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鲤鱼池中的梭鱼”

一战经历

1891年，德国的冬天特别寒冷，萨克森省（Provinz Sachsen）豪泽（Hauser）勃兰登堡（Brandenburg）门的水泵都被冰冻住了，1月24日这一天也不例外。瓦尔特·莫德尔（Walther Model）在寒冷中出生于马格德堡（Magdeburg）附近一个叫根廷（Genthin）的小镇上。这个小镇上有区法院、学校和教堂等建筑，人口不足5000，以盛产马铃薯粉、手套和纸板著称。这里的农民热情好客，贩马生意十分兴隆。

莫德尔家虽然是一个普鲁士人家庭，但是与容克贵族之间没有任何渊源。追溯到莫德尔的祖父和曾祖父，他们都跟军事扯不上任何关系，反而与宗教有缘，他们都是教堂里的手风琴管理员。他的父亲莫里茨·莫德尔（Otto Paul Moritz Model）时年35岁，其理想是成为一名路德教派的牧师，却鬼使神差地成了当地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修道院）里的高级教员（一说是校长），管理着学校里的合唱团和手风琴，另外还兼任普鲁士皇家乐队（合唱团）的指挥。莫德尔的母亲玛丽·宝琳（Maria Wilhelmine Pauline）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其父蒂莫尔（Timor）靠贩马和开旅店营生。宝琳因在唱诗班唱歌而与莫里茨·莫德尔相识相恋，而后结婚。他们婚后育有2个儿子，长子奥托（Otto Model）出生于1884年5月26日，次子莫德尔出生于宝琳31岁那年。莫德尔出生的那一天也是腓特烈大帝的诞辰，而这个特殊的日子没有成为纪念日的原因是3天后即是皇帝威廉二世的生日。莫德尔与哥哥奥托关系虽然密切，但后来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成了军人、名将，因畏罪而自戕；而另一个（奥托）则成了律师兼公证员，活到1964年才善终辞世。

少年莫德尔的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居住的环境也局促，饮用水不是很方便。母亲宝琳继承了商人家族的优点，是推动父亲莫里茨·莫德尔去奋斗、改变的动力，到1905年4月，莫里茨正式注册为埃尔福特（Erfurt）的牧师，家境开始有所改观。在这样一个收入中等偏下的神职家庭的熏陶下，少年莫德尔恪守着古板、保守的道德观，像父亲一样成了很虔诚的基督徒。

莫德尔是在根廷的一所公立小学里启的蒙，然后进入塞纳河（Saale）畔瑙姆伯格（Naumberg）的一所建立在天主教教堂体育馆里的慈善中学就读，他的同学中有几个是军官子弟，这是农家小镇根廷所不能比的。当时莫德尔因身材单薄、体质羸弱，很难引起师生们的注意。尽管后来举家搬迁，学校记录中依旧有莫德尔喜爱希腊文、拉丁文和历史达到痴迷的程度的记载，他还是学校科纳文学社（körner society）里最为活跃的会员之一。

1906年，莫德尔随父移居到维森费尔斯（Weißenfels）的教师培训学院，2年后才正式定居瑙姆伯格。在这里，他第一次学会去认识一个城市。他常去一所教堂，那所教堂附近有座兵营，里面驻扎着一支炮兵部队和一个步兵团，但此时的他对军事还没有什么兴趣，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莫德尔对这座兵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样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孩子，日后将被纳粹冠以“防御大师”的名号，将数以百万计的生灵推向战火的深渊，在当时就算是最有想象力的人也不可能预知到这一点。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经常到教堂做祷告（或礼拜）的莫德尔和同学一起观看了在瑙姆伯格兵营里1个德皇步兵猎兵营的操演，这肯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演练，它给莫德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于是莫德尔开始有意识地经常去军营附近溜达，他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此后，从军的梦想在莫德尔的心里播种、扎根了。

莫德尔想要从军的另一个原因是入伍参军是当时德国的一种时尚，青年们趋之若鹜。而这种潮流的兴起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人物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解散国会时穿着军人制服，他被人们称为该州的“第一男人”。

从军的梦想对于莫德尔而言原本是遥不可及的，直到中学的最后一年，它才被确定为莫德尔未来的职业。莫德尔的叔叔马丁·莫德尔（Martin Model）是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的高级职员，他还有另一层身份——德皇陆军第52勃兰登堡步兵团的预备役军官。见到侄儿有从戎的志向，叔父马丁·莫德尔说服了莫德尔的父亲，父亲就顺势拜托这位兄弟帮忙运作。于是，在叔父的引荐下，莫德尔与父亲一起去科特布斯第52团见了团长海赛林（Henseling），经海赛林同意，莫德尔获准使用该团预备军官的名额报考军校。

1909年2月24日（复活节）,17岁的莫德尔以合格的成绩参加了在教堂体育馆里主办的中学毕业典礼。毕业证书的成绩单上写着神学、德语、拉丁文、希腊语、历史、地理都是“好”，体育免考，音乐则标注为“有天分”——这是莫德尔家族的共性。然后他进入军营参加新兵训练，获得“军士”军衔。据说，莫德尔是9名（7人被录取）报名参考军校的毕业生中最具争议的，有位同学的家长后来回忆说，他认为莫德尔“视力不好，肩膀有点偏”，不是合格人选。但有叔父打通关节，11月，莫德尔如愿进入尼斯（Neisse）少年军官训练学校（Kriegsschule）学习。就这样，莫德尔开始了他那充满血腥的、长达36年的军事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少年军官训练学校就像是一座监狱，不仅有屈辱的体罚与残酷的训斥，还禁止学生离开学校。因此，封闭、乏味和铁一般的纪律是莫德尔首先需要去适应的。那里权威无处不在，军校生无片刻的安宁。莫德尔身体依然那样单薄，在训练及各项军事科目考核中，他都表现平平，没有什么出彩的记录。军士长经常斥责他：“莫德尔，我不知道你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但你严重欠缺一名军官所必备的坚强意志！”很显然，传统的普鲁士士官培养体制不能使莫德尔的特长发挥出来，且畸形化了他的性格。

沮丧的莫德尔一度打算退学去银行谋职求发展，毕竟叔叔的职权让他有这种转行的可能，但最终他坚持了下去。而这一段军校的经历对莫德尔那日后倍受人们诟病的缺点——“粗鲁”、“好争吵”性格的形成，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长官们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他，没有这种强硬态度，就管理不好你的士兵，也没有办法在军校里混下去。

莫德尔的同学中有后来跟他一样优秀的名将汉斯·瓦伦丁·胡贝（Hans Valentin Hube）。胡贝出身将门，显然比莫德尔更具有军人的气质，他的父亲当时是个上校。胡贝后来坦言，至少在那时，他是没有看出莫德尔身上有任何可以成为一代将星的潜质。莫德尔在尼斯的军校里平淡无奇、默默无闻地学习生活了2年，这期间，骑马成了他生活中最快乐的事。

1910年8月22日，19岁的莫德尔从军校顺利毕业，获得了陆军少尉军衔。然后，他被分配到驻扎在勃兰登堡州的科特布斯德皇陆军第5步兵师第10步兵旅第52步兵团。第52步兵团虽然不是“王牌团”，但也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在普法战争中该团曾一天之内就牺牲了1597名官兵，所以其荣誉称号是以铁血宰相俾斯麦手下的一个军长冯·阿尔文斯勒本（von Alvensleben）步兵上将的名字来命名的。同学胡贝则被分配到第7步兵师第26团。

莫德尔的入役据说还要得到团里军官们的公认。冯·维尔纳（Estate Vierow）将军肯定了莫德尔的军事才华，他回忆了这期间莫德尔曾向他进言改进步兵战术的往事。当时一般的德国军官对时兴的步兵战术都很迷信，而莫德尔却大胆地提出了很多建议，有些很先进的理念在当时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但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证明了莫德尔看法的前瞻性。维尔纳还回忆说莫德尔对军事历史研究也很有激情，曾透彻地分析了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

莫德尔当时的薪金约为75马克，这个荣誉团的花销比普通团要更高一些，尉官制服和其他设备的成本高达700马克。莫德尔的父母并不富裕，当时1个高档白领1个月的工资也就100马克左右，为了供养儿子的军事生涯，父母几乎每月负债200马克左右。

莫德尔在第52团里收获了第一份战友情谊，他与同团的另一名中尉通过打猎和骑马等共同的志趣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

当时的第52步兵团由瓦尔特·弗洛姆（Walther Fromm）上校指挥，下辖3个营，每个营250名官兵，莫德尔少尉在第1营（示范营）任副官。副官是一个很关键的岗位，它是进阶参谋的重要平台，同时又避开了在战场上过高的死亡概率。营长马丁·雷曼（Martin Reymann）少校在被提拔到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之际，向继任者冯·雅克比（von Jacobi）推荐了莫德尔，称他“出色地履行了职责，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组织任务”。雅克比不相信，说道：“这是不可能的！这家伙只是一个年轻人而已。”莫德尔就职后，果然能够胜任，到战争结束时，两位前长官再次会面，雅克比上校承认雷曼的推荐完全正确。

不过，更多的下级军官并不喜欢莫德尔，在他们眼里，莫德尔性格的弱点已逐渐显露出来——“暴躁，攻击性过强”、“咄咄逼人”等。一个叫威廉·伯恩施泰（Wilhelm Bohnstedt）的军官就认为莫德尔过于“雄心勃勃”，不好接近；而埃尔温·维洛（Lieutenant Erwin）中尉则回忆了莫德尔在步兵训练中吹毛求疵、小题大做的糗事，维洛中尉（后晋升为步兵上将）还特别提到莫德尔甚至敢指责高级军官们没有尽到责任。莫德尔就这样“有争议”地在第52步兵团度过了4年的和平时光。

1914年8月，莫德尔所在的第5步兵师隶属于第1集团军第3步兵军，随第3步兵军调往西线作战。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超越以往任何一次战役，残酷的杀戮、肆意毁坏的暴行屡见不鲜。

莫德尔和第3军的战友们搭乘西行的列车开赴比利时，战友们传递的报纸把战争的血腥和残酷呈现在了莫德尔眼前，令人恐怖和不安，虽然有些也许是谣言。不过，现实的任务才是他们应该去优先考虑的。按照计划，冯·科卢克（Alexander von Kluck）将军的第1集团军每天至少要前进30～40千米。莫德尔所在的第10旅（由圭多·桑塔格少将指挥）在第一天的行军中超额完成了任务。日落前，该旅差不多推进了45千米，但仍然不能确保胜利。“施里芬计划”设计上的缺陷已开始显现，协约国的军队不会按照德军所预想的那样行动，德军一系列的错误行动让战争态势呈现出胶着状。第5步兵师在马恩河地区陷入苦战，停止了前进，随后又被撤下来，用去增援第4步兵军。

莫德尔在这些行动中狂热而无畏，表现出了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他无视伤亡和损失，不达目的决不放弃。9月20日，凭借优异的表现，莫德尔获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团长弗洛姆上校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在1914年，他（莫德尔）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与可信赖、可托付及永不放弃的精神。他是一个勇敢而无畏的军官，是所有下属的光辉榜样。”年底，弗洛姆还把莫德尔调到团部去任副官。

