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向继东和《湘声报》“文化·沧桑”副刊——兼说影响过中国历史的副刊
这是一个副刊衰微，再度沦为可有可无的“报屁股”的时代，那些曾经吸引过、激动过无数读者的副刊早已成为历史，在图书馆、档案室中渐渐发黄。在风花雪月畅行无阻、以铺天盖地之势抢占了几乎所有报纸的版面之后，旨在滋养精神、激浊扬清的副刊注定了难以找到立足之地。当《湘声报》“文化·沧桑”副刊第一次在我的面前出现时，我的眼前一亮，一张小报的副刊竟有这样高贵的精神气质，有着我们久违了的“五四”的流风余韵，足以让天下副刊竞折腰，也让人更加怀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照亮过无数青年灵魂的“四大副刊”、《申报》“自由谈”等。与那些副刊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姓名：孙伏园、邵力子、张东荪、黎烈文……那都是中国新闻史、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所无法遗忘的。在副刊几乎被淘汰的21世纪之交，在“文化·沧桑”副刊背后也有一个人，他叫向继东。
一
《湘声报》是湖南省政协机关报，原名《湖南政协报》，创办于1987年，1993年1月改今名。其副刊“文化·沧桑”的前身叫“文化·人物”，迟至1996年1月5日才面世，已过不惑之年的向继东担任编辑，他写了一篇简短的《改版寄语》：“经济改革的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必须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背景。”这是他理解的“文化”。“有思想的人”和“人的思想”是他对“人物”的定位。“栏目是人设置的，但不拘泥于栏目。”“一切生动活泼的、言之有物的文章，不管名家新手与否，我们一视同仁。”这是他的承诺。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有丁东的《顾准向我们走来》，丁东、高增德那篇后来引起争议的《当今学界的南王北李》以及赵振先批评李泽厚“吃饭哲学”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天职》等，还选载了董桥的《静观的固执》。
1996年2月，发表丁东一篇反思郭沫若的《逢场作戏的悲哀》，一发表即产生巨大反响，向继东推荐到《书屋》发表时作者又作了些补充，连发行量庞大的《读者》也予以转载。读者来信十分热烈，一位研究古文字的老专家赖汉屏在信中称这是一篇极好的专文，“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哀”，接着又刊发《也谈郭沫若的悲哀》作为回应，使人对这种“悲哀”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对此感受特别亲切”。也有读者写信说，这样的好文章应该让《人民日报》发表。
“文化·人物”在思想界迅速异军突起，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地域的界限。从3月起，李锐、吴祖光、邵燕祥、贾植芳、彭燕郊等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先后为“文化·人物”的刊头题字。
1996年是这个副刊在思想上的第一轮跋涉，主要的作者包括丁东、朱学勤、李锐、邵燕祥、牧惠、邢小群、散木、叶延滨等，其中以丁东的文章最多，有时一版同时发表两篇，如《文化名人的晚年和晚节》《文革写作组现象》《红卫兵思维辨》等。他有一篇谈“文革”的文章，编辑觉得好，总编辑拿不准，送到分管报纸的省政协副秘书长那里，副秘书长也拿不准，又送到常务副主席那里，最后还是主席签字，说不宜发表。此外，如邢小群的《章乃器百年祭》连载四期，读者反响热烈，散木的《“五一六”杂想》发表后也有很大影响。
“文化·人物”副刊说是每周一版，实际上全年也就20个版面左右。到1997年6月，改为“文化·社会”，理由是太雅了、读者少。对编辑来说，要把社会纪实和案件和“文化”放在一起，确是为难。但向继东还是尽力保持原有风格，提高文化含量，作者队伍还在继续扩大。大约那年3月，他到北京组稿，采访了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还邀请蓝英年、邵燕祥、牧惠、方成、陈四益、王小波、李辉、杨帆、仲大军、朱正、丁东与邢小群夫妇等聚了一次。直到1998年5月，这个磕磕绊绊生存了2年多、曾两易其名的副刊停刊了。这一停就是将近2年。
