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程莘农
第一节 成才之路
程莘农，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首席研究员、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首届国医大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医针灸”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名誉主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名誉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原经络临床研究室主任、针灸教学研究室主任。程莘农出生于变革年代，10岁涉入杏林，16岁拜师研习中医，19岁挂牌悬壶济世，后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任教，并转攻针灸，之后奉调北京，从事临床、科研和教育培训工作。本章通过讲述程莘农非凡的经历、艰苦的磨砺和不懈的努力，希望对中医药从业者的成才有所借鉴。
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20世纪20年代以后，科学和民主的思想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精神得到广泛的传播。然而余云岫于1917年出版《灵素商兑》，对中医展开全面批判，主张“废止中医”和“废医存药”。并于1929年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获通过。与此同时，作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唯一官办中医学术机构——中央国医，在其组织章程草案的第一条中规定：“本馆以采用科学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陆渊雷在《生理补正·绪言》中主张“中医科学化”的关键是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的实效，对中医疗效的机制做出科学的解释。还有一些中医人士从维护中医学术体系的目的出发，奋起反击，不仅力抵“废止中医”之论，同时也抵制中医界内部的“西化”之风，以恽铁樵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中、西医之间不存在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关系，作为两个类型的医学，中、西医应当并存，独立地发展下去。
程莘农就在这样的一个变革时期于1921年8月24日出生于江苏淮阴（今淮安市）。程门祖籍安徽歙县，后迁至江苏淮阴，世代业儒。高祖程师点、曾祖程大镛均系一代名儒；叔祖程振六是当地有名的举人，他将程家所居水渡口寓所的巷子易名为“集贤巷”；父亲程序生为清朝末期最后一次科举的秀才，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当时淮阴大多的士绅名流多出自其门下。程莘农是“麒麟贵子”，程莘农出生时他已经50多岁了，晚年得子的程序生一心要把儿子培养成栋梁之才，取名“希伊”，希望他能像尹伊一样“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根据这个名字，姓王的一位世伯给他取了号“莘农”，取意“根在有莘之伊”。若干年后，他们这些美好的愿望都实现了，程莘农成为一个未做良相的名医，程氏家门中出了中国针灸界第一位工程院院士。
中国古代，“四书五经”是儒者必读之书。按照家规，程莘农6岁便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父亲任儿子的第一任老师，对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除教授“四书五经”等国学外，还严厉要求年仅6岁的程莘农悬臂端肘，苦练书法。按家规，程莘农6岁时即开始接受文化教育，由父亲亲自讲授《四书》《五经》等书，并在父亲要求下开始悬臂端肘学习写字、读念识文。“四书五经”的儒学底子为其医学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有感于世事混乱，程父改变了让程莘农业儒出世之初衷，遵照中国古训，转而改教他读医书。时年程莘农10岁，其父亲自教读《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脉诀》《黄帝内经》《难经》《本草纲目》《本经疏证》等中医经典著作。相对于“四书五经”，年幼的程莘农反倒觉得这些中医药著作更有趣味、更容易学诵，因此读得兴味盎然。家庭的熏陶和孩童时期的传统文化教育与程莘农的成才密不可分。
