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周晓亮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是英国经验论哲学家，怀疑论者，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本书是关于休谟的生平与思想的专著，其作者A. J．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1989）是当代英国的著名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在英国的主要代表。

艾耶尔生于英国伦敦，早年就学于伊顿公学，后来获奖学金，入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学习。毕业后，他到维也纳大学学习，参加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活动，接受了该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1933年至1940年，他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讲授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英国情报部门的工作。战后，他任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的研究员和院长。1946年至1959年，任伦敦大学学院心灵和逻辑哲学教授。而后又回到牛津，任新学院的逻辑学教授，直至1978年退休。1963年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外籍荣誉院士。1951年至1952年任亚里士多德学会（Aristotelian Society）会长，1965年至1970年任英国人文主义协会（British Humanist Association）主席。1970年被封为爵士。

艾耶尔的主要著作有：《语言、真理与逻辑》（Language,Truth and Logic,1936）、《经验知识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Empirical Knowledge,1940）、《哲学论集》（Philosophical Essays, 1954）、《知识的问题》（The Problem of Knowledge,1956）、《人的概念及其他论文集》（The Concept of a Person and Other Essays, 1963）、《实用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ragmatism,1968）、《形而上学与常识》（The Metaphysics and Common Sense,1969）、《罗素与摩尔：分析的遗产》（Russell and Moore: the Analytic Heritage,1971）、《或然性与证据》（Probability and Evidence, 1972）、《哲学的中心问题》（The Central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1973）、《20世纪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82）。此外，他还著有四部人物专论，即《罗素》（Russell, 1972）、《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986）、《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988），以及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休谟》（Hume,1980）。

在这些著作中，最著名的无疑是《语言、真理与逻辑》。该书是艾耶尔从维也纳回国后写的，于1936年出版。它全面介绍和阐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是当时用英语写出的最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著作，时至今日，它在英语世界仍有广泛的影响。26岁的艾耶尔也因这部著作而一举成名，成为英国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

逻辑实证主义是西方分析哲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流派之一，它将经验哲学、自然科学和现代逻辑手段相结合，表明了对经验还原主义和分析方法的诉求。在《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中，艾耶尔概括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点：一是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论题，即所谓的“拒斥形而上学”；二是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科学陈述或命题的语言和逻辑分析；三是将价值陈述与事实陈述区分开，认为价值判断既不真也不假，仅仅是对情感的表达。

在对休谟哲学的态度上，逻辑实证主义者将休谟哲学作为其理论的一个源头。在1929年发表的《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即所谓的“维也纳学派宣言”）中，休谟被归入与逻辑实证主义关系最密切的近代思想家之列。艾耶尔完全秉承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这一立场。在谈到逻辑实证主义观点的来源时，他明确将其追溯到休谟。他说，这些观点“是从伯特兰·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学说中引导出来的，而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那些学说则是贝克莱和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合乎逻辑的产物”。从这一点看，艾耶尔一一撰写关于罗素、维特根斯坦和休谟的专著，多少带有追溯自己思想来源的意味，并非完全出于偶然。

在《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中，除了休谟的心理主义倾向外，凡是涉及休谟的地方，艾耶尔都把他看成逻辑实证主义原则的坚定倡导者。比如，在谈到“拒斥形而上学”论题时，艾耶尔作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关于休谟，我们可以说他不仅在实践上不是形而上学家，而且他明确地拒斥形而上学。在他结束他的《人类理智研究》这一著作的一段话中，我们发现对这一点的最有力的证据。他说：‘我们手里拿起任何一本书，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形而上学的书，我们就可以问，它包含着关于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理吗？没有。它包含着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推理吗？没有。那么我们就把它投到火里去，因为它所能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艾耶尔断言，休谟的意思是，除了形式的分析命题和经验的事实命题，其他一切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应当被抛弃，哲学所要做的仅仅是对经验科学命题的逻辑分析。

不过，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一提出，就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和责难，这迫使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家们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以应付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在这一点上，艾耶尔也不例外。从他后来发表的著作，尤其是《经验知识的基础》、《知识的问题》、《人的概念及其他论文集》等中可以看出，他自觉或不自觉地缓和了原先强硬的逻辑实证主义立场，回到比较温和的传统经验论的观点上。因此有评论说，艾耶尔“越来越多地退回到英国经验论类型的认识论”，在他那里，“逻辑实证主义回到了它由之发展出来的英国经验论”。

