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版序

时间飞逝而过。从我第一次接触存在主义哲学至今，整整35年了！而我写的第一本论存在主义的书《存在主义概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也转眼间发表了15年。

1957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不久，即受教于熊伟教授。他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的学生。记得在迎接我们这一批“新生”的晚会上，系主任郑昕教授对我们介绍说，熊伟先生曾在 1934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聆听海德格尔授课。大学三年级时，我选修了熊伟老师的存在主义课。他讲课的姿态和语调，大有仿效海德格尔之意，并不注重于灌输知识，而是以诗一般的风格，启人“思”，启人“说”，力图引导听者“走向事物本身”，亲临领悟“思”和“说”的“自我显现”。 “先是‘在’，才有‘在者’! ”“这世界是‘在’出来的！”这两句恬然证明存在主义精神的名言，出自熊老师之口，不仅其抑扬顿挫之诵诗举止，至今仍栩栩如生，而且，其中的深刻含义也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越推敲越可以“思”出层层道理来：真个是：“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饴。”

自那以后，“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人生辛酸煎熬，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存在主义的基本概念“焦虑”、“孤独”及“死亡”的含义，也使我更深刻地领悟自由之珍贵！所以，1987年，当我移居法国途经香港时，发表的第一本书便是《存在主义概说》。

但是，我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并不单纯出自个人的兴趣和遭遇。

如同西方各种思潮一般，存在主义往往容易被人们误解成少数人杜撰出来的奇思异想，似乎是为满足在急速变化的社会危机中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颓废主义者的精神需求；或者，甚至把存在主义简单地归结为“时髦”的装饰品，可以随人云亦云的趋势而顷刻间充斥于世间，也可以在另一瞬间像被玩腻了的玩具一样被说成为“过时”的。实际上，存在主义由于确实被许多人误解，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似乎真的被当作“过时”的东西而遭受冷遇。比起二三十年前，现在很少人提起存在主义；即使有人谈起存在主义，也总是不加思考地被看作是“消极的”思想。

近年来对存在主义的如此误解，一点也不能贬低存在主义本身的价值。稍微注意社会思潮动向和对西方文化稍作反思的人们，都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存在主义的影响不仅没有消失殆尽，而且恰恰相反，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萨特、克尔凯郭尔、加缪、梅洛-庞蒂、雅斯贝尔斯、卡夫卡及马塞尔等人的著作及其观点，越来越被现代派、后现代派及后结构主义者所引用和进一步发挥。不仅如此，存在主义的影响至今仍然越来越扩及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入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去。

存在主义的理论力量及其在现代思想史上所显示的经久不息的生命力，只能来自存在主义本身所包含的真理性，来自存在主义所包含的人道主义精神。萨特和海德格尔都在 1946年各自就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进行论述，深刻地表达了存在主义对人的命运的关切，体现出存在主义经由人道主义同西方乃至全人类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存在主义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确立了它在人类思想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

存在主义和其他各个西方思潮一样，当它们一时泛滥而成为社会思潮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但一种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出现的时候，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只是显现出来的假象，而不是其本质。正如本书引言所将要论证的，重要的问题，是要通过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去进一步揭示那些装饰在外表上的时髦外衣，使掩盖在底基下的更深刻的本质，即它们的深远的文化渊源及其精神实质，能彻底地和本真地显示出来，成为重建新型的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养料，既继承和发扬其中的传统精华，又肯定其独有的创新精神。

从这样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出发，我把存在主义和20世纪西方其他思潮一样看待，既把它们当作知识宝库中的珍贵成分，又把它们当作西方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既看作是思想家的思维结晶，又看作是人类世界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它们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有着远比现实的社会具体条件更深远、更牢固和更稳定得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因此，20世纪西方思潮的任何一个流派，其重要意义，与其是作为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思潮而出现，不如说是作为人类整体的一种理论思维运动，构成为整个人类文化宝库的基本成分和内在动力！

早从1957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时候起，西方哲学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及其对社会生活各领域和对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深刻影响，就引起了我的强烈的兴趣，并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在那以后的30多年的岁月中，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对这个文化宝库的探索工作。所幸的是，近15年来，我能有机会在国外，主要是在法国、德国和英国，连续不断地学习和研究当代西方哲学和20世纪社会思潮。在点点滴滴的资料搜集和逐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我终于有可能按重要学派和主要思想家的脉络，先后写出和发表了有关西方各国20世纪哲学和社会思潮的书：《存在主义概说》、《萨特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概论》、《弗洛伊德传》、《罗素哲学概论》、《罗素传》、《结构主义》、《毕加索传》、《实用主义概论》、《新马克思主义导引》、《德国哲学的发展》、《解释学简论》、《利科的解释学》、《哲学人类学》及《哈贝马斯论》。这些书自1978年以来，已各自先后再版和增订新版；其中《结构主义》一书，香港已出四版，台北则连出三版，而且，几乎每次新版，都有所增订，补充有关结构主义的新的资料和新的分析研究成果。这一切，使我有机会，在分门别类、逐渐总结以及分期补充的基础上，系统地和有步骤地研究西方20世纪哲学和社会思潮的各个流派及其相互关系，以求尽可能全面地跟上时代精神的发展步伐，并从总体上和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把握西方20世纪思潮的实质。

再过几年，人类历史将进入21世纪。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笔者百思交集，以一位在20世纪内长大并正慢慢接近“准老年人”的身份，期望能有机会逐步完成对20世纪西方思潮的系统研究初稿，呈献给我所有的老师们和亲爱的读者们，并诚恳地期望惠予批评和指教。

最后，我要感谢生我、养我和教育我的父母——是他们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指引我走上不断地学习人类文化和自由独立思考的人生道路；感谢爱妻许敦煌女士和我的女儿高宁，对我的时时刻刻和无微不至的支持和帮助，她们不仅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关怀我，也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我整理资料。我同样要感谢我的国内外的老师和同事们，尤其感谢恩师郑昕教授、洪谦教授和熊伟教授；最近10多年还要感谢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保罗·利科、比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及德国的赫伯特·施奈德尔巴赫（Herbert Schnaedelbach）等教授——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亲自指导我深入理解各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并慷慨地给我提供他们个人研究的最新的资料。感谢法国哲学协会主席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和巴黎第十大学第一副校长乔治·拉毕卡（Georges Labica）两位教授为我提供了最好的研究条件。没有我的师长和亲友的帮助，我对于20世纪西方思潮的庞大的研究计划，是无从开始、也无法持续地进行下去的。

高宣扬

1993年3月中旬

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东吴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