二、拜师学医，少年悬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大部分国土沦陷和财力的极端困乏，绝大多数中医杂志乃至医学杂志被迫停刊，各医学团体也无法开展学术活动。况且举国之心在于抗战，无暇顾及中、西医学术之争，故抗战八年间，医界关于中、西医比较与抉择之思潮无甚可言，一切以治病救人为用。当年程莘农16岁，其父亲断然决定送儿子拜师学医，治病救人以立命糊口。
据程莘农回忆，对他一生影响较大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自然是父亲程序生，另外一个是温病大家陆慕韩。父亲虽通中医学，但因临证少，于是决定拜淮阴当地最有名的医生陆慕韩为师。陆慕韩为祖传业医，其父陆耀堂曾师从周金杨。陆氏三代均为治疗温病的专家，擅长看时令病，疗效很好，陆慕韩在江苏的威望极高，经他治愈的患者不计其数，有“决人生死”的本领。
陆氏三代均为治疗温病的专家，名震一方，但因之前3个徒弟均早夭而无意再收弟子。当程氏父子登门拜师时，由于程氏家族在本地的声望，加上程莘农能将《黄帝内经》背得滚瓜烂熟，又有一手好书法，两眼灵秀，出语不凡，陆慕韩连连称奇：“怪哉乎！孺子可教！未来将知道徒名而未知师名者，此小儿也！”便破例收下了程莘农为徒。
陆慕韩带徒要求非常严格，他先让学生为病人诊脉，然后自己再亲诊一遍，告诉学生如何判断；关于处方用药，他只报出药名，剂量由学生自己定，他再过目修改，调整不适当的剂量；门诊结束后，要求学生晚上自习，背诵篇章，第二天对该章节提问，以督促学生自觉学习。由于程莘农已经有诵读和学习中医经典的扎实功底，使得他在跟随陆慕韩临证过程中如鱼得水，入门不久即得到老师的器重。程莘农在陆家拜师期间，白天随师出诊，晚上攻读医典，陆慕韩很快就放手让程莘农独立开方。师徒俩时而相随应诊，时而结伴坐堂。
程莘农在陆慕韩的精心栽培下，打下了扎实的中医临证基本功，同时还继承了陆慕韩在内科、妇科、温病等杂病方面的丰富经验。陆慕韩临证注重舌诊，著有《验舌辨证歌括》一卷，后经崔金哲收集其病案百十则，最后经程莘农整理为《养春草堂方案偶存》一卷。程莘农跟师临证3年半，陆慕韩倾囊而教，尽传其技，使他的医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1939年，当日军进入淮阴后，陆慕韩因家破忧愤而病逝。陆慕韩辞世后，只有19岁的程莘农便开始独立挂牌行医，每日应诊者常有二三十人。患者们不仅称其为“小程先生”，还为水渡口程家门前惠赠一帧“程氏医室”的匾牌。程莘农追随陆慕韩临证风格“富贵不跌价，贫贱不轻视”，一切以病人为重。热心感恩的病友特此赠送了一块“陆慕韩亲授程莘农先生医道”的牌匾，端端正正挂于程家的堂屋。从此，年仅19岁的程莘农以行医为己任，正式踏上了悬壶济世的医道。
程莘农用陆氏化温之方法，治疗温病（暑温）初期的患者二三百人。程莘农曾治疗一位温病患者，刚痊愈后因食一大盘饺子而复病，中医名为“食复”，出血不止，延程诊治。程莘农用犀角地黄汤加减一剂药而血止，连服数剂调理而痊愈。又曾治一位“破伤风”患者，已严重到角弓反张、伏地不起，他除用治疗破伤风药物以外，还重用“青黛”，数剂药而痊愈。其他如用陆氏原方治疗血崩症及慢性咽炎，随症配方，疗效甚好。熟悉陆慕韩药性的病友惊呼：“怪哩，陆老显灵喽！”很快程莘农就加入中医师公会。1946～1949年先后担任了淮阴仁慈医院文职兼护士学校国文教员、镇江仁慈医院院务委员兼秘书等职。
民国期间，考试院成立考选委员会，组织办理中医师执业执照，程莘农参加考试，经审查合格，于1947年获得了“中华民国”考试院颁发的医师证书。
三、矢志中医，转攻针灸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崇尚西方现代医学理论和科学医疗技术，否定中华传统医学的恶潮，很多报纸和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中国传统医学的文章，甚至把中医称为“江湖术士”，把针灸的经络学说斥为“巫术”，有的人竟然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取消中医的议案。这种鄙视中医的社会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1946～1949年，程莘农先后担任淮阴专区中心卫生院保健室工作、淮阴专区护士学校教务工作、清江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兼秘书股股长，看到他所酷爱的中医学的坎坷境遇，他更加坚定了研究中医学内涵的信念。
1950年，卫生部召开了全国卫生行政工作会议，制定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1954年6月，江苏省统战部、卫生厅联合召开了全省中医代表座谈会，决定成立江苏省中医医院、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
