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巴黎之误(2)

与此相似，法国也几乎没有什么公共人物思考过，在该国古往今来的传统的左/右之分、共和/极权之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究其原因，想象力的匮乏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做此思考的人总是不得好报。就连19世纪末最富想象力、最具批判精神的共和主义者，面对第三共和政治和政府系统有目共睹的缺陷，也不愿怀着善意去探讨制度改革，因为他们害怕跟麦克马洪元帅（Marshal MacMahon）[2]、布朗热将军（General Boulanger）[3]以及（我们仍记忆犹新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4]的罗马行政官野心扯上瓜葛。1918年后，他们的忌讳更加坚定了：在两次大战之间，许多头脑最聪明（也是政治上最不得志）的批评家针砭法国及别的国家的政治僵化，最后却落得个在纳粹或新纳粹集中营里一命归西的可悲下场。

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推论过程也基本与此相似，他们认为，只要向激进共和传统的代表人物做出任何让步，都是在屈膝于极端雅各宾主义，这是对他们昔日忠诚的背叛——这种幻象来自两个阵营的刺激：其一是决心充当革命者的温和社会党人，其二是共产党人，他们的合法性来自其咄咄逼人的主张：要继承革命传统中一切最极端的话语和抱负。甚至在1940—1944年沦陷时期过后，保守主义政治遗产的主体名声大坏，政治左翼也未得以驱除它的心魔。当贝当和维希政府勾起了人们对无限总统权之危险的记忆，尤其是当昔日的军官们执掌了总统权之后，大多数法国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还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认清一个有效率的行政当局的益处，才能学会把它与一场永久性政变大致区分开来。

因此，在20世纪的法国，历史和记忆达成了共谋，合力排挤对今天这个国家而言真实存在的两难困境——其中之一正是相互对立的历史叙述留下的沉重包袱——的持久关注。这时，知识分子的贡献就显得至关重要。不必赘述20世纪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类拔萃了；他们本人的表现已很能也常常足以说明问题，近些年来，他们以最大的勤勉和热忱致力于讲述本民族历史。但是，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写作都太拘泥于传统的政治史叙事了，这并非偶然，因为正是知识分子比别人更频繁地使用那些传统语汇，来帮助现代法国理解自身的。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的历史受到场合的限制：只有当作家、教师和学者们似乎因义务所迫，在一场国家级大冲突中选择加入某一阵营的时候，他们才算进入公共生活——支持抑或反对德雷福斯；在“一战”前做国际社会主义者抑或做完整民族主义者；在30年代加入纳粹抑或反对纳粹；在沦陷期间支持抵抗运动抑或支持合作者；在冷战时期选择共产主义抑或选择“资本主义”，支持西方抑或支持东方；赞成去殖民化抑或捍卫帝国政治；宣扬激烈反对（国内国外的）独裁政治抑或保证总统制政府的稳固；以及每时每地在左与右之间做出取舍——知识分子通过这些语汇定义自我，进而在大半个世纪里为法国的公共辩论定性定调。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用这些语汇来思考问题，或企图违犯之，或完全脱离这种常规界定，那么，他似乎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

就连对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最著名的批评——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5]著于1927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也是以这一方式写出来的。班达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与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法兰西行动”有联系的民族主义作家和出版家。如今我们几乎已想不起来，自20世纪初以来经1940年的这一派思想家有什么过人之处，从而也不知道对班达而言，批评知识分子背叛了他们的正当使命（独立的真理追求者），为什么就一定要拿最主要的右翼思想家开刀。但是，班达并不想暗示公共参与本身是错误的，只不过它应该是真诚的独立思想的结果。

莫拉斯和他的追随者错就错在他们的理论始于这样一个假设：法国和法兰西民族起步最早，也必须永远位居第一，这个前提（在班达看来）有损于冷静的个人思考和道德抉择。班达经历过德雷福斯事件，从而心怀鉴戒，他论辩道，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追求正义和真理，是捍卫个体权利——进而，在一个大站队的年代，一个你必须投身此阵营或彼阵营的年代，把这种使命贯彻下去。

然而，到了30年代，一俟“正义”“真理”和“权利”本身受到意识形态划界之害，班达的区分就失去了意义，缺少了独立的参考点——一如我们所见，法国解放以后，班达本人就是以一个左翼同路人的身份亮相，义无反顾地介入政治的，他为斯大林主义统摄下的东欧进行的政治大审判做辩护，基于的理由跟他当年严厉批判的、民族主义右翼的道德“现实主义者”们所持的理由完全一样。当年，法国的一些知名作家为支持民族主义右翼事业，回避对个体案件真相的关切，被视为犬儒式不负责任的极端表现，而现在，班达对由国际主义左翼促动的集权统治趋势视而不见，同样性质的行为，却成了负责任的政治参与。

这样，20世纪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都无法成为理想的向导，无法告诉我们在他们的时代法国正发生着什么，因为他们写下的太多作品，只是把这个国家本身积重难返的政治分裂反射回公共领域之中而已。不过，借助已被用滥的后见之明的力量，我们或许能够利用“责任”这一从左拉（Emile Zola）到萨特（Jean-Paul Sartre）的知识分子都真真切切耳熟能详的概念，重新编制一张知识分子兼政治的年谱——但是，我们要赋予“责任”一个更标准的含义，它与以往关于知识分子行为的历史研究中所采用的含义迥然不同，它并不等同于“政治介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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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三种形式的集体和个人的不负责任互相重叠、交叉，塑造和损毁着法国的公共生活。首先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读读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历史，统治国家、代表人民的那群人，他们的庸碌无能、漫不经心和罪该万死的玩忽职守一次又一次震撼着人的心灵。这不是事关某党某派的政治问题，这是一种文化。从共产党人到君主主义者的所有党派代表和参议员、总统、总理、部长、将军、公务员、市长以及政党领导人，都表现出对所处时代及位置的高度无知。他们倡导的政策——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倡导的话——都带有最褊狭的党派倾向，也就是说，他们仅仅代表社会中很小一部分人的传统和利益，而在参加选举或职务任命的时候，也没有为超越这一范围而做过半点儿郑重其事的努力。