次年，莫德尔参加了苏瓦松（Soissons）等地的战斗，2月10日的激战中，他的膝盖负伤，一块弹片永远留在了身体里。2月25日，莫德尔晋升为中尉。此时，第5步兵师跟随第3步兵军调离第1集团军，被派往阿拉莫地区作战。3月29日，莫德尔赢得了1枚巴伐利亚四级佩剑战功十字勋章。在整个夏季战役中，德军伤亡惨重。9月，在兰斯德达尔甘山的作战中，时任旅长的德皇威廉第5子奥博斯坦亲王来到莫德尔所在的营视察，亲眼见证了莫德尔沉着、冷静地击退法军第2殖民军团优势兵力的进攻，大加赞赏，于是在备忘录里，亲王亲笔写下了推荐莫德尔的话（1940年法国战役中，亲王会反过成为莫德尔少将的部下。）。

10月19日，莫德尔又获颁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志帝国总共只颁授出1914枚这样的勋章）。但11月13日，在战斗中莫德尔差一点送了命，一颗子弹（一说是弹片）穿透了他的肩胛骨，然后擦着脖子飞了过去，为此他在医院里住了6个星期。

与低迷的士气、普遍的厌战反差明显，莫德尔的事迹甚至引起了战区司令官的注意，尽管他的部下对他那种玩命的打法颇有微词，并给上级打了小报告，但是团部和师里的军官们都很欣赏莫德尔的表现，于是这类报告都不了了之了。

圣诞节前后，第3军又一次撤出了前线，其中第6步兵师一度乘上火车被调往巴尔干战区，第5步兵师则后撤到比利时境内，直到凡尔登战役开始。

1916年3月，第52步兵团投入了战斗，莫德尔仅仅参加了凡尔登战役前几轮的作战，但那也是一段地狱般的经历。在那几个月里（2月—6月），凡尔登战役中，法军阵亡179000人，德军损失了72289人，第52团的伤亡十分惨重。4月25日，莫德尔的右小腿负了重伤，这已经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3次负伤了。6月，尽管长官们认为莫德尔是个“让人心烦”的部下，仍然推荐伤愈归队的莫德尔去参加由总参谋部组织的参谋培训，因为惨烈的战争让各个单位的参谋军官严重匮乏。这次脱岗培训让莫德尔躲过了接下来的索姆河会战中的大屠杀，很多的校友、战友在那次战役中阵亡了，之前的军校同窗胡贝就是在此役中身负重伤，不得不截了肢，成了“独臂胡贝”。

在战争期间到柏林军事学院学完3年课程是不现实的事，因而参谋军官的课程被压缩成战略、战史、战术、筑垒防御工事、包围、测绘、参谋工作、拉练、通信等科目；而另一些参谋人员必须涉猎的课程由于战局的原因被省略了，比如政治、经济、公共社会学、国际法、化学、物理、外语等。所学的课程虽然枯燥呆板，却是一名参谋军官必须掌握的基础。这样，经过8个月（原本需要2年），培训结业，莫德尔重返作战部队。

莫德尔临时出任了第5步兵师第10旅的旅部参谋，骑兵监察官斯比曼（Speeman）少校说到莫德尔的表现时，称赞他“表现优异，总是在靠近最前线的地方……他的表现远远优于一个旅部副官的正常标准”。没多久，莫德尔又下到了一线部队带兵作战。幸运的是，不惧死亡、常常身先士卒的莫德尔奇迹般地再也没有负伤。1917年2月16日，莫德尔获得了在西线战区很少颁授，因而极其难得的普鲁士冯·霍亨佐伦皇家佩剑骑士十字勋章。5月18日，莫德尔调到了第8步枪团，6月，他甚至还代理了几天第1营营长。

7月，莫德尔被调到师部任职。他遇到了一个很难得的契机，适逢德军总参谋部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冯·兴登堡（von Hindenburg）将军出任参谋总长，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任军需总监，名将冯·希克特（von Seeckt）、乔治·维采尔（Georg- Wetzell）等人也得到了提拔。而希克特、维采尔均是从第3军起家的，晋升之后，他们回第3军选拔参谋官员充实机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第5师师部奔来跑去的莫德尔很幸运地被选中，调往最高陆军指挥部（德语Oberste Heeresleitung，简称OHL），临时参与弹药调配工作。后来，许多人认为，莫德尔自此成了希克特的门徒。

有人认为后来莫德尔任命党卫队副官的思路也是得益于这段经历，因为鲁登道夫也是在军中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兴登堡否决了退守兴登堡防线的“阿鲁贝利西（Alberich）行动”，为了阻止协约国先发制人的攻击，鲁登道夫命令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Pupprecht）将他的集团军群沿着70英里宽的防线后撤了20～25英里，撤往事先预设的防御阵地；并要求为抑制敌军的追击，须对途经地区实施破坏，制造障碍，进行“焦土作战”。鲁普雷希特反对这种野蛮的作战方式，但鲁登道夫不为所动。树木被砍伐，水井受到污染，城镇和村庄被摧毁，若干大型矿山则设置了诱杀陷阱，另外还驱逐了125000名法国平民……莫德尔对这次毁灭性的撤退行动的印象深刻，25年后，作为东线的集团军（群）指挥官，他命令部队去重新制造了眼前所见到的野蛮一幕。

11月22日应该是莫德尔的幸运日，这一天他同时获颁了奥地利三级战功十字勋章、梅克伦堡施威林二级佩剑战功十字勋章、土耳其新月钢铁勋章。12月18日，莫德尔晋升上尉，他是那一年军中36名获得晋升的中尉之一，其优异表现赢得了长官的嘉许，长官特地向上级申请了银质战伤章，不过，他拿到战伤章时已经是1918年的事了。

值得一提的是，维采尔中将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曾作为“德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帮助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此君对莫德尔青睐有加，曾罗列了好几个职位供莫德尔选择，并许诺日后给他好的去处。

1917年12月，莫德尔与另外几位低级军官参加了一个由冯·希克特少将领衔的赴土耳其考察的军事代表团。冯·希克特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风云人物，他沉默寡言、谦虚保守，主张“少说多做”，人送绰号“斯芬克斯”（人面狮身的怪物），先后担任过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等军、集团军各种级别的参谋长，战功卓著，是德国参谋本部历史上最优秀的参谋长之一。在希克特的表率下，莫德尔无疑受益匪浅。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巴黎和会的《凡尔赛条约》只允许德国保留“10万陆军”。希克特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是这“10万陆军”的缔造者之一，奠定了德国陆军重新崛起的基础，因此被称为“二战德军之父”。

莫德尔上尉从土耳其回到德国国内，适逢德国正准备发起春季攻势。在维采尔中将的安排下，他来到了冯·波舍（Maximilian von Poseck）少将指挥的禁卫预备（Guard Ersatz）师任军需参谋官，日后莫德尔在作战中非常重视后勤，跟他的这一段经历是分不开的。当时这支部队隶属于第2集团军第14步兵军，正准备参加对贝洛尼（Peronne）的进攻。根据命令，禁卫预备师要移动攻击位置到后方担任第三梯队，莫德尔的任务很繁重，他必须保障物资（食物、弹药、马匹和饲料）到位，避免被弄得一团糟，而他手下仅有几名军士和士兵。这次进攻是鲁登道夫利用俄国崩溃后在西线的一次赌博，莫德尔所在的师承担着很次要的任务，对整个战局基本上没多大贡献。

3月中旬到7月底，德军对协约国发动了6次类似的进攻，甚至逼近到离巴黎仅39千米的地方，但最终仍是无功而返。美国远征军正在源源不断地抵达欧洲战场，德国总参谋部制订了新的“格奈森瑙计划”（Operation Gneisenau），希望能够拿下兰斯（Rheims），削除查梯里耶堡（Chateau-Thierry）的突出部，如果计划成功，或许可以通过打击法军来推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政府。

根据这一新的计划，莫德尔所在的师转隶到第1集团军充任矛尖。此时德军面临着兵员、马匹不足及士气低落等诸多问题，莫德尔以及各级军需官们都在为大战不懈地努力，枪弹、粮秣等在开战以前就全部到位了。波舍少将对莫德尔等军需官们的工作很满意，认为物资协调工作做得极为出色。

依据纽顿的莫德尔传记的描述，德军的进攻依然连连受挫：首先是把毒气施放到了自己人头上，接着又中法军“诱敌深入”之计，而后又撞到法军坚固的工事上。法军的炮火极其猛烈，禁卫预备师的师部在激战中被炮火命中，有多人毙命，包括师长的副官。师长波舍仓皇逃遁，全师因而失去了指挥……

最终，德军在兰斯的西部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集团军司令冯·穆达（von Mudra）步兵上将却令人费解地命令停止进攻。这样，德军的大举进攻才开始3天就被瓦解了。法军抓住机会发起了反击，禁卫预备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守住了自己的阵地。7月20日，该师奉命从火线上撤下来重新补充，以为反攻之用。

但是法军的反攻无论是规模、力度、时间都出乎了德军的意料，藏在维莱斯—科特雷斯（Villers-Cotterets）附近森林里的几百辆法军坦克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伴随着飞机的超低空掩护，一队队的法国、美国步兵跟随着坦克叠浪般前推，立体的进攻让筋疲力尽的德军溃不成军，四散奔逃，脆弱的防线被快速撕裂。协约国军队占领阵地之后，就地构筑起新的防御，德军完全没有反击的机会。穆达上将不得不命令德军全线撤退，威廉王储重组第1、第3集团军力图稳住阵脚，包括禁卫预备师在内的兵力在溃败的德军后方重组战线。

1918年7月的兰斯战役是一战德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略性进攻，这场攻势对那些在一战中默默无闻，但在二战中成为风云人物的德军指挥官、参谋长们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除莫德尔外，二战中的很多重要角色均不同程度亲身参与了这场战役，譬如克莱斯特、曼施泰因、曼陀菲尔、博克等人。

8月30日，莫德尔被派往第36预备役师任师部军需官。这支部队驻扎在平静的缪斯河至安特卫普（Antwerp）一线，战争的前三年里，第36预备役师在东线作战，1917年5月调至西线。虽然没有参加鲁登道夫的攻势。但在1918年秋季的某次惨烈的防御战中，第36预备役师表现得十分顽强。10月15号，该师在劳勒南部经过浴血奋战帮助巴伐利亚第16预备役师脱离包围圈，两天之后又在提尔特再次参战；10月26日和11月2日，部队分别在德勒兹和埃克附近与对手交战。在代理师长、炮兵指挥官弗朗茨·冯·兰陶（Franz von Rantau）少将的出色指挥下，第36预备役师成功地守住了阵地，剩余部队接到撤退命令之后完整地穿过布吕赫、提尔特，渡过里瑟河，在停战协议签署前一周回归到德军预备队的阵营。在撤退途中，军需官莫德尔上尉无疑又是师里面最忙碌的军官之一了。