1955年3月13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在南京市举行了学校成立大会和第一期中医进修班、针灸专修班开学典礼，当程莘农知道这个消息时，第一批中医进修班的60名中医已经选拔完毕，鉴于程莘农的深厚功底，学校将包括政治、中医基础、方剂、中药等在内的试卷寄往卫生院对其进行单独考试。对这一段历史，程莘农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那天我刚下班，院长就推门进来通知我晚上加班考试。”就这样，在没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他只用了一个晚上便答完了所有试卷，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被录取为第61名学员，据说阅卷的老师在看过他的答题后，曾拍案叫绝：“想不到苏北还有这等人才！”
第一学期程莘农在中医班学习。第二学期，学校将大部分学员进行专科培养。鉴于程莘农具有针灸临床操作技术的功底，学校将程莘农分配到针灸组，由江南针灸名师李春熙、孙晏如教授等带教，程莘农担任学生小组组长。但程莘农当时的思想观念却认为：中医大夫与针灸大夫虽都穿白大褂，但针灸大夫却站着像剃头匠，蹲着像修脚行师傅，扎扎戳戳，感觉明显低人一头。虽然抱着这种观念，程莘农仍服从组织，抱着艺多不压身的想法，安心转攻针灸。程莘农幼时虽读过针灸书籍，但只知道几十个穴位与常见病症，对针灸疗效如何并不十分清楚。后随孙晏如教授临证时见针灸疗效甚好，遂急请教于孙晏如教授。孙晏如教授教导说：“针灸与中医医道相通，针灸处方用穴的穴性与中医处方用药的药理一样。”因此，程莘农坚定了转攻针灸的信念。
时年34岁的程莘农，一切从头开始，专攻《黄帝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铜人针灸腧穴图经》《针灸大成》等针灸专籍。只要学校图书馆有的藏书，他都一部不落的通读和摘录，以扩大针灸知识面与提高技能。在攻读十四经腧穴时，由于岁数渐大，记忆力较差，熟读背诵经穴歌诀感到困难，于是程莘农将经穴歌诀用京剧唱腔演练清唱，在两星期内就记完了十四经腧穴。在学习期间，程莘农主要跟随针灸学教研组组长李春熙教授学习点穴。李春熙将自己长期从事针灸的经验，手把手地教给了程莘农。同时他还得到了孙晏如教授的指导，获其亲身教诲诸多临床经验。
通过努力学习，程莘农由学生转为老师，并担任针灸学科教研组组长，从此完成了他由“用药”到“用穴”的转变。这次意外转行，虽然使中医界少了一位开药方的大夫，却使针灸界多了一位学术泰斗，并为后人留下一段学习针灸腧穴的佳话。
四、编写教材，拓荒教育
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建校之初，为落实当时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整理挖掘，组织编写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第一套中医教材和教学大纲。程莘农到针灸学科教研组以后，首先对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针灸学教研组编著的《针灸学》讲义进行修改补充，一改过去的编写体例，从肯定中医传统理论入手，直接增加针灸经典文献的注解，举出《黄帝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大成》和《循经考穴编》等文献的经文释义，对有关经络腧穴的内容进行系统分析和补正，理顺了经络循行、脑穴部位和主治病症的关系，从而解释了“经络所通，主治所在”的规律。从文献的角度，客观论述了腧穴主治规律的经络联系，使经络学说的临床应用更有生机。1956年9月，主管江苏省卫生厅工作的吕炳奎同志调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同年冬季，程莘农携带组内所研制的“经络循行与病候关系示意图”，亲自向卫生部及首都中医界主要人员进行汇报，因党中央、国务院正制定党的中医政策，此项工作在当时的中医工作中起了很大的影响，对学校中医教研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难经语释》是程莘农早期的一本著作。1956年，朝鲜的金光一等来我国学习针灸，他们对中国的《难经》很感兴趣，要求校方开这门新课。谁来承担此任务？就在领导犯难之际，程莘农站了出来，勇挑重任。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程莘农圆满地完成教学任务，并与金光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难经语释》也由此而诞生了。《难经语释》及程莘农以后撰写的《难经概论》，从释义和理论上对《难经》这部中医学的著名论著进行了科学的提炼和概括，特别是针对《难经》辨证施治的实践和理论体系进行了应用性的提高。时值卫生部开始重视中医的古籍语译工作，程莘农语译后的《难经》初稿，校方印行并选送卫生部，经中医顾问沈德建组织的专家组审阅后，给予较高的评价，促进了中医古籍语译工作的开展。之后，大量语译的中医专籍相继问世了。