2000年1月，《湘声报》总编易人，又恢复了“文化”副刊，但最初不是熟门熟路的向继东负责编辑。3月以后他才受命再度接手这个版面。当时是每月2个版面，从6月份开始，《湘声报》创办“观察周刊”，“文化”副刊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地，基本上一周一版。2001年5月，又改为半月一版，另增加“沧桑”也是半月一版。10月改为“文化·沧桑”，每周一版，直到现在。这是“文化·沧桑”第二轮的跋涉。如果从1996年算起，这个副刊经过了8个年头，不算中间停刊的那些日子，也已办了6年，足以奠定其在中国报纸副刊史上乃至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在向继东的不断努力下，“文化·沧桑”已成为中国报纸副刊的异数。看看它的作者阵容我们就会发出感叹，几乎中国思想界、时评界、杂文界的重要作者都曾在这个版面上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而且许多是首发——
除了1996年就经常露面的丁东、朱学勤、李锐、邵燕祥、牧惠、邢小群等，2000年以来的谢泳、刘洪波、鄢烈山、陈四益、李冰封、杨帆、何家栋、王得后、朱正、钟叔河、周实、李辉、雷颐、林贤治、王跃文、何清涟、萧雪慧、魏得胜、许纪霖、李慎之、龚育之、杨帆、党国英、苏中杰、潘多拉、卢周来、吴江、笑蜀、杜润生、吴思、葛剑雄、智效民、蓝英年、李银河、王元化、韩少功、黄波、朱鸿召、朱铁志、余杰、祝勇……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向继东诚然有自己的思想倾向，但他办的副刊却是兼容并包的，既发表学院派的文章，也发表民间撰稿人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者龚育之的文章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常常同时刊出；新左派和自由派都在这个名单中可以找到。他不思张扬，只是将各种包含着作者自身见解的文章发表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沧桑”是世纪初难得的一个公共平台，编辑没有一边倒，以自己的思想倾向为尺度，排斥一切，大搞清一色、一刀切，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一面。
多年来，在副刊上发表的文章恐怕是数以千计了，要一一列举不仅有困难，也为篇幅所不允许。早年的许多文章至今读来，已不无沧桑之感。近年来，我印象深刻的文章如邵燕祥的《胡长清被杀之后》《抢镜头》等、何家栋与茅于轼商榷的《批评的效用》、魏得胜的《让兔子先民主起来》、黄波的《残缺的〈最后一次讲演〉》等许多难得的好文章都是在这里首先发表的，有些到处被转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曾大篇幅甚至整版地推出一些专题，比如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大学人文读本》出版后，2002年10月，“文化·沧桑”就较为完整地刊发了北京专家、学者座谈会的记录，包括李锐、钱理群、谢冕、资中筠、杨继绳等人的发言。后来还刊登过“《大学人文教程》十人谈”。《傅斯年全集》出版后，这里专版发表谢泳、欧阳哲生、傅国涌等人的有关文章。此外，如《黄河边的中国》《我向总理说实话》等都做过整版的讨论。
李慎之先生去世后，这里曾先后发表了纪念文章，最初发表这些文章时，新华社关于李慎之去世的消息尚未发表，编辑也是捏了一把汗。大约是2000年，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出版后，向继东在“旧文重读”栏目接连选载了10来篇当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呼唤民主、自由的文章。
据我所知，这样的副刊在当今中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只是由于发行量有限、加上地域等因素，知道的人不太多。
二
自近代中国有新式报纸以来，副刊只是不起眼的“报屁股”，它之逐渐站到时代的前面始于“五四”时代，1918年春天，张东荪在上海《时事新报》创办《学灯》副刊（以后俞颂华、宗白华等主编过这个副刊），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为宗旨，“屏门户之见”“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一灯如炬，曾照亮万千学子的心灵。它和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以及稍晚出现的《京报副刊》一起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平台。
“副刊”这个名词最早则来自《晨报》，叫“晨报附镌”，是孙伏园请鲁迅起的，结果写报头的书法家写成了“晨报副镌”，再后徐志摩又正式改名为“晨报副刊”（那是1925年的事了）。在此之前，近代报纸中的副刊没有确定的名称，或叫“余兴”“杂俎”，或叫“附张”“附刊”等等。1921年10月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脱离正张独立之后，迅速成为弘扬新文学、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园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好政府主义”的文章都可以在这里发表。鲁迅的《阿Q正传》最初也是在这里连载的，这个稿子可以说是编辑孙伏园逼出来的。因为每星期都要写一篇，鲁迅感到吃力，几次提出要结束这篇小说，却总是经不住编辑再三的恳求。一次，孙伏园到外地出差，鲁迅乘此良机，大笔一挥，赶紧把阿Q枪毙。等到他回来，阿Q已“死”，回天无力，感叹不已。他最后离开《晨报副镌》也与鲁迅有关，因为发了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被编辑部擅自抽掉，他因此愤而辞职，转入《京报》编副刊。
