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理想的追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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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对20世纪的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这显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辉煌的丰功伟业，各方面已经给予它非常多的关注。另一个因素毫无疑问，就是改变了全人类生活的意识形态大潮——俄国革命及其后果，其中包括了极左与极右的极权主义专制，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在某些地方的）宗教偏执狂的爆发，而耐人寻味的是，那些19世纪最敏锐的社会思想家们，却无一人曾对此有所预见。

两三百年以后，如果人类那时候还存在的话，我们的后代回过头来看这个时代，我想正是这两种现象将会被他们看成是20世纪的突出特征，最有解释和分析的必要。然而也应该知道，这些波澜壮阔的运动其实都是肇始于人们头脑中的某些观念，亦即人与人之间曾经是、现在是、可能是以及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同时还应该知道，在领袖们——尤其是那些身后有一大群军队的先知——头脑中某些最高目标的名义下，这些关系是如何被改变的。这些观念正是伦理学的要义。伦理学思想就是要系统地检讨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人类对待别人的行为方式由以产生的概念、利益和观念，以及种种人生目的所由以建基的价值体系。生命应该如何度过，男人与女人应该是什么，应该做什么，此类信念是道德研究的对象；而一旦问题转到群体和种族——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则称之为政治哲学，也就是应用于社会的伦理学。

假如我们希望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经常是充满暴力的世界（除非我们试图去弄懂它，否则我们就别指望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理性地行动），就不能仅仅关注影响我们的那些自然的和人为的非个人性的巨大力量。引导人们行动的目的和动机，才是应该根据我们认识和理解的一切来观察的；有关它们的根源和发展，它们的本质，以及最重要的，它们的有效性，都应该调动我们所有的理智资源，对其加以批判的检讨。除了揭示人类彼此关系之真理的内在价值之外，上述这一紧迫的要求也使得伦理学成为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领域。只有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才会不关心这样一些问题：他们来自何方，如何来到这儿，又将去向何方，以及他们是否愿意这样走下去，如果愿意的话，原因何在，如果不愿意，又是何种理由？

关于体现这些价值和目的的生活观，有种种不同的理念，而研究这些理念正是我耗费我人生长长的四十年光阴，想要弄明白的事情。我很愿意谈一谈我是怎样被这一题目吸引住的，尤其是改变我关于伦理学核心之认识的转折点。如此一来，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一点儿自传性质——对此我要表示歉意，但是只有这样我才能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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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我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只是到后来，这部名著才对我产生真正的影响，同时影响我的还有19世纪中其他俄罗斯作者的作品，其中既有小说家，也有社会思想家。我的观点的形成跟这些作者有很大关系。我过去认为——现在还这么想——这些作者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或许并不是对个人、社会团体或阶级相互之间的生活和关系给予客观如实的描述，也不是对它们进行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分析——当然，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不具有可比性。依我看，他们的方法在本质上是道德的：他们关注最多的是不公正，压迫，人与人之间荒谬的关系，以及壁垒或陈规的禁锢（亦即屈从于人造的枷锁），还有愚昧、自私、残暴、屈辱、奴性、贫困、无助、仇恨、绝望，诸如此类——这些到底是谁的责任？简言之，他们关心的是这些人类经验的本质以及它们在人类境况中的根源；不过，其中隐含的首先是俄罗斯的人类境况。而且反过来，他们也希望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相反的一面，那将是真理、爱心、诚实、公正、安全的国度，人类的自尊、庄严、独立、自由以及精神圆满都得以实现，人与人的关系以此为基础而建立。

有些人，像托尔斯泰，在纯朴的人那未被文明腐蚀的观念中找到了答案；又如卢梭，他更愿意相信农民的道德世界和儿童没什么两样，没有被文明的传统和制度所扭曲，而后者则是人类罪恶——贪婪、自私、精神愚昧的产物；相信只有人们看到了真理就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世界才有可能得到拯救；如果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么真理就是在耶稣的福音——“登山宝训”[8]里。在这些俄罗斯思想家中，也有人对科学的理性主义抱有信心，或者是寄希望于以一种有关历史变化的真实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的革命运动。其他人或者回到东正教理论中寻找答案，或者是转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又或者回归于曾经被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的改革所遮蔽的古代的斯拉夫价值观。

所有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相信解答核心问题的答案是存在的，并且可以发现，进而可以凭借大量无私的努力，在现世中使它成为现实。他们全都相信人类之本质就在于能够选择如何生存：只要对那些真实的理念有足够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就可能依此来改变社会。即便有些人（像托尔斯泰）有时也会考虑到，人并非真正自由，而是受他无法控制的因素所决定的，但他们更加深信的是（托尔斯泰正是如此）：假如自由只是一种幻觉，它也是人类的生存与思考必不可少的一种幻觉。以上这些都不属于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校教的是希腊和拉丁语的著作家，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进牛津大学读书之后，我开始阅读大哲学家们的著作，并且发现一些大人物（尤其是在伦理和政治思想领域）也持有我上面所说的想法。苏格拉底认为，如果可以用理性的方法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中建立确定性的话（月亮要比伯罗奔尼撒半岛大好多倍，但是它在天上看起来多么小啊！——阿那克萨哥拉[9]不就已经发现了这样的真理吗？），同样的方法在人类的行为领域——如何生活，成为什么——肯定也会产生同样的确定性。这一点可以通过理性的论证得到证明。柏拉图认为，把握了这种确定性的精英们（an élite of sages）应该被授予统治那些在理智方面天赋较弱的人的权力，并且，行事应遵照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正确方式所规定的模式。斯多葛派认为，依据理性来安排自己生活的任何人都有能力找到解决的办法。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我对佛教知之甚少）则相信，真正的答案是由神向他的选定的先知和圣徒昭示的，而且他们接受有资格的导师对这些被昭示的真理所做的解释，并认同他们所归属的传统。