程莘农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任针灸学科教研组组长时，也积极参加学校在全省举办的巡回教学，深入基层开展工作，负责南京市100余名针灸师及各县市针灸师的进修学习，足迹遍及江苏省8个专区20个县，推动了当地针灸学术的发展。
1955年，朝鲜曾派3名专家前往南京学习，其中金光一教授希望学习全部《难经》，于是校方选派程莘农为其讲解《难经》及中医针灸的课程，两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金光一教授还将朝鲜的针灸学名著《五行针》和朝鲜名医李济马所著的《四象方》相赠，为中朝之间的医学交流留下一段佳话。
为适应新形势下的针灸教学，程莘农负责的针灸教研组开始了针灸教学方案、方法的讨论，组织编写针灸教学讲义，研究绘制腧穴直观教学挂图，等等，为推进中国的针灸教育进行了宝贵的尝试。
五、奉调北京，热血奋斗
1956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都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相继创办，把中医教育纳入国家高等教育的轨道。
1957年，由于刚成立的北京中医学院缺乏师资，为响应政府号召，支持北京的中医事业，选调程莘农、董建华、王绵之等40余人进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工作。程莘农任北京中医学院针灸教研组组长，负责教学工作。
由于人员少、工作任务繁重，除建立一切规章制度外，程莘农还承担编排教材和准备教具等工作，他出版了《简明针灸学》，还参与组建了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同时又努力搞科研，负责和参与全院重点和一般科研项目约200余项。除了日常临床、教学、科研等工作外，他还参与主持编辑《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中华妇科杂志》等，还为原苏联和越南的留学生授课培训，组织骨干力量努力搞创新。那段时间因为病人多，必须一早就开始临床治病，中午很晚才能回去吃饭，而下午则要在课堂授业，晚上还要伏案笔耕，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对于每一项工作，程莘农无不一一加以谨慎处理，虽然这些往事已过去了半个世纪，程莘农如今常回念如初，历历在目。
1962年，虽然北京中医学院已经培养出第一批中医大学生，但各科教材亟须修订。因此由当时的卫生部牵头，组织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和湖北几家中医学院共同编制第2版中医教材。其中，针灸学教材就是由程莘农、裘沛然、邵经明等中医针灸大家审稿、定稿。第2版针灸学教材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增加了穴位处方的方解。程莘农认为，中医处方用药有君臣佐使可依，且有《医方集解》等专门的著作来论述，而针灸的选穴除《灵枢》中提到过的七方外，就很少有人提及。于是在第2版教材中大胆创新，引入针灸方解，改变了长期以来针术秘而不宣、习者无所适从的境况，成为公认的最好的教材之一。为了推进教学，程莘农还积极审定编写针灸挂图等教学用品，对针灸学的继承和发展起了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1963年，卫生部办理主任医师的审批工作，程莘农被卫生部批准为主任医师，又被任命为科室副主任，后又当选为东直门医院工会主席。这是程莘农工作生涯中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程莘农在病房工作中，积极主张创立中医病房管理办法，除书写病历时严格辨证外，还要求创立相配套的中医护理方法。当时程莘农主攻功能性子宫出血、中风和三叉神经痛等临床常见疑难病症的针灸治疗，同时还完成了“中风偏瘫64例观察”等科研课题，总结出单纯用针灸治疗和中成药治疗的不同效果规律。程莘农主张，中医贵在理论与临床结合，因此他不仅赞成学生多读书，还认为应早临床、多临床。他积极响应“面向工农兵”的号召，亲自带领学生到工矿、农村等处实习。曾有一年中秋节，他带领学生到井下为矿工服务，不畏工作艰苦，后在全院大会上还被编成快板书表演报道。
六、“文革”十年，不改初衷
1966～1976年的“文革”期间，中医药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进而造成中医药事业进一步萎缩，中医队伍后继乏人，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人员减少了约1/3，全国中医医院从1960年的330所减少到129所，中医学院由21所减为11所。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被取消，继承和发扬中医学遗产的工作被污蔑为“复古倒退”，大批中医医院及教学、科研单位的房屋被挤占，教学科研仪器遭到了破坏，图书资料被丢弃或损坏，中医学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大为降低。
