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真正进步

我和一些朋友的分歧之一是：对中国的时局和未来，我比较乐观，他们比较悲观。

悲观者似乎很有理由。他们列举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深感忧虑。中国社会的弊端和问题确实很多，我也看得到。之所以仍然乐观，是因为我有一种感觉：持续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已经取得了某种不可逆转的进步。所谓不可逆转是指，无论政治层面发生什么，中国都不可能走回头路，退回到曾经的可悲境地。面对这个不可逆转的巨大进步，某些事件、人事变更、错误政策等，作用或危害相当有限。是的，会有一些挫折和损失，有一些愚蠢和阴谋，速度会时快时慢，但中国社会整体的趋势一定是向前的。

这个“不可逆转”的进步是什么？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到底有了什么彻底的、根本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取得的真正进步是什么？

是财富总量的大幅增长吗？确实，无论人均还是总量，财富实现了翻几番的增长。但这并不是最终答案，因为它没能解释财富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背后的那个巨大推动力是什么。有一项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回答，这就是朱锡庆关于知识的原创性研究。他指出：这个巨大的推动力是知识的增长。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真正进步是知识的进步。这个社会的真正变化，是知识总量的大幅增加和知识普及程度的大幅提高。正是这种知识的巨大进步，推动着财富增长和社会繁荣。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头脑中有的是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知识。城市中的工人干部，头脑中有的是国有企业和政府计划的运转知识。股份公司、企业管理、国际贸易、现代金融等市场知识，全国也找不出几个人能明白。改革开放之初，政府要在香港办公司。当时的中国，并不缺达官显贵，委员部长书记省长一大堆，但真说到办公司，却谁也不懂。只有曾经被打倒的前资本家荣毅仁知道什么是公司，知道怎么去香港办公司。于是，荣毅仁受命去香港创办中信公司。到了今天，几亿农民成功地进入了城市，转换了职业，市场和私营企业在中国到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两种知识——现代化的工业服务业生产知识、市场经济的契约交易知识，被数亿人从无到有地掌握了。现在，还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公司吗？

过去，中国产品以粗制滥造闻名。但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产品的质量就有了全面提高。在产品质量提高的背后，是无数管理者、生产者知识的快速增长。现代市场经济是高度复杂的结构，需要大量专业人士的操作和维护。落后封闭的国家，缺乏的不仅是资金，还一定缺乏企业家、会计师、评估师、律师、交易员、分析师等专业人士。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人才在中国已经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水平也日益提高。

中国社会发生的涉及数亿人的知识进步，其规模和成效，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伟大、壮观已经不足以形容。我们唯有一再惊叹市场那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才是中国这个社会最根本、最彻底的变化。那些外在的表现，比如繁荣的城市、密集的工业区、人均收入的增长、巨大的产出、产品质量的提高，都是知识增长的结果。

“在任何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是知识增量（获得新知识）……稀缺的本质是无知。”（朱锡庆：《知识笔记》）

哈耶克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知识这种根本性作用的经济学家。他的著名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作用》对知识的作用进行了全新阐释。经济学的发展由此突破了财富和生产等传统概念。人们对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解，大大加深了。

说到知识，就要说到无知。无知包括两种。一种是对某种具体知识不了解，比如不知道如何使用Photoshop。这种无知容易解决，至少人们知道如何去解决。难解决的那种无知是：无知，且不知道自己无知。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不争论”。现在看来可谓至关重要。邓小平意识到，包括他在内的中国人，对市场的知识很缺乏，并且，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不承认自己的这种知识缺乏。这时的争论一定是低水平的。争论话题只能是互指对方不符合马列主义。这种争论除了制造社会分裂、妨碍发展以外，没有任何益处。实际上，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还在热火朝天地争论应该姓资还是姓社。现在回头去看，那根本不是什么知识讨论，那是闹剧。除了为人类思想史提供愚蠢的案例以外，没有任何意义。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知道，当时的中国，需要的不是低水平的争论，而是虚心向外学习。但学习的方式是什么呢？

第一种无知，也就是对具体知识的无知，可以通过书本学习、学校教育来解决。但中国人当时对市场的无知是第二种无知：不知道自己无知。这种无知之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需要学习，更不知道要学什么。中国社会解决这个无知的方法很正确，那就是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让了解市场的人来中国办企业挣钱。他们不是教育家，他们也没想教育谁。但大量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结果是：市场经济以完整生动的形象展示在无数中国人面前，并且邀请他们亲身加入其中，不但无须交学费，还可以同时挣钱养家。

