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此“启蒙”非彼启蒙

在中国，提到“启蒙”两个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7、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以及五四前后那场人称“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

何谓“启蒙”，比较中西概念，其实是有些差异的。用秦晖的话来说，中文“启蒙”通常带有“教导无知小孩”之义，西文“启蒙”强调的却是“照亮（中世纪的）黑暗”。两相比较，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着眼的是批判专制制度，而不是教导愚昧的民众，他们甚至具有鲜明的人民主权观点，反对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等人“蔑视民众”的心态；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则相反，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孙中山的“先知先觉”说，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等等，都充满了“‘改造人民’的导师心态”。

邓晓芒也撰文讨论过这一话题，他特别批评过对这一区别不那么敏感的中国学者，说：“把启蒙看成教育而把中世纪的黑暗理解为愚昧……这正是把对启蒙的理解引向歧途的原因之一。”他同样认为最标准的“启蒙”理当是欧洲式的，即是反对一切语言霸权，绝不以自己的所谓“正确思想”来取代任何所谓的“错误思想”。欧洲式的“启蒙”，就是“要求一种让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自由发表的宽松气氛，是（主张）一种自由和思想宽容的精神”。

姑且不论把“启蒙”归结为反对任何形式的“语言霸权”的说法用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身上是否准确，至少，就像秦晖注意到的那样，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大都既不是这样想，也不是这样做的。在新文化运动中就更是如此了。鲁迅和吴虞对传统礼教的尖锐批判，胡适和陈独秀发动的文学革命，《新青年》对《东方杂志》展开的反对东西方文化调和论的“意气攻讦”等，都表现出极强的话语强势。

不过，只看到这一点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更重要也更复杂的问题在于：17、18世纪的欧洲思想启蒙运动是怎么来的，它又为什么会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其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基础原因是什么？而1915—1919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又是怎么来的，它又为什么骤起骤落，未见中国人自己的启蒙论著诞出便戛然而止，造成这一结果不同于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基础的原因是什么？

记得任剑涛曾发表过一篇论文，从救国或建国需要的视角，考察分析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现代国家形成的不同阶段何以会提出不同的主张。他的考察显示，三人所面临的建国的实际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建国及治国理路。

马基雅维利面临的是如何使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统一起来，以走出分裂割据、被动挨打的不利处境，因此他主张“不计一切地请出玩弄权谋技巧的君主，以期实现国家建构的基本目标”。

霍布斯面对的是英国王党风雨飘摇，革命正严重威胁国家稳定的现实，他需要处理的是强势君主与臣民的关系问题，一套“以契约论奠基、以国家的赏罚教支撑的强大国家建构方略”显然有助于缓和并稳固双方关系。

到洛克时期，国家已经建成并稳固下来，如何长治久安并使公民心悦诚服地认同和支持这个国家，成为他政治考量的核心之点。正是在此背景下，他提供了基于主权在民观念的代议制的制度设计，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文符合历史研究的思路，即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主张的形成都是有条件的，并且与现实的社会—政治需求总是息息相关。换言之，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来都只能是一点一滴地进化、演进，因而或多或少是可以看出其不同的阶段性的。16、17世纪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等人，之所以不能像17、18世纪的洛克和卢梭那样形成人民主权的观点，不是因为他们本质上蔑视民众，而是因为他们早出生了一两个世纪，既没有受到英国“光荣革命”的刺激，也没有感受到美国独立战争的冲击。他们在各自生活的国度中所面对的社会—政治条件及其需求，与洛克、卢梭所面对的社会—政治条件及其需求，还大不相同。

由此出发来看欧洲启蒙运动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差别，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可能更应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差距与不同，是否简单地用一句“救亡压倒启蒙”就能解释了呢？我们难道不应该对两者所依据或所由产生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基础条件的差距与不同去做研究吗？