正当程莘农在医学的道路上刻苦攀登时，造反派污蔑程莘农是反面教员，对他进行残酷的批斗。脾气耿直的他由于拒不承认自己的“滔天罪行”，被押往河北、湖南等地接受长达6年的劳动改造。程莘农回忆说：“不许说话，不许谈，但是呢，我用一个小瓶子，自己买点煤油，做一个灯捻子，点起来，摆在我的床底下，我就看书。”程莘农虽然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的冲击，但他并没有放弃一个医生的职责与良心，没有停止过医籍研读，总是想方设法偷偷学习，钻研针灸。白天的烦劳并没有消磨掉程莘农的学习热情，他一有闲暇便偷着学习。
医者仁心，暗中救人。程莘农对针灸事业无私追求，但“文革”期间，他被勒令终生不得从医，否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蔑视。程莘农眼瞅着一批批或病或瘫、求医无门的病人，心急如焚。在下放到河南期间，他看见一小女孩患摇头症，便掖藏着针具，偷偷找到患病人家，送医上门，经几次治疗，女孩的头不摇晃了。但消息不胫而走，程莘农却平添了一条罪状，被无辜的批斗，成了四大“牛鬼蛇神”之一。面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无可奈何的程莘农只能安于劳动改造，被劳动改造长达6年半之久，1973年因未被查到任何罪名才被释放。在一起被劳动改造的四人当中，以著名中医专家秦伯未为首，程莘农被排在最后一名，对此程莘农常常自嘲道：“秦为牛头，程为牛尾，尔等淡然处之。”
七、临床科研，客观务实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中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合二为一，“文革”结束后又重新一分为二。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76年程莘农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工作。
程莘农说：“‘文革’时我有6年时间被剥夺了看病的权利，现在我要把丢掉的时间夺回来！”程莘农就如同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拼了命的为病人祛病疗伤。他清晨6时就走进诊室，当大家8点钟上班时，他已经治完30个病人了！他把诊室的17张病床都充分用上，这张床上的病人正在行针，又开始给下一个病人施针，到中午12点，他诊治的患者能有80多位。即便是开药方的大夫，这也是个惊人的工作量数字，何况是针灸大夫，针灸大夫诊治每个病人，从诊断、进针、行针到起针，少则10分钟，多则半个小时，每天在病床与病床之间的奔波可达几公里。在数十年的从医生涯中，他诊治患者数十万人次，累积的病历单垒起来能有一人高。一个人何以有这么巨大的力量？因为在他眼里，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程老上班早，程老用针巧。出手就得气，百病全跑了。”这就是患者脱口而出的顺口溜。程莘农上午出诊，下午参加会议或学术讨论，晚上看过电视新闻节目，便又伏案工作，常常工作至凌晨三四点……当有人问道：“您现在把时间补回来了吗？”程莘农一脸欣慰地说：“补回来了，补回来了……”
除从事针灸临床外，程莘农还被组织安排从事针灸经络的研究，他在262医院的协作下，完成的“体表循行81例研究”，是我国早期经络研究的佳作之一。将测验的64例经络感传路线和《灵枢·经脉》对照核查，其循行路线基本和《灵枢》一致，得出了经络是客观存在的科学判断。此后，程莘农被任命为针灸研究所临床经络研究室主任，继续进行研究，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978年，卫生部召开第一届“针灸经络全国会议”，程莘农被任命为大会论文审查组组长，该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前后共忙了三四个月，程莘农顺利完成了工作，这次会议大大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1990年，“经络的研究”被列入国家“攀登计划”，程莘农被聘为首席科学家，主持“循经感传和可见经络现象的研究”，从人群普查、生物学指标及现代物理学（如声、光、电、热、磁、核等）研究等方面进一步证明了经络的客观存在。研究过程中把主观感觉现象的描述和客观指标的记录结合起来，切实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基础结合临床，体现了中医的理论特色，在医学和生物学研究工作中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现象和规律，这些现象和规律为国内外其他学者反复证实，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为进一步阐明经络实质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对于探讨针灸针麻原理都有重要意义。