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为什么法国人民对封建权力的憎恶要远胜其他国家？1

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清扫一切中世纪的残余制度，但是与人民想象中的不一样，革命却不是发生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最多、受其迫害最深的地方，而是出现在那些受封建制度影响不大的地方。因为受封建制度的影响越小越是能突显出封建制度的刺眼和难以忍受。

18世纪末的德意志，大部分地方的人民仍旧被封建制度束缚、统治着，和中世纪几乎没什么两样：农奴制度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施行着。农奴也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玛丽娅·特蕾西娅[13]的军队的主要生力军。

在1788年，德意志的许多邦国中，他们限制农民的自由，并将其局限在领主的庄园之中，那些敢私自离开的农民会被四处追捕、擒拿，押回领地。在领地上，主日法庭[14]约束、管制着农民，监督着他们的私生活，并处罚那些酗酒偷懒的人。

农民的地位、职业很难得到提升和改变，而且他们能否结婚还要看主人的心情。为主人尽劳役占用了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年轻的时候，还要在领主的庄园中做多年的仆役。为领主尽劳役仍旧是义务，劳役期在某些邦国中竟达每周三天之久。此外，农民还承担着一系列的费用：领主翻盖、维修房产开支，向市场运输领地产品以及经营的花销，传递信件的费用等。农民虽然能够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但是他们所持有的所有权却是残破不堪的。他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地里应该种什么，也不能随意地转让和抵押土地，这一切都得看领主的眼色和命令。他们产品的销售同样受领主的制约，有时被强迫卖出产品，有时被阻止出售产品。这些农民一直是被强制地去耕种土地，而且他们的子嗣不能够完全继承他们的产业，通常，其中一部分要上缴给领主所有。

这些规定，我无须在那些陈旧的法律条文中查阅。它们在由伟大的弗里德里希拟定，经他的继位者在大革命刚刚爆发之际颁布的法典里，就已经存在了。【p189】然而在法国，这种境况已经完全消失：农民耕作不受限制，可以任意处置、买卖产品，自由往来。只有在东部的一两个被征服的省份中还残留一些农奴制的踪迹，在其他的所有地方，农奴制已经彻底废除。关于废除的时间，因为时间太过久远，大部分人都已经忘却了。当今还能寻得到的考据证明，诺曼底在13世纪就已经彻底废除了农奴制。

同时，法国还发生了另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关系到了人民的社会地位。农民摇身一变，成了土地真正的所有者，而不再是农奴。虽然这一说法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但是它的影响相当深远，基于此，我不得不驻足给予论述。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土地划分只是大革命的产物，它是源于大革命的。然而各种证据证明，事实却是恰恰相反。

在大革命之前的20年，土地的过度分割就使得一些农业协会感到不满。蒂尔戈[15]当时曾言：“原来能够维持一家人的土地，现在被过度地瓜分给五六个孩子。这点土地是完全不能够支撑这些孩子及其家庭的生活的。”在很多年以后，内克尔[16]指出，法国农村小地产主已经遍布全国。

我在一份大革命前总督接到的秘密报告中了解到下边的进谏之言：“所有人都想得到一些土地，所以人民正以一种绝对平等的可怕的方式来进行土地的划分，一块块土地也因此被无止境地一再划分下去。”这很像是现代人说出的话。

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并成功地复原了旧制度的土地册。1790年新颁布的土地税法律对各教区的地产清单做了一个征集汇总。虽然寻找这些已经失散的清单很难，但我还是在一些村庄发现了它们的踪迹，并与我们今天的名册做了比较。一个很令人震惊的现象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这些村子地产主的数量已经达到当今数量的二分之一，更多的甚至达到了三分之二。而按照当时那个时期法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来说，地产主增加的数目是非常惊人的。

自古至今农民都没有减退对土地的热爱，而这一刻，占有土地的欲望在他们身上更是达到了峰值，让他们亢奋不已。当时目睹了这一切的观察者曾说：“由于人民热衷于成为地产主，使得土地供不应求，并使其以高于本身价值的售价出现在交易市场上。在法国，一些下层阶级为了购置土地，将所有的积蓄都投入了公积金或放给了个人。”

当时，法国大量的土地在农民中被划分，使得首次旅法的阿瑟·杨格极为震惊，他估算到法国有一半的土地已经归农民所有，是他旅行中所见过的新鲜事儿中最为特别的一件。他经常说：“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竟是这样一种形式。”相信，这样的形式也只有出现在法国或其近邻中。

这些拥有地产的农民在英国也曾出现过，只是数量已经不多。在德国，这些拥有完全土地所有权的自由农民充斥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p193】然而这种地产并不是普遍存在的情况，所以小地产主的数量也是少之又少，尽管关于农民地产的一些稀奇、特别的法律在日耳曼的最古老的习俗中出现过。

18世纪末的德意志也凸显了大革命带来的影响，在法国革命传播地最早，而且始终最富生气的莱茵河流域，农民们像法国农民一样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德意志，那些长期未受到大革命渗透、洗礼的地方，是没有任何类似的变化发生的。

由此可见，土地划分其实已经远远早于大革命，而那些法国土地划分源自大革命的说法是错误的。大革命确实出售了教士的全部土地和贵族们的大部分土地，但是根据当时的土地拍卖记录，我们会清楚地了解到，在所有的这些被出售的土地中，它的大部分买家是那些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所以，这些土地只是简单地易手而已，地产所有者的数目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增加。【p194】就连内科尔对法国的土地划分现状都一语中的：“当时法国已经有大量的土地所有者存在。”

确切地说，用大革命暂时解放了土地比大革命划分了土地更为确切。因为那些小地产主在经营土地时承受着许多无法摆脱的劳役，并且深陷这种痛苦之中。

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不同，这些农民已经摆脱了领主的管辖，这些本应该减轻的负担突然转变为更加沉重的负担使他们觉得无法忍受。但这同样又是一场新的革命，一场与让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一样伟大的革命。

每天都会有人在旧制度的法律下出生，这使得我们产生了一种旧制度离我们依然很近的错觉，事实上，旧制度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场革命将我们彻底与旧制度剥离开来，并使得一切被摧毁的东西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像是“1789年前的农村是怎样治理的？”这样的简单问题已经很少有人能给出精确的答案。如果想精确、详尽地论述这个问题，就必须再度去研究那个时代的政府档案。

我还听闻一些观点错误的流言：贵族虽然不参加国家治理，但却保留有农村的全部行政权力，人民仍受领主的统治和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