11月停火时，第36预备役师已退守到安特卫普—默兹—斯登德尔蒙德（Antwerpen-Maas-Stellung）的位置。兰陶少将后来给莫德尔的评语是：“能够干事，工作主动积极，具有巨大的潜力。以他的天赋，他的表现，莫德尔上尉将来可以担当更高的指挥职务。”当时谁又能想到27年之后的鲁尔战役时，莫德尔会反过来成为炮兵上将兰陶的上级，然后一起在“鲁尔口袋”里覆灭呢？

作为基层军官，莫德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类似隆美尔（Elwin Rommel），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但他没有正确的信仰，盲目效忠德皇，草菅人命，不顾士兵的死活，凶残的本性已逐渐地显露了出来。只是他没有像隆美尔那样留下回忆录，且在二战结束前，为了逃避盟国的追究，利用职权对自己的档案进行了掩盖性销毁，因此有关莫德尔在一战中的表现及其家庭的资料实在少得可怜，现在人们能够看到的这些内容大多来自于莫德尔的妻子、儿子、战友或部下的描述，相对而言，并不一定准确、真实。

灰色年代

在1918年最后的几个月里，莫德尔随着第36预备师忙着乘火车离开比利时，回到设在西普鲁士但泽的复员站。撤退过程是很艰难的，秩序混乱，补给匮乏。

莫德尔的哥哥奥托也曾以野战炮兵团后备中尉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1916年12月3日获得了圣（军事骑士）十字勋章（dem Ritterkreuz des Militär-St）。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托就转行做了税务律师和公证员，从此离开了军队，离开了这一高危行当。

在1919年初，莫德尔其实仍然没有最终决定是否继续留在军队里，他还有其他择业的可能，他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医生，甚至还去哈雷大学填写了新学期的报到名册。

西方史学者认为，莫德尔在出访土耳其时给负责军官名单审核的希克特将军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冯·兰陶少将的评价也起了作用，另外那位马丁叔叔的暗中运作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抑或是“导师”希克特大笔一挥，把本已对战败很沮丧、打算离开的莫德尔的个人资料投放到执行战后任务相关人员的档案中。就这样，他幸运地成为协约国允许德国保留的10万国防军里4000名军官中的一员。

当时的德国政局非常混乱，帝制与战争的结束以及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给德国人民带来和平与秩序，各种目的和原因的起义、暴动和政变此起彼伏。譬如，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巴伐利亚州成立了效仿苏联“十月革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Bayerische Räterepublik），并组建了由失业工人和志愿者构成的约2万人的武装力量——“红色卫兵”（Red Guards）。共和国的新领导人欧根·莱文（Eugen Levine）开始进行改革，实施了把豪宅提供给无家可归者、有计划地废除纸币等措施。

因为战败，德皇军队已经解散。为了镇压这场苏联式的革命，德国国内一个模仿18世纪七年战争期间的军事组织而形成的名为“哈克陶自由军团”（Freikorps Hacketau）的准军事组织应运而生。它是由一个叫哈克陶（Hacketau）的中尉发起组建的，很快就发展到6000多人，加上政府军“白色卫兵”等单位的兵力，叠加的镇压力量扩张到5万人以上。

莫德尔首先是到第17团任副官，然后以参谋人员的身份，加入到这个自由军团中的第7威斯特伐利亚旅，担任冯·斯帕尔（Baron von Sparre）男爵指挥的第3威斯特伐利亚步兵团（3rd Westphalian Infantry Regiment）的参谋官，旋即又被派往第14步兵团第2营第3连任连长。莫德尔等一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经验的军官成了“自由军团”中的骨干。

按照格兰茨的说法，此时的莫德尔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倾向，只是在替政府维持秩序。然后，他又随部作为明斯特师（Munster Division）的一部分，参与了4月对鲁尔区（Ruhr）威尔赛、莱森等地工人暴动进行的镇压行动。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为残酷的暴行之一，这场短命的红色革命至少造成1000人被杀害，700人（含妇孺）被逮捕。1920年4月17日，莫德尔专门写了一篇详细介绍哈克陶自由军团的文章发表在比可堡（Buckeburg）当地的报纸上。

随后，莫德尔被调到第2步兵团第13步兵营的机枪（Machine-Gun）连；10月1日，他又被调往驻慕尼黑（Munich）第18步兵团的机枪连。

也是在这一年，莫德尔在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美丽的赫芮塔·胡伊森（Herta Huyssen）小姐。胡伊森小姐的家庭属于德国的上流社会，她是著名诗人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的孙女，父亲威廉·胡伊森（Friedrich Wilhelm Huyssen），母亲玛丽·路易斯（Marie-Luise Rückert），她还有2个姊妹。

在这期间，为了反对魏玛共和国签署《凡尔赛和约》，柏林发生了卡普政变（Kapp Putsch）。可惜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莫德尔对这场政变的态度，仅在1920年10月21日莫德尔写给女友胡伊森小姐的一封信中有只言片语。莫德尔在信中写道：“卡普（政变）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他们尝试了，也许会制造一些好的机会。”据此判断，莫德尔可能是持着一种理性的、不太赞成的旁观态度吧。

1921年5月11日（一说12日）,30岁的莫德尔与29岁的胡伊森小姐结婚。婚礼在法兰克福（Frankfurt）的圣路加教堂举行。莫德尔邀请了团里相关的军官，有纳德罗斯基（Nadrowski）上尉、施纳舍（Souchay）中校等一批人，还有双方的父母、胡伊森的兄弟姊妹、莫德尔的哥哥奥托等，嘉宾中包括冯·兰戈（von Rango）将军。莫德尔还申请到了6天的假期，并把蜜月地点设在了海德堡。莫德尔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但他已经习惯了利用职权训人，他憎恶战争故事，从来不与妻子谈论政治或军事。妻子算是个贤内助，常常邀请那些被丈夫委屈了的下级军官到家中作客，平衡了许多矛盾。

新婚宴尔的莫德尔还重拾起年少时的爱好——宗教、骑马和打猎。机枪连有一两匹马，莫德尔每天会骑上几个小时，秋天则热衷于打猎及遛狗。但莫德尔很快被调到明斯特（Munster）的第6军区第6炮兵指挥部（纽顿的莫德尔传记里称是“第6步兵师”，这极有可能是个谬误）任参谋。明斯特的军官社交圈相对比较狭隘，但莫德尔家里却总是高朋满座，其中许多是后来被希特勒重用的人，包括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另类人物——后来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莫德尔夫妻的人缘由此可见一斑。

时任第6军区司令的是弗里茨·冯·罗斯贝格（Fritz von Loßberg）中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莫德尔一战时期的前上司之一。1868年4月30日，冯·罗斯贝格出生于巴特洪堡，1894年10月1日—1897年7月21就读于战争学院，然后在总参谋部及军、师、团各级别的单位任参谋长，先后获得过各种勋章22枚，是德皇时代的著名人物。罗斯贝格最出彩的一战是阿拉莫之战，而莫德尔恰好也参与了这次战役，且“光荣”负伤并获得了勋章。一战德国名将鲁登道夫在回忆录里曾经多次提到过罗斯贝格的大名，罗斯贝格被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消防员”。罗斯贝格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防御战专家，曾写下了一本叫《步兵作战手册》的小册子，倡导“弹性防御”、区域防守等防御理论。

莫德尔参加过罗斯贝格指挥的几次军事演习，参与者中的名人还包括罗斯贝格的参谋长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上校——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的“德国顾问”。日后法肯豪森将来华协助我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帮助蒋介石建立了抗日之用的长江以南的防御体系。此君二战中更是晋升为步兵上将，并担任德国驻比利时的军事总督。

在第6军区，对在作战中集中使用炮兵，关注武器技术性能及配备，罗斯贝格鲜明的个性和他所倡导的崭新的防御理念都给莫德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莫德尔后来的很多防御理论都源自于罗斯贝格的军事学说，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罗斯贝格是莫德尔防御理论的“启蒙老师”。

罗斯贝格在1926年被晋升为步兵上将。他的子女也非常出名，乌尔里希·格劳尔特（Ulrich Grauert）空军上将（1941年5月15日，他的飞机在圣圣奥马尔被英国飞行员击落而阵亡）、贝尔纳·罗斯贝格（Bernhard von Loßberg）少将都是他的儿子，另外还有几个女儿。罗斯贝格死于1942年5月4日的吕贝克（Lübeck）城。

1923年，32岁的莫德尔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海拉（Hella Model）。

1926年（这一时间存有争议，有的西方书籍认为是在1925年），莫德尔被调往柏林（第3军区）驻格尔利茨（Gorlitz）的第8普鲁士团（8th Prussian Infantry Regiment）第3营第9连任连长，他的这个连有2名中尉和161名军士和士兵。而这个团隶属于第3步兵师，下辖的每个连队都是荣誉连队，第9连誉称为“女王奥古斯塔前卫的掷弹兵团第4号”。第3步兵师是德国国防军最优秀的部队之一，是一个精英荟萃的单位，曾参与了德国陆军军事新技术创新的大量实验。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也曾在该师的第3摩托化营任营长。莫德尔热情支持军队的现代化改建，到了这支部队之后更加是如鱼得水，忙得不亦乐乎。

1927年3月1日，莫德尔的儿子汉斯·格奥尔格（Hansgeorg Model）出生。

1928年，莫德尔兼职负责在军内教授战术、参谋的基本训练课程及战争研究。因为教学的需要，这期间莫德尔深入地研究了罗斯贝格的军事理论，他的“新式思想”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1929年，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危机开始席卷全球，魏玛德国也未能幸免。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执政党、在野党之间的权力争夺日趋激烈。也是在这一年，1月，莫德尔晋升为少校。同年，他的第三个孩子克丽斯塔（Christa Model）出生。

10月，莫德尔少校荣调柏林的国防部部队局第四处任职，具体分管德国军队组织和训练部门，而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上校在1930年出任了第四处处长，两人因此熟识。能有幸在军队的中枢机构任职，为莫德尔的人脉关系、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弗朗茨·哈尔德（Franz Ritter von Halder）、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等人都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莫德尔参加了一次以军事改革家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森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伯爵为题的文学比赛。这位德国前辈出生于奥地利，曾作为英国雇佣军赴北美作战，然后又与沙恩霍斯特（von Scharnhorst）等人共同领导了普鲁士的军事改革，改编了普鲁士军队。格奈森瑙还参与过反对拿破仑的反法联盟，1830年出任普鲁士军队总司令，1831年参加镇压波兰人民起义，并于1835年擢升为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就以格奈森瑙的名字命名了一艘战舰。莫德尔的论文虽然不是那种将军角度的思维，但仍然入选了弗里德里希·冯·科恩豪森（Friedrich von Cochenhausen）将军主编的这一部选集，发表在第25章（1930年出版P280—307）。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莫德尔在军中名声大噪。