程莘农作为总课题组组长和总设计人、第一作者，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乙等奖。其研究成果由程莘农与胡翔龙编著成《金针之魂——经络的研究》，于1997年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程莘农还非常重视腧穴的研究，积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针灸穴名”研究工作，对腧穴的名称、意义、部位逐一审核，力陈自己的见解，主张创新，反对异化。程莘农根据其研究成果与杨甲三合作撰写出《经络腧穴研究》《十四经穴点穴法》，后者被拍摄成科教电影，于1985年由北京科技电影制片厂摄制发行，并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程莘农对针灸情有独钟，但坚持“客观的评价，科学的使用”。程莘农认为：“虽然中医和西医有着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中西医间语言、概念及本体论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不能建立它们之间的比较。中医不是神秘的宗教，它的目的在于改善人们的健康状态。”他始终坚信，虽然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人们对针灸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论你如何理解针灸，实践结论证明针灸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有效的和实用的。
程莘农通过自己亲历的临床感受，对针灸有着深刻的理解：“针灸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医学专著《黄帝内经》有一半篇幅阐述了针灸的理论和实践。针灸的理、法、方、穴、术都是很讲究的，由于一些人缺乏对针灸学的深刻了解，故把针灸作为一种简单的技能，其实，针灸学无止境，用无止境，是一门实践性很深的学问。”
八、培训教育，针灸传扬
为满足针灸国际教学和交流需要，程莘农非常重视针灸的对外交流和培训工作，多次召开专题讨论和经验交流，于1974年8月由卫生部、外交部、外经部联合报请国务院批准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开展“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通过举办针灸学习班，促进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也是我国一项特殊的外交政策，在国际针灸界引起很大震动。此后，卫生部将三个国际针灸班（基地）改为中国北京、中国上海、中国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扩大了对外交流。程莘农身为培训中心主任，在针灸的教学和培训工作中，既要组织管理、研究带教、编写教材，又要亲自培训授课、临床实习带教，将中医基础理论和针灸临床实践结合，使外国学员在言传身教中体会中医针灸的博大精深。
在教学中，程莘农很少说教，多数情形下是“做给你看”。前些年，一名外地研究生来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进修学习，也许是认为自己已经“有两下子了”，他表现得有点儿飘飘然。程莘农问道：“中医学讲二十八脉，你写给我看看？”该生费了半天劲，总共才写出十七种。程莘农看后不动声色，一口气将二十八脉全背了出来。从此，这名学生的傲气全无。还有一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拿着论文请程莘农修改，可偏偏那一阵子，程莘农患了白内障，看东西相当吃力，得凭“听声儿”才能知道是哪位学生来找他。“念给我听！”程莘农大声说道。于是，该生将两万多字的论文从头读到尾，程莘农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听。文章读完了，他的指导也开始了，逐字逐句，无一遗漏。学生瞪大了眼睛，惊叹不已。
在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学员们都渴望能向针灸学泰斗取得真经，总是以聆听过程莘农的课为中国之行的最大幸福，以得到过他的临床传带为最大收获，以与他合影留念为最荣幸的事。30年来，程莘农始终坚持为每一届结业的外国学员们赠送他亲手书写的一幅幅书法作品——针灸传扬。他期冀“针灸传扬”这四个大字，能把医者的责任与精神传及后学，也鞭策他们继续将针灸事业发扬光大，造福人类。
