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言(1)
罗杰·豪舍尔
有两种狂妄表现：排斥理性，或只承认理性。
帕斯卡尔
假如头脑清楚的人以为凡是混乱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他的任务是，当遇到这种事情时，他要拨开迷雾，勾勒出朦胧之中模糊难辨的轮廓。
约翰·S.穆勒
在我们这个时代，分歧是出在人性上，出在我们对人性的局限和可能性的描述上。历史学至今没有搞清楚“人性”的局限和含义。
C.赖特·米尔斯
一
以赛亚·伯林讨论观念史的文章，并不是根据某种观点写成的。他不打算用它们直接去澄清或支持（或攻击和破坏）任何一种历史或政治学说。它们涉及的范围包括像马克思、狄斯累利和索雷尔这样一些截然不同的人物，以及一些相距甚远的题目，如民族主义和知识理论。它们完全是探索性的和非教条的，不是给定答案，而是提出一些初步的、常常有着深刻的悬而未决性质的问题。伯林和任何思想家相比，大概更不认为自己掌握了某个简单的真理，然后用它来解释和改造这个世界。但他的文章既非漫无目的随风倒的产物，亦不是一些应时之作，相互没有关联，只在最初发表时才有意义。因为它们全都来自一个核心观点，一个歧路丛生而又复杂、从而无法达到完美的观点，它涉及人类及其各种能力，以及这些能力在历史过程中的变迁——它们在许多隐蔽的和出人预料的层面，微妙而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伯林一再根据某些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提出并阐述他在哲学文章中较抽象地讨论过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处在他对观念的毕生关切的中心，它们本身也有着重大的内在意义和重要性，而且位于今天人们的关切范围的前列。
他的文章至少以两种方式勇敢地逆流而上。其中多篇讨论的是一些有伟大创见的知识分子，他们或是受到同代人和后来若干代学者的严重忽视，或是受到那些人自以为是的污蔑。对于这些被忽略和误解的思想家，至少因为他们敢于反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正统，就应当消除他们被人遗忘和轻视的状态，还他们以本来面目，这当然就是伯林的学术任务。例如，他论述维柯、赫斯和索雷尔的三篇文章，仅仅基于这个原因就应被人们铭记。然而，这些文章极具创见，令人耳目一新，还因为它使我们感到一些新观念胚胎的逐渐诞生，以及现代世界的一些核心概念自十八世纪以来的浮现过程。在评价像维柯、哈曼、赫尔德、赫尔岑和索雷尔这些哲学家、思想家和眼光不凡的人时，伯林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领悟力，能够感受到在一个时代的思想貌似合理的表面背后，人类精神的更深层的骚动和变化，以及晦暗而不安的孕育期。那时存在着一些微弱但不时充满热忱的异见，它们受到当时人们的忽略、误解或嘲笑，但它们经常是以不连贯或表达不清楚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后来注定会变成遍及世界的运动的新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起来反抗单一正统思想的各种不同的抗议运动，它们的一些最强大的理想，便是直接或间接地吸收自许多这类思想家的学说。伯林虽然十分清楚，这些不合常规的思想家——尤其是哈曼、赫尔德和索雷尔——的某些观点可以说极其愚蠢（他也确实这样认为），但是对于他们有可能而且确实也为我们提供的那些深刻而痛苦的见解，却绝对不可轻易放弃。伯林似乎认为，我们集体的发展每前进一步，我们都必须停下来，带着同情心倾听那些被歪曲了的异见者发出的呼声，或是对其进行批判，不管它们是深思熟虑之见还是粗陋不堪：忽视它们将会给我们带来危险，因为它们可能告诉我们一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样做将导致一个更丰富（而且可能更真实）的有关人是什么以及他能够是什么的认识。
因此，他的文章的许多主题，都涉及领悟到了某种观点的苦恼的人。这种观点是如此新颖而复杂，使他们没有能力做到充分理解和表述。他们本能地探索和理解这种观点，不十分明白自己正在做的、追求的或努力表达的是些什么思想。这不免令人想到，人类自觉的行动也许分为许多层次，一个有着创新性的知识眼光的人，他的某些观点，在他的生前，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别人，也许从未变得清晰可辨。这是因为，假如他留下了一些有关自己的所思所感的记录，他的追求——即他的基本的、逐渐演化的和仍然有待澄清的目的——的全部意义和影响，也许要在他去世数百年后，当对于他最早接触到的问题出现了精巧的语汇和适当的方法时，才能充分表现出来。这方面典型而最突出的例子是维柯。不过，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丰富启发的最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开启了见识、感受力和理解力的新的、永恒的大门。