“铁肩辣手”邵飘萍独立创办的《京报》最多时拥有23种副刊，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副刊大部分是依靠社会力量办的，其中以孙伏园主持的《京报副刊》影响最大，周围既聚集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名家，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王造时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学生，可谓人才济济。1925年2月7日，邵飘萍曾发表声明：“各种副刊上之言论，皆各保有完全的自由，与本报无须一致。本报编辑部，从不对于各副刊上参加一字，此皆鄙人所首先声明，可为与各团体真诚合作互助，而绝对不含有他种作用的确证。”有了这样的思路就难怪《京报副刊》异军突起了。
20世纪3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副刊是《申报》黎烈文的“自由谈”以及《大公报》由萧乾主编的“文艺”副刊。
1932年12月，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28岁的黎烈文改革《申报》“自由谈”副刊。黎烈文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绝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或者“宣传什么主义”“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
他一上来就腰斩了正在连载的张资平的多角恋爱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为此遭到张的嫉恨，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张攻击他靠裙带关系才当上编辑，他被迫愤而反击。“自由谈”在他手里大放异彩，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作家、学者的大量短评、杂文。特别是鲁迅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表了143篇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杂文，仅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
“自由谈”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开始向史量才施加压力，要他换人。史对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等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为了不连累史量才。1934年5月黎烈文主动辞职，主持“自由谈”副刊仅一年半，可是在中国报业史、特别是副刊史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印痕。接替他的张梓生萧规曹随，继续保持了“自由谈”副刊的风格。不到一年半（1935年10月），张梓生备受亲国民党小报的造谣、围攻，终于继黎烈文之后被迫辞职，此时史量才已遭国民党的暗杀，再也没有人能遮风挡雨的“自由谈”戛然中断。
1936年8月，青年萧乾主编的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因为刊登一部抗日的独幕剧惹了一场官司，结果日本人告到租界，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政之几次出庭受审。因为萧乾将剧本中的“东洋”都打了“××”，最后，以《大公报》胜诉告终。事后，胡政之、张季鸾两位不仅一句话也没有责备闯祸的萧乾，反而夸他那些“××”打得好！
抗战时期，《新民报》的副刊琳琅满目，办得最有特色、社会影响也最大，这份以社会新闻取胜的民间报纸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迎来了“三张一赵”大会师（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和赵超构），个个都是办报尤其是编副刊的能手，张慧剑更是被称为“副刊圣手”。他们主持的《今日论语》《新闻圈外》《最后关头》《曲线新闻》《山城夜曲》《西方夜谭》等一系列副刊、专栏都脍炙人口。张恨水在《新民报》副刊上连载的《八十一梦》等小说深受读者的青睐，影响巨大，难怪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会谈，百忙之中还要接见这位一介文人。他那些短小而韵味无穷的副刊文字也是一绝，读读他的《游击队短歌》就可见一斑，全文不足40字，却令人读之不忘：
