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听两位老外医生讲私房话

王一方
北京大学医学部 教授

这本书的名字如果直译，应该是“人人都有几根医脑筋”或“天生有医心”，细琢磨，还真有几分道理，在当今的慢病时代，一位老鸟级（5年病史以上）的高血压、糖尿病病人通过体验习得与自学掌握的高血压、糖尿病诊疗知识，可能比一位菜鸟级住院大夫还要多，互联网的便利更使得新知识层出不穷。不过，面对医学知识洪水般的“涌现”，一般的患者还是缺乏专业的甄别和选择能力，怎么办？不是要继续增加知识投放，而是要提升患者家人的分析与鉴别能力，并且不能离开专业人士的引领与参谋。我的朋友吴海云大夫，他是301医院的知名专家，他给病人的忠告是交几位医生朋友，我的补充是，要找一两位能跟你说私房话的好医生做朋友，能说私房话，交情才深，关系才铁。

《最好的抉择》就是两位老外医生的私房话实录，把密友之间的私房话拿到大庭广众来说，其实有几分不忍，各位不是作者铁哥们儿的读者分享时也不必拘谨，姑且偷着乐吧。很显然，这夫妻俩不是科学主义、消费主义、知识至上的追随者，而是有科学头脑，兼具人文情怀，有过社会历练，对生命彻悟的智者。“老外”说话喜欢直来直去，说它是私房话，因为人家没有装腔作势，也没有穿靴戴帽，不卖弄知识与学问，也不寻求自我保护（说一半，藏一半），而是屁股坐在患者的凳子上，把心交给病人，真心实意地帮助病人与家属来做兵棋推演，绘制明智的框架图（整体决策）与详尽的路线图（诊疗路径）。穿越技术的团团迷雾，捅开消费的窗户纸，自曝家底，自叹无奈。如同兵无常势，战无常法，人类生命是一个美丽的谜团，玄妙无比，医学却只是一门不完美的学问。虽说诊疗决策离不开坚硬的科学与先锋的技术，更不能离开内心的德性与人性良知，面对时而生机无限，时而危机重重的医疗迷局，即使医生人人都宅心仁厚、一往情深、百拼千搏，最后还有可能万般无奈、忍痛撤离。若要给医疗“兵法”一个精准的归纳，两句话：做聪明的病人，做明智的决策。

翻开书，仔细盘点书中的“9章”兵法，来看看两位美国医生都说了哪些有价值的私房话？

首先，既要尊重科学，也不能被科学主义绑架，当今医疗活动中检查项目多之又多，不胜枚举，但数据是死的，病情是活的，切不可迷信权威数据。对于医生来说，治疗方案绝非依据某一权威的检测数据就能贸然决定，医生需要了解患者在病况之外的生命境遇，进入患者身处的场景，与患者充分沟通。只有与患者共情、共识的忠告才是最好的忠告。

其次，苦难的悲悯与共情来自于生命的体验，多找那些自己或亲人曾罹患疾病的医生看病，因为他们遭遇过苦难，会悲悯敬畏。所以，中医历史上有“三折肱为良医”之说，也无怪乎柏拉图会感叹：“只有生过病的医生才是好医生。”这句私房话说来有点儿损，但的确是实情。

其三，到医院去会医生，不要有炫耀财富的土豪之心（医生，你不要考虑钱的问题，有什么好药，好技术统统上来），也不要当“技术迷”，或“技术控”（最好给点什么最新的药物，用上最新、最尖端的技术）。要明白，临床上的最佳诊疗方案不是技术最牛、花费最奢的方案，而是最适宜的、最可行的方案。

其四，诊疗有明显的“窗口效应”。心脑意外发生时的救治窗口期只有几分钟，肿瘤早期的手术窗口期也不长，此时的机遇关乎生死，转瞬即逝，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择良机，出奇兵，建奇功，手术也罢，药物也罢，快刀斩乱麻，切不可贻误。

其五，相信同病才会相怜，同病总是相惜。医生应该让前面的病人以生命体验换来的诊疗智慧接力给后续的病人。患者也要高度重视病友间的交流，不仅只是治疗经验的习得，还有情感的相互温暖，生命信念的相互支撑。

其六，互惠的医患关系中，大家双向获益，医生可以给病人最先进的技术，患者可以回馈医生最细微的体验。人们的内心里，总有一个针药无法抵达的“膏肓”，如同希尔弗斯坦笔下的绘本《失落的一角》，缺了一角的圆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合适的一角，却不能神遇原初的梦，也未能拥有舒适完美的结局。因此，即使是医患共同决策，也不是完胜的方案，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有缺憾的决策者。医生、医院也无时无刻不在拯救那些生死两茫茫的疾苦之人，多给他们一些理解，他们就会加倍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信任自己的医生才是最好的抉择。

其七，民主平权的社会语境里，诊室“探戈”究竟应该由谁来领舞？没有标准答案，还是“边协商，边迈步”好，这样才能找到医患共同决策中的和弦与和谐。在传统的医疗情景中，医生处于决策主导者的地位，扮演着大家长（医生是严父，护士是慈母）的角色，但如果我们将自己的身体比作商业战场中经营的事业，那么病人就处于董事长的位置，而医生就像这个企业的CEO，是职业经理人的角色。病人出资，会有各种朴素或非分的诊疗诉求、模糊的诊疗目标，而医生掌握专门的医疗知识和技能，应该通过共情与沟通帮助他们廓清那些模糊、甚至糊涂的意念，建立明晰的疾病框架图、诊疗路线图。临床医疗决策，既不能只全听“董事长”的（你想怎么治？你想吃什么药？我来给你开），也不能全由“CEO”做主（这事你懂吗？不懂，就全听我的摆布），任何一方的单独决策都是有缺陷的，共同协商才能补全缺憾，做出最明智的决策，并求得主客两安。

其八，生命终末期，亲人进入弥留之际，选择适时放弃是最明智的，这样做不是“不仁不孝”，恰恰是人类最后的慈爱与悲歌。不应该在人生的宿命与生存的诱惑之间故作坚强，发愿永不言弃，苦熬、死撑，结局只能是人财两空，亲情两悲。

其九，家属为失去意识的亲人做代理医疗决策时，不应该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如何……）的老原则，而应倡导“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将如何……）的新意向。多想想在煎熬中，折磨中的亲人如何解脱，如何解放，如何安宁、安详、安顿，转念去缔结爱的遗产。

总之，《最好的抉择》里的超级私房话对于患者和医生都有重要的启发，在诊疗的战略、策略、战术三个层面，都提出了不同凡响的新思维、新兵法，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反思。不过，需要反复强调，在疾病面前，医生并不是万能的，最好的治疗结果绝非只是赛先生（科学征服）的智慧，而是需要德先生（民主协商）的胸怀。我们必须倡导、尝试推行医患共同决策的新模式，唯有开启医患共同决策的通道，才能看一病，长一智，告别“白痴型患者”与“智斗型患者”的钟摆律，走出“斗气、斗嘴、斗力、斗法”的怪圈，也走出医患间的人性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