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容闳与太平天国、曾国藩
1912年4月21日，一位美籍华人在美国哈特福德市去世，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的容闳。今年是他逝世一百周年，但他并非如有的书上所说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在容闳赴美前二十九年，即1818年，美国康州康威尔城的“国外布道学校”就有一位来自广州的姓王的留学生。更早些，康熙年间有个叫郑玛诺的人，“自幼往西罗马国，习格物穷理超性之学，并西国语言文字”。所以，容闳说“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可见容闳还是实事求是的，只是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留学生，并未说自己是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之前的那些留学生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他们在留学过程中已经被全盘“西化”了，忘记了自己的祖先根脉，甚至以西方传教士的身份再回故国。容闳则不同，他始终不渝地眷恋着自己的祖国，坚决拒绝在毕业后充当传教士，也拒绝做高薪的洋行买办，致力于“使中国日趋富强文明之境”，为此奔走一生。因此，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他，以至于把他称之为中国留学生的第一人。
访问天京与洪仁玕晤谈
1847年，十九岁的容闳赴美留学，于1854年冬学成回国，1860年容闳带着对太平天国的好奇心和想要实现的教育理想，于这年11月来到南京访问了太平天国，直到次年初才离开，前后四十天，在与洪仁玕晤谈中，洪仁玕两次邀请他参加太平天国，与他们共创大业。
1860年11月18日，容闳抵达南京，与他同行的有两位传教士和一名中国人。进城后，容闳首先拜访了二十多年前就认识的传教士罗孝全。罗孝全是美国南部浸信会传教士，1840年代他在广州传教时，洪秀全和洪仁玕曾向他学习基督教教义。此时，罗孝全在太平天国被委任为外务丞相，受封义爵。而洪仁玕与容闳1850年代中叶在香港时已经结识，交往颇多。洪仁玕离香港绕道上海前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之前，向容闳表示，希望他也能到天京。只不过容闳当时还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容闳到达天京的第二天，即19日，就来到干王府，与洪仁玕见面。洪仁玕很高兴，在照例的寒暄之后，洪仁玕很想知道容闳对太平天国的看法，迫不及待地要求容闳谈谈对太平军的看法，询问他们的这番事业是否能成功。洪仁玕还表示，希望容闳能留在天京与他们共创大业。容闳没有回答洪仁玕提出的前两个问题，针对洪仁玕希望他留下与大家共创大业的要求，容闳对洪仁玕表示自己暂时还没有与他们共命运的考虑，这次来只是想看望老朋友，想了解一下太平天国能否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提供帮助。倘若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自己会考虑是否留下。于是，容闳有针对性地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设性意见：
按照科学原则组建军队。
创办武备学堂（陆军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
创办水师学堂（海军学校）以培养海军。
组织文官政府（平民政府），由有才智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
建立银行体系（金融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
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把《圣经》作为教科书之一。
建立一整套实业学校体系。
容闳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洪仁玕在香港也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对容闳的建议，洪仁玕很高兴，因为容闳的七条建议与自己向天王洪秀全提出的《资政新篇》的方向是一致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此后几天中，容闳与洪仁玕还就这七个方面的内容做过一些探讨，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经历了1856年的“内讧”之后，洪秀全早已没了昔日的进取心了，不要说一个“海归”的建议，就算是亲如族弟的干王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都被束之高阁。对此，容闳不无遗憾地说：“干王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比其他诸王或诸将甚至洪秀全本人更有见识。他了解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强盛的奥秘所在，因此完全懂得这些建议的至关重要性和确切意义。但他只是一个人，没有人支持他，以拥护这些建议的实施。”虽然容闳的建议不能被太平天国所接受，可洪仁玕还是希望容闳能留在天京与他们共命运，同创大业，他派人给容闳送来官印，封予他天朝的“义”爵。这是地位仅次于“王”的爵位。容闳婉拒了。容闳对干王洪仁玕说，“只要太平军的领袖们决定实施我第一次与阁下见面时提出的建议，不管是其中一条或全部内容，只要需要我为之尽力的，那我都将极为乐意地为之效力”。太平天国以“新瓶装老酒”，借用西方基督教号召穷苦百姓为之推翻清王朝，岂能推行近代西方所谓的“平民政府”？洪秀全怎么可能接受容闳这些建议呢？
