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大革命的最终走向已不单单是要毁灭宗教权力和瓦解政治权力

法国革命爆发之初，首当其冲的就是宗教教会，这种在大革命中产生的反宗教的激情贯穿了整个大革命的首尾。为了得到安定，人们可能不得不奴颜婢膝，又或者对自由的渴望已经消磨殆尽，然而即便在这种境况下，他们仍念念不忘要和宗教权威做斗争。拿破仑可以斩去法国革命崇尚自由的天性，但却如何都遏制不了人们反基督教的本能。直到今天，仍有人不信奉基督教，不相信上帝，在他们看来，他们对上帝的不敬只是弥补了自己曾经对政府小兵小吏卑躬屈膝的过失。他们与大革命信条中自由、崇高的一切完全相悖，却始终认为自己是忠于大革命的，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

然而，反宗教战争只不过是这场伟大革命的冰山一角，一个能够表现出大革命面貌的细微的特征，是孕育这场革命及其后续的思想、热情和一些事件的临时产物，而并非是大革命的全部本身特征。

18世纪哲学的非宗教思想很深刻，这也是18世纪的哲学引起这场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仔细地观察分析，发现它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

其中一部分阐述的是一些新的观点和革新的观点，内容涉及了社会地位、民事、政治律法准则，这些新的或革新的观点重在强调人类生来就彼此平等，所以应该消除种族、性别、阶层、职业的所有特权，推行人民民主，使社会权力神圣化，设立新的制度和准则……这些信条不单单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因，甚至与法国大革命所要强调的内容基本相同。它们是大革命最根本的成就，从时间上讲，更是大革命最长远、最实在的业绩。

18世纪哲学家们所阐述的另一部分的思想就是仇视教会。为了彻底使教会土崩瓦解，他们攻击教士、教会等级、教会机构、教义，他们甚至还想将教会的基础连根拔掉。但是，这部分哲学思想产生在这场大革命时期的各种事实中，也必定会随着这部分事实消失不见，被大革命的胜利埋进坟墓之中。介于我还要在后续的章节中重新提到这一问题，我还要补充一句，使我所阐述的意思更加明白：基督教激起如此强烈的仇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也不是教士们自命来世管理者的使者身份，更不是它在新建社会根本没有存在的位置，而是因为它以一种政治制度的身份出现，他们的大部分成员是俗世的地主、领主、行政官吏和什一税[9]征收者，他们在即将破灭的旧制度旧社会中占据了最优厚的特权、最优势的地位。

我们可以回顾总结一下，经过时间的洗涤冲刷，时时刻刻都证明了下面的这一事实：大革命的政治体系稳固之后，它的反宗教事业也会随之没落走向尽头；在大革命的攻击下，一切旧制度和旧的政治体系被彻底泯灭，那些为大革命所不容的权力、影响、阶级也被彻底消灭，丝毫不留，它们曾经所激起的仇恨也会随着它们的失败慢慢消退，最后消失；之后，那些纯粹的教士会从这些败落的废墟中脱离出来，教会的力量也会在人们的精神中日渐恢复，变得更加牢固。

这种现象并不是法国教会所特有的，在法国革命之后，欧洲的很多基督教会都是以这种形式再度兴盛起来的。

有些人认为民主社会与宗教是天生处在敌对面的，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都没有与民主精神绝对相悖的东西，反而有很多东西是对民主社会大有裨益的。历朝历代的史实表明，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是始终根植于人民的心中的，那些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中的宗教在人们的心中都会有自己的归宿，而那些偏向于人们的感情和思想所建立的制度，很奇怪地会把人类的精神引向不信奉宗教。

上述对宗教问题的阐述，相对社会权力更加适用些。

看到维系社会等级和制度的一切机构和那些系着枷锁的风俗、习惯被大革命一朝破灭，人们就可能单纯地认为大革命不单单是要推翻个别的社会秩序，更是要推翻一切的社会秩序；不单单是要推翻一个政府，更是要推翻政府所掌控的权力；进而做出结论，法国的大革命是以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形式进行着。但是我认为，这些都只是肤浅的见解。

法国大革命爆发还不足一年，米拉波[10]就私下向国王致函道：“请把现在的革命形势与存在的旧制度做个对比，您会从中得到安慰和希望。虽然国民议会中存在一部分对君主政府有利的重要法令，但是取消高等法院、三级会议省份，取消教士、特权阶级和贵族集团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我相信黎塞留[11]会很高兴这种将繁杂的阶级变革成一个单一的公民阶级的做法，因为这种看似能够实现人人平等的阶级更加有利于权力的施行。很多时期的专制政府都是倾向于加强国王的权力和威严，但是他们所做的都没有革命这一年所做的更有意义，更有效果。”米拉波是这样理解大革命的，同时他也是有能力领导大革命的人。

法国大革命所要做的不只是对旧政府的变革，还有对旧的社会结构的废除，所以，这就注定了它要去挑战一切现存权力，推翻一切公认的势力，消除更新各种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也可以认为是把人们脑海中所有固有成型的那些尊敬服从的思想清洗一空。这也就形成了法国大革命所特有的无政府主义的局面。

透过这种所谓无政府主义的掩饰，你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庞大的中央集权，它把旧制度中分散的从属机构、阶级、等级、职业、家庭和个人等一切散布于社会中的零散权力全部吸纳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权与当时已经崩溃的罗马帝国极其相似。大革命衍生出了新的权力，然而这种新的权力却是诞生于它所摧毁的一切权力。虽然大革命新建立的政府更加脆弱，但是相较它所推翻的政府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空前强大。基于同一种原因，它包含脆弱与强大的两面性，我会在下边另外论述。

米拉波从即将解体的旧制度的缝隙中看到，这个简易、正规、庞大的东西已然凝聚成型，尽管人们还没发觉这样的一个权力分布模式的形成，但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被昭告天下。此时，各国的君主对此尤为关注，他们既赞赏又羡慕这个中央集权的形成，不管是大革命所袒护的人们，还是走在大革命敌对面的人们，都对这种权力表现出了由衷的认可，他们各自努力地消灭豁免权，消除特权。他们与不同的等级相融合，让这些不同的社会地位慢慢变得平等，用官吏制度取代贵族制度，用统一的规章制度来取代地方特权，用统一的政府来代替零散分散的权力机构。这样一份事业，他们处处小心，一旦遇到阻碍就会借用法国革命中的种种手段和准则。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使穷人与富人、平民与贵族、农民与领主形成尖锐的对立。法国革命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场灾难，又是使他们进步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