“某战区游击队，有一游击短歌，颇饶深意。其词曰：
鬼子来了，不让他看清；鬼子去了，打他的背心。”
这样的文字我们今天大约都读不到了，但《新民报》副刊之所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主要还不是因为它的文字好，而是它强烈的时代感，它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比如重庆肉价猛涨、老百姓终年不闻肉味，它就接连推出三次《猪》特辑。比如街头经常出现弃婴，它又出了《弃婴》专辑。皖南事变发生后，向来不过问政治的张恨水接连发表《七步诗》等三篇杂感，借古喻今，批评蒋介石逆流而行。
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曾将《沁园春·雪》抄送给柳亚子，因未经他本人的同意，《新华日报》只是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所以，这首词最初是在《新民报》的《西方夜谭》副刊发表的，词后还有编辑吴祖光热情的按语：
“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国民党中宣部恼羞成怒，立即找《新民报》老板陈铭德，又是申斥，又是警告，他不亢不卑地回敬说：“蒋委员长对他（毛泽东）都以上宾相待，报纸发表一首词，有什么不可以！”
更热闹的是寂寞的山城一时唱和之声四起，有赞美，有讥讽，也有谩骂，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更是组织大量御用文人的同题作品试图把它比下去。毛泽东借此机会在知识分子心目中树立起了文采风流的形象，而蒋介石则被视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副刊的威力不可小看矣。
其实，要说副刊的作用之大，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代报人成舍我以微薄的资金创办“三个世界”（《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时就已体现。前两份报纸之所以能在北京众多大报的夹缝中脱颖而出靠的就是副刊，主要由张恨水主编和执笔的《夜光》和《明珠》两个副刊成了“世界”的支柱，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一系列连载小说风靡了一个时代，不知倾倒了多少读者。连炙手可热的少帅张学良也喜欢、赞赏得很，他曾亲自到张恨水家拜访，做过一夕长谈。
尝到过副刊甜头的成舍我，抗战前夕在上海办《立报》，也是以副刊取胜，一份四开的小报竟一口气开办了三个副刊，几乎占了近一半（大概占3/8）版面，有办给知识阶层看的《言林》，有针对底层百姓的《小茶馆》，有面向中产阶级的《花果山》，主持人分别是谢六逸、萨空了、张恨水（包天笑），都是一时之选。热闹非凡的《小茶馆》、故事多的《花果山》、“既有蜜也有刺”的《言林》，三个副刊各有特色，竞相争艳，雅俗共赏，吸引着各类不同层次的读者。创刊仅一年多，《立报》发行量就超过了20万份，走到老牌报纸《申报》和《新闻报》的前面去了，成舍我的“副刊生意经”不可谓不精也。
三
大体上看，一个报纸副刊的成功离不开这样一些条件：一是编辑的人，报纸主事人重视，有担当，又能放手让编辑去干；二是兼容并包的办刊方向；三是与普通百姓同呼吸，站在时代的前面，而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四是聚集一个有良知、有思想、有才华的作者群。四是有一批相对稳定的读者。
在副刊全面衰落的年代，《湘声报》的“文化·沧桑”之所以能形成现在这样的风格，以一个地方小报办出了大报的副刊都无法匹敌的水准，就是因为它基本上具备了这些条件。君不见连《南方周末》的“写作”（“文学”）版都已成了小资、文学时尚的园地，不再有当年“芳草地”的清香和内涵，被极少数玩文字人所圈占，龙应台那些不痛不痒的文字常常占据一个版面。带有副刊性质的《南方周末》“写作”版的变味也许有种种原因，但编辑本人的趣味、爱好、个性、价值倾向一定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沧桑”的特立独行，首先取决于向继东的理想、追求和性格，在今天办副刊的人中，他是少有的还保留着一点理想主义的人。他生于1953年11月，土家族，在湘西那片曾诞生过沈从文、黄永玉的土地上度过了人生的大半时光，当过多年的民办教师，恢复高考后1978年上了师专，从1984年到1992年在湘西一个叫溆浦的县政协做了近10年的地方文史工作，1993年借到《湘声报》，1996年正式调入，正好是“文化·人物”创刊，从此他就把满腔的热情和心血倾注在这个小小的副刊上。他一家四口，妻子没有工作，虽然生活清贫，却有着难以泯灭的人文情怀，还带点湘西人的执拗和韧性。学者丁东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他有一次，到北京组稿，向他借了一辆旧自行车，“在偌大的北京城到处奔波”，“几天之内，他竟拿着地图，一一采访了吴祖光、邵燕祥、牧惠、蓝英年等多人。”愿意像这样吃苦的编辑今天恐怕也稀有了。