认为太平天国不可能取得胜利
容闳之所以拒绝留在天京，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容闳从上海出发，途经苏州、无锡、常州、丹阳，来到天京，沿路所见太平军的所作所为，大失所望。容闳说：“根据判断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的行为和品质以及他们所施行的政策，对于他们最后的胜利，我是抱怀疑态度的。”他说道：“太平军都令我彻底失望，我完全确信太平军既不能完成改革中国的大业，也根本无法使中国复兴。”与一些太平军将士接触后，容闳说，他们表面上对知识分子很客气，但骨子里对知识分子很不以为然，谈话时态度的傲慢，反而暴露了自身的浅薄。到了天京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心中已有了对太平天国及其领导人的认知，在他心目中，洪秀全就如罗孝全所讥讽的那样，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把他们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而这又是不能直接对洪仁玕明说的。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政教合一性质，就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不是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 容闳总结说：“太平军起义，既没有使中国出现新的政治理念，也没有出现新的政治理论或准则，以作为一个新的政体的基本论据或理论基础。”
在天京已经访问了一个多月的容闳大失所望，他决定不再在天京逗留了，12月27日，容闳告别了洪仁玕，经来时的路线于次年（1861年）初回到了上海。太平天国最终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容闳做了总结，他认为太平军队伍中的很多人，都是些地痞无赖，是“人口中最无知最卑劣的人群”，“他们毫无纪律观念”、没有任何组织纪律“可以遏制他们的胡作非为，他们不加区分地任意烧杀抢掠”。容闳说，凡是太平军经过或占据的地方，一派萧条，他记载了芜湖等地在太平天国控制区域内所见到的情形：“城中居民极少，房屋多半荒废。两岸稻田久已无人耕作，荒芜遍地，杂草丛生。当我们在向太平县的溯行中，所经过的区域全都呈现出一派劫后凄惨荒凉的令人抑郁的景象。所有村庄几无人烟，村舍毁坏不堪。这个原为五十多万人口的地区，现只能见到几十人无精打采地、绝望地在四处漫游，形容消瘦憔悴，看上去就像能走动的骷髅。”当太平军占领扬州、苏州、杭州和南京这些富庶城市后，“财富和美丽的女子”“加速了他们的蜕化堕落”。太平军将士们“沉浸在无可计量的财富和奢华的环境中，对财富和享乐的贪恋，促使了他们的崩溃”。容闳见到的都还是基层的太平军将士们的所作所为和掌握一定权力后的情况，而高层的贪婪与腐化容闳是不可能见到的，至多见到的是王府的高大壮丽、高层服饰的豪华、出行的前呼后拥、饮食的精美罢了。倘若容闳能真实地了解到太平天国高层，尤其是洪秀全没有节制的奢侈腐化，只怕是更加触目惊心。亲身参加太平天国有四年时间的“洋兄弟”呤唎后来写有《太平天国亲历记》一书，书中记载了农民出身的太平军将士们对物质财富是如何垂涎和攫取的，其中提到李秀成所戴的一顶帽子——狻猊冠。根据他的描述，我们知道它的精美绝伦超过我们在今天北京十三陵之一的定陵所见到的明神宗的那顶皇冠。对权欲、财富的渴望追求终于断送了太平天国。对太平天国的必然失败，马克思早有预见，马克思在写于1862年6月的《中国纪事》一文中，评价了太平天国运动，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天国“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马克思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
洪秀全占据南京之时，南京被誉为“六朝古都”已有一千多年了，容闳在南京待了一个多月，可他在自传中却没有一处提到南京的繁华，提到南京的古都建筑。究竟是怎样的场景让这位“海归”“遗忘”了南京曾有过的繁荣昌盛呢？答案其实都留在当时人的记载中，我们正是从当时人的记载中了解到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的所作所为。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洪秀全下令拆除明故宫，用来建造天王府，在洪秀全的“以身作则”下，各王、高级将领争先恐后为自己营建府邸。洪秀全成立删书衙，开始毁灭古迹、焚烧传统典籍，用洪秀全的话说是“旧时一切歪例尽除”。破除一切原有的社会风俗和道德，接受洪秀全的那一套理论和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让所有的天国居民彻底工具化，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洪秀全的宝塔式统治政权，以便保持对人民的剥夺。用马克思《中国纪事》中的话说，“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生产力遭到空前打击。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怎么可能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容闳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上述著作，更不可能读到他去世八十多年后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他凭借自己的观察得出了对太平天国“最后的胜利，我是抱怀疑态度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必然失败的结局。
