对象的美丑相共，后者的外形之丑与内心之美也构成美丑相共；审美对象之丑与言语形式之美也构成美丑相共。而就语感论而言，可以说，言语美只是存活于美的言语形式之中，这就涉及言语修辞论与感性学，而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沃尔特·约斯特（Yoest）指出：布斯（Boothe）对修辞学最新论述的优点在于他强调了自己终生关注的领域：“修辞学（涉及了）人类为彼此带来各种效应而分享一切资源：伦理效应（包括人物的点点滴滴）、实践效应（包括政治）、情感效应（包括美学），以及智性效应（包括每个学术领域）。”可以说，通过言语，也包括对言语本身的理性认知和情感体验，涉及语感的不同层次。有论者指出，言语美分为言内和言外两个层次，言语美感也有相应的两个层次。言内层次：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言外层次：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言外层次能以言实现对言的超越，收到言尽而意不尽的特殊效果。而这点便与人的情感结构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