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另一个李敖
1961年，26岁的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一篇《老年人与棒子》的杂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台湾思想文化界搅起了一次次波澜，是《文星》给李敖提供了表达的平台，还是李敖成就了《文星》？
多年来，海峡此岸的读者听到的都是李敖一个人的独白：“多少浮云世变，使我觉得，为文星而作战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风雨如晦，水深浪阔，我再做多久也不知道，但是，我不会终止，我不会背弃文星的理想，我总朝前去了！”我也曾经一再地被这番经典式的表述所感动，李敖从《文星》出道，为《文星》入狱，他几乎成了《文星》的化身，是“文星”理想不折不扣的捍卫者。李敖先是以反传统、反权威的激烈姿态登上台湾文坛和思想舞台，接着又以反国民党专横独裁的“斗士”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长期以来大陆这一边所知道的就是这样一个李敖。这和真实的李敖到底有多少差距？南京作家范泓的新作《与李敖打官司》撕开了第一个口子，使我们通过文星书店和《文星》杂志创始人萧孟能与李敖的恩怨纠葛、官司成败看到李敖的另一面，或者说另一个李敖，一个“斗士”之外的李敖，一个更真实的李敖，他性格中的缺陷，他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以及围绕着他的这场官司和官司背后的是是非非……这一切都注定了引发各种各样的争议。
大陆读者往往是从李敖的笔下知道萧孟能其人的，其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出版史、期刊史乃至思想文化史上萧孟能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的儿子，却有着满脑子自由的思想。1957年他创办《文星》杂志，1961年大胆起用青年李敖，挑起“中西文化论战”，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发表大量有锋芒的思想批判和社会批判文章。终于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在出了98期之后于1965年12月被查禁，1968年4月，苦心经营了18年的文星书店也被迫关闭，“文星”的时代从此进入了历史。
萧比李年长14岁，从1961年起他们有过长达18年的莫逆交情，萧欣赏李、信任李，正因为如此，当萧因债务缠身、暂时离开台湾时，才会把所有的财产包括房产、股票、收藏以及一切文件、契据、图章等毫无顾忌地交给李敖，放心地交给李敖全权处理。不料半年后，当萧回到台湾却发现李敖并无归还委托其保管、处理的财产之意，总计被侵占财物的价值在2000万新台币以上。经多方劝说、交涉无效，萧孟能被迫以“侵占和背信罪”将李敖告上法庭，时于1980年8月。对于这场官司，当时台湾大大小小的媒体及香港《明报》等报刊都曾有过连篇累牍的报道，纷纷扰扰，风云满天，那个年代的人几乎都有所闻。但对大陆读者来说却还是完全陌生的。
李敖手中有笔如刀，加上无与伦比的收集材料的天赋，包括他手里攥着萧孟能亲笔的那些字据，所以当他站在法庭上，真是顾盼自雄，侃侃而谈，时不时抽出一份证据来，即使他的妻子胡茵梦舍婚取义，毅然出庭作证，证明李敖将萧孟能的房子、古董字画等据为己有，仅她记得的就有傅抱石、吴昌硕、齐白石的画，还有扇骨、青花瓷器，以及她印象最深的“红匣子泛黄卷上”的乾隆御批；即使舆论一边倒，从台湾到香港，“众口铄金”，无不认为李敖欺世盗名、见利忘义，但是由于缺乏“积极证据”，法庭一审还是判处李敖无罪。但在二审时，李敖遇到了萧孟能的杀手锏，那就是他为萧氏处理财物时亲手写下账单长卷（“李氏账卷”），收支记录事无巨细都记在上面，曾交给萧过目，留下了副本。当二审法庭出示这一证据复印件时，李敖惊慌失色。最后二审判决李敖侵占罪名成立，入狱6个月。李敖不服，写出了洋洋万言的上诉书，但却没有更有力的证据为自己洗脱罪名。顺便说一句，这场官司打的是刑事官司，并未附带民事赔偿，所以李敖虽然输了官司，锒铛入狱，但他侵占的巨额财物依然归他所有。直到生命的终点，萧孟能仍为那件绢绸的“乾隆御批”而心疼不已。
对于这次坐牢，李敖向来讳莫如深，偶尔提及他也只强调国民党黑手介入，这是对他的政治迫害，完全回避侵占罪本身，而是当作“光荣的”“第二次政治犯入狱”。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此后李敖对萧孟能展开了长达多年的“疯狂”报复，“除了在文章中一再丑化、消遣‘孝子萧孟能’外，行动上更是赶尽杀绝；诸多计谋，层出不穷，一再断绝萧孟能的社会关系，并以自己及其弟李放、密友刘会云，以及朱婉坚等人的名义检举、控告萧孟能民刑事案件达卅五件之多。使萧孟能缠讼多年，三天两头就要找律师，跑法院……花甲之年的萧孟能为了怕搞乱讼期，还得特制个一览大表。”这是吴祥辉1986年出版的《李敖死了》一书中的概括，范泓说“卅五件”还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而且萧孟能有两次被李敖告发，以“侵占土地罪”“违反国家总动员令”入狱。