1931年8月22日—10月1日，根据苏德之间1922年签署的《拉帕洛军事合作协定》（Treaty of Rapallo），德国的军事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考察，成员中有布劳希奇、凯特尔和克莱斯特（Erich Kostring）等人，莫德尔有幸随团出访。他们参观了罗斯托克顿河附近的苏军第9步兵师和相关的军事设施，以及利佩茨克的红军飞行学校、喀山的坦克兵学校。此行同红军军官进行了冗长的交流，莫德尔的专业务实、严谨认真赢得了苏联同行的好评。回国之后，莫德尔还撰写了专门的苏军武器技术现状、运用的考察报告，提交给办公室主任威廉·亚当少将。当时他并不知道若干年之后他将率军和他考察的对象血战，而这些考察报告也在1945年德国失败前夕被销毁。莫德尔通过此行获得多大的情报或相关信息我们不得而知，从曼施泰因的收获和亚当后来的报告中也很难推导出来。

这一年，莫德尔和另外50名青年军官一起加入了一个叫作“帝国青年工作委员会”（Reichskuratorium für Jugendertüchtigung）的组织，这个组织主要负责德国青年军事训练与军事组织的各种联合，以及共同合作为基础的组织工作任务。它当时的领导者是魏玛时期的退役步兵上将、内政部长埃温德·冯·施蒂尔普纳格尔（Edwin von Stülpnagel），他也是保留莫德尔军籍的具体承办人。

莫德尔担任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的参谋长，并与其成为好朋友，这对莫德尔后来的仕途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在1932年，这位不幸的将军却死于一次失败的手术事故。莫德尔少校参加了这位“好友加上司”的葬礼，并继续在青年工作委员会中任职，直到这个委员会于同年解散为止。

莫德尔在1932年这一年里的系列军事演习中，把T-4中型坦克摆到了最佳的位置上，这一举动体现着十年以上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可以看出莫德尔并非停留在理论上，而是一位实际运用装甲联合作战的行家里手。莫德尔的另一部分工作是协调军事演习，帮助部队测试、推广、消化新技术装备和成果，这些经历对莫德尔未来成长为一名装甲作战专家是非常有益的。

莫德尔从基层到参谋，履历完整，是军官团的模板，他在1932年晋升为中校。

1933年10月，根据工作需要，莫德尔被调回部队任职，到驻东普鲁士奥尔什丁（Allenstein）的第1步兵师第2步兵团第2步兵营任营长。这个团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培训新兵的活动，每一个连都热火朝天，莫德尔工作的重点是把数以万计的平民（新兵）轮训成能为希特勒所用的青年战士。一年之后，根据扩军的需要，这个团的3个营分别扩充为一个团，原来的营长升任团长，莫德尔晋升为上校，指挥新成立的第2步兵团，这个团已更名为第2奥尔什丁步兵团，转隶于冈瑟·冯·尼贝尔许茨（Günther von Niebelschütz）中将指挥的第11步兵师。

莫德尔制订的条令中有许多要求极高的命令，他性格中的阴暗面也开始显现了。对士兵、非现役军官和那些年轻军官，他非常照顾，密切地监督着他们的培训，看到他们就满脸笑容；而跟平级官员及直接下属之间的摩擦却在不断地增加，他大发脾气，其夸张的要求招致同僚们的批评。由于不够老练，缺乏处事的手段，莫德尔那些挖苦人的话已经很让人反感，也使他没少遭人白眼。

威廉·克尼佩尔（Wilhelm Knüppel）少将说：“他（莫德尔）可能对下属要求太多了，特别是他所需要的已超越战术问题，已超出他们的能力范畴。”特奥多尔·布塞少将（Theodor Busse）则称：“莫德尔的连队是最好的部队之一，尽管他那些夸张的要求往往会削弱士气。”

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前后的那段时间，莫德尔基本上就待在柏林和东普鲁士，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地带，很容易被那个疯狂的年代所影响，跟当时的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欢迎希特勒上台。但是当全德国上下进行宣誓效忠希特勒仪式，改行纳粹礼时，莫德尔却讽刺地称这种仪式是“一次小政变”（a small coup d' etat）。莫德尔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上的“傻子”（Political Simpleton）。到莫德尔家里作客的官员一致认为，在他家里“政治从来就不是话题”，而且莫德尔也不愿意谈及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莫德尔的夫人后来告诉历史学家格兰茨，她的丈夫会告诉那些第一次到他们家做客的青年军官：“你们来到我的家，请把那些客套、礼节和斯文之类的东西在门口的鞋垫子上擦干净，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莫德尔对纳粹的支持符合当时德国军官团的主流立场，而莫德尔也和戈培尔、戈林等纳粹党魁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成为好朋友。因此，跟他同时代的很多德国将领都认为，莫德尔在政治上的装傻充愣是不可原谅的。

莫德尔始终是一个虔诚的路德派基督教徒，并没有屈从于纳粹党的宣传，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他的孩子做洗礼的牧师马丁·尼姆勒（Martin Niemoller）是他的挚友，也是一个反纳粹人士，后来被关进了集中营。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发表了重整军备的宣言，宣布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公开撕毁了《凡尔赛条约》。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优异表现，也是纳粹扩军的需要，莫德尔上校再次被调回陆军总参谋部八处（简称T8，训练局）任处长，主持研发突击炮和240毫米大口径火炮。当时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由路德维希·贝克（Beck Ludwig）炮兵上将来领导，贝克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性格冷静孤僻。当德国决心重整军备的时候，贝克决心以毛奇的精神为指导，来重建新的总参谋部。但是对这个时代出现的新技术，他明显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认识，对航空兵和摩托化部队通过无线电保持紧密联系这些新概念没有明确的认识，对这些技术发展将会让战争形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大感头痛。人们曾感叹：“贝克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任命莫德尔为技术司司长。”

贝克对莫德尔比较器重，把他调到技术司任司长，负责重整德国军备技术方面的问题。莫德尔是新型机械化战争理论的积极支持者和倡导人之一，他主张增加装甲师在陆军中的数量，赞成古德里安、内林和曼施泰因关于进攻中以机械化部队为核心的理论。虽然有缺少技术知识的客观局限性，但想象力和旺盛的精力弥补了莫德尔的不足，儿子汉斯·格奥尔格则认为父亲有些“小智慧”（little acumen）。当然，莫德尔在重整德国军备技术方面仍存在被膨胀的热情引向错误方向的时候，“他的坏脾气让他的聪明显得如此的愚蠢！”但他在发展新武器类型的课题上确实做了很多的事，并不像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在《失去的胜利》一书中的提法那么绝对，其实莫德尔也是运用突击炮的重要倡导人之一。1944年，莫德尔在北乌克兰集团军群（Army Group Nordukraine）就很好地利用了突击炮的火力优势，无论是防御还是反击。而这些贡献后来基本上被同行们（古德里安、曼施泰因）在回忆录里给抹杀掉了。

此时，莫德尔广泛地吸收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完善自己的理论，对武器创新的痴迷为他在同龄人中赢得了“军队现代化盲信者”（Armee Modernissimus）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狂热者”（The Army Modernization Fanatic）这样的绰号。

弗里德里希·霍茨巴赫（Friedrich Hossbach）将军称赞莫德尔是“非常有价值”的领导者；当时在总参谋部里任次长的曼施泰因将军也称赞他为“鲤鱼池中的梭鱼”（Like a pike in the carp pool of the ministry）。当然，这种赞誉实际上是含着贬义的，莫德尔的糟糕个性让他也结下了一些仇家，其中就有后来他的第41军参谋长，此刻的汉斯·勒蒂格尔（Hans Rottiger）上尉，他自称靠着“强壮的身体”才忍受了莫德尔两年时间的蹂躏。

1937年夏天，莫德尔曾秘密出访西班牙。这种出访在当时的德国是归档为“绝密”级别的。莫德尔此行的目的是观摩在西班牙的“野蜂”装甲部队（the Drohne group）的训练装备及战地状态下空地协同等情况，同时他还短暂地担任了该训练装甲部队的负责人。不知道是过于专注业务，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莫德尔的这次出使并没有见到那位西班牙“强人”佛朗哥（Franco）。11月，瓦尔纳·冯·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陆军元帅已提交了一份关于捷克的防御工事报告给希特勒。莫德尔的部门被责令提出一个示范性炮击方案。1938年3月，莫德尔晋升为少将。因为吞并奥地利之后的希特勒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为捷克斯洛伐克，所以凯特尔和约德尔（Alfred Josef Ferdinand Jodl）被暗中授意绕过总参谋部修订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计划”。

莫德尔曾身着便装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实地考察，认真研究了用重炮和迫击炮曲射攻克捷克防御工事等问题。不过，综合各方面的资料，1938年5月，莫德尔这次化装侦察的目标很可能是奥地利边境的林茨，而不是捷克边境。

莫德尔很“有幸”出席了希特勒的一次政治演讲，希特勒发表了关于政治局势的讲话，并强调指出，他已明确决定解决苏台德地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裔侨胞的问题。

1938年8月，在柏林附近的容特伯格（Juterbog），希特勒意外地参加了由莫德尔主持的对捷克要塞的模拟进攻演习。演习的内容是用迫击炮袭击捷克的掩体和防御工事，位卑言轻的莫德尔利用这次作秀式的演练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希特勒对此大加赞赏，并且改变了对捷克边境防御工事不重视的态度。最后，希特勒对武器装备的现状表示不满，要求改善武器性能和增加产量。

总参谋长贝克将军不赞成希特勒危险的政策，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手下的将军们在口头上支持贝克，但关键时刻他们退缩了，响应者寥寥，孤立无援的贝克不得不在8月18日悄然离职。莫德尔很清楚贝克将军的反纳粹立场，性格中复杂的一面让他缄默了。

贝克辞职以后，希特勒任命第1军军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中将为新的总参谋长，哈尔德也是莫德尔过去的同事，两人关系一直不错。但是哈尔德也看到了莫德尔的性格缺陷，“他（莫德尔）经常故意、不必要地粗暴无礼”。有一段时间，莫德尔有意识地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绅士，很快便故态复萌了。

早在3月时，莫德尔就已升任少将。凭着良好的人际关系，莫德尔在总参谋部继续如鱼得水，参与到高度机密的入侵捷克的计划的修订。莫德尔一度非常有希望出任第7集团军汉斯·索特尔·冯·洛策恩（Hans Seutter von Lotzen）将军的参谋长（也有一种说是第7步兵军），只是因为这个集团军是支后备军，不是德军预设未来进攻捷克要动用的部队才作罢。

1938年9月，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希特勒的态度非常强硬，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不过，在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神奇斡旋”下，莫德尔参与制订的入侵捷克的计划基本上没什么用。9月30日，在英法的共同胁迫下，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割让苏台德地区的“慕尼黑协定”。10月2日，由古德里安将军指挥的第16军越过边境进占了苏台德区，和之前侵占奥地利一样，又是一次兵不血刃的“鲜花式进军”。