朱锡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创观点：知识是活动的副产品。大量的知识，都是无法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和传递的。人们习得这种知识的唯一办法就是参与相应的活动。活动本身自有其目的，有其主产品。在企业工作，是为了挣钱养家，但在活动中，人们同时也会获得知识这种副产品。

一个国家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其间的变化是脱胎换骨的，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与。这些成员，原来只掌握计划经济的知识：怎样抢购紧俏商品、怎样在国企和公社中出工不出力、怎样才能在上级面前争取更多的物资分配、怎样写各种宣传文件等等。现在，需要他们掌握一套全新的市场经济知识。在几亿人的范围内传播这种知识，学校教育显然是无力胜任的。即使有这种学校，那些刚进入城市一无所有的农民也没有钱去脱产学习。他们每日都需要养家糊口。大量涌现的内资外资企业，在谋利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不知不觉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有机会一边挣钱养家，一边学习现代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种种知识。人们头脑中知识的转换，不声不响地展开了，且日益深入。

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中国是开门改革，一直坚持对外开放。俄罗斯则是闭门改革，对外开放的力度比中国小得多。两国对世贸组织的不同态度就有很大不同。对外开放上的差异，直接造成了知识输入的数量差距。中俄原来都是计划经济，社会成员都很缺乏市场经济知识。但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市场经济的知识在中国快速大面积普及。在这方面，中国领先俄国很多。

中国的一个重要先天优势在于有港澳台这样的知识输入源。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香港、台湾在传播市场知识方面发挥了巨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企业很大部分就是港台企业。大陆和港台之间没有语言隔阂，人们可以直接交流。这些企业在传播市场知识方面，效果极佳，作用极大。

说到市场经济知识，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是温州。改革开放以前的温州，地少人多，格外贫瘠；改革开放以后，却一跃成为中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原因何在？一种解释是：温州原来的国有企业很少，而且很穷，没什么油水，政府官员没什么兴致干预市场，这让私营企业得到很大的自由。这种解释很有道理，但问题在于，温州并不是唯一贫穷、国有企业少、政府干预不多的地区。许多类似地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也有发展，但却并没有取得温州那样的成就。如果从知识的角度解释温州的成功，就豁然开朗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温州，虽然看上去很贫穷很落后，但在那时，温州人其实已经有一项因素领先全国了。温州的农业条件很差，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人也想尽各种办法到各地去做点儿买卖。当然，那时只是不起眼的小商小贩，弹棉花、鸡毛换糖、摆地摊、小修理等等。虽然是小商小贩，但那也是正宗的市场交易。所以，那时的温州人虽然很穷，小商小贩也没什么高学历，甚至很多人是文盲，普通话都说不好，但他们却掌握了很多市场经济、自由交易的知识。相比之下，北京那些制订全国计划、管理国家商业的干部们对此倒很无知。

改革开放以前，温州可能是财富的洼地，贫瘠不堪，但却已经是市场知识的高地。在这方面，温州人具备巨大的优势——看不见的优势。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优势有了用武之地。温州人头脑中的市场经济知识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相反，一些原来国企密集的地区，比如东北，改革开放之初，账面上的财富很可观——巨型的工厂、密集的铁路网、大量熟练工人、完善的教育体系。如果那时比较温州和东北，没人会认为温州鸡毛换糖的小贩比东北巨大的钢铁厂更有前途、更有优势。但实际上，国企比重越大，该地区的人市场知识越匮乏，市场观念越落后。双方的知识差距已经存在。如果继续实行计划经济，国企密集地区可能还会保持表面上的领先。但环境变了，市场经济来了。他们头脑中的知识缺陷就暴露无遗了。旧知识已经无用，可是由于体制羁绊，故步自封，他们没有机会迅速更新知识，就只好眼睁睁看着知识领先的温州在创富的道路上快马飞奔了。

理解了知识的巨大作用，再来审视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就有了全新的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传统社会积累的丰富农业知识，在工业化时代没用了，必须更新，需要通过某种办法把数亿中国人头脑中的知识换一套。近代以来的种种社会危机，都是这种知识转换没有顺利完成的表现。