二
在伯林全部作品的中心，存在着一些历久不衰的哲学问题。自我的性质，意志，自由，人的同一性，人格和尊严；它们被滥用、侵害、侮辱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它们不受侵害的恰当边界（无论这些边界如何划定）；认识不到这些事情的真相，尤其是对其加以歪曲，强迫它们同各种对其基本性质有太多否定的理论系统和模式相一致，由此可能或实际造成的后果；“内在的”人性和外在的物质自然之间的差别，基本范畴和适于研究它们的方法之间的差别——收在本书中的文章触及到了所有这些问题，扩展和深化了我们的理解。此外，对于哲学一元论的热烈争执，对于这样的教条——全部实在，我们关于它的所有知识的分支，构成了一个合理的、和谐的整体，人类各种目的存在着终极的统一性或和谐性——他都通过细致地考察一些极力要摧毁它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学说，从许多角度做了讨论和批判。伯林专注于多元主义的出现，无论它是在伦理、政治和审美价值的领域，还是在人类知识的领域；在他论政治理论和历史哲学的著作中，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但同样十分重要的认识论著作中，这种专注都居于中心位置，从伯林论观念史的文章所选择并讨论的每个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这个领域重要的发掘工作，使知识遗迹中的一些断壁残垣和怪异难解的材料得以重见天日；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它们便不时暗示出一种欧洲意识的现象学的若隐若显的轮廓，亦即新的转变性观点和一般世界观，以及同它们相联系的概念和范畴，在某些时间和地点，在某些思想家和思想家群体中的出现；由此澄清了一些不但令作为学院中一名哲学家或专业学者，而且令作为一个人的他深感困惑的问题。
三
观念史是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在一个多半持敌视态度的世界里，它仍然有待人们的承认，尽管在英语世界也出现了一些人们内心逐渐发生变化的令人鼓舞的迹象。人们日益感到，对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内容、他们观察自身和形成理想所依据的基本观念所进行的探索，在研究人这个问题上，可以比现有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提供更多的启发；因为许多这样的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仅仅是一套专业术语和对经验及计量方法的运用。这些学科倾向于把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视为具有普遍性的经验科学的客观对象，因而他们只是一些被遵守着统计学或因果规律的力量所左右的消极而无感情的材料，因此这些学科倾向于排除或至少减少某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人们的规定性肯定是来自他们的内心生活、目标和理想，来自他们具有某种观点或观念，不管它多么晦暗不明，也不管他们是谁，他们身居何处，来自什么地方以及在做什么。正是因为他们拥有这种内心生活，使他们有别于动物和自然物体。观念史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因此它极有可能对其实践者提出比任何其他学科更为广阔而多样性的要求，或至少是一些更具体的、往往令人十分痛苦的要求。批判观念时所必需的概念分析的严格逻辑方法，博学多闻，与创造性艺术家相似的移情与再现的巨大想像力——即“进入”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从内部”对其加以理解的能力——以及出于本能的几乎神秘莫测的预见力——这些从理想角度说观念史专家所应具备的能力，很少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无疑部分地解释了真正的观念史家寥寥无几，以及观念史本身要想成为具有公认资格的学科，仍需奋力争取承认的原因。