总参谋进行了改组，莫德尔所任职的那个处被解散了。根据本人的意愿，1938年11月10日，莫德尔来到驻扎在德累斯顿（Dresden）的第4军，在冯·施韦德勒步兵中将的麾下担任参谋长。被莫德尔所取代的那位前任参谋长其实也是“二战名人”，即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雷希特（Friedrich Olbricht）少将。莫德尔举家搬迁到新的任地，整个二战期间，他的妻儿会一直住在那里。学者西顿和托兰在著作中盛赞莫德尔的这一举措，称他“选择了远离政治，宁愿专注精力于军中事务”。

波兰战役

莫德尔与新上级）——第4步兵军军长里奥波德·托马斯·亚历山大·维克多·冯·施韦德勒（Leopoid Thomas Alexander Viktor von Schwedler）的关系平平。施韦德勒出生在莱茵河谷一个叫圣果阿斯豪森（Goarshausen Duitsland）的小镇上，是一个具有反纳粹意识的老派军官，他已在第4军干了6年，这里基本上是他的地盘，而且因为资历老、人脉广，施韦德勒颇有权威。但是他的战术思想十分保守，因此整支部队暮气沉沉，毫无生机。莫德尔事必躬亲、雷厉风行的作风与整个军团格格不入，他“精力旺盛的胡闹”让军官们害怕，却得到士兵们的喜爱。军事训练是莫德尔最关心的问题，此时，争吵已经成为莫德尔工作的标准模式之一了。

与莫德尔在第4军共过事的军官后来开玩笑说：“莫德尔在1939年就以元帅的方式在管理我们了。”诚然，在这里莫德尔也收获了一些可贵的东西，譬如第4步兵师的皮林（Pilling）少校，莫德尔很欣赏他，认为他年轻，有活力，有着非比寻常的灵活性。后来皮林一直追随莫德尔，担任他的第二副官，直至莫德尔自杀。

1939年1月，德国驻布拉格的离任武官图森（Toussaint）上校应莫德尔邀请来到德累斯顿访问。两人讨论的内容人们不得而知，但此时希特勒对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变得急不可耐了，处于捷克西部边境的第4军为此紧张地进行备战，以便随时越境发起突袭。3月，莫德尔又一次身着便衣，秘密前往布拉格访问，此行历时两天（莫德尔的夫人在3月6、7日的日历上记载着“瓦尔特在布拉格”），他侦察了通往布拉格的路线及那些可能被捷克军队设置为防御阵地的地点。诚然，这样的侦察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它体现了莫德尔的主观能动性和极强的责任心。

布拉格最终又以不流血的形式被德军占领，于是士兵们认为得到胜利可以轻而易举，对莫德尔苛严的训练方式更加不满，他的助手——作战参谋官奥托·波依德拉（Otto Beutler）中校是一个跟施韦德勒很相似的传统军官，也成了莫德尔开展工作的阻力。莫德尔觉得自己在第4军难以施展抱负。

在第4军，因为管理上的重叠，莫德尔无法真正地控制好分散驻扎在好几个地方的3个师和其他的一些单位。

波兰问题很快成为新的热点，妻子胡伊森曾就此问过莫德尔，莫德尔说：“这一次的情况太棘手了，很可能是战争。”胡伊森又问：“然后呢？”莫德尔说：“那我们就占领那里。”说这些话的时候，莫德尔是毫无罪恶感的。

根据8月20日第4步兵军提交的部署计划，他们将到达波兰下西里西亚（21日，莫德尔的妻子在日记里写道：“沃尔特离开了家。”）。因为要突然袭击，最高统帅部（OKH）一直在避免进行全国总动员，所以当最终的进攻波兰的命令在8月28日传来时，第4步兵军刚刚在过去的3天内完成了各种不同的任务，各个师能否如期移动到规定的集结地区，莫德尔的心里也没谱，他们的进攻区域是下西里西亚奥博莱（Oppeln）和萨克森的前国王城堡。

尤其是在29日，莫德尔发现原本隶属于该军的第24步兵师被调往第8集团军。但莫德尔和施韦德勒的疑虑在30日被消除了，无法及时归建的第14步兵师也被调离，另外从第13防卫区（Wehrkreis XIII）调来了第46步兵师。

进攻开始时，第4步兵军下辖着第4步兵师（师长埃里克·汉森中将，8月刚晋升）和第46步兵师（师长保罗·冯·哈瑟少将）。其中第4步兵师包括第10、第52和第103三个步兵团，虽然这些团队都是德军在30年代重建的部队，但第52团至少在番号上正是莫德尔一战时服役的那支部队。他们将参加波兰战役中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

第4步兵军是正面攻击部队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上将第10集团军摆开的“品”字形攻击的箭头，他们的任务是首先从上西里西亚的奥博莱和萨克森州的前国王城堡进攻，而他们作为步兵师的最首要的目标还是要吸引敌人，而不是吓跑敌人。这并不是什么十分复杂的任务，但因为对面波军的力量过于弱小，如何把敌人吸引过来，施韦德勒和莫德尔都颇费了一番脑筋。而最让莫德尔怒不可遏的是，该军的摩托化部队将全部调离，因为上级认为他们的任务不需要机械化；然后2个重炮团、1个工兵营及舟桥部队也被剥离了。

早在8月25日，第46步兵师就已经开始行动，它的一支突击队在卢布利茨附近被波兰军的一个碉堡所阻挡，按理说友军应该配合他们拿下这个据点，可友邻部队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突击队不得不停止攻击（这个过失据说是影响德军闪击波兰奇袭效果的两个因素之一）。而后，德国空军的侦察就发现波兰军正沿着公路往国境线增兵。于是，集团军司令部修改了作战计划，坦克和机械化部队退到第二线，把步兵调到第一线，等打开突破口之后，再投入坦克群来扩大战果。

9月1日凌晨4:45，德军轰炸机群呼啸着向波兰境内飞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地面战打响后，德军从北、西、西南三面发起了全线进攻，第4步兵军展开了它的2个师，经捷斯托恰尔等地进入波兰境内，尽管没有足够的架桥设备，他们还是渡过了瓦尔塔河。莫德尔在8月31日接到24小时后的进攻命令时，还曾为架桥问题与老朋友第10集团军参谋长保卢斯（Paulus）争吵。

在斯图卡飞机、坦克的冲击下，波军实际上已经被打得晕头转向，一片混乱，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当天下午德军前锋已深入到波兰境内24千米，然后每天前进16千米。第4军的任务不是战斗，而是尽快深入波兰腹地以形成对波军集团合围圈的北半部分及推进到瓦尔（Warthe）河，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强行军。

在北部战线，博克元帅的北方集团军群以克卢格上将的第4集团军为主力向东直插“波兰走廊”，他们的攻击矛头是古德里安上将的第19摩托化军，其麾下就有后来莫德尔借以成名的国防军第3装甲师。“钢铁劲旅”第3装甲师同样是波兰战役中的明星部队之一，这支部队1935年10月15日成立于德国第3军区的温斯多夫（Wünsdorf），是纳粹德国首批组建的装甲部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装甲师之一。第3装甲师因为驻扎在德国首都柏林，也被人们戏称为“柏林熊”（师徽之一）。首任师长是恩斯特·菲斯曼（Ernst Feßmann）骑兵中将，其兵员大都来自普鲁士。相比其他德军装甲师，除了原编制内的2个装甲团之外，第3装甲师还特别配属了1个由装甲兵学校教官组成的精英部队——装甲教导营。装甲教导营由3个连组成，其中2个连全部装备Ⅲ号坦克，1个连装备Ⅳ号坦克。由15个连组成的第3装甲师共装备各型坦克391辆，无论装备坦克的数量还是质量均遥遥领先于德国陆军其他装甲师。

1937年秋和1938年春，第3装甲师参加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和外事表演，给到访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元帅、英国迪弗瑞尔（Deverell）将军等外国元首或武官留下了深刻印象。

战役开始时，第3装甲师拥有12545名官兵、42门火炮、18门迫击炮（80毫米以上）、45门反坦克炮、372辆坦克（含16辆指挥坦克）和20辆装甲车。时任师长是施韦彭堡（Leo Geyr Freiherr von Schweppenburg）将军。此君之前曾两次担任第3装甲师的师长，他举止优雅，谈吐不俗，是位有着男爵头衔的贵族。1886年3月2日施韦彭堡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的波茨坦，1904年加入德国军队，担任骑兵指挥官。1933年—1937年，他先后在英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任武官，长期居住在伦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施韦彭堡将军是一位优秀的装甲战指挥官，最后位列装甲兵上将。诺曼底登陆战前夕，施韦彭堡一度担任西线德军装甲兵总监。他幸运地活到了战后，以87岁的高龄善终于德国的慕尼黑。

作为第19摩托化军的主力，它的任务是首先围歼波兰西部“波兰走廊”地域的波军，然后向波兰东部边境穿插，构成对波兰全境的战略合围。战斗打响之后，古德里安兴冲冲地亲临第3装甲师督战，恰遇浓雾弥漫，担任支援火力的重炮部队不遵命令开火射击，险些打死了古德里安。为躲避炮火，古德里安的座车倾覆，“闪击英雄”弄了个灰头土脸，十分狼狈。

此时第3装甲师的先锋第5装甲团在团长威廉·孔兹（Wilhelm Conze）中校率领下已经越过了边境，展开每千米50～80辆的密集队形向前推进，当面波军的抵抗非常虚弱。在上罗腾堡（Oberst Rothenburg）北面的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附近，第3装甲师和波军发生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交火，第6装甲团有1名军官、1名士官和8名士兵阵亡。到中午时，第3“柏林”摩步旅和第6装甲团已经楔入波军防线30千米，突进到了波拉希（Brother）河流域。

18:00左右，古德里安更换车辆后再次来到普鲁什奇（Pruszcz）视察第3装甲师，时值师长施韦彭堡中将去了集团军群司令部汇报战况，部队暂时失去了指挥。第6装甲团团长罗滕堡（Rothenburg）中校并不认为部队能在当天抵达波拉希河的西岸，而且天黑后装甲部队要渡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下令装甲部队就地扎营。结果侦察营传到师部的报告恰好被前来视察的古德里安获悉，报告内容是河对岸的波军力量比较弱小。在“愤怒的海因茨”的亲自过问下，第3步兵旅旅长君特·安格恩（Günther Angern）上校组织部队开始渡河。第3摩步营的官兵乘坐橡皮艇，冒着波军炮火，率先渡过河去，旋即打垮了对岸的波兰守军，俘获了1个自行车连。天黑后，第3装甲师的大部分步兵部队已渡河完毕。

值得一提的是前西线德军总司令威廉·亚当（Wilhelm Adam）大将的二儿子沃纳·亚当（Werner Adam）少尉正在第3装甲师服役。9月2日，在维斯瓦河畔的波莱德诺（Poledno）战斗中，亚当少尉和他的连长冯·皮特维茨（von Prittwitz）上尉均负了重伤，送到救治站后即不治身亡。