可惜，中国几代知识人和革命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个根本问题。他们错误地把中国问题理解为政治问题、革命问题。即使如鲁迅那样理解为教育问题，也是同样错误的理解。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教育往往局限在书本和学校。他们不会把交易、手艺、签合同、赚钱、长途贩运等也理解为知识。相反，他们更愿意斥之为庸俗和堕落。中国的知识人和革命人，同样有着那种“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因为这种错误理解，所以，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革命和政治中转来转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国父领袖纷沓来，可叹生民无宁日。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种种战争和革命，最常见的情节就是“忍无可忍，奋起一击”。说起来都是满腔悲愤，其实不过是一地鸡毛。政客们为了他们自以为重要的东西，轮流出手，一再打断社会的正常发展。为了一地鸡毛，得到一片废墟。社会一直被各种野心家反复折腾。人们得不到哪怕稍长一点的安宁创办自己的产业。表面上看来，这只是财富的损失，可正是因为人们无法顺利展开经营，知识转换一直无法完成。现代工业化的市场知识，唯有作为经营这种活动的副产品，才能逐渐进入人们的头脑。战争、革命、运动、民众动员，这些看似雄壮的事业，每一个似乎都有着迫不及待的理由，但不管它们的理由多么充分，实际结果就是：它们全都延缓而不是促进了中国问题的解决。中国社会的真正问题因此一直停滞不前，无从解决。

中国真正打开国门面对现代世界，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过了100多年，经历各种革命和战争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境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糟糕。人人都想一劳永逸地迅速解决问题，但却无一例外地在舍近求远，不走弓弦走弓背。如果能让民众在和平的环境中有自主经营的机会，知识的转换貌似缓慢，其实反倒不需要太长时间，比那些疾风暴雨的革命和政治快多了。真正的繁荣都是静悄悄的。大闹大哄的，只会是灾难。

日本差不多和中国同时被西方打开国门。日本随后进行明治维新，大力发展工商业。虽有缺陷，三四十年以后，日本基本完成了国民知识的转换。现代化工商业在日本扎下了根。即使经历世界大战，日本依然繁荣和富裕。中国人真正得到日本这样的和平发展机会，也就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也是仅仅过了一两代人，中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上去，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说汉语，还是吃中餐，但实际已经大不相同。数亿人的头脑已经发生了彻底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可以剥夺。这个变化是不可逆转的。无论是谁，都只能顺应不能抗拒。

对美国来说，1929年大萧条实在太可怕了，几代人刻骨铭心。但如果从整个世界的角度去看，就必须承认，即使有那样的灾难，当时美国的发达程度也远超其他国家。美国人在繁荣之路上摔了一跤，但那条路并没有中断，他们也没有掉头往回走。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之前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已经让美国人具备了现代市场所需的种种知识。他们会犯错误，但他们不是无知。纠正错误比从零开始学习要容易多了。

同样，从理论上，不能确保中国未来不发生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萧条，但即使出现最坏的情况，我们也已经离起点很远了，不可能再返回了。数亿人的知识转换已经大致完成。知识的习得和积累是漫长的，但一旦完成，也是坚不可摧稳如磐石的。当然要警惕和反对错误的政策，但也不必认为犯一个或几个错误就会万劫不复。好几亿曾经不知市场为何物的人，已经变成了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和获利者。人们知道了财富的好处，也知道怎样才能获取财富。这时候，你想螳臂当车，让他们掉头往回走，可能吗？

更重要的是，既然社会真正的进步是所有人知识的进步，那么，人们应该对政治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任何政治方案都不能代替时间的积累。没有任何政治人物或团体能在一夜之间改变社会成员头脑中的知识。一代人只能完成这一代的使命。欲速则不达，慢些到总比永远不到要好。政治人物最优秀最重要的品质是知道自己力量的局限，承认自己并非无所不能。也因此，良好政治的核心是妥协，而不是坚持到底。在那些成功发展的国家，比如英美，妥协几乎已经成为政治人物的下意识。他们会在议会中大吵大闹，会互相威胁绝不让步，但真到了最后一刻却一定会做出妥协，绝不会有人真把桌子掀翻让天下大乱。这是真正的政治大智慧。政治人物懂得妥协，社会才会得到安宁。或许会有损失，会有错误，但最宝贵的和平进程被维持，社会才有机会继续积累知识。更多的知识，而不是更多的“大不了从头再来”，才会让人们最大限度地发现种种问题的解决之道。知识不够，而不是流血不足，才是我们要解决的真正问题。

其实，即使是妥协这种习惯，也来自于和平发展的商业。互利共赢、彼此合作的商业才能培养出人们善于妥协的市场气质。实际上，持续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让中国人具备了市场经济知识，也创造出了温和妥协的市场气质。

对未来乐观的理由还不够充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