除这些之外，李敖还曾几次向警察举报并亲自带人在凌晨敲开萧孟能女友（后来的妻子）王剑芬的家，前去“捉奸”。甚至派人在王家邻近租下房子、设计圈套，报复手段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最后，68岁的萧孟能被李敖以“诬告”罪控告，面临第三次入狱前夕移居美国，黯然离开台湾。而李敖继续以“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姿态傲然挺立在岛上，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时光怎样流逝。
众所周知，李敖有过人的才气，有生花的妙笔，有悬河之口舌，更是洞穿了人性的弱点，懂得如何把握公众的心理。他有才，这一点，与他恩怨纠缠了一辈子的萧孟能也不否认，“有才无德啊”，这是萧孟能最后的一声长叹。
其实这不仅是萧孟能一个人的看法，与李敖共同生活过的胡茵梦在其自传《死亡与童女之舞》中更有对李敖入木三分的剖析。胡茵梦眼中的李敖“无法诚实面对自己的人格失调”“他对人总是猜忌怀疑，从来没有诚心和人相处”“他的心中只有钱，为了钱他可利用任何不法手段赚钱”。比如四海唱片公司将李敖的一首诗谱曲灌成唱片发行，李敖事先曾当面同意，事后却索赔180万元新台币。比如他每天站在窗前用望远镜观察对面一个大厦的工程，想找出施工差错，预备将来以此威胁建设公司送他一栋房子。媒体更是大肆渲染李敖向辜振甫的“中国合成橡胶有限公司”“诈财数百万”，其中牵涉萧孟能的退股金。
胡茵梦零距离看到的李敖：一、自囚、封闭，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影、不打麻将，没有娱乐，只有写作；二、不敢亲密，对最亲近的人也防着一手；三、洁癖、苛求、神经过敏；四、寒冷恐惧；五、绿帽恐惧；六、歇斯底里，等等。李敖在她的心目中不再是一个“具有真知灼见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欲”者，他们的婚姻因此很快就走到了尽头。从结婚到离婚前后不过三个月零二十二天。
《与李敖打官司》的三个主角，萧孟能已与2004年在上海谢世，终年84岁。曾经风情万种、上过美国封面的电影明星胡茵梦也早已年华老去、淡出公众的视线。只剩下李敖依然风头十足，在凤凰卫视开坛“李敖有话说”，海峡的这一边，长久以来我们见到的都是他的书，听到的都是他的一面之词。萧孟能病逝后，李敖在电视中说：“我的老朋友萧孟能死掉了，84岁，死在上海……”他自然想起了《文星》当年，“这段历史对很多人说起来，已经很遥远了”“我再不说没有人能够更仔细地说出这段历史”。然而，他有勇气直面当年的“侵占罪”，他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不可否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水深浪阔的台湾，他曾经是“斗士”“英雄”“青年偶像”，但在这些炫目的光环之下显然还有另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李敖。范泓的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更完整的凡夫肉胎的李敖。
李敖不过是一个“认时务的文人”
“有才无德啊”，《文星》杂志创办人、曾与李敖相交18年的萧孟能追忆前尘往事，在临终前不久留下了这样一声长叹。他们之间的那场涉及李敖侵占财产的官司，在20多年前的台湾乃至香港都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在沸沸扬扬的舆论后面，其实是是非非在当时是很清楚的。然而在海峡此岸，由于长久的隔绝，信息的不对称，加上20世纪80年代起，李敖的杂文风行大陆，我们读到的都是李氏的“一面之词”，关于创造过时代的《文星》、关于他和萧孟能的恩恩怨怨、他和胡茵梦的情爱婚姻，无不如此。对大陆读者来说，李敖是英雄、是斗士、是才气纵横的文人，而萧孟能这个名字是大多数人所陌生的。2004年，这位老人已在上海谢世，在他身后，范泓依据大量史料写成的《与李敖打官司》才在南京悄悄问世。
历史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人们惊讶地看到了一个“斗士”之外的李敖，他人性中的黑洞、性格中的缺陷，以及在他飞扬跋扈的文字后面的种种手段。换言之，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不是一个只知道爬格子的文人，他聪明过人，能洞察人性的幽微，并利用人性的弱点，以其生花之笔写出恣肆文章，感染、打动了无数仰望他的读者。时至今日，当那些与李敖所说截然不同的声音出现时，被李敖的“斗士”光环、满腹经纶蒙蔽了双眼的“李敖迷”们不愿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只能斥之为“一面之词”。在我们听惯了李敖的“一面之词”后，为什么就不能听一听萧孟能的“一面之词”、胡茵梦的“一面之词”呢？正是不同当事人的“一面之词”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看清事实，而不是盲目地迷信李敖的“一面之词”。当然，我能能理解他们不愿直面偶像被打碎的内心尴尬，我也有过相似的幻灭。很多年前，我也曾特别喜欢李敖的文字，他对一个偏处孤岛、继续奉行专制主义的政权的嬉笑怒骂，他对传统文化的无情鞭挞，他的监狱生涯、斗士豪情都让我激动过、兴奋过，在许多年轻的夜晚，我不断地被他笔下的文字所吸引、所感动，有的段落甚至读得滚瓜烂熟：
