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妈妈及生命的意义(1)
幽暗。或许我快要死了。妖魔鬼怪纠缠着我,心脏监视器、氧气筒、点滴、七缠八绕的塑料管,这全都是死亡的征象。我闭上双眼,滑入黑暗。
但接着,我由床上一跃而起,冲出病房,闯进阳光灿烂的葛兰艾可游乐园,几十年前,我曾在这里度过许多夏日的星期天。我听见旋转木马的音乐,闻到黏腻爆米花和苹果的甜香。我一直向前走,并没有在雪糕摊、云霄飞车或摩天轮前迟疑驻足,一直朝着鬼屋票亭前的人龙而去。付了票款,我等着下一列缆车由角落转来,轰隆轰隆在我面前停住。坐上去之后,我放下安全杆,把自己牢牢锁在里头,再朝周遭望一眼。那里,在一小群围观者中,我看到了她。
我挥舞双臂,拼命喊叫,声音大到人人都听得见:“妈妈!妈妈!”就在这一刻,缆车一个踉跄向前移动,撞上鬼屋的旋转门,门立即张开大口,露出黑暗的深渊。我尽量朝后靠,在被黑暗吞噬以前再度大喊:“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
我从枕头上爬起身来,想把梦境甩掉,即使在这时,这些字眼依旧卡在我的喉头:“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
然而妈妈已经入土六尺,葬在华盛顿郊区安纳柯斯夏墓地的松木棺中已经十年了,尸骨已寒。她还剩下什么?我猜只有骨骸了。微生物显然已经销蚀了她每一寸的肉身,或许还留下几绺黑发,或许还有几块发着幽光的软骨还黏附在大块的骨头上——大腿骨和胫骨。哦,对了,还有戒指。在骨灰的某处必定留着父亲买给她的银细丝婚戒,那是当年他们坐统舱由半个地球以外的俄罗斯抵达纽约之后不久,父亲在海斯特街买的。
是的,很久以前了。已经十年了,她已经驾鹤西归,肉身也都腐化了。只剩下头发、软骨、骨骸和一枚银婚戒。然而她的音容依然埋藏在我的回忆和梦里。
为什么我在梦里向妈妈招手?多年来我已经不再招手了,多少年?说不定有数十年。或许就是半个世纪前那个下午,她带着八岁的我上父亲店铺转角的西尔文影院看电影那次。虽然影院里还有很多空位,她却一屁股就坐在比我大一岁的街头小霸王旁边,“太太,那个位子有人坐。”他咆哮道。
“哦,有人坐了!”我母亲一边轻蔑地说,一边调整姿势,“他还占位子呢,这位大人物!”她向周遭的人这么宣布。我尽量缩进红褐色的天鹅绒椅垫里。稍后,在灯光已熄的影院中,我鼓足勇气张目四顾。他就坐在那里,几排后面他朋友的身旁。没错,他们正瞪着我,还用手指指点点,其中一个握起拳头,装模作样地说:“等着瞧!”妈妈毁了我的西尔文影院,现在那里成了敌人领地,是我的禁地,至少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如此。如果我想要看周六的电影——太空英雄、蝙蝠侠、青蜂侠,就得在影片开演之后蹑手蹑脚地进去,在黑暗中摸到戏院最后一排的位子,越靠近逃生门越好,而且要在灯光打亮之前赶紧溜走。在我家附近,什么都比不上逃过被扁的噩运重要。挨揍不难想象:顶多给你下巴来上一拳就了事,打你耳光、飞脚踢人也都差不多,但被打得鼻青眼肿,我的老天爷。你还剩什么?你已经完蛋,永远被贴上“被海扁”的标签。
向妈妈招手?为什么我会招手?年复一年,我和她虽朝夕相处,却相互憎恨的朝夕相处之后?她虚荣、一意孤行、爱管闲事、疑心、满怀敌意、抱持强烈偏见和不可理喻的无知(然而就算我也不得不承认她很聪明)。我从来不记得曾和她共度温馨的时刻,也从不以她为我的母亲为傲,我从没有过“有她做我妈妈我真高兴”的念头。她是个刻薄的人,对任何人都有刻薄的批评,只除了对我父亲和姐姐之外。
我爱汉娜姑姑,她是我父亲的妹妹:我爱她的甜美、温暖,她的烤热狗夹在脆脆的香肠片里,她的卷面饼无人能出其右(但我弄丢了食谱,而她的儿子又不肯再给我一份,此事说来话长)。我最爱周日的汉娜姑姑,那天她的熟食铺休息,她会免费让我玩弹球机达数小时。我总是把小团的纸块塞在弹球机的前脚下,减缓珠子落下的速度,以求获得更高的分数,她也从不会阻止。我对汉娜姑姑的赞美和崇拜令妈妈怒不可遏,她对汉娜姑姑做了连珠炮似的恶毒攻击:汉娜的贫穷、她对店员工作的厌恶、她的缺乏生意眼光、她那老土丈夫、她的缺乏自尊,只知伸手接受别人给的一切。
妈妈的言辞令人无法忍受。她的英文有很重的口音,还夹杂着许多意第绪的词语。她从没来我的学校参加过家长会,真是谢天谢地!一想到把她介绍给我的同学,我就不禁汗毛直竖。我和妈妈斗争、反抗她、向她大吼大叫、逃避她,最后,在青春期中期,我干脆不再和她说话。
我童年时期最想不通的就是,爸爸怎么能忍受她?我还记得周日上午的幸福时刻,他边和我下棋,边随着唱片哼俄罗斯或犹太歌曲,头还随着旋律摇摆,但迟早这愉快的气氛会被妈妈从楼上传来的刺耳声浪打断:“吉佛特,吉佛特,够了!Vasyizmir,唱够了,噪声够了!”爸爸会一言不发地起身关掉留声机,在沉默中继续和我下棋。我祈祷了多少次,爸爸,求求你,只要一次就好,打倒她!