法国在早年并不缺少富有创见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后来何以成此光景，研究起来颇有意思。1918年前，第三共和国陆续涌现出了甘必大（Gambetta）、费里（Ferry）、饶勒斯（Jaurès）、普恩加莱（Poincaré）以及克列孟梭（Clemenceau）。但是，“一战”时的全国混乱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呆板化，使得两次大战之间的共和国呆滞僵硬，如同一只被历史的强光吓傻了的兔子。在国内事务中，一部分人叫嚷着要回到他们的幻觉中繁荣稳定的战前时代，另一部分人则念想着一个用德国赔款换来变革中兴的承诺，国家被生生地撕裂了。战后，在民众要求改进工作条件和社会服务的广泛压力下，激进变革的举措草草上马，最终成了一种极化政治文化的牺牲品——在这种文化中，任何制度或经济改革都被当成一种零和博弈的游戏来对待，预感到威胁的利益者因此联合起来，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抵制。人民阵线的豪言壮语，及其在它神经紧张、耳根又软的对头们那里激起的反应，把这种极化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再说国外政策的制定，最初是根据战后对法国实力的幻想（它本身就有赖于一个更虚幻的预设：从战争中走来的法国怎么也算个胜利者）；随后，当美国的退出、英国的坐视不顾令法国在外交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是根据借助国际联盟促进共同安全的美好愿望；最后，国联开出一张空头支票，则是根据法国武装力量及政治领导的撤退——与其说退到一种能让人看到希望的绥靖状态（仍带有一定程度的战略意图和进取心），不如说是退到盲目乐观之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938年从慕尼黑回国，心知他抛弃了捷克，同样也抛弃了法兰西民族的利益，正等待一场爱国主义大声讨，不料竟喜出望外地受到了如释重负的子民的热烈欢迎。1940年，法国政府精英们面对德军的胜利，以他们在过去20年间统治国家的方式签下了那个颓靡、悲观、充满失败主义况味的城下之盟。同年7月，法国政府的许多民选代表遗弃了共和，带着浑身倦意长舒了一口气，一些观察家起初瞠目结舌，但想想也就觉得不足为奇了。

已有大量文献证明了维希法国的当政者在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它顽固地不愿正视自己的软弱，不愿正视占领军的真实目的，占领军的行动与让步所意图的结果虽日益明显，维希人却依然不闻不问。而更加明显的是，到了战后，尽管谈复兴谈得很多，也为落实复兴之举做了一些严肃的努力，但政治却要人们长期有心无力。固然，法国共产党的存在是个致命的问题，它的政治策略很具破坏性，因为就这个政党的性质而言，它的行动所依据的责任和理性准则并不是从法国民族利益或本土政治考量出发的。但是，社会党人也没能重新审视他们的教义和纲领，各方也普遍没能认清法国在战后业已改变和下降了的国际地位，加之议会中经年累月的分歧与争吵，以及对法国殖民地独立呼声的回应严重不足，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利益将长期得不到不带党派偏私的关心。

战后法国能脱困于其政治领导人之手，得感谢战后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想提早10年获救都是不可能的。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员、马歇尔计划的受益者，法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新生的欧洲共同市场之中，不再仅依赖自身的资源和决策谋取安全与繁荣，而统治者的无能和失误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比早年要小得多。

如果说法国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时期从1918年延续到1958年的话，那么可以说，道德上的不负责任是发端于30年代中期，此后40年一直长盛不衰。这个判断乍看荒唐，最起码知识分子是负责的吧？没错，在反法西斯战争、战时抵抗运动、战后政治理想主义以及反殖民运动之间，法国人，或至少一部分法国人，他们的道德介入、道德担当的程度已深至无以复加，但是，这种回答错就错在它评价“介入”时期，使用的正是该时期所使用的话语——特别是那些作家的话语，他们当时和以后所写的东西左右着我们对他们行为的理解。

表面上的“道德负责”，最明显的例子是30年代知识分子的反法西斯主义。诚然，它代表一个历史性时刻，一个正义反抗邪恶的政治参与的时刻——正如那些参与者自认为的那样。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基于一些相同的原因投入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本土的法西斯主义的怀抱。而且，鉴于其中一些人后来（有在战时的，也有在战后的）转为反法西斯知识分子，我们最好牢记，在“二战”前的欧洲，知识分子无须投身左翼政治才算是“负责”，他们只要投身政治就可以了。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在法西斯覆灭后的许多年里，人们宁愿把“二战”前知识分子投身整全民族主义或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劣迹忘掉。明乎此，并在看到1940年前政坛和思想界是如何弃左投右，1942年后又如何弃右投左之后，我们最好把参政涉政视为这一整段时期的时代特征。[7]

如此，我们才看清了何谓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它可以有许多形式。让-保罗·萨特在从“奇怪战争”期间写起的笔记里说，自己在两次大战期间恪守着形成于“一战”的政治冷漠式爱国主义，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犯罪般地一无所知。因此，他后来疯狂地参政议政主要是出于担忧，生怕历史巨舰趁着夜色又一次与他擦肩而过。或许这只是萨特的个人动机，但他的情况很普遍。一些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在30年代的暴风雨中随波逐流、见风使舵，在民主亟待捍卫的时候躲开或故意视而不见；一些人选择了，但选“错”了；其他人选“对”了，却已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