“我们没有梁山可上，没出境证可拿，我们活像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没有出路’，随时都要被苍蝇拍子打下来……可是，我们还是做了！还是头破血流，一做再做了！”
如此痛快淋漓的汉语于我当时何止是心有戚戚。1961年，26岁的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老年人与棒子》而一举成名，从此一发不可收。到底是《文星》给李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还是横空出世的李敖成就了《文星》？“多少浮云世变，使我觉得，为文星而作战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风雨如晦，水深浪阔，我再做多久也不知道，但是，我不会终止，我不会背弃文星的理想，我总朝前去了！”这是李敖的个人独白——我本人就曾一再地被这番经典式的表述所感动。李敖从《文星》出道，为《文星》入狱，他似乎成了《文星》的化身，是“文星”理想不折不扣的捍卫者。长期以来，我们心目中的李敖首先就是一个这样的“斗士”“英雄”。
2005年6月1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刊出对“斗士李敖”的专访，当记者问及假如当年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他今天会是什么样时，他的回答竟然是：“我可能是王洪文（笑）！王洪文和我同岁啊。我当然不会像在台湾这样的玩法，我不会那么笨，我有别的玩法嘛！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情报斗子，不一定要去住牛棚，为什么要把我看得那么笨（笑）！”这番话绝不能看作戏言，而是李敖对自己清醒的自我定位，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其实记者只是问他，如果留在大陆他“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他却反复强调自己不会“那么笨”，言下当然是以“聪明人”自居，以“识时务者”自居，真的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我们以往读李氏文章，常常会有一个误区，以为像他这样的人，以他批判的锋芒、张扬的个性，如果留在大陆注定了逃不过50年代的“反右”、60年代的“文革”，免不了或流徙或蹲牛棚的命运，这完全是对李敖此人的误读，他以古稀之年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不是他的性格，也不会是他的命运。
40多年来，自称“大陆型知识分子”，向往着埋骨于昆仑之巅的李敖，在台湾岛上目空当世，唾沫横飞，墨花四溅，从当权的蒋氏父子一路骂下来，似乎是横扫千军如卷席，口无遮拦，笔不留情，因此而赢得岛内外万千读者的敬慕，以为他英雄无敌，敢把皇帝拉下马。而没有洞察到他无比狂妄、勇敢的背后乃是他精明到家的计算，是他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他之所以敢于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主要的不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冲动，而是别有怀抱，因为他不会“那么笨”，“笨”到做投火的飞蛾，用青春、自由去为理想献身，他有见机行事的本事，能准确地观察风向，并及时调整自己，所以他才会反复强调自己不会那么“笨”。
对这位自称留在大陆“可能是王洪文”的文人来说，选择批评国民党这条路，只是他在那一环境下选择的“玩法”而已，他知道这种“玩法”将有什么后果，他早已窥破蒋介石“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的内心秘密，即使得罪了蒋，最多无非是把他关上几年，既不会终身监禁，也不会被活活整死，乃至在狱中，他还可以遥控出版他的《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继续他的嬉笑怒骂。他因受难而获得巨大名声，笼罩在“斗士”的光环之下。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是他自己所说的可以承受的一种“玩法”。一旦不是这样的环境，他就要换一种“玩法”，要做“王洪文”、做“情报头子”，绝不会去干“笨”事、傻事。