但是，培育一个知识领域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以及由此造成的杰出成就难得一见的结果，这些事本身还不足以解释它相对而言受到的忽视。它这种暧昧的处境，是否还存在着一些更深层的、不那么明显的原因？通过深入到我们一些最根深蒂固的假设的基础，能否发掘出一些长久以来已被习惯性地遗忘了的事情，或是认识到它们更为牢不可破和持久不变？或者，这会重新引起一些有关我们集体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转折的令人痛苦的问题，即那些在今天有可能带来令人不安的新意义的问题？我们最熟悉、最珍爱的一些信念的坚硬河床，有可能在我们眼前变成流沙。无论如何，伯林的许多文章，或明或暗地使有关人类的一些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假设（至少那些属于西方世界的）受到了质疑。观念史对文化所能做到的事情，也许充其量只是心理分析声称能对个人所做的事情，虽然这个比喻不甚恰当：它所分析和揭示的，当然不是行为的动机和隐蔽源泉的根源和性质，而是往往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构成性的观念、概念和范畴的动机和隐蔽源头的来源和性质——其中有些与十八世纪以前可能出现的情况相比，要更不稳定，更可能随历史而发生变化。我们利用这些观念、概念和范畴来安排世界，解释我们的大部分经验，尤其是人类道德、美学和政治活动领域的经验，由此扩大我们的自我认识和我们对自己的创造性自由的范围的认识。
伯林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和对一般观念的评价、批判与阐述。如果我们想理解观念史对于他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他本人为这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的独特性质，我们必须对他培养出个人兴趣的哲学背景有所了解。伯林本人一再谈及一个独到的见解，即至少在西方传统中，从柏拉图到我们今天，所有学派中绝大多数体系性的思想家，不管是理性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现象学家、实证主义者还是经验主义者，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尖锐分歧，但是都接受一个无争议的关键假设：真正的实在，无论表面现象和它多么对立，本质上是一个合理的整体，其中的万物，终极地说，是和谐一致的。他们以为，至少从原则上说，存在着一个可以发现的真理体系，它涉及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问题，不管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获知这些真理只有一种或一组正确的方法；这些真理，就像用来发现它们的方法一样，是普遍有效的。这些人的论证过程通常采取以下形式：他们首先找出一组无可怀疑的特殊实体或难以改变的命题，断定它们具有完全合乎逻辑的或本体论的地位，并指定发现它们的恰当方法；最后，出于一种深藏在秩序本能和破坏本能中的心理嗜好，把凡是不能被转化成他们选做牢不可破的模式的这些实体或命题的东西，斥之为“失实”、混乱，有时甚至斥为“胡说”。笛卡尔有关清晰而明确的观念的信条，莱布尼茨的“mathesis universalis”（普遍命题），后来那些实证主义者的原子命题和拟定句式，或现象主义者和感觉素材的理论家的感觉元素，皆是这种简化论倾向的实例。这种类型的思想家以他们的信条为基础，倾向于竭力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现实大加修正，把有意义的或重要的东西扔进了他们的哲学篝火；很多无价之宝，经常就这样被可怕地破坏或歪曲了。
我们必须以此为背景，来看待伯林对他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的态度，它把罗素及其弟子的新实证主义，同他对人文研究尤其是观念史的专注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仍在一般哲学领域教学和研究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逻辑转化》、《证实》、《经验主义命题和假言陈述》[4]——伯林决定了断同逻辑实证主义的关系，对它当作检验标准的一些基本信条提出了批评。这些文章既代表着向一种特殊的哲学研究方法的告别，同时也包含一份秘密宣言的发端。伯林对于各种不可化简地多样的经验和命题，对于不可能用一种命题来表述它们或把它们转化成一种命题，或不可能根据某种基本类型的实体或“要素”（stuff）来分析它们，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在这些文章中，这种感受力从逻辑和认识论的角度得到了自由的表达。事物就是那样，我们确实无法用分析来消除使它们各有特色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