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我们最好的朋友

费正清

我们在中国（或者在别的地方）最亲密的朋友便是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他们是两个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人。要客观地描述非常亲密的朋友倒不是容易的。中国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把维尔玛（费正清夫人）和我当做沟通中美两国文化的中间人加以报道，那么该项报道必须把他们包括进去，此外还需包括他们的亲密的朋友和邻居金岳霖教授。

有几件事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并且使我们结成了朋友。首先，他们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邻近的一户人家，在我们这条街的尽头靠近紫禁城的东城墙，非常容易跟他们接近。他们一家人包括梁夫人的母亲、一个小女孩叫宝宝，还有一个小男孩。梁家穿过一个花园就与金教授家毗连。他们像一家人。

形成他们性格的最大影响也许是他们的出身。梁思成是著名作家、维新主义者、学术研究与政治领袖梁启超的儿子。梁启超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譬如说美国的律师和政治家埃利胡·鲁特、小说家海明威、哲学家兼教育家约翰·杜威和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合在一起的作用。他是来自广东的神童，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密切合作，鼓励年轻皇帝掀起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当那件事情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辛亥革命以前，他的卓越的著作以所有西方思想的精华滋养了年青一代的心灵，只有作为一名学识渊博的中国古典学者才能做得到。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并在北京各个不同时期的内阁中任职。做他的儿子就像做一个罗斯福或肯尼迪，有一点例外，在中国特别讲究履行孝道。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来自福建，一直跟梁启超在北京政府中共事，他也是1919年巴黎和会的观察员。这两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名流的子女之所以结成良缘，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讨他们的喜欢。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身材瘦小，像南方人，从小就彼此相识。他们一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并且担负起用科学的实地考察来重新发现中国建筑的民族伟绩这一项艰巨的爱国任务。

林徽因受到中英两种文化培育，取了个教名菲莉斯，虽然她发现基督教具有可怕的十字架和非中国式的正义，这对她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她是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的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在围绕着她转。

金岳霖是位哲学家，受学于哥伦比亚、哈佛、伦敦，还有其他地方，是中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在国外的12年，使他能够精通英语在音调、意义、表情上的最细微的差别。他的一位专攻符号逻辑的学生王浩曾在美国建立过一番辉煌的事业。我们以亲切而又充满深情的称呼——“老金”——来跟这位教授交往，这是一种通常的非正式的诨名。当我从山西写信给他，谈到当时荣获中国女子网球冠军王氏姐妹时，我说，“每一个都比另一个美”时，他深爱这句既不符合逻辑又符合逻辑的话。

同这样的朋友交往本身就是乐趣。此外，我们彼此之间开诚布公。我们品尝他们日常烹调的中国菜、便饭，一边闲谈，分析北大、清华和燕京当地教职员中互相熟悉的人的许多癖性。

由于如此集中地接触中国社会的各种信息，他们当然知道每一个人的底细。他们都能以规定的背诵方式吟诵中国诗，抑扬顿挫，有板有眼，而且他们能把中国诗与英国诗人济慈、丁尼生或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诗篇进行比较。他们通晓宋朝的画家和书法家，当然也熟悉北京的一切大事。

通过他们的目光，我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一体化问题，即需要扬弃过去的糟粕，对外来事物需要区别，什么该保存，什么该借鉴。这是一种尚待开辟的双重文化领域，没有多少人曾经如此深入地、自觉地加以钻研。这需要智能、毅力和勇气在两种文化中积极地生活下去。

我们当然向他们提出恢复与西方接触——偶尔谈到哈佛广场、纽约的艺术家及展品、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剑桥大学巴格斯校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意大利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新诗。此外，维尔玛由于经常有独创的漫不经心，竟钻到梁氏夫妇的领域中去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十分自然，结果倒引出一段令人振奋的情节来。

维尔玛有“修复”拓片的爱好，在原来碑石有缺损的地方用墨水涂，特别吸引她的是镌刻在一整套各种形状碑石上的壮健的汉朝马匹、有顶篷的战车、战役和宴会场面，这些石碑或画像砖来自山东省一个偏远的遗址，早在公元2世纪早期建造的著名的武梁祠。1934年4—5月，她和她的朋友玛丽·比克（来自北达科他州法戈的赛勒斯·比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现代中国史，当时来北京旅居一年，专攻中国法律）乘三等车厢沿（天）津浦（口）线往山东考察。

她们在济南见到加拿大传教士、考古学先驱者明义士博士。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著作《殷墟甲骨》提醒西方学者注意史前商朝文物的发现。由于福开森博士的介绍，这两位女考古学家看到了在济南珍藏的文物。她们甚至自行进山，以轿夫为向导去看隋朝石窟遗址。再向南远行，在济宁，她们发现“讨人喜欢的”教会东道主伊姆士先生，他来自伊利诺斯州杰克逊维尔市，并且曾在大学里结识亚瑟·费尔班克。

最后，她们乘公共汽车到达嘉祥，她们发现这些著名的石刻未加保护地被用水泥砌入一间使用频繁的教室的墙壁内，而石刻的拓片在中国出版物中已流传100年了。三角形的山墙端拓片就是来自这种形状的碑石。维尔玛有一种想法，想按原样修复祠堂的建筑，这一点似乎没有谁想到过。

两年之后她回到哈佛大学，逼真地描绘一整套武梁祠石刻拓片，着手把它们安排得像祠堂内部四壁石刻原来的部位。人物图像很管用。因此那垛展示西王后的山墙可以适当地安装在西端。她同样发现，正如后来在新近发掘的遗址所证实的，祠堂的北墙内有一个壁龛。