说穿了，归根到底李敖只不过是一个聪明人、一个“识时务的文人”，一个骨子里缺乏理想主义的人。这一点，罗思义先生在《李敖·梁漱溟·马寅初》文中就已洞见。老实说，只要我们对李敖多一点了解，我们就会对李敖自我粉饰的独白多一分反感，更不要说那些自狂、自大的放言，比如“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之类。我也曾走过一个仰望李敖的年轻时代，但从我看到他真实脸孔的那一刻起，那个被他自己塑造成在狂风恶浪中抵抗横逆的李敖，那个激扬文字、博古通今的李敖就已在我心中彻底死去。
李敖：只剩下一个“俗”字
李敖的大陆行给寂寞的媒体带来了一点小小的浪花，自他确定行程之日起，与他有关的消息，便注定要连篇累牍地占据大江南北各大报纸的版面。李敖此人以其为人的狂妄，为文的张扬和跋扈，打造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天皇老子不如他的“孙悟空”形象。他故作玩世不恭、天马行空状，回答记者提问，总是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其实他骨子里乃是极致的媚俗，我不想说李敖是庸俗的，他是俗而不庸。他的人生已经证明他并不平庸，而是精明到家，但毫无疑问李敖是俗气的，他是一个彻底的世俗中人，一个始终没有摆脱低级趣味的人。他好财、好色，对名利刻骨的在意，整天在碌碌红尘中打滚，几乎没有时间从世俗的污泥浊水中抬起头来仰望星空。他表演欲极强，把肉麻当有趣，以作秀为能耐，时不时地想着要惊世骇俗，事实上只是制造噱头，哗众取宠，典型的媚俗而已。
他自诩大陆一行是“猛龙过江之旅”，反复强调要与连战、宋楚瑜乃至克林顿等比赛演讲水平，扬言要让连、宋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演讲”。为此他在临行前闭门攻读，作精心的准备，书单中包括大陆领导人的讲话在内。他自比法国18世纪的启蒙巨人伏尔泰，说伏尔泰80岁才回到故乡巴黎，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他自吹自擂要“给中国一个指向”。无论他在北大、清华、复旦的舞台上如何表演，都掩盖不住他的一身俗气。
李敖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自称“左派知识分子”，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喜欢将自己定位为“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并声称向往于埋骨昆仑之巅，一再表示对台湾这个小岛不屑一顾，“台湾对我而言太小了。”2000年，在海峡彼岸，他以新党侯选人身份披挂上阵，选举口号就是“出卖台湾，买回大陆”。但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个大陆型知识分子的影子，长期以来，面对海峡此岸这片大地上的血泪和不幸，他只有沉默和嘲弄，只有隔岸观火的侥幸。一句话，他不愿意为本民族的苦难承担任何责任，他轻描淡写地说，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他是真正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玩世的背后恰是他的老于世故。
同样，李敖的极度自恋也无非是要隐藏他内心的空虚、苍白和自卑，实际上他是一个没有几分自信的人，所以只能通过无比夸张、张狂的语气，似乎蔑视一切，不屑一切。即使他读书万卷、满腹经纶，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也不能使他成为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他生活在自己的欲望所营建的狭隘天地里，聪明有余而智慧不足，一方面他以为凭自己的聪明，天下之大，没有人能窥破他的花花肠子，窥见他内心世界的空洞与无聊。另一方面他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无论读书、写作还是演讲、做主持人，都当作一种世俗社会的比赛、竞争、较量，沉浸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其乐无穷之中，究其目的无非为自己捞取世俗的实际好处。他终于有机会来到大陆表演，他的舞台一夜之间放大了，他为此而喜不自禁，从出现在北京机场的那一刻起，顾盼自雄的他所关心的就是“敖迷”们欢迎的鲜花和翘首期待的目光。
说穿了，李敖是个文化怪胎，他虽然以嬉笑怒骂的文字和两片刀子一样的嘴唇安身立命，但他对世俗社会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他身上之所以看不到一丝的谦卑，他之所以始终超越不了吃喝拉撒睡的形而下追求，不能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的算盘打得太精了，使他失去了任何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攀升的可能性。曾经的苦难最终没有成就李敖，没有精神的天空，一个浑身上下裹着名缰利绳的人无论今天如何耀眼、如何显赫，都只能剩下一个“俗”字。
