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序言(3)

希特勒的目标都十分宏远，同时从本质上来说，它们也都是破坏性的，而“最终解决”是最具毁灭性的构想。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有两位纳粹人士分别承认大规模屠杀不符合他们所认同的“文明”价值观，但后来他们却成为制定和执行“最终解决”策略的关键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写道：“‘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本质上来说非常不德国’。”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也表示过：“生物灭绝对德国这样一个文明国家来说，是很不体面的行为。”[11]但在之后的十八个月内，“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却一步步地变成他们拥护的政策。

追溯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如何逐步决定建造奥斯维辛并执行“最终解决”，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不断变化、激进且极其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在这过程中并没有一个自上而下强制执行的计划，也不存在一个自下而上提出、最终得到批准的方案。没有哪个纳粹分子是遭到威胁被迫进行屠杀的。不，这是一项由成千上万的人共同经营的事业，决定是他们自己做出的，不仅参与而且积极主动地寻找办法，以解决如何杀戮人类同胞、如何处理他们尸体的问题——因为杀害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审视纳粹和纳粹的迫害对象如何走上各自命运的历程，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人的境况。而我们所看到的大多并非善事。在这段历史中，苦难从未得到补偿。尽管在极少数情况下，个别高尚之士做出了正义的选择，但大多数人的做法为人所不齿。我们无法不同意埃尔泽·巴克（她八岁时就被送往奥斯维辛）的结论：“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如果说还有一线希望，它来自家庭赋予人们的坚持下去的力量。一些被送往集中营的人之所以敢于做出英勇的举动，为的是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

然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在托伊·布拉特身上有所体现。作为死亡集中营里最坚强、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他被纳粹强迫在索比堡灭绝营工作，随后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人们问我，”他说，“‘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12]

我从幸存者（老实说，还有纳粹战犯）那里学到的是，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变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当然，人们可以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对很多人来说，个人处境是影响这些决定的关键因素。甚至一些不同寻常的人——比如阿道夫·希特勒，看似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实际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对之前的处境做出回应。希特勒在一战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流浪汉，经过一战这场完全不受他掌控的世界性冲突，他才转变成我们所熟悉、历史上的那个希特勒。所有相关领域我认识的专家学者，无一不认为若没有一战的经历，以及德国战败带给希特勒的强烈痛苦，他根本不可能成为后来的风云人物。因此，我们的结论不是“没有一战，希特勒就当不上德国元首”，而是“没有一战，就没有人会变成历史上的那个希特勒”。当然，希特勒自己决定了他会采取哪些行动（正因他的这些个人选择，后人对他的批评谴责毫不过分），但若没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也就没有后来的他。

这段历史还告诉我们，如果说个人的行为会受到环境影响，那么一群人的共同努力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文化，反过来提升个体的道德。丹麦人救助犹太人，并在战争结束、犹太人返回时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欢迎，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丹麦文化尊重人权，这一广为接受的文化观念帮助绝大多数丹麦人做出了高尚的选择。但我们也不能对丹麦人抱有过于浪漫的想象，不受他们控制的情境因素同样起了很大作用。这些因素包括纳粹抓捕丹麦犹太人的时间（当时德国人明显已经快要输掉战争），以及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逃跑相对容易，可以穿过比较狭窄的水域，逃到中立的瑞典）。此外，纳粹并没有尽全力驱逐这里的犹太人。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为防止再有与奥斯维辛类似的惨剧出现，一个方法是汇聚个体的力量，促使社会的文化观念抵制此类暴行。纳粹公开宣扬的达尔文主义思想，教导每个“雅利安”德国人说他们的人种更加优越，却显然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最后，不得不说，谈起这个话题，我们永远都无法回避那股强烈的悲伤。在整个项目进行过程中，最响亮的呼声来自那些我们无法访问的人，也就是110万名死在奥斯维辛的受害者。特别是20多万名儿童，他们幼小的生命在那里枯萎，被剥夺了长大成人、体验人生的机会。有一个场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是关于“婴儿车队列”的描述：空空的婴儿车每五个排成一排，被推出奥斯维辛，朝火车站方向而去——它们都是从死去的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财产。目睹这一幕的囚犯说，他们用了足足一小时才走过这一队列。[13]

这些坐在婴儿车里被推进奥斯维辛，与他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一同死去的孩子，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人。谨以此书纪念他们。

注释

[1]BBC在2004年做了一个受众调查，考查人们对奥斯维辛了解多少、如何评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听说过集中营的人认为，集中营是为了灭绝犹太人而建的。

[2]我有幸与我的制作团队一起完成了过去的这些项目，我对他们感激不尽。特别要感谢Tilman Remm，Detlef Siebert，Martina Balazova和Sally Ann Kleibal非常出色的研究。

[3]Kalmyks，蒙古卫拉特人的后裔，主要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里海西北沿岸、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境内（除特别标明，本文页下注均为译注）。——译注

[4]特别值得一看的是Robert Galletely的著作《盖世太保和德国社会》（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Clarendon Press 1990）。

[5]Josef Mengele（1911——1979），奥斯维辛集中营臭名昭著的医生，负责对新来囚犯进行生死筛选，并利用犯人进行人体实验。

[6]令我欣喜万分的是，阅读乔纳森·格洛佛（Jonathan Glover）的巨著《人性——一部二十世纪道德史》（Humanity ： a 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imlico 2000）时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曾在进行文本研究后得到大体相同的结论。

[7]参见本书作者另一本著作《推销政治》（Selling Politics， BBC Books 1992），该书详细剖析了戈培尔的做法。

[8]Laurence Rees，《推销政治》；尤其应注意对Wilfred von Oven的访谈。

[9]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历史学家Martin Broszart提出。

[10]见本书。

[11]引自G？tz Aly的著作《最终解决：纳粹人口政策与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Final Solution： Nazi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Murder of the European Jews， Hodder Arnold 1999），第3页。

[12]见本书。

[13]引自前纳粹囚犯Wanda Szaynok和Edward Blotnicki的证词，见Andrzej Strzelecki“对受害者财物的掠夺”（Plundering the Victims’ Property），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集中营历史的核心问题》（Auschwitz 1940——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第二卷，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2000年，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