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言(2)
使这些文章特别令人着迷和重要的原因有二：它们是从他所批判的哲学倾向的阵营内部写出来，它们反映着他本人的一些十分坚定的态度，就此而言，它们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他在观念史上的强烈兴趣和他的哲学作用观的理解。这些文章是对现代哲学一个重要学派的根本批判，也是与它的决裂，但它们首先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局内人，一个充分了解——也许是太充分了——自己所批判的知识运动的目的和方法，虽竭尽全力仍无法接受它们的人所表达的思想。事实上人们很容易看到，伯林对休谟、罗素、艾耶尔、早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维也纳小组的哲学和新实证主义主流，以及他们要把一切搞得平平整整的化约论方法的反对，类似于维柯这类哲学家对笛卡尔和当时的理性主义者的否定，或哈曼和赫尔德这些思想家对法国启蒙运动教条所持的态度。因为他们也是完全理解自己对手的目标和方法的思想家，伯林后来转而研究他们，并给予他们深切的同情与理解。但是，他完全没有他们的片面热情，与他们那种时常令人忐忑不安的蒙昧主义倾向相距甚远，更没有对对手的优点视而不见：他承认逻辑实证主义在杜绝许多形而上学谬论的根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时对自然科学的巨大胜利发出颂扬，认为这是近代以来人类理智最为成功的惟一事业；他也不时重申自己的信念，一切可以用经验科学的数量方法去探索的现象，只要不去粗暴地对待或否定其最内在的性质，都应当被放在因果律或统计规律的庇护之下。
在这个包括精神、道德、美学和政治经验的广阔而多变的领域里，可以最深切地感到简单的化约论教条的不恰当性。在这个领域采用简单的化约论概念，不但会造成严重的误导，而且经常贻害无穷。从某种角度说，伯林的全部哲学著作，可以被视为针对人文研究领域采用不恰当的模式和概念的做法而开展的一场漫长的战斗，时隐时现，但总是细致、机警而坚定。人类绝对不应当被有着曲解作用的理论之镜所蒙蔽，看不到他们直接就能搞清楚的自己真实的一面。例如，对于我们日益增长的有关自然和外部世界的正确而精密的知识对人类经验的内在道德和精神世界的冲击，他的许多文章提供了一种敏锐而细致的研究。就此而言，论维柯的知识理论的篇章，论哈曼、休谟和索雷尔的文章，以及论民族主义的文章，都可被看做同对“历史的不可避免性”[5]的一些重要关切相联系。因为伯林一再就两种致命的危险发出警告：一种危险是，信奉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它们也许提出了新颖的真知灼见，但仍然是片面而过于简单的，没有能力正确地对待足够多的事实，而是仅仅或主要关注那些它们所阐述的事实，并且根据它们来看待其余的一切；另一种危险是，把在一门学科中取得巨大成功的方法和步骤，移植到另一门与它们格格不入、采用它们就会歪曲甚至破坏事实的学科。
伯林在讨论自己的朋友约翰·奥斯汀的文章[6]中的一段话，大概再好不过地反映着他的著作中的自我揭露。在描述了奥斯汀的思想的原创性和强大、他的勇敢和哲学多产、他把问题分解成细节的惊人能力之后，他又告诉我们，奥斯汀为自己赢得了影响和尊重，首先是因为他的一段漫不经心的评论：“他们都在谈论决定论，他们都说相信它。但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一个决定论者，我是指这种人，他就像你我相信人终有一死一样相信它。你遇到过这种人吗？”沉湎于自己的研究之中的哲学家，或是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的自然科学家，可以自称是理论上的决定论者，但是他们的道德行为和他们的实际生活，他们所说的话和他们做出的判断，同他们表面的专业并不一致。
在伯林看来，哲学无法提供有关人性或宇宙的先验知识，它也无法用逻辑转化的方式，为我们提供确定的和牢不可破的经验知识。因此，当艾耶尔坚持逻辑实证主义的道路，继续维护、发展和更为细致地论述他的关键信条，奥斯汀却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一样，转向对日常语言的概念进行严格而细致的分析时，伯林在他对一些关键性哲学问题的答案的追求中，日益进入了对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一切重要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研究。这使他提出并深化了这样的观点：一个时期的大多数思想和经验，是用柯林伍德所说的“一组绝对预设”加以组织的。
四
在伯林看来，哲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他本人在一系列重要而深入的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哲学的目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以及《科学史的概念》[7]这三篇文章，共同反映着（除了其他许多认识之外）他对哲学在所有精神活动中积极而必不可少的作用的看法，尤其是他对作为一项可以获得真正知识或自我知识的哲学工作的观念史的看法。这种真正知识或自我知识自成一类，它启人心智，使人得到解放，只有系统地研究人类思想史——文化、文明、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历史——才能发现。伯林区分出一类完全属于哲学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存在普遍得到确认的、现成的方法能够找出它们的答案。它们之间可能大不相同，有些表现为有关事实或价值的问题，另一些则是涉及它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用语和符号的问题。但是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在它们的架构之内不包含有关它们的解决方法的明确指导。”它们因为无法通过系统地采用专业技能或程序加以解答，因此有别于另外两类（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重叠的）问题——常识及自然科学中的经验问题，和数学、逻辑学及其他演绎学科中的形式问题。在伯林看来，思想史主要是一个把各种争论归入这两种问题之一的过程。但是，当一组又一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脱离了原来的哲学母体，变成独立的、成熟的经验科学或正式学科时，有些无法化约、难以回答的哲学问题——在这里，伯林与所有那些想用强大的哲学溶液化解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或其中的大多数人，有着尖锐的分歧——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变得无足轻重。