总结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
不过，对太平天国运动，容闳虽然认为是一场反叛，但他并没有予以全盘否定。他肯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在唤醒中国人民的觉悟方面，其功不可磨灭：“太平军起义作为一个动力，毁坏了一个伟大民族的麻木呆滞的状态，唤醒了她需要一个新国家的意识。” 这个评价不低。
容闳虽然批评太平军的纪律不好，但他也没有以偏概全，而是有什么说什么，对李秀成、陈玉成约束军纪，容闳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如容闳说他经过“苏州和溯大运河而上的途中，我们所经过的地方都成了废墟”，但他并不认为全是太平军所为，既有清军撤退时的毁坏，也有地方盗匪的作恶，第三才是太平军本身行为不当所至。李秀成进入苏州后，奖励了太平军中镇压胡作非为者，还发布了三条法令：“（一）士兵不得杀害或杀戮百姓；（二）禁止杀戮牲畜；（三）禁止焚烧房屋。凡违反上述任何一条法令者，皆处以死刑。” 容闳说，他在路途中的确见到一些太平军将士因纵火、劫掠、盗窃和虐待人民而被处以死刑。有的太平军将领很有礼貌，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并尽力保护人民。
对太平天国运动，容闳充满了同情，他认为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之所以冒险起来反抗，走上反叛之路，完全是清王朝统治者一手造成的。他说，从当时的政治局面所蕴含的内在本质来说，即使没有清政府对洪秀全组织拜上帝教的迫害，“也依然会发生一次起义”，“基督教和宗教迫害这两者都不是引起1850年（农历，公历应为1851）的起义的直接和必然的原因。它们可以被看做是造成这次起义的枝节或诱因，但不是真正的原因”。那么，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容闳很认真地指出，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是三个原因促成的。一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腐败，整个政府机构，从上到下，被贿赂腐蚀得千疮百孔，已腐朽不堪。而这种盛行的行贿受贿之行为，却被赋予一个文雅的名词“赠送礼物”，实质就是为人所熟知的“贪污受贿”。二是政府官吏们拼命无止境地剥削人民，贪得无厌地搜刮民财以饱私囊。三是官吏贪污腐败、盘剥人民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恶果是，整个国家行政机构就建立在一个庞大的欺诈和虚假的体制之上，说假话，以谎言维持统治。容闳总结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三个原因，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这三条其实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特别是他提出的第三点，更是令人震惊，并发人深思。任何一个政权如果只能依靠谎言、假话来维持统治，倘若所有动听的教化、对人民的许诺最终只是为了限制普通人的权利，并赋予自己至高无上的特权，那么，这样一个政权离它的垮台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清王朝是如此，太平天国政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曾国藩思贤若渴，三邀容闳共事
大约在1863年2月，也就是容闳离开天京后两年，容闳收到曾国藩的幕僚张斯桂的信，信中告诉容闳，曾国藩爱才，听说容闳是从西洋留学回国的，就很盼望得到容闳的襄助，他受曾国藩委托，希望容闳能到安庆，曾国藩很想见他。容闳接到信之后，心里不免犯嘀咕，是不是与太平军的交往引起曾国藩的注意，要将自己诓到安庆杀害。转念一想又觉得张斯桂是自己多年老友，难道他会受曾国藩利用，要将我骗到安庆？两面一想，容闳决定在未能弄清曾国藩的真实意图之前，暂时按兵不动为上策。可两个月后，容闳又收到张斯桂的来信，力促他尽可能早地来安庆。本来，容闳还是犹豫不决，可张斯桂的这封信中附了李善兰的一封信，容闳不能不相信，曾国藩是出于真心实意。李善兰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又是容闳回国后在上海结识的朋友。李善兰在给容闳的信中说：“他已经在总督曾国藩面前介绍过我，说我接受过美国教育；说我曾在1857年为饥荒难民募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赈灾款；说我渴望为国效力，使中国得以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等等。”李善兰在信中还特地交代说，曾国藩有重要的事业想委托容闳做。还说徐寿、华蘅芳也都在安庆，他俩也是受曾国藩邀请来到安庆的。徐寿（1818—1884），今江苏无锡人，好钻研自然科学，对数学、几何、化学、矿学、医学、光学、电学、汽机等，都下过苦工夫，是中国化学先驱，尤其是对机器制造更有深入研究，在晚清就以博学多才著称。曾国藩在安庆、江宁（今南京）分别创设机器局，徐寿均参与其事，并与华蘅芳合作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木制轮船“黄鹄”号。华蘅芳（1833—1902），也是江苏无锡人，十四岁就弄懂了应用算术书《算法统宗》，并结识了徐寿。在此后的日子里，华蘅芳除研究中国古典数学外，对西方传过来的代数、几何、微积分、物理、博物等现代自然科学，加以钻研，取得很多成绩，成为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他与徐寿一起探索光学奥秘，“验得光分七色”。1860年华蘅芳出版《抛物线说》一书，由徐寿插图。该书比当时国外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圆锥曲线学》中译本早了六年，在中国被视为具有开创性意义。此时，华蘅芳与徐寿都在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工作。李善兰的信彻底打消了容闳仅存的一点顾虑，他决定两个月之内就前往安庆。可曾国藩思贤若渴，于1863年6月，第三次让张斯桂给容闳去信，仍让李善兰附信于内，敦促容闳前往安庆。张斯桂与李善兰的信很坦诚地把曾国藩的意图告诉了容闳，希望容闳放弃经商，到安庆曾国藩营中，为国家效力，督促容闳立刻动身。容闳这才不再怠慢，很快来到安庆。