第3装甲师于9月3日抵达希维兹，同第23步兵师、第20摩托化步兵师等部队一道构成了对波兰走廊的合围态势。波兰军队不甘于束手待毙，波莫骑兵旅第16枪骑兵团在团长阿诺德·罗瑟科（Arnold Russocki）上校的指挥下向第3装甲师发动了猛烈反攻。激烈的交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波兰枪骑兵团的进攻被击退，有131人战死，60%的马匹被击毙；第3装甲师也有8辆坦克被摧毁，其中5辆是被波军马炮营赛格拉斯基（Ceglarski）下士指挥的火炮给敲掉的。打到最后，这个波兰骑兵旅的主力大都被消灭了，仅有少量的兵力逃脱。这个骑兵团后来仍有150人参加了最后一役——科克（Kock）战役，不过兵力很可能增补自后备单位。

回到在波兰的南部战区，在9月3日，第14步兵师调回到第4军的建制，不过保卢斯也带来了修改后的任务方案。莫德尔所在的第4军当面的波军正在向拉多姆（Radom）集结。拉多姆在华沙以南约100千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人口不过数万，遍布的教堂修道院大都是哥特式建筑，该城因为生产波兰制式的手枪而著名。从军事角度而言，这里是波兰的国家军火基地，乃兵家必争之地。波军在边境一带被击败后，根据9月5日波军最高统帅部的撤退命令，许多波军部队退守到了拉多姆周围，成了华沙和维斯瓦河之间的最后一支波军主力。

德第10集团军快速挺进，从两翼迂回，第4军与第15、第14摩托化军紧密配合。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德军首先在里萨戈拉的森林山地中击溃了在拉多姆地区固守的波兰重兵集团，然后乘胜在基尔斯—拉多姆地区合围了波兰的克拉科夫集团军7个师（指挥官安东尼·希林格将军），形成了“拉多姆口袋”（Random Pocket）。

德军从南、北、西3个方向对合围圈里的波军施压。力量悬殊，背靠着维斯瓦河，波军突围失败之后就陷入无路可退的窘境。德国空军暂停了对华沙的空袭，转而轰炸“拉多姆口袋”里的波军。合围圈里的波军在拉多姆进行了不屈的抵抗，有好几支波军部队设法突围，逃到了附近的森林地带。波军的顽抗在吸引住大批德军部队的同时，也给对手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据德国战报称，第10集团军在拉多姆“取得了重大胜利”，到13日战役结束时，德军在合围圈内俘虏了大约6万波兰军人，缴获130门火炮。然而，事实上，直到9月18日，第4军第46步兵师还被黏在拉多姆地区激战，某些顽强的波军官兵一直战斗到了10月。最让莫德尔无法忍受的是，战役刚一结束，第46步兵师就被剥离开第4步兵军的节制，整个第4步兵军只剩下一个第4步兵师和一些独立的炮兵、工程兵单位，而且被调动得七零八落，用于巩固第10集团军已控制的后方地区。

9月17日凌晨5:40，随着由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Tiemuxinge）指挥的乌克兰方面军和米·普·科瓦廖夫（Kovalev）指挥的白俄罗斯方面军的7个集团军60万苏联红军进入波兰境内，波兰战役出现了新的格局。据统计，截止到9月18日，莫德尔所在的第10集团军已取得了俘虏波军9万多人，击毁（或缴获）火炮320门、飞机130架和坦克40辆的辉煌战绩。

而在北部战区的第3装甲师继续在波兰境内高歌猛进，13日拿下了里托弗斯科城，14日抵达莱希（Lesna）河流域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坦克集群丝毫没有停歇，继续向前挺进。该师前锋部队在运动中击毁了1列载有20辆轻型坦克的火车，随后跨越布列斯特大桥，逼近到布列斯特的城区。第75炮兵团穿插到城市的东面，切断了波军的退路。经过激烈的战斗，第3装甲师于17日攻占了重镇布列斯特。

9月18日，师长施韦彭堡中将奉古德里安的命令向海乌姆（Chelm）、卢布林（Lubelski）地区派出了一个强大的战斗群，由第6装甲团、第75炮兵团、第3摩步旅各一部以及第39反坦克营等单位组成。战斗群的任务是与莫德尔麾下的第4步兵师建立联系，以围剿波兰第22军、第19军，这是德军“秋季9月5日”（“Fall 5 September”）计划的一部分。后来，波兰称这次战役为“索温战役”（Battle of Sawin）。

施韦彭堡并不知道第3装甲师即使占领了海乌姆、卢布林地区，也不可能完成“秋季9月5日”计划，因为第4步兵师已经于2天前撤离了沃齐米日—沃拉恩斯克（Wlodzimierz-Wolynski）地区，转进到下波兰的克拉斯内斯塔夫（Krasnystaw）等地与波军的第39步兵师作战。

18日中午，第3装甲师的战斗群在攻占海乌姆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但在随后的战斗中遭到了波兰威林斯卡骑兵旅第13枪骑兵团的拦截。波军最初虽然只有几百人，但组织严密，设置了路障，依托精心构筑的工事和有利地形拼命抵抗。波兰骑兵中还有由悍勇的鞑靼人组成的“塔塔尔”中队，他们宁死也不愿后退。大量的路障让德军进展缓慢，这一天是第3装甲师在波兰战役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天。

19日上午，第3装甲师恢复了对海乌姆、卢布林的攻击，战斗群在索温以北19千米的郊区遇到强力拦截。当瓦茨瓦夫·皮耶卡尔斯基（Waclaw Piekarski）准将指挥的波军第41步兵师也投入战斗后，胜利的天平终于向着波兰人倾斜了。波军30门重炮在索温郊区构筑成一道火力屏障，第3装甲师的坦克无法前进。随即波军转入了反攻，德军被迫向后撤退。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19日傍晚，第3装甲师尽管占领了一些阵地，但仍未能突破波军的主防线，自身已经有4辆坦克彻底报废，10多辆坦克受损，不少卡车被打坏；波军则声俘虏了“许多德国士兵”。

天黑之后，德军主动撤出战斗，与波军脱离了接触。第3装甲师未能达成占领海乌姆、卢布林地区和友军建立实质性联系的目的，仅保持着无线电的通联，“秋季9月5日”行动失败了。但是第3装甲师第5装甲团、第75炮兵团一部等兵力在鲁波尔（Luboml）的战斗中，得到了乌克兰（犹太人）“盟军”的协助，俘虏了3000名波军，在师史上，算是取得了一个挽回颜面的胜利。

当然，这并不是1939年9月海乌姆、卢布林地区的最后战斗，拉多姆之战结束后，第4军第4步兵师渡过了维斯瓦河，一直推进到卢布林，那里驻扎着波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装甲部队——华沙装甲摩托化旅。9月25日，苏军出动200多辆战车试图拿下海乌姆、卢布林。历经5个小时的激战，苏军不得不求助于德军的帮助，苏德联军最终攻占了卢布林地区，俘虏了8000名波军。

9月27日，华沙守军投降，德国和苏联第四次瓜分波兰。根据美国史学家格兰茨著作里的说法，莫德尔对纳粹在波兰的战争罪行和对犹太人的屠杀并不知情；而纽顿的说法则完全相反，他认为莫德尔作为参谋长，亲自签署过屠杀波兰人民的命令，而且还替德军的暴行辩护，称这种屠杀行径“难以避免”，所以，莫德尔不仅知情，而且是屠杀的参与者。战争结束时，在写给岳母的信中，莫德尔这样写道：“很遗憾，那些波兰士兵和波兰民众都具有优良的素质，但是领导人和部队却糟透了……穷人和富人因恐惧而出逃，只有牧师还坚守在岗位上……”

从军事角度分析，在1939年的波兰战役中，机械化战争的战术和战法的运用在战场上得到了较为完美的体现。德国陆军中一大批有实战经验的青年军官和将领脱颖而出，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上。他们能与时俱进，接受古德里安提出的“闪击战”的装甲作战理论，也能继承传统，吸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宝贵战场经验，譬如由奥斯卡·冯·胡蒂尔（Oskar von Hutier）提出的“胡蒂尔战术”（Hutier tactics）。胡蒂尔曾赞扬莫德尔，称“他是德军指挥官里很罕见的实用主义者之一”。

莫德尔在被占领的波兰国土上没待多久就离开了。因为有良好的人脉，10月20日已有消息传来，莫德尔将被提拔为“集团军的参谋长”。莫德尔起初很意外，也很惊喜，不过最初的晋升任命有些含糊，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到哪个集团军去任参谋长，还一度传闻他会担任屈希勒尔的参谋长。经过一番周折，25日（一说是23日），消息被确认，莫德尔最终升迁到恩斯特·布施（Ernst Busch）上将指挥的第16集团军司令部任参谋长，这个新成立的集团军由第3集团军驻波兰的部队抽调组成。此事老友布劳希奇绝对功不可没。而后，次年4月，莫德尔晋升为中将军衔。

而那位第4军的前任长官兼莫德尔家庭（莫德尔把家安在了德累斯顿）的“守护神”——施韦德勒也于1940年6月29日获得了铁十字骑士勋章的嘉奖。看似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施韦德勒的仕途实则已走到尽头，他虽然后来又出任了第4军区（德累斯顿）的司令，1941年还短暂地调任到东线的南方集团军群，但1942年10月就转入预备役。1943年3月，施韦德勒再度出任第4军区司令直至德累斯顿大轰炸。1月31日，以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事件中失职为借口，施韦德勒被希特勒解职，转入预备役。直至战争结束，他也再没有获得起用。1945年8月5日，施韦德勒被关进了美军的战俘营。1954年10月30日，施韦德勒病逝于弗赖堡（Freiburg）的布赖斯（Breisgau）。

莫德尔抵达第16集团军司令部摩泽尔（Moselle）河谷的比特堡（Bitburg）时，进攻法国的“黄色方案”已经在传达。

莫德尔的新上级布施身材魁梧，思想保守，推崇步兵至上，靠着支持纳粹而平步青云，因为能力实在有限，往往被列在高级军事指挥官列表的最末位，战争期间，他指挥的每一次大的行动都会搞砸。莫德尔继承了参谋部的优良传统，至少在理论上，已是个诸兵种合成作战的专家，他与布施认识将近十年，能弥补布施在运动战中的迟缓和木讷，算是布施的好助手，他们俩还有着类似的身世（布施是一个孤儿院院长的儿子）。布施曾试图撇开莫德尔单干，因违反程序被总参部的将军们否决了。

1940年的西线

1940年5月10日，德国再次高举屠刀，突袭低地国家，西线战役全面打响。隶属于冯·龙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大将A集团军群的第16集团军下辖着15个步兵师共20多万人马，不过这些兵员中充斥着预备役人员和刚入伍的新兵，装备是老旧的“万国牌”，且弹药不足，还缺少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士官。他们展开在阿登山区的南麓，负责掩护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装甲集群的进攻，需要撕裂的是一段75英里的防线。因为缺乏卡车等交通工具，道路又被装甲部队霸占，作为参谋长，莫德尔需要绞尽脑汁来设计本集团军的行军线路和怎样去按时完成任务，于是进行了兵棋推演：布施指挥“法国步兵”缓慢地推进，莫德尔则扮演“第16集团军司令”，在合成兵种联合作战方面莫德尔是一个专家，至少理论上已经是了。