改革开放30年来，程莘农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培养了一批中医针灸人才，见证了针灸发展、针灸传扬，这成为其工作生涯中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九、大医精诚，修身养性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门诊部，程莘农出诊的几十年里，患者挂程莘农的号只需花1元钱，只是一个普通号的价格。按照国家关于医院门诊挂号费规定精神：主任医师5元，副主任医师3元，普通医师1元。当问及程莘农为什么要实行1元钱的普通挂号费价格呢？他表现出对患者的无限同情，说：“病人得病已经很痛苦了，减轻些负担总是好的！”一语道出了一位针灸专家的高尚医德。这一点，程莘农师承陆慕韩。他说，无论患者是达官贵人还是贫苦的佃户，陆慕韩都一视同仁，对方无论给10块大洋还是一个铜子儿，甚至一分不给，他都从不计较。在陆慕韩的熏陶下，崇高的医德渐渐融入程莘农的思想深处，从而影响了他数十年的行医历程。
程莘农看病不分高低贵贱，一视同仁，都用精湛的医术给予治疗。程莘农常说，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走卒贩夫，所谓三教九流之人，在我这儿都是一样。据其带教的第一个研究生纪晓平回忆：“记得20世纪80年代，有位自称在市委工作的患者要求先看，程老说不管你什么委的，也要按顺序就诊。”程莘农为中医针灸事业奋斗一生，从不看重金钱。20世纪90年代数次谢绝国外高薪聘用，而一直坚持在国际针灸培训中心的第一线。
程莘农以“大医精诚”为座右铭，毕生重视医德修养，认为“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故不得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他对病人态度和蔼，诊疗细心，一针一灸均亲自操作，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常能力起沉疴。他强调作为一名医生，“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并告诫后学：“临证笃于情，富贵不跌价，贫贱不轻视，凡人有难，所求必应。”程莘农的病人虽然很多，但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任医师，他却和普通大夫收一样的挂号费和治疗费，有时候病人远道前来求医，生活困难，他就分文不取，颇有医侠之风。
生活中，程莘农是一个和蔼亲近、多才多艺的老人。他从六七岁起就开始修习书法，亦医亦文，或篆或针，笔若蛟龙，神韵无穷。于1948年加入中华全国美术会，之后又加入上海市中国画会为外埠会员。1979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之后又加入北京市中国画研究会。1996年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杏林书画会名誉顾问，1997年担任卫生部老干部书画研究会名誉副会长。其书法作品多次入选展出，作品中有的被选刻于河南省开封市“翰园”碑林及《中国书法艺术大成》，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在庆祝香港回归时，程莘农写的书法为全国政协书法室收藏，其事迹传略也已被载入《当代书法大成》及《全国艺术家名录》等。此外，他的作品也曾流传于国外，如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除书法外，他亦爱好篆刻，现有《程莘农篆刻偶存》存世。
他淡泊名利，不居功自傲。在不少的媒体报道里，他被称为学术泰斗，但他却认为，这些名誉是给整个针灸界的。他具有清雅高洁的品行和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强调内在精神的调养，既要注意意志的锻炼，情绪的稳定，又要心胸开阔，清心寡欲，方能减少和防止情志的刺激，从而达到祛病延年长寿的目的。正是这种精神使他成为一代针灸大家，并仍活跃在针灸学界中，为针灸的发展或喜或忧。
程莘农从医70多年，始终以“大医精诚”为座右铭，经历和见证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他特殊的家学渊源和丰富的求学经历，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渊博的医学知识；他坚信“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的医训，对病人倾心相助、精益求治、大爱在心；他坚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至理名言，对学术刻苦钻研、严谨治学、客观务实、无私奉献。非凡的经历、艰苦的磨砺、不懈的努力，成就了他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和中医针灸代表性传承人等美誉，他用自己的言行为后学者指引了一条光明的成才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