在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看来，答案是可以找到的，只是要借助一种形而上的洞见——这是所有人都赋有的理性之光的一种特殊的应用。而18世纪的经验主义者，则对以数学方法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所开启的广阔的新知识领域印象深刻，它清除了众多的错误、迷信和教条的妄语；而且，他们像苏格拉底一样问自己，为什么同样的方法不可以在人类事务的领域中成功地建立相似的不可辩驳的法则呢？运用自然科学发现的新方法，同样可以在社会领域中引进秩序：发现一致性，提出假设并且通过实验来检验；以此为基础建立法则，进而可以发现特殊经验领域的法则是和更广范围的法则相联系的；而后者又和更广一层的法则相关，如此外推，直到建立一个巨大的和谐的系统，它由不可辩驳的逻辑关系联结，并且可以用精确的——也就是数学的——术语系统地阐述。

将社会加以理性的重组，就可以消弭精神的、心智的迷误，摆脱偏见和虚妄的控制，不再盲从未加验证的教条，并将终结压迫人之体制的愚蠢、残暴，从而，也就终结了这些心智阴影之所以孕育和滋生的温床。实现此目的，所需要的是：明确界定人类的根本需求，并且找出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如此，将会创造出一个快乐、自由、公正、美善、和谐的世界，这也是1794年孔多塞在牢狱之中激动地预言的世界。这种观念，是19世纪所有进步思想的根基；同时，当我在牛津求学时，多数批判的经验主义思想的核心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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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刻，我意识到，所有这些观念的共同之处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首先，像在科学中一样，所有真正的问题都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而其他的答案都必然是错误的；其次，必定有一条可靠的途径导向这些真理的发现；第三，真正的答案，如果找到了话，必定彼此融洽、俱成一体，因为真理不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一点是我们先验地（apriori）知道的。这种无所不包的理念才是对宇宙的七巧板式谜题的解决之道。至于伦理道德方面，那时我们会发现，完美的生活必定是，而且应该是，建立在对于统治宇宙之法则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或许永远达不到真理这种完美的认识状态：也许是因为我们智力愚钝、过于低能、腐化堕落，或者是罪孽深重而无法把握它。可能有太多的障碍，无论是智识精神，还是外部物质方面。此外，像我前面说过的，应该循着哪条道路去追索，也是意见纷纭：有人去教堂里寻找，有人却埋头于实验室；有人相信直觉，有人依靠实验，有人仰赖神秘的幻想，有人则坚信数学的计算。不过，这些真正的答案，或者是一个最终的体系（所有真正的答案是交织在一起的），即便我们自己不能发现它们，它们也必定存在——除非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必定会有某人能够知道真正的答案：也许是天堂里的亚当；也许我们只有等到世界末日才会知道。如果我们人类不能知道，那么也许天使会知道；如果不是天使，上帝总会知道的。这些永恒的真理，从原则上说，一定是可知的。

有些19世纪的思想家，像黑格尔和马克思就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并没有永恒的真理，有的只是历史的发展，连续的变化；在进化的阶梯上，每迈出新的一步，人类的视域都会改变；历史是一个多幕剧，它在观念领域或现实领域中的力量冲突的推动之下前进，有时称之为辩证地前进，其表现形式是战争和革命，是国家、阶级、文化或运动潮流的暴力颠覆。然而，在经过了不可避免的挫折、失败、旧病复发，甚至是回归野蛮之后，孔多塞的梦想终将会化为现实。这一大戏将会圆满收尾——此前，人的理性已经取得了很多胜利，而且，它永远不会被阻挡。人类不再是自然的牺牲品，也不再是自己那些很大程度上不合理性的社会的牺牲品：理性终将胜利；普遍的和谐终将实现；真正的历史终将开始。

若非如此，“进步”观念，“历史”观念，还有什么意义呢？从无知到有知，从迷信和天真的幻想到直接地把握实在，到认识真正的目标、真正的价值以及客观的真理，不管会有什么样的曲折，难道这样一种运动的过程是不存在的吗？历史有可能仅仅是由于物质因素和随机选择而共同导致的一种事件和事件的无目的的连续；或者，历史只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抑或狂暴无理的一个故事？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当男人和女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不再是自私自利的生物，也不再是他们不可理解的隐蔽力量的玩物，黎明就到来了。至少有一点，并非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亦即这样一个人间的天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而且，如果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能朝着它去努力。这一点一直是西方伦理思想的核心，从希腊人到中世纪基督徒的各种梦想，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进步思想；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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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阅读经历的某个阶段，很自然地读到了马基雅维利的重要著作。它们给我的影响至深且久，动摇了我早期的信念。我从中得到的并非这些表面的说教：如何获取和捍卫政治权力；统治者应该借助哪些力量或计谋来采取行动以实现社会重建；或者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免受内部或外部敌人的攻击；或者，如果希望他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的话，统治者应具备什么样的主要素质，公民们又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我学到的是别的东西。马基雅维利并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他认为，重建罗马共和国或者早期元首制的罗马是有可能的。他坚信，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一个由勇敢、机智、聪明、天才的人构成的统治阶级，他们知道如何把握和利用时机，还要有受到国家充分保护、热爱国家并且以它为荣的公民，他们是强壮的、异教徒的典型。这就是罗马何以强大起来，并且征服世界的原因，而正是由于缺少了这种智慧、生命力和冒险的勇气——它们是狮子和狐狸的品质——最终导致了罗马的衰败。堕落的国家被那些保有这些美德的勇敢入侵者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