如果我们记得康德在经验的内容与我们组织和解释经验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之间做过的重要区分，有些这样的问题的性质也许会变得更为清楚。如伯林所指出的，康德认为，我们用来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范畴是普遍的和不变的，适用于理性和有知觉的一切人。关于人类的某些基本真理，一旦被发现并做了恰当的分析，那么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固定不变的。康德迈出的这关键性的一步，被那些更关心历史和美学问题而不是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思想家来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他们领悟到康德几乎没有系统地予以注意的事情，并就此做了大量的论述。这就是，我们用来观察世界的一些基本范畴或“视角”虽然看起来一成不变，但另一些却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变化，有时甚至变化甚大。一种文化所观察和倾听、思索和感受的基本经验内容，也许没有变化或变化很小，但是认识它们和使它们条理化所依据的模式——即观察它们的视角——却是可以改变的。许多这样的基本范畴和模式就像人类本身一样古老，而另一些则更不稳定而短暂，因此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它们。对这些模式的研究和系统评判至关重要，因为这无异于一个事关我们的经验本身的整个架构的问题。在这些模式中，有许多相互抵牾，有一些则因为无法对经验的各个方面做出充分解释而引起障碍，结果被另一些模式所取代，而这些模式又往往把被其取代的模式已为我们打开的大门关上。我们的基本预设的恰当性——它们涵盖了多少、排除了多少我们的经验；它们揭示了多少又遮蔽了多少我们的经验——应是哲学家和观念史学家共同关心的焦点。
此外，观念史是发达文明一个较为晚近而又复杂的产儿。从起源上说，大概可以认为它诞生于十八世纪下半叶，是历史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以及以史学为基础的各种比较性学科——人类学、语用学、语言学、词源学、美学、法理学、社会学、人种学——的一门近亲。它的核心关注点是“了解你自己”这一古老格言向群体的历史整体、文明或文化的广泛延伸，个体的自我便包含在它们中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的产物。它尤其关心向我们说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经历了哪些阶段和十分曲折的道路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强调各种观念和情感、思想和实践行为、哲学、政治、艺术和文学的互通性，而不像人类研究中更为专业化的分支通常所做的那样，人为地分别对它们做出评价。它的研究焦点，是某个文化或时代特有的那些无所不在、占支配地位的形成性观念及范畴，当然也包括某个文学流派和政治运动、某个艺术天才或原创性思想家，只要这些事和人最早提出了问题，发展出了成为后来数代人的共同世界观之一部分的观念。伯林不仅研究伟大的思想家：观念史不是一系列大哲学家的故事，不是一种观念或理论体系引起另一种体系，就像一个单性繁殖的过程一样。他所关心的是各种观念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人那儿的出现，他们形形色色，特立独行，经常与当时的主流格格不入，与他们协助推翻的正统教义和公认前提相对立。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真实知识和启蒙教育一个较新的来源，观念史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是对基本概念模式之起源的认识，以及这些模式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模式来理解我们自己并获得我们作为人类的认同。这些基本的、无所不在的预设，正是由于它们有着高度的普遍性，是我们支配自己的大多数——人类的大多数——经验所依靠的手段，因此通常是隐而不彰和未受审视的：观念史家的任务，就是努力置身于其外，使它们成为反思和系统研究的对象，由此把它们暴露在阳光之下，使它们能够得到公开的批判和评价。我们的许多价值和观念，在做过适当的分析和评价，正确地找出并描述它们的起源和演变之后，就会露出其真实的面目：它们不是从亘古不变的人性本质中得出的永恒、客观、不可动摇、不证自明的真理，而是文化变迁中一个漫长而脆弱、经常十分痛苦悲惨但终究可以理解的历史过程所结出的果实。这种批判的讨论所采用的标准，其本身也必须是检验的对象，伯林对它们的确切性质有什么看法，是我们下面还会谈到的一个问题。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伯林的全部著作是对一种哲学和真理观的漫长而坚持不懈的否定，也是对研究人的真实能力和条件的一些方法的否定——至少在西方传统中，两千多年来它们一直处在中心位置。他在生活的早期便对这种观点的缺陷深有感触，不断调动丰富的资源并以极大的热忱，以广阔的多样化视角和大量具体的历史细节，去揭露这些缺陷，由此从许多出人预料的角度对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紧迫的问题做出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