1863年9月，容闳到达安庆，张斯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高兴地对容闳说，“曾国藩自从听了他们的介绍，这半年来，一直都在急切地希望见到你”。第二天，容闳的名刺（当时的名片）刚一由侍卫递进，曾国藩立即起身将容闳请进。对这次见面，容闳有一段详细描述：“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之后，他们开始了对话。事后，容闳描绘了他见到的这位总督的形象：“他身高五英尺八九寸（约在1.77—1.80米之间），体格魁伟健壮，肢体匀称协调；他方肩宽胸，头大而对称，额宽且高；其眼睑成三角形状，双目平如直线。不像蒙古人种那样类型的人所具有的特殊相貌”，曾国藩“浓密的连鬓长髯直垂下来，披覆在宽阔的胸前，使他威严的外貌更增添几分尊贵。他的眼睛为淡褐色，双眼虽然不大，但目光炯炯，锐利逼人。他口宽唇薄，显示出他是一个意志坚强、果敢明决和有崇高目标的人”。
容闳描绘的是曾国藩的相貌特征，仅是外表，在容闳心目中，曾国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曾国藩是容闳心目中的珠穆朗玛峰
容闳对曾国藩评价不低，认为曾国藩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无疑是他同龄中以及他那个时代最为卓越的人物之一，作为一名最高军事将领，他是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他凭着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从具有极高学术成就的翰林升为进攻太平军的清军最高统帅。”
在容闳眼中，曾国藩还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员，这就颠覆了传统观念对曾国藩的认知。容闳说：“七八个省的财政收入全由他自行处理，这些省份的行政大权和地方官员的晋升任免，也全由他控制。权力之大，几若王权。所以不夸张地说，曾国藩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最有权威最具实力的人。然而，合乎他内在的崇高品质，从未听说过他滥用置于他手掌中的几乎是无限的权力，也从未听说过他乘机利用他支配的巨大财富使自己富裕起来，或肥其家庭、亲戚和朋友。他不像其僚属和后继人李鸿章那样给子孙后代留下四千万银两的遗产。曾国藩身后萧条，他在自己的政绩簿上没有留下污点，而留下了受人崇敬的品格和为世人颂扬的正直、爱国、廉洁的美名。”
在容闳笔下，曾国藩还是一位有着杰出才干且十分开明的人：“他非常有才干，但又很谦逊；他思想开明，又稳健节制。”
容闳表现了对曾国藩的由衷敬佩，容闳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典范人物”， 为自己能认识这样一位正直君子感到幸运。
在容闳笔下，曾国藩还是一位善于用人和爱才的将帅之才、封疆大吏。在曾国藩的总督府中，大大小小的官员有二百来位，除了其中一百位是幕僚、还有少量的候补官员外，余下的七八十位，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这其中有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师等。这些人都被曾国藩网罗到府中，“总之， 中国出类拔萃和知名的人物都被他那富有磁性般魅力的品德和声望吸引到这里。对于那些学识高深和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他总是极为敬佩，喜欢与他们交往和共事”。
容闳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曾国藩的伟大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高贵爵位能够衡量的。他的伟大不在于战胜太平军，更不在于收复南京，他的伟大在于他伟大的德行——他纯洁和无私的爱国心，他深刻和有远见的治国之才，以及他政治生涯的清正廉洁。他被认为是‘正直的人’而载入史册。”
曾国藩去世，容闳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最后评价曾国藩说：“作为一位政治家，一位爱国者，就他个人的品德而言，超过同时代的人，正如高耸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其峰巅为无穷尽的皑皑白雪覆盖着，在纯净洁白和宁静无扰的环抱中，永远那样的泰然安谧。”
也许容闳有溢美之词，但历史上的曾国藩作为“同治中兴”第一名臣，大节不亏，小节可敬，不取任何不义之财，“每日三省吾身”，善于用人，有容人之量，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甚至被左宗棠当面斥责、人后贬低“涤生（曾国藩字）才具稍欠”，天京城破时上奏揭发曾氏兄弟让数千太平军包括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出去，为此，曾国藩后来花了老鼻子劲才将此事摆平。然而，他都能不予计较而宽恕待之，甚至以德报怨。这是很难得的一种品质。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不仅要团结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同的同志，还要团结那些意见不同、甚至反对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家，说得再好也没有了。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其程度未及毛泽东，而鲁迅则毫不讳言：“我是一个都不宽容。”曾国藩做到了毛泽东说的这点，他对自己的政敌也不攻讦，抱着非同寻常的宽恕之心，而且采取团结态度。这都是事实。这使他不仅赢得了当时人的尊敬，也赢得了后世对他的尊敬，否则，毛泽东又缘何会敬佩他呢？