除了编副刊，辛勤地浇灌这块思想文化园地，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写文章。他曾出过一本随笔集《生活没有旁观者》，据说还是自费出版的。邵燕祥先生在《一要活着，二要活得明白》的序言中说，向继东的写作“就属于在自己变明白的同时也帮助人变明白的事业。从懵懂到明白，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他自己在后记中说得更明白：“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但我觉得，在当下，除了钱物，似乎还有别样的东西，譬如理念的坚守等。坦率地说，我经受过太多的失望，然而并未从理想主义滑向颓废主义，而是坚定地选择了现实主义。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吗？我常常这样诘问先哲。”
他有一篇传诵一时的文章《一封信和一个人之死》，挖出了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思想史上的被杀戮者——武文俊。1977年1月，这个普通的湘西溆浦县小学教师因为给华国锋写匿名信，批评时政，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杀，年仅40岁。在这篇有着珍贵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的文章中，向继东首次将武文俊致死的那封信公之于世。武文俊在信中尖锐地指出：“文革”后的中国，“国家和人民都很贫困”；妇女并没有得到“解放”；人民没有政治地位，连买个东西也要讲情面，讲人熟。没有政治权力，没有言论自由；一切人的行动都不自由。就是当官的也不见得比老百姓自由多少，都被当作奴隶一样管得死死的；职业不自由，不能由自己选择职业。人身不自由，处处有约束，连劳动生产都不自由，生活不自由，生存不自由，生育不自由；徭役赋税之多，史无前例；专门吹嘘成绩，鼓吹这种社会奴隶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不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
即便今天读来，依然触目惊心。武文俊还提出了十条包括“提倡言论、学术、出版自由，人民可以登报批评政府，提出建议，奖励科技和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凡国有企业、工厂等仍为国家所有，集体财产仍为集体所有，给予奖励，不愿集体化者，由人民讨论，财产平均分配（但不予奖励），不许以强凌弱，侵犯他人财产和利益。”“对原来干部、除少数确有作恶利（作）弊者外，其余一律不予追究。”“国家征收的赋税，根据国家实际需要，稍有余地地来决定人民的负担（尽量精简机构、减轻负担）。”等在内的国事意见。
和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王申酉……一样，武文俊为他的思想，为这封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都是超前的思想“异端”，思想史上的英烈，和遇罗克他们不一样的是，武文俊直到被杀害25年后才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假如没有向继东的有意寻访，武文俊这个名字连同他的思想完全有可能永远被淹没在历史的黄沙尘土中。这样的文章无疑就是教我们“活得明白”的。湘籍作家、也是他的同乡王跃文有一部曾畅销一时的小说《国画》，小说中有一个“精神上追随顾准”的记者甄里，也是书里唯一的好人，熟悉的人都说是以向继东为原型的，其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但他本人不置可否。
在这个物欲横流、没有英雄的年代，如果说有英雄的话，办“文化·沧桑”，写武文俊的向继东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之一，他是当代的活的黎烈文，他对思想文化启蒙的自觉担当，他的办刊实践，都足以让形形色色的大报编辑汗颜无地，当多少副刊都远离红尘、无视现实，以玩弄文字为乐之时，他在岳麓山下擎起的火把，照亮了我们幽暗的心灵。他是个读书人，一个传统的“士”，从创办《书屋》的周实到他，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出湖南人的一点精神来，或许杨度、陈独秀他们当年的评论仍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