一个再直观不过的区别是，欧洲17、18世纪思想启蒙运动是与欧洲工业革命及其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基本同步的。而且，这一运动的发生，更是建立在被13世纪末以来接连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科学革命大大改造过的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而1910年代的中国，作为欧洲启蒙运动重要基础条件的这些革命或运动一多半都还没有出现过，更不必说工业革命了。两者间唯一接近的，只是民族国家形成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说只持续了三四年时间的新文化运动，仅仅因为发起者提倡过西方“人权”与“科学”的观点，就将两者画上等号，不是有些奇怪吗？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胡适从一开始就看得比较清楚。他一生中每谈及此一运动，总是“比较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不是偶然的。他对这场运动主要目的和意义的解读，始终着眼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及在此基础上“再造文明”的意图。故他在运动中从来都坚持“不谈政治”，主张“我们应致力于（研究）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基础”。可以说，当年的胡适，包括他的不少同道，内心里其实很清楚，以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发展程度，首先要做的恐怕还是一点一滴的、最基础的新思想、新观念的介绍、普及和实践的工作，还够不上欧洲式的思想启蒙。

能够明了这一点，我们就理当不必为这场运动的骤生骤灭而抱憾，更不必对从梁启超到孙中山到鲁迅始终没能像洛克和卢梭那样思考问题而困扰。事实上，就像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当年会“蔑视民众”一样，从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所以会持有“导师心态”，恐怕主要也是那个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科学等基础条件促成的。试想，在90%以上的国人不识字，只有极少数读书人才读得懂书面文字的情况下，不先培养众多具有“导师”资格的知识人，并展开中国式的最基础的“启蒙”，又如何能迈上欧洲式思想启蒙的台阶呢？

回溯一下新文化运动兴起前的历史当不难发现，这种带有“教导无知小孩”形式的中国式“启蒙”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人都在做。除了众所周知的严复、梁启超等一辈人之外，甚至包括更早就在进行类似尝试的晚清大批来华传教的“洋鬼子”。当然，效果如何又另当别论。问题是，就像胡适当年说过的：“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地造成的；进化不是一个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地进化的。”因此，不管什么人，有助于国人观念向现代文明接近的每一点努力，都是值得肯定和记取的。何况，在几乎整个19世纪那样一种闭关锁国，连学洋文都可能被视为里通外国的氛围中，除了少数来华洋人，又有谁能够向国人传播西学新知，并催生洋务派、维新派等中国晚清“新人”的崛起呢？

不算早先被朝廷圈在京城、摆弄一些西方的“奇技淫巧”哄着皇帝高兴的少数耶稣会士，“洋鬼子”在中国传播西学新知应该说是从19世纪初开始的。由于当时官方依旧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去中国各地宣传福音，他们就通过办报出书来向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人传播基督教义和西方现代知识文化。他们办的第一份报刊名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之后陆续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国丛报》《中西教会报》《中西见闻录》《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小孩月报》等许多报刊。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又创立了墨海书馆，1887年各教派差会更联合创办了广学会，用来编译出版书籍。至辛亥革命发生时，两家已出书数百种，印数超过百万册。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七国新学备要》《中东战纪本末》《万国公法》《自西徂东》《治国要务》《格物探源》《格致新机》《教育改革》《农学新法》等，发行量及影响都很大。

传教士出书办报当然意在传播福音、阐发基督教义，但是，经历过欧美几百年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形成等种种新事物、新思潮的冲击影响，这些人在观念上早已趋于现代。因此，他们所传播的西方知识文化，对刚刚有机会接触到外部世界，自身尚处在农业社会条件下的绝大多数国人，无不具有新知新学的启迪意义。

传教士们出于传教和出书办报的需要，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介绍并鼓吹西方的人权自由思想。因为，无论从宗教信仰自由，还是从出版言论自由的角度，他们都必须要让中国官民了解“天赋人权”与平等自由是一种普世原则。因此，他们特别注意宣传：“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写作和印刷出版的自由，这是为了使他所创造的人类得到快乐。因此，没有一条人立的法律可以取消这个天赋的人权。”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他们就已经通过书报，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许多关于美英民主政体、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地方自治，特别是人权自由方面的知识和情况。

