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今天的政府管理监督仍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2

城市中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务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这一点我们在总督和总督代理的通信中就能确定。总督对于每件事都有自己的独特建议，甚至是在节日庆祝的问题上，因此一切事务都必须征求总督的意见。总督有的时候会参加并主持一些公众的喜庆活动，活动中灯火的点燃、房屋彩灯的悬挂都要听从他的号令。一位资产者民团成员在唱《赞美诗》时由于缺席，被总督罚了20里弗尔。这使得城市官员感觉到了自己的权力的弱小。

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总督写信这样说道：“总督大人，我们虔诚地祈求您的关爱和保护。我们将以大人马首是瞻，定不辜负大人的厚爱。”还有一些以本城贵族自居的人这样写道：“总督大人，我们一直都是尊重您的看法的。”

正如他们所准备要做的那样：政府为资产阶级所掌握，自由为人民所获取。

城市并不像人民想象的那样，只要密切地依附中央就能维持自己的财政。有人认为中央集权制和城市就像水和鱼的关系，没了中央集权制，城市很快就会濒临灭亡，对此我不做任何见解，但是我却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另一种关系：18世纪城市走向灭亡却不是中央集权制所能阻止得了的。城市行政的混乱已经成了当时行政史的主要内容。

村庄和城市一样，同样是依附中央的，只是所表现的权利和形式不同而已。

在中世纪，所有的村庄都建有这样的集体，它们与领主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且有迹可循。这样的集体虽然受领主的统治、监督和利用，但是它却有着独立的财产权并占有某些财产。这样的集体遵循着民主的管理方式，并通过选举来确定自己的首领。

在从封建制度一步步走出来的国家中，或是在仍存有这类法律痕迹的国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教区制度的存在。这种古老的教区制度遍布英国的各个角落，在60年前的德国还非常流行，这一切你都可以在著名的弗里德里希法典中得到肯定的答案。同样还有很多的遗址遗留在18世纪的法国。

为了了解旧制度教区的情形，我首次查阅了一个总督所管辖地区内的所有档案。在这些档案中，我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些穷困潦倒、饱受奴役的社区的教区制度竟然和许多美国农村村社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的这些相同之处曾一度被我认为是新社会所特有的特征。它们都没有施行代议制，也没有设立市政府，而是在整个社区的领导下，由官员分别进行治理；它们经常进行全体会议：城市的官员、重大的事务都是由这些聚在一起的居民选举和决定的。这两者之间都极为相似，就像失散多年的双胞胎一样，没什么不同。

这两者有着相同的起源，然而命运却截然不同。

中世纪的农村教区摆脱了封建制度，完全自治，就成了后来新英格兰的镇区（township）。虽然摆脱了领主的统治，但是仍旧在国家的掌控之中，这就使得它在法国以一种特殊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18世纪，因为省份的不同，教区官员的数量和名称也各不相同。我们从古老的文献中得知，一个地方官员的多少，取决于这个地方的生活活跃与否，即一个地方的生活越活跃，官员的数量也就越多，反之亦然。在18世纪，大部分教区都是由征税员和理事这两类官员组成。这些市政官员已经不再是社区的代表，因为他们不论是不是依靠真正的选举产生的，他们都已经沦为国家获得利益的工具。人头税由总督指挥收税员直接进行。政府的公共秩序和所有的事务，都是由理事在总督代理的指导下代表总督代理处理的。他是以总督代理的首要代表的身份出现的，这种情况一般都出现在有关自卫队、国家工程和所有普通法执行的时候。

政府取消了领主管理一些琐碎小事的职责，这与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相吻合。领主不再进行协助和监督，虽然他们也曾经参与这些事务力图以此使自己的力量得到保全，但是随着他们的权力不断被取缔，力量被削弱，他们开始对这些事情报以轻蔑的态度。如果今天让他们继续参与这些事务，那是对他们自尊心的一种侮辱。虽然他已经失去了统治权，但是他所享有的特权却依然存在，这就使得新生的统治无法彻底进行，进而不能建立一个可以取代他的统治的教区管理机构。这样特殊的人物，是如此的特立独行、秉承上天恩泽，而他在教区内无疑是一切法规的破坏者。