因此,为什么招手?为什么在我生命的最后还要问:“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难道——这样的可能让我感到惊恐,难道我的一生都以这名可悲的妇人为主要观众?终我一生,我都想要逃离、躲开我的过去——犹太小村庄、统舱、犹太区、犹太教徒祈祷时披的大方巾、黑色的犹太长袍和杂货店。终我一生,我都追求解放和成长。难道我既没有逃脱我的过去,亦未摆脱母亲?
我多么嫉妒父母亲慈爱、慷慨、和蔼的朋友。然而他们却很少想到他们的母亲,既不常打电话问候,也很少探望、梦到甚至想到她们。而我却每天都得一再地把母亲的身影从心中洗涤除尽,甚至连现在,她死后十年,还经常出于反射拿起电话想打给她。
在理智上,我能了解这一切。我曾就这个现象做过演讲,向病人解释受虐儿童常觉得很难摆脱病态家庭的阴影,而慈爱父母教养下成长的孩子往往没有这方面的困难。毕竟,好父母的天职不是让羽翼已丰的孩子顺利离家吗?
我明白这点,但我不喜欢它。我不喜欢母亲每天来看我,我恨她悄悄溜进我心中的缝隙,使我无法把她连根拔起。最重要的,我恨在我生命之终,却不得不问:“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
我想到她位于华盛顿养老院中塞得满满的椅子,这张椅子挡住了她房间的入口,椅旁的小桌上陈列着我所写的每一本书,每种至少一本,多则好几本。十来本书再加上另外二十几本外文译本,成排地堆放着,摇摇欲坠。我经常想,只要来一场中级地震,就足以把她淹没在她独子的著作下。
我每次去看她,她都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膝上放着两三本我的作品。她掂量它们的重量、闻它们、抚触它们,一切的一切,就是不读它们。她的眼睛已经快瞎了,但就算她能看见,也不可能理解书中的内容:她受的唯一教育就是要归化成美国公民前上的归化课。
我是个作家,而母亲却不识字。然而我依旧向她追求毕生作品的意义。她怎么评估我的著作?靠气味?还是纯凭书的重量?封面设计?抑或书皮光滑如铁弗龙般的触感?我费尽心血的研究、灵光一现的启发、上穷碧落下黄泉才得来的优雅文句……她永远不明白这些。
人生的意义?我的人生意义?堆在母亲案头摇摇欲坠的那些书里,就包含了我对这些问题自命不凡的回答。“我们都是追求意义的生物,”我写道,“必须面对被抛入无意义宇宙的困境。”接着我解释,为了避免虚无主义,我们必须有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是发明或发现生命意义的计划,让我们足以为它奉献一生;第二个是努力忘却前方才发明的行为,说服自己并不是发明而是发现了生命意义的计划,它原先就独立发生在“存在”之外。
虽然我佯装接受每一个人对生命的意义的解答,不做判断,但其实却偷偷地把它们分为铜、银和金三层。有些人一生都执着于报复式的胜利;有些人则在绝望的束缚下,只能梦想和平、超越和免于苦痛的自由;有些人为了成功、富足、力量和真理而奉献生命;也有些人追求自我超越,为某种信念或其他生命,比如所爱或神祇倾其所有;另外也有人在奉献、自我实践或创意表达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尼采说,我们需要艺术,以免因真相而死亡,因此我认为创造力是黄金之道,转变了我全部的生命、所有的经验、整个的思想,化为心灵的沃土,让我不时能由其中塑造美丽新事物。
然而我的梦却透露了另一层看法,它指出我的一生都在追求另一个目标——争取已逝母亲的认同赞许。
这个梦的控诉具有无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令人心头澎湃难以释怀。然而我明白,梦并非不可理解无法驯服,终我一生,我都是解梦人,我早已学会如何把它拆解组合,如何挤出梦里的秘密。
因此,我任头坠回枕上,任思绪飘浮,重新把梦的发条转回鬼屋的缆车座位上。
缆车突然停住,让我撞上安全杆。过了一会儿,它逆向行驶,缓缓退回旋转门,再度浮出阳光灿烂的葛兰艾可游乐园。
“妈妈,妈妈!”我双手挥舞呐喊,“我表现得怎么样?”
她听到我了。我看到她左推右挤,穿过人群:“欧文,你这算什么问题啊。”她边说边解开安全杆,把我拉出缆车。
我看着她,她约莫五六十岁,矮胖结实,毫不费力地拎着鼓鼓的木柄绣花手提袋。她长相平庸,但却不自知,走路时抬头挺胸,一副自以为漂亮的模样。我注意到她上臂垂下来的赘肉,她的长袜松了,堆在膝盖上方。她给了我湿湿的一个吻,我也假装回应。
“你表现得很好。还有谁能奢求更多?这些书,你真让我骄傲。要是你爸爸能看得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