为了吸引大量普通华人读者，扩大影响，传教士所办报刊也特别注重“灌输知识”。因为，他们站在现代西方知识文化的优越地位，视多数华人为愚昧落后。用他们的话来说，过去在欧美，也“正是科学而不是宗教，打破了我们自己民族中的偏见愚昧势力”的，故传播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当可以产生“润泽汉人，使之茅塞顿开”的巨大效力。因此，他们公开宣传：“国之强盛由于民，民之强盛由于心，心之强盛由于格物穷理。”进而通过书报，大量向国人介绍新近发展起来的电报、照相、化学、医学、蒸汽机、瓦斯工业、钢铁工业，以及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方面的知识。

鉴于1858年清廷签署《天津条约》，被迫开放了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内地传教的自由，大批传教士开始深入到中国各地社会基层大众中传教。这种情况极大地加快了他们知识传播普及化与大众化的需求与速度，也意外地推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一大改造。

为便利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底层中国读者更容易读懂报刊上的文字，他们打破了中文文章不断句的传统模式，开始用西文的顿号和句号断句。为了解决传教过程中迁就各地方言所造成的基督教文本中文译文不统一，以及此前翻译的文言圣经讲读中还需要白话翻译的困扰，在经过各地白话传教的种种尝试之后，1890年上海传教士大会决定统一翻译使用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白话圣经译本。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以及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而欧式思维方式表述特色，也进一步改变了中国古汉语句子简短直白的特色，催生了复杂的表述形式，从而基本奠定了汉语欧化的基础。

随着欧美传教士越来越深入中国社会中，不少传教士还直接间接地参与到中国种种变革及发展的活动中来。1868年创刊的《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就有意识地加大了对晚清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程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甲午战争前后，《万国公报》因积极追踪报道中日关系状况，大量刊发长篇时事评论文章，一举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刊。它一方面传播民族自立、主权完整的西方观念，充分肯定中国的自强运动，一方面连篇累牍地批评中国政治的腐败，反复申说学习日本变法维新之必要。该刊因此影响日广，一度发行到近四万份之多，成了不少士人、官员的案头必备之书，就连中日两国皇帝也都成了它的热心读者。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到维新派此后创办的包括《中外公报》《时务报》《强学报》《国闻报》在内的大量报刊。这些报刊不仅大都模仿《万国公报》的办报特色，而且经常转载、摘登《万国公报》的文章。

出于对国人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极其困难的强烈感受，许多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及其方法尤为反感。在《万国公报》上讨论和建议最多的一个话题，也是中国的教育问题。其社评、专论和文章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当今所缺者，最主要是人才。而中国之所以缺乏人才，首先就在于教育落伍，“所学非所行，所学非所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引导。他们明确主张，中国必须彻底废除科举、八股与读经，要广开学堂，普及教育，依照西方国家的办法，实行小学、中学、大学及社会教育体制。为此不仅要大量增设“天文之学、舆地之学、历算之学、格致制造之学、水陆兵法之学、枪炮舟船测量之学、筑垒建路之学、开矿治河之学、中西交涉之学、刑名钱粮之学”等实用学科的教学内容，还必须尊重女权，要做到“男女皆读书”，“女学与男学并重”。因为，“女学之优劣为万国教化优劣之标准”。

其他西方现代知识，包括技能层面的“启蒙”，传教士们也做了很多，比如体育、音乐、绘画、数理化、医疗、人体生理知识等，也都是这些来华洋人传播并引入到中国来的。当然，真正能够受此“启蒙”而略染现代观念者，相对于中国四亿人口，在那个时代还只是极少数人中的极少数罢了。说这种“启蒙”工作只做了几十年，工业化、城市化、科学化等等都还没有起步，中国就可以搞西式启蒙了，怕还是有点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