而莫德尔即将接手的第3装甲师却是另一番际遇，它此时隶属于B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第16摩托化军，人事方面也进行了调整，第3步兵旅旅长施图姆普夫（Horst Stumpff）接任师长，装甲学校的教官弗里德里希·库恩（Friedrich Kühn）接任第3步兵旅旅长，冯·丰克（Hans Freiherr von Funck）男爵任第5装甲团团长。

战争开始之后，第3装甲师在亚琛（Aachen）地域越过了边境。5月11日，第3装甲师穿过马斯特里赫（Maastricht）市，随后经由浮桥渡过运河向比利时腹地推进。5月12日黄昏，第3装甲师和第4装甲师在阿尼（Hanut）地区与法军的轻型机械化师交火，第二天战斗就升级为一场大战。2个德军装甲师在13日的坦克大战中击退了法军第3轻型机械化师的阻击，击毁法军105辆坦克（德军损失了164辆坦克），其中就有被称为“最漂亮坦克”的“索玛”S-35“重型”（重20吨，以现在的标准衡量，只能称为中型）坦克（法军每个轻机械化师配备有87辆），这种坦克配备了一门47毫米口径的大炮，既能发射普通炮弹，又能发射高爆炸弹。可法军无法回收那些损失了的坦克，其第2轻型机械化师的侧翼又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法军装甲部队被迫于13日当晚全线后撤。

14日和15日，2个德军装甲师继续在让布卢（Gembloux）地区与法军第1集团军所属的第3军和第4军展开拉锯战。到5月15日日终时，第4装甲师只有137辆坦克可以继续执行任务（包括新型的Ⅳ号坦克），而这个师的编制是331辆坦克，也就意味着有194辆坦克受损了。根据战斗后的维修、回收记录，在阿尼和让布卢的作战后，第4装甲师只剩下55%的兵力，即182辆坦克。相对而言，第3装甲师的状况要好一些，仍有75%的坦克可用，另外的85辆坦克或被摧毁，或滞留在维修工厂里待修复。修复这些坦克，德军需要花费好几周的时间。

在德军付出惨痛代价的同时，损失惨重的法军率先崩溃，他们又一次遗弃了那些毁坏在战场上的坦克，撤离了阿尼地区。

装甲部队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布施和不少老资格的德军将领一样，并不看好庞大的装甲集群在阿登地区的突破会取得多么惊人的效果，他们认为最终突破与否取决于步兵部队能不能及时地跟上。布施和古德里安争吵：“好吧，我不相信你能突破所有的障碍。”古德里安也不客气地回道：“你又不是那个实践过的人。”

作为集团军参谋长，莫德尔对装甲集群的信心显然要比长官们充足得多，他的建议有助于防止布施犯那些一贯性的失误。为此，莫德尔实际上负责起了集团军作战计划的制订及具体指挥的双重工作，开战前夜，他在司令部狂躁地踱来踱去，毕竟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很难得的锻炼。而最令莫德尔开心的是，第16集团军是被优先补充卡车的部队之一。

A集团军群发起进攻后不久，仅有30万人口的卢森堡就宣布投降了。克莱斯特装甲集群的推进非常顺利，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的第41摩托化军和古德里安的第19摩托化军穿越了崎岖的阿登山区，以闪击突进、摧枯拉朽的气势一路冲到了马斯河畔。法军的主力堆积在前沿，防线几乎没有纵深，一旦某个地方被突破，则会全盘崩溃。伴随着漫天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尖锐的啸叫，守卫在马斯河防线的法军第9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的大批部队还没有及时展开，就被突进的德军装甲集群打得溃不成军。

但龙德施泰特的进攻因为布施、莫德尔的进攻而取消，因为太多的道路被第16集团军所占据，龙德施泰特原本是要扑向法国的海岸线的；冯·李布（Ritter Wilhelm von Leeb）的C集团军群的进攻甚至也受到了影响。哈尔德在日记中暗示，第16集团军是在故意超区域行动，想在战争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这些不必要的攻击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官司甚至打到了希特勒面前。这一插曲的出现，还是布施木讷、愚蠢的传统理念在作祟。

当德军在色当（Sedan）地区完成决定性突破之后，法兰西战役的结局已经毫无悬念了。德军装甲部队狂飙突进地朝着大海狂奔，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西方联军正在被逐渐装入到口袋中，第16集团军下阶段的任务是配合友军围歼正被装入包围圈的几十万联军，而法军还可以孤注一掷，对军团的侧翼发起反扑，因此，这段时间莫德尔像是个拿着一副好牌的赌徒。

就在德军将大批联军装入口袋，行将围歼之际，希特勒发出了二战史上很著名的“装甲部队停止前进”的命令。一场对德军来说原本可成就的“大捷”就此留下了一个充满遗憾的大缺口。于是，截至6月4日，30多万联军主力从敦刻尔克（Dunkirk）渡海撤回了英国。德军虽然占领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但消灭西方联军主力的设想落空，对德军来说，其贻害是无穷的。

德军重整旗鼓开始了新的进攻，6月1日—2日，莫德尔和布施参加了希特勒在沙勒维尔（Senior）召开的军事会议。随后，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还专门视察了第16集团军，莫德尔热情地接待了自己的“大恩人”。

6月5日，德军发起了代号“红色方案”（Rot Fall）的法国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在这新一轮攻势中，莫德尔和布施争取到了比其他军团早48小时行动的特权。不过让莫德尔最为恼火的是集团军的编制始终在变化，一会调过来几个师，一会又调走几个师，最后连集团军直属的14个重炮营都有6个被调走。早先制订的作战计划没有了用武之地，没有空中支援，火炮掩护的时间也很短……莫德尔在发了通牢骚之后，因陋就简地修改了新的作战计划，寄望于稳住科布伦茨（Koblenz），然后全力主动出击。

第16集团军选择了马其诺防线比较薄弱的阿尔萨斯与洛林筑垒地域的结合部展开了攻势。果然，当面的法军部队士气低落，即便拥有不错的防御条件，但战斗力基本没有发挥出来，只打了2天法军就全线崩溃了，第16集团军突破了马其诺防线。

不过，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德军遇到了一些麻烦，部分法军官兵表现出了誓死的勇气，进行了不屈的战斗。莫德尔曾一个晚上都在电话旁呼叫友军索登斯坦恩（von Sodenstern）将军，他们的进攻不被重视，龙德施泰特否决了莫德尔的计划，进攻迟滞不前，实则间接地导致了古德里安兵团陷入苦战。曼施泰因将此归咎于莫德尔是有失公允的。当然，此时莫德尔的指挥及其“天才理论”还不成熟。在6月9日—10日两天里，第16集团军的第36步兵师和第299步兵师在埃纳（Aisne）河流域与法国第6步兵师的作战中，损失了约2500人，其中包括580人失踪。法军第14步兵师也曾一度给第23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法国人不但漂亮地打了场反击战，还俘虏了1000名德国士兵，并占领了艾纳河上的几个桥头堡，第23军军长阿布雷契·舒伯特（Albrecht Schubert）中将在回忆录里对法军第14师的表现极尽溢美之词。

在佩罗讷（Peronne）西南郊区作战的第3装甲师所在的第16摩托化军又是另一番局面。进攻开始后，德军就遭遇了法军的顽强抵抗。法军依托村落构筑了棋盘式据点群（“刺猬”防御体系），成功分割了德军装甲部队和步兵之间的联系，在那些被摧毁的村庄里，法国士兵顽强地拼杀到了最后一个人。德军装甲集群前进的步伐被拖住了，仅第6装甲团当天就损失了约30辆坦克。

但德军更善于捕捉法军防线中的漏洞，战至7日，第3步兵旅超越装甲部队，成功地形成了突破。法军统帅部悲观失望，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命令一线部队放弃索姆河防线后撤。这给了克莱斯特装甲集群更多的活动空间，于是一度被牢牢缠住的钢铁怪兽再次发威了。在高温和无云的天空下，第3装甲师奋起向南追击。起初法军还能依托地形和一些预先构筑的工事群迟滞德军的前进速度，到后来，节节抵抗逐渐演变成了大溃退，德军则演绎了横扫法国的大进军。

在凡尔登、南希和埃皮纳勒等地区作战，德军也都多多少少遇到了一些抵抗，当然，法军这类个别单位的英勇战斗难以扭转整体战局中的颓败之势。在莫德尔所在的第16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所构成的包围圈里有40～60万法军被围，含2个集团军司令和4名将军，这些法军最终除极少数逃往瑞士之外，大都向德军打出了白旗。在莫德尔的遗物中有一个没有任何标识、题为“摩泽尔（Mosel）的军队”的打印文稿，介绍了1940年5月10日—6月22日第16集团军在摩泽尔的活动。据幸存者回忆，这应该是当时的参谋长莫德尔中将的行政报告，即使不是他本人所写，也是他批阅过的。整个集团军最终俘虏法军军官7498人，军士和士兵180598人，其中大约11000人是经过激烈战斗后被俘。

1940年6月23日法国投降，法兰西战役落幕。这次战役对莫德尔的触动应该是比较大的。在战役中唱主角的是德国空军和装甲部队，莫德尔所在的第16集团军虽然是德军最大的1个步兵集团军，但只起到辅助作用，莫德尔不愿意接受一个被冷落的角色，所以没少和曼施泰因等人争吵。格尔利茨在书中坦言：“可能是莫德尔直率的性格，让他的敌人越来越多。”因此，应有的晋升并没有很快到来，希特勒封了12位元帅，一大批的军长、师长得到嘉奖，参谋长们却大都没有提拔，莫德尔的表现虽然可圈可点，但是他的颐指气使和粗鄙被人诟病，也就没有什么特殊化，他还需要耐心地等待。

法国战事结束以后，第16集团军被调到法国北部，司令部设在南希（Nancy），它们将作为登陆的主力部队准备入侵英伦三岛。重组后的集团军兵力病态性地膨胀到6个军，其中只有2个装甲师。因为龙德施泰特等陆军高层将领对入侵英国没有信心和兴趣，所以登陆战计划——“海狮行动”（Operation Sealion）的制订工作被推给了第16集团军，于是，作为集团军参谋长，莫德尔主导了这项工作。

按照大纲，登陆由龙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群负责，攻击将在1940年9月展开。莫德尔计划首先出动突击队、摩托艇和“第五纵队”抢占英国的战略要点，防止英军破坏港口，随后第16集团军担任主攻，渡过多佛尔海峡抢滩登陆。集团军所属的6个军分成3个波次：第一波次由第13军和第7军的3个步兵师以及1个山地师来承担，第二个波次由第5军和第41军的3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和2个独立团组成，第三个波次由第4军和第37军的4个步兵师跟进。与此同时，阿道夫·施特劳斯（Adolf Strauss）上将指挥的第9集团军的4个军将在另一处地点登陆，德国空军和海军也将全力参战……整个“海狮行动”计划大气磅礴，有主攻有佯攻，分工明确而细致，至少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莫德尔与很多人都很看好这次登陆。