艾耶尔的这一思想变化明显表现在他对休谟的态度和理解上。如果我们翻看手头《休谟》这本书，并与《语言、真理与逻辑》中的有关论述相比较，就会发现，艾耶尔没有再将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强加在休谟身上，而是根据休谟的本来叙述，比较历史地、客观地评价他的学说。

同样以“形而上学”论题为例，我们看到，在讨论“物体的存在”这个最具形而上学意味的问题时，艾耶尔没有像在《语言、真理与逻辑》中那样武断地认为休谟将此类命题看成是没有意义的而断然拒绝，而是承认休谟对这个问题有积极的回答，断言“无论休谟宣称什么样的怀疑论，他无疑相信那种常识意义上的物体的存在”（本书第42页），并且充分注意到，休谟把“物体的存在”视为“在一切推理中理所当然的”，并试图寻找这一信念的根据。在这里，休谟承认形而上学命题的内容并将它作为推理的前提，与所谓的拒斥形而上学命题，仅仅从事语言和逻辑分析，两者显然有重大区别。尽管艾耶尔对休谟的有关表述作了辨析甚至质疑，但从他的论述看，他所针对的主要是如何理解休谟的文本，而不是休谟的哲学态度和立场。而且即使在艾耶尔的笔下，休谟也没有像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那样热衷于“实质的语言分析”，他主要关心的是从现象论和经验心理的角度，对物体存在的“信念”做出说明 ——这是传统经验论的任务，而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任务。即使就休谟关于两类命题（知识）的分类而言，艾耶尔也只是客观地叙述了休谟的观点（关于关系的分类），并没有像《语言、真理与逻辑》中那样刻意从中引出“拒斥形而上学”的结论。

当然，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艾耶尔从根本上放弃了他早先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毋宁说，具体就休谟哲学而言，他更倾向于按照传统经验论的面貌来理解和把握它，尽管他在论述中使用了很多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技巧。这样来看，我们面前的《休谟》这本书，为我们提供的就不是一个严格逻辑实证主义的案例范本，或一部所谓的“六经注我”之作，而更多是从哲学发展的角度，对休谟哲学所作的历史的、客观的评述。其中不乏对具体观点的剖析和论证，对推理脉络的梳理和澄清，对难点、疑点的探究和辨明，使我们在作者锱铢必较、细致深入的论述中，感受到哲学分析的魅力。

与作者对休谟哲学的上述态度有关，我们还可以看到本书的另一个优点，即在对休谟哲学的主旨和历史地位的评价中，作者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逻辑实证主义之外的其他三种主要观点，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一个观点是苏格兰常识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提出来的，他认为休谟哲学是英国经验论的完成者，它将由洛克开始、经贝克莱发展的英国经验论推进到它的逻辑结局 ——怀疑主义；另一个观点是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提出来的，他同里德一样，认为休谟将洛克的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揭示了它的局限。但与里德不同的是，格林站在黑格尔哲学的角度看待休谟哲学，认为它无非是理性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工具”，它的真正作用是使经验论寿终正寝，为康德的批判哲学作了准备；还有一个观点是爱丁堡大学的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肯普·史密斯（Kemp Smith）提出来的，他反对仅仅将休谟哲学看成是洛克和贝克莱哲学的继续，认为休谟哲学的主题不是从经验论原则中引出完全的怀疑主义，而是要用人的情感活动来描述和说明人的“自然信念”是如何形成和产生的。他断言，“自然信念”学说是休谟哲学中“最具本质、最有特色”的部分，休谟哲学也因而具有独创性的意义。

在上述三种观点中，里德和格林都认为休谟哲学没有提出任何确定的东西，只是将洛克和贝克莱的哲学发展到怀疑主义，因此他们的观点常常被相提并论，并成为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广为接受的“标准”观点。史密斯的观点富有新意，为休谟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于它紧紧依据休谟哲学的文本，所以很有说服力，以致近三四十年来十分流行，被称为对休谟哲学的“自然主义的”解释。诚然，由于内容及篇幅所限，艾耶尔在本书中对上述三种观点没有充分展开，但对于读者全面理解休谟哲学，仍不失为有益的参考。

总之，本书的翻译出版，对于中国读者了解和研究休谟哲学是很有价值的。虽然本书的篇幅不大，但所论哲理深奥，学术含量丰富，对它的翻译也有难度。译者作了很大的努力，为读者奉献了一个很好的译本，为此应对他们表示感谢。

2016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