“二花脸”：李敖的最佳角色
李敖是什么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左派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他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的。
2005年3月30日，《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对李敖的专访，当记者问及他多年来写文章都是不讲情面，批评人家毫不手软，包括美国，“但从未批评过我们共产党，可以感觉到你对我们党蛮友好”时，他回答：“我对《毛选》《邓选》（《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列宁选集》掌握最熟。这跟小的时候有关，我在北京时就痛恨国民党，向往共产党，对左派刊物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梦，就是希望中国强大起来，繁荣起来，跟资本主义斗。我们这代人比较爱国。我在台湾不是蓝色，也不是绿色，是红色，我不掩饰这一点，就像西班牙的大画家毕加索一样。”
当记者问他既然你批评“中华民国”是“伪号”，为什么还要当这个伪“立法委员”时？他回答：“他们是伪的，我是真的（笑）。所以，我现在是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是要颠覆它。”
1996年，台湾海峡发生导弹危机，李敖在香港《明报》发表《草蜢的尊严》一文，认为台湾不过是一只在“大公鸡”面前乱跳的“蚱蜢”，随时都会被吃掉，没有什么尊严可言。2000年，他代表“新党”参与大选，公开主张接受“一国两制”，他的口号就是“出卖台湾，买回大陆”。在凤凰卫视的一次“李敖有话说”节目中，他甚至直截了当地鼓吹大陆武力攻打台湾，说自己的好朋友李庆华为他收集了台湾高压电塔的资料，打什么地方最有效……2005年3月，北京通过《反分裂法》，震惊台湾政府，“立法院”开会时，来自不同党派和无党派的200多名“立委”都表示反对，只有李敖一人不反对，因为“立法院”对外宣布说“一致反对”。李敖抓住“一致”二字不放，说自己和他们不“一致”，一直到法院控告全体“立委”，说他们忽视他的权力，要每个“立委”赔他一块钱。这件事大陆的媒体也曾有报道，最后没有下文。
在连、宋登陆之后，李敖接踵而来，无论是清华大学演讲时，女主持人称他为“归队的老同志”，还是《人民日报》高度肯定他在台湾支持祖国统一的贡献，称他为“旗帜性的人物”都不是偶然的。他在台湾穿红衣服，处处显示自己“红色”的一面，以红为荣也不是偶然的。他高中时代有个叫严桥的老师就是共产党，对他影响很大，他曾答应加入共产党、偷渡大陆，后因严桥被捕未遂。李敖自述他的“左翼式狂热”来源于严桥的人格影响。
李敖是什么人？至今包括一些媒体称他是自由主义者，但他宣誓要放弃自由主义。其实，要说他是“自由主义者”，曾为言论自由奋斗过，大概也只有“文星时代”可以算得上。他在《文星》以挑战权威，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姿态出现，追随胡适、殷海光等自由主义先辈，主张全盘西化，挑起中西文化论战。在《自由中国》被封、雷震锒铛入狱的年代，《文星》异军突起，成为专制沙漠中的一泓清泉。青年李敖生逢其时，受到萧孟能的赏识，登上文化思想的舞台，尽情地展现他的才气和狂气。这是他一生最有光彩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之后，特别是1986年蒋经国晚年开放“报禁”“党禁”，台湾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他的作为就离自由主义愈来愈远乃至背道而驰了。当他打着胡适的旗号，招摇过北大时，身上已没有任何自由主义的气息。1995年冬天起，他在“新党”背景的真相电视台开讲“笑傲江湖”，以“名嘴”的面目重出江湖，正是在这档节目中，他将自己的游戏、玩世本色展现得淋漓尽致，整天把极为下流的、不堪入耳的生殖器语言挂在嘴上。他处处利用台湾已有的言论自由，亵渎言论自由。比如1998年有一次他如此攻击当时的“法务部长”马英九，在说到狱政改革时，他大谈自己坐牢的经验之余，警告马英九：“你小心点，不要行差踏错，如果掉进牢房里，你这个小白脸，一天要被别人操几次！”
直到今天，李敖仍到处吹嘘自己两次坐国民党的黑牢，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他是一个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屡受迫害的“英雄”，可是他在《我写北京法源寺》中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自1971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个月，一共十足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在家软禁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他自称“大坐牢家”，我记得有本书就叫《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十八封信》。