在曾国藩支持下实现了幼童出洋留学
在容闳的建议下，曾国藩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在中国创办能够生产机器的“机器厂”。容闳受曾国藩委派，全权负责创设“制造机器”的工厂，并于1863年10月前往美国采购机器设备。容闳在美国采购的机器设备，后来成为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设备来源之一。但是，容闳更大的兴趣是办学从事教育，以教育救国，这是他回国立下的志向。容闳认为中国现时不论干什么，最缺乏的是人才。他曾想借太平天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没有成功，现在他觉得有了时机。1865年他将从美国采购回来的机器设备运到上海后，就向曾国藩提出，应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立相应的机械训练所（兵工职业技术学校），曾国藩立即表示赞同，迅速将其付诸实施了。
曾国藩的态度大大鼓舞了容闳，隐藏在他心中的一个更宏伟的教育计划此时已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了。在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此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以及之后的李鸿章的支持下，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国幼童出国留学计划在容闳的力主推进之下终于有了结果。
丁日昌是首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非常欣赏容闳，所以他对容闳提出的留学计划鼎力支持。此时的容闳由于曾国藩的保举，清政府特授他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补用”，容闳虽然有了“副地市级”的官品，可还没有向朝廷上书的资格。所以，容闳的幼童出国留学计划只能以丁日昌的名义上奏。
容闳提出四条建议：
第一，组织轮船股份公司，不准许外国人做股东。
第二，政府选派一百二十名优秀幼童出洋留学，分为四批，每批三十人。
第三，政府开采矿产。
第四，禁止任何教会或派别的传教士干涉中国司法。
在以上四条建议中，第一、三、四这三条都是陪衬，容闳真正关心的是第二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容闳说“它牵动着我整个的心，是我最渴望被采纳的一条”。 既然如此，为何不直截了当就只写第二条呢？原来，这个主意是容闳的中文老师教他的。在中国官场，上级批复公事，下级的要求总要被打折扣，许多建议会被驳回，四条建议中，一、三、四条实现难度较大，这几条如被驳回，第二条留学建议或许就能得以成功。这一年是1867年。然而，好事多磨，容闳派遣幼童出洋留学的建议直到1871才获得正式批准。从1854年容闳由耶鲁大学毕业，学成回来抱着教育救国的宗旨一心想报效祖国，到1871年，整整十七年，期间，为了促成这一“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容闳不断努力、等待，再努力，再等待，从二十六岁等到了四十三岁，甘苦自知。不过，总算有了结果。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容闳的幼童出洋留学计划得以被朝廷批准，竟然是缘于1870年的“天津教案”。正是此时“天津教案”，使得“外交”和“自强”两件大事变得重要并凸显出来。否则，只怕还得等待、再等待。1871年9月9日，容闳的幼童出洋留学计划终于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
之后，便是“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成立，翰林出身的原刑部主事陈兰彬受命任该局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专门负责选派幼童留学与监督留学计划的实施。从1872到1875年一共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出洋留学，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世人所熟知的詹天佑、唐绍仪就是这一时期的幼童留学生。遗憾的是，这一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将会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史无前例的壮举，随着曾国藩的去世，李鸿章独力支持，孤掌难鸣，终不敌朝廷中的顽固势力。1881年，容闳以前半生精力促成的中国幼童出洋留学事业在中国守旧势力的反对下半途而废，让人扼腕叹息。近百名即将在美国各著名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不得不挥手告别那些代表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大学，洒泪登船，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没有回国而获得耶鲁学位。中国幼童出洋留学计划的废止，让容闳对清政府仅存的一点希望化为泡影，之后，容闳毫不犹豫地走上了维新与革命的道路，开始了他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