考虑到率先登陆的第一攻击波将独立面对敌人的围攻至少18个小时以上，每个师又分为前后两个攻击波，其中第一攻击波的战斗群由2个突击团组成，总兵力6762人，装备机枪372挺、迫击炮226门、反坦克炮27门、榴弹炮22门、高射炮12门、装甲战车58辆、卡车127辆、摩托车181辆及自行车1908辆。“突击团”实质上已改组成“十八般兵器样样齐备，能高接低挡”的综合战斗群。第二攻击波则以火炮、支援单位为主，特设了一个增强的运输队。纽顿在他的作品中不客气地批评道：“说到开着装甲车去海滩登陆的现代战术，莫德尔一直是一个彻底的学生。”

因为对第16集团军获得的100艘登陆驳船性能不满意，莫德尔还曾设立了一个3000马克的悬赏，来奖励那些能提出重大改进的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增援和补给，莫德尔不断地向最高统帅部提出要求，与布舍奇斯（Ulrich von Busekist，两兄弟，是知名的军火商，还曾与蒋介石交易军火）交流对话。显然，如果希特勒真的考虑实施登陆计划的话，那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争夺将会异常复杂和艰辛。莫德尔有一些战略思想，但对物流、后勤似乎知之甚少。

在1940年的英伦空战中，英国皇家空军表现英勇，不畏强敌，敢打善拼，加之希特勒及戈林的错误指挥，导致德国空军遭受惨重损失。平心而论，作为一支战术空军力量，1940年的德国空军无论是机种设计、航空兵编制，还是战术运用方面都不适合去争夺战略制空权。为实施“海狮行动”，空军勉为其难地投入战斗，基本上没有占便宜的可能。在蒙受了几次大空战的重创之后，希特勒和戈林不得不接受德国空军不可能获得英伦制空权的这一事实。而弱小的德国海军根本无力去面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大舰巨炮，更别说把如此众多的陆军部队通过航运的方式送到不列颠岛上去。

希特勒身边的参谋总长哈尔德在日记中记录了“入侵英国似乎已经没有可能了”，由莫德尔主导、参与制订的“海狮计划”胎死腹中。希特勒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哈尔德在日记里很露骨地写道：“这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必须忘掉战士间的友谊这样的理念。在战斗结束前后，共产主义者都是没有战友的。这是一场灭绝战争．....．我们不发动战争，就是保护敌人。”

莫德尔在德累斯顿的家庭生活已经在适应战争的标准了，家里不再开车，冷清的大别墅也换成了温馨的小户型。节日里，莫德尔会把自己“关闭”起来，消费很节约。看场电影，看出戏剧，或者和好朋友聚个餐，“最奢侈”的消费，莫德尔首选的是去德累斯顿的左派葡萄酒吧喝酒。

11月上旬，在老朋友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的关照下，莫德尔终于获得了新的任命，他将接替霍斯特·施图姆普夫（Horst Stumpff）中将任第3装甲师师长，而施图姆普夫则被调去指挥新组建的第20装甲师。

施图姆普夫的仕途之路实则因为这次调动而走到了尽头，他曾先后3次担任第3装甲师师长的职务，与该师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比较有趣的一幕出现了：第20装甲师的师徽和第3装甲师的师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倒置的字母“E”，直到“巴巴罗萨”行动前，第3装甲师才启用新的师徽以避免这种尴尬。

第3装甲师历经波兰、法国作战的淬炼，奠定了在德军中主力装甲师的地位，获誉为国防军中的“尖刀”部队，在最新拟定的各种计划里，这支部队全都“榜上有名”。莫德尔能担任这个师的师长，体现了高层对他的充分信任。战后，第3装甲师的老兵撰写师史时，提到莫德尔担任师长时，风趣地写道：“官兵们开始说，第3装甲师已经被重塑了！”莫德尔被委任为第3装甲师师长一事在当时很轰动，人们都很惊讶，“装甲师长”是要求相当高的岗位，连隆美尔也曾被认为不够资格，莫德尔以前没有过实战经验，对装甲战术所知也很有限，他唯一的经验来源于总参第8处对装备的改进。但是对被这么大一块蛋糕砸中，莫德尔本人却很坦然，欣然前往柏林郊外的拉特诺（Rathenow）上任，他的职业生涯自此开始飞黄腾达。

西线战事结束之后，第3装甲师隶属于第11集团军第46军，驻扎在德国本土休整。莫德尔上任伊始，就在全师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他是个优秀的步兵将军，却承诺要给装甲部队“最先进”的战术；技术层面，他的生疏众所周知，但他有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和鼓动士气的一面，言语不多却简明扼要，常常会笑着指出：“你是相当不错的，但你必须这么去做……”莫德尔的记忆力相当好，目光毒辣能洞悉人心，这使得他能够得心应手地支配麾下的那些参谋人员，尤其是专业领域的负责人，譬如火炮、交通、后勤运输和通讯等部门。

不过，莫德尔的坏脾气依然没有收敛，那些有关系的军官纷纷请求调离。一个叫海因茨·泊莫托维（Heinz Pomtow）的少校到该师来担任首席参谋官（在主官不在时，将接替指挥），可能是迟到了一点，莫德尔的欢迎词就充满了挖苦：“原来你就是新任的Ia（参谋官），你为什么现在才到啊？你应该在很久之前就到位的啊！”莫德尔的粗鲁其实是不必要的。不过，后来当泊莫托维调动到另一个师去任职时，在告别晚宴上，莫德尔却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回顾所有说过的和做过的，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装甲参谋官！”1943年，泊莫托维上校晋升为第5装甲集团军的参谋长。

莫德尔的上级盖尔·冯·施韦彭堡（Geyr von Schweppenburg）曾担任过第3装甲师两任师长，他在战后这样写道：“莫德尔无疑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尽管我们的观点完全不同。他的勇敢堪称典范。有时，他也很粗心。我在伦敦担任武官期间，就经常与莫德尔往来。我很欣赏他对军事新技术的发展的开明态度。他已经死了，我尊重他，因此对我们的意见分歧我保持沉默。”

为了将第3装甲师的战斗力尽快提升一个台阶，莫德尔忽视手续和陈规旧制，无视正式的编制和指挥系统，创造性地打乱了各单位间的隶属关系和日常的战斗序列，随机组建多兵种（装甲兵、步兵、炮兵和工兵）混编的战斗群，细化到营、连和排级单位，还把他的助手安插到各个战斗群担任指挥。这一系列改革打乱了整个装甲师的内部管理秩序，麾下的军官们不理解他的做法，难免有诸多的抱怨，当时的支持者只有装甲旅长布赖特少将。但最重要的是，陆军总司令是支持莫德尔的，所以其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布劳希奇在报告中就这样批示：“你要给我拿出最先进的分工来。”

于是，即使恶化与军官们的关系，莫德尔亦坚持己见，不断地变更着武器的组合，测试战术效果，他会亲自检查每一个单位，不仅仅是士兵，还有军官。当这些来自不同兵种的部队进行拉练和混合训练后，各部队从陌生到熟悉再到相互配合，直至发展出新的战术战法，越来越多的人渐渐地认同了新任师长的做法，于是怀疑和抱怨渐消，剩下的是理解和赞赏。第一个认同莫德尔做法的是维廷霍夫将军（Heinrich Gottfried von Vietinghoff）,1941年2月14日，他在报告中指出，莫德尔的做法是符合指挥部的要求的；第11军军长冯·舒伯特（Eugen Ritter von Schobert）将军则在报告中补充说莫德尔是“一个优秀的师长”，这样的评价出现在对苏作战之前，当时莫德尔没有装甲作战的实战经验，也没担任过师级主官，能给上司们留下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实属不易。不过，更多的人当时并不能彻底了解莫德尔进行这类训练的真正意图，即便这种战斗群模式日后将成为德军在东线战场上很重要的一种战时编制。在1940年时，确实没有几个将军能有莫德尔这般的远见卓识。

莫德尔刻苦练兵的另一层重要原因是，他已经私底下通过总参谋部的那一班朋友了解到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因而才未雨绸缪。

1941年2月12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决定派遣非洲远征军前往利比亚，支援盟友意大利抵抗英军愈演愈烈的进攻，争夺非洲，特别是北非的控制权。德国远征军由艾尔温·隆美尔少将任指挥官，新组建的非洲军第一支部队就是从莫德尔的第3装甲师抽调的，被选中的是第3“柏林”装甲旅第5装甲团，以该团为班底扩建为第5轻装甲师，这支劲旅成了非洲军的主力王牌第21装甲师的基干力量。因此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有不少的将领都是来自于第3装甲师，譬如第90师师长乌尔里希·克利曼（Ulrich Kleemann）、第21装甲师师长维斯特·埃文（Franz Westhoven）等人。

3月，莫德尔向哈尔德抱怨，说没有了装甲部队，第3装甲师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了。于是，第5装甲团调往非洲后不久，陆军总部给第3装甲师调来了第5装甲旅，这个旅成立于1938年，建军地是德国第13军区的班贝格。第6装甲团划归第5装甲旅后，并没有保留原先1个旅2个装甲团的编制，而是拆散了第5装甲旅的原部队，并入到第6装甲团。于是，第6装甲团有了3个装甲营，每个营的兵力在改编过程中都得到了增强。

1941年4月7日，第3装甲师划归第24摩托化军，军长即施韦彭堡将军。当时纳粹德国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秘密策划对苏联的战争，大批部队源源不断地在波兰境内进行着秘密集结。希特勒宣布第三帝国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一条从伏尔加河一直延伸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防御阵地，以此来对抗来自亚洲的斯拉夫蛮族”，德国恶毒的计划是仅在乌拉尔山脉以西，为被征服后的俄国保留一块工业基地。

根据作战的需要，第24摩托化军先后隶属第11集团军、第4集团军。直到开战前夕，该军才调拨到中央集团军群第2装甲集群。第2装甲集群司令官古德里安大将的指挥部就设立在华沙城外，突袭苏联的“巴巴罗萨”已经是如箭在弦了。跟其他师长相比，莫德尔要求的可能并不多，但一切都是为了部队。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土耳其？波斯？非洲？”第12装甲师侦察营一个叫雷格（GotzHrt-Reger）的士兵坐在去东普鲁士的军列上一头雾水，他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战争）开始……”

5月31日，师一级的指挥官莫德尔得到命令，他的第3装甲师奉命往东移动。经过4天3夜的行军，第3装甲师抵达了波兰的拉曾（Radzyn）地区。此时，其主力第6装甲团拥有209辆坦克，但其中只有140辆先进坦克（Ⅲ号和Ⅳ号），另外的是58辆Ⅱ型及11辆没有作战能力的指挥坦克，集结区距离苏德边境仍有约100千米那么远。

因为莫德尔很沉默，也没留下信件，所以很难确定莫德尔对德国背信弃义与苏联开战是什么态度。在1941年6月的一些记录中，莫德尔曾建议把军政分开，他对后方发生的及他视线以外的事不关心，认为那不是他该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