受他的影响，差不多全部的居民都往城市逃去，在下文中我会继续提到这些，仍旧与领主居住在郊区内的就只剩下了一些没文化的迂腐农民。对他们而言，领导治理政治事务无异于天方夜谭。蒂尔戈说得很有道理：“一片茅屋、一群被动如茅屋一样的居民构成了教区。”

由于收税员和理事的无能与愚昧，使得在18世纪的行政公文中充满了人们对他们的怨言。对此抱怨的还有大臣、总督和总督代理，甚至于一些贵族，然而却没有人去寻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法国农村的教区管理制度，依旧保留有中世纪曾有过的民主特色，尽管只是一部分，但这种特色在大革命之前一直存在。当有公共事务需要讨论或者需要选举市政官员时，人们就会通过钟声将农民召集在教堂门廊前，进行会议，而出席会议的人没有贫富之分。在会议中，既没有真正的协商也没有投票选举，但是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还专门邀请一位公证人进行露天记录，将不同的发言记入会议纪要，并且制成证书。

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甚至能够结合起最专制的政府，于是，这个政府在压迫人的时候，却滑稽得装作若无其事。我们要具体而微看到这一点，只需如此对比一番，即这些自由的外表是空洞的，而与其相联系的真正自由，又显得不足。这种教区民主会议与城市政府极其相似，都没有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遵循自己的意志，尽管它们能够全面地表达出各种想法。想要召开会议，还必须明确地得到总督的准许，而且还要达到人们所说的那种全部听凭您的指挥的地步，由此可见，它就像是一个装着话语的匣子，你不去打开，它就一直沉默。未经御前会议的许可，它们不能够擅自做主，更不能进行出租、买卖、申辩，哪怕会议的意见是统一的。御前会议掌控裁决权，只有得到它的允许，人们才能够去修葺被风吹坏的教堂房顶，去重新组建已经断壁残垣的本堂神父住所。所有的教区都必须遵循这种规章，不管它们离巴黎远还是近。御前会议曾接到了这样的要求——批准一些教区有权开支25里弗尔，这些有幸被我看到。

选举团的候选人一般都由总督钦定，并且能够以全票通过，而居民所拥有的能够选出自己的官员的普选卷，其实就是个形式罢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几次自发举行的选举都被总督撤销，所有的新选举也都被无限期地中止，总督开始亲自任用收税员和理事。

这些社区官员身处桎梏之中，其命运之严酷简直让人难以想象。由于这些地方保证公民不受专横侵害的制度已经被取消，所以他们常常受到中央政府最下层的代理人（总督代理）的逼迫，尽管他们百依百顺也经常会被处以罚金，甚至被迫入狱。1750年，一位总督这样说道：“有几个村社的负责人私底下抱怨，我把他们押入了监狱，连带他们所在的社区也被我强行缴收一些费用，用作骑警队骑兵巡逻的开支。我便是如此轻易地制服了他们。”所以，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地脱离这些职务的束缚，在他们看来，这些职务没有丝毫荣誉可言，更多的是负担。

教区自由是迄今为止所有公共自由中唯一得到农民广泛接纳的，所以对于农民来说，那些教区政府的旧残迹还是弥足珍贵的。教区自由也是能让人民上心的仅有的一件公共事务。这种徒有虚表的形式在人民心中甚至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他们认为，能够在村政府中畅所欲言，要比避免将全国的政府置于一人之手重要得多。

凡是独立自主，或者具有集体特点的团体，差不多都存在我刚才所讲的有关城市和教区的论述情况。

今天，法国仍然没有一个团体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并运用于各自的独立事务之中，财产也不能依照自己的想法随意处置。这些团体如修道院、济贫院、学院、工厂、小村、村庄、乡镇、城市等，跟在旧制度下一样，置身于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之下。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已经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