其实，他第一次坐牢不是因为言论问题，而是协助主张“台独”的彭明敏偷渡出国，最后因涉嫌“台独”、以“叛乱罪”而入狱。第二次入狱更是与言论自由毫无关系，罪名是“侵占财产罪”，他侵吞《文星》创始人、相交18年、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萧孟能委托他处理的数千万巨额财产，被告上法庭，最后败诉而判刑。2004年5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范泓的专著《与李敖打官司》以大量翔实可靠的史料叙述了此案的来龙去脉。这一事件在台湾、香港曾轰动一时，当时舆论无不认为李敖欺世盜名，见利忘义。经此打击，李敖臭不可闻，很长时间没有缓过劲来。
从1987年到1995年，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关键年份，他无所作为。大陆读者不明就里，只读过李敖一个人的书，听信他的自我独白、片面之词，把他说的一切当真，上了他的当，先入为主地把他看作是反专制的“斗士”“大师”。他们心目中的李敖不是那个现实中的李敖，而是书中虚构或者说半真半幻的李敖。
李敖在北大讲坛上自我炫耀，弄了一张比他个子还要长的所谓“禁书单”，说什么“我写过一百多本书，有九十六本被查禁”。说什么“全世界古往今来”没有人比他李敖写过更多的禁书，因而赢得了一片掌声。事实是，他的书确有被查禁的，但并不像他夸大其词所说的，他的书被禁大部分是在1981年到1987年间，除了《蒋介石研究》《孙中山研究》之外，至少有70多本是他办的《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等杂志，其中收入了许多别人的文章，不能算是他个人的著作。
现实生活中的李敖既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也不是“自由主义”，那只是他自己用嘴和笔塑造出来的李敖，能相信他自己说的一切吗？老实说，把他看作一个娱乐明星还差不多，他善于表演、以表演为人生最大乐趣、以骗倒芸芸众生为能。站在舞台上，他开怀大笑，如入无人之境，将天下万物玩于股掌之上，自以为是舞台的绝对主角，风光八面，顾盼自雄，那么他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
鲁迅《准风月谈》中有一篇《二丑艺术》的文章，节录如下：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做‘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
聚光灯下，李敖总是自以为扮演的是主角，殊不知，他演的只是“二花脸”，他在北大讲坛那一幕就是“二丑艺术”最精彩的表演。
关于李敖，再说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还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谢泳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说得好：“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不能只讲利害，而不顾是非；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不能享受了民主的好处，而处处以和民主作对为自己的基本行为方式；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不能时时以自己在一个变动社会中的遭遇来评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台湾一度伤害过这个人，这是事实，但台湾的进步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不能时时以自己的不幸遭遇来一味向社会索还；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应当对女性始终保持尊重，而绝对不能炫耀自己玩弄女性的经历；一个理智的社会，不会对一个无聊的知识分子如此感兴趣。”李敖大陆行所引起的反应表明，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离理智有多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媒体和网络出现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对李敖的吹捧背后有着种种复杂的原因。
无论如何，凤凰卫视的商业炒作成功了，李敖的二丑艺术表演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