这篇文章于1938年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它表明在传统上著名的人工制品中一个新问题的提出可能引起多大的反响。它仍然是学术研究上的佳作。维尔玛立刻成为梁思成的中国建筑研究会的外籍名誉会员，并继续用另外的方法进行其他考古学上的复原工作，1972年哈佛-燕京学社经由助理主任格伦·巴克斯特把这些成果加以收集整理，并出版了《复原工程上的历险奇迹》一书。

这件事，还有更多的事，发生在随后的1934年之夏，那时梁氏夫妇与我们做伴，一起在山西滹沱河谷地恒慕义博士的磨坊中度夏。我们恬静地住在正好位于溪流上游的宽敞的房间里，而分散住在谷地上下游的其他磨坊里的还有十来个传教士家庭，形成一个村。我们同我的老师郭先生一起从山西省省会太原窄轨铁路终点站出发，再乘公共汽车穿过炎热的平原来到汾州，又从那里出来直到群山的脚下，终于到达这里。

早在8月上旬，梁氏夫妇在作实地考察旅行之前来此度假，菲莉斯身穿白裤子、蓝衬衫，仪容整洁潇洒，与思成的咔叽布服装形成对照。老金没有来，但从北京的褥暑中来信写道：“天气，说得更恰当点，一直是在忽视我们的感觉，戏弄我们，激怒我们，使我们陷于可怕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我们大大地低于我们的幽默感，而稍许高于我们的意识水平。拿我来说，我完全不是文明人了。我要说，与其说动物像我，倒不如说我像动物，但经考虑后，这种说法似乎有点悖理。”

“根据你对天气的描述，你们每人应该穿上两件毛皮衣。你们怎么能打网球呢？王氏姐妹怎么能打网球呢？也许除了更加漂亮之外，每一个妞儿还比另一个更加结实。”

梁氏夫妇这次沿汾河谷地向南的实地考察旅行，就像他们以往的旅行一样，是以先在图书馆查阅该地区各县城的县志为基础的。如果一所寺院是在唐宋时期建立但并未在元明清时期遭受破坏或被修复的话，也许它依然像原来的建筑那样屹立着。

一经抵达一所寺院，思成用他的莱卡照相机把每一方面都拍摄下来，而菲莉斯靠我们的帮助进行测量，以便按比例绘制。所有这一切需要一天时间，中午暂停操作，吃点野餐。思成虽然是个半跛子，但他能在屋顶上和椽架上爬行。在他学生时代，早在熟悉现代交通规则之前，他就有了一辆摩托车，他在一次不可避免的碰撞中摔坏了腿，但是骨头是交搭接合的。这就使这条腿短了一截，最终使他的脊椎弯曲，使他的背部软弱无力。在后来几年中，他穿上一件支撑脊椎的钢丝背心，有点像罗斯福总统套上一副钢丝腿框架一样。但是思成献身于他的工作，什么困难都阻挡不住他。

梁氏夫妇临摹和绘测之后，于是寻找常载有建造年代的石刻题记。在石碑上可能引证官方文件。捐资重葺者可能在他们名字的后而加上重葺的年代。

思成和菲莉斯最后发现在太原东北五台山有一座真正的唐代建筑，据当时考证，那是最古老的，这时他们从斗拱的大小来识别它大体上的年代，而斗拱正是把屋顶的重量转移到圆柱上的手段（这些斗拱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变小，越来越多了。日本奈良的斗拱正好和唐代的规格一样）。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建造的年代。菲莉斯瞥见在一根梁上很高的地方有一个捐资重葺者留下来的题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次发现恰好在1937年7月7日，正是那一天，历时8年的中日战争从此开始，使他们的华北实地考察旅行之事到此结束。

思成已获知，要往华北名胜古迹去旅行，得乘公共汽车，混在挤着前往胜地的老百姓中间。我们现在打算也这样去汾河谷地。但是我们发现山西“模范督军”阎锡山正在利用他的军队把汽车路改为窄轨的铁路。蒋介石力劝他使用标准轨距，但是从1912年起就担任山西都督的阎锡山并不想要国民党（或者日本）的运送部队的列车开进他的管辖区。

当我们与军队争用寺院住宿地盘时，我们同样看见思成使用古老的上流社会的方法与军官和地方长官周旋。他身材瘦小，走路有点跛，但态度从容不迫，一身现代装束。他递上他的名片，名片上列有头衔、各种机构团体，一切显示有礼有节，事事谦让，但使用文人学士的谈吐，随便说出几个名字，而与他交手的对方变得越来越恭敬，开始考虑用多种方法来帮助我们。这表明你如何从旧中国统治阶级地位的有利条件顺利进展，取得成功。

梁氏夫妇从这次考察回来，毅力不减当年，带来了几处寺院的资料，有一处明代的壁画给人偷走了，卖到国外，无疑这是由于僧侣或者其他主管人收受贿赂所致。我们的友谊是在艰难时刻同甘共苦所结成的，在空旷道路上的历险使我们4个人在难以忍受的环境中相依为命，不分你我，不分主客。我们依然是亲密的朋友，1942—1946年间在华西彼此相互访问，1947年我们在美国见到思成。当1981年我在撰写本书时，维尔玛准备报道梁氏夫妇在建筑史方面的业绩。这是一篇顶着灾难取得成就的故事，而这场灾难已被勇敢地战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