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论共和国(1)

卷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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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开篇缺17页。西塞罗在其前言中间部分开始批评伊壁鸠鲁学派缺少爱国精神。]

（如果没有这种爱国的责任心，某人）就不可能使（我们的祖国）免受侵略之苦；盖尤斯·杜伊利乌斯、奥鲁斯·阿提利乌斯和卢西乌斯·梅特卢斯不可能使我们的祖国免受迦太基人的恐吓；两位西庇阿[4]也不可能用自己的鲜血压制住第二次布匿战争战火的蔓延；后来，当这场战争再一次更加猛烈地爆发时，昆图斯·马西穆斯不可能使之气力耗尽；马库斯·梅特卢斯也不可能彻底将其击垮；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5]也不可能将其从这座城市的门口拖回，并且将其控制在敌人的城墙之内。

或者看看马库斯·加图[6]，一个没有执政官祖先的无名之辈，一个我们这些从事同一事业者尊为一种楷模的人，一个指引我们坚定不移、品德高尚的人。他本来完全可以在图斯库伦[7]——一个离市镇很近的适合休养的地方安享退休后的生活。可是这个疯子，正如那些人称呼他的，在完全没有任何强制需求驱使的情况下，选择了在耄耋之年去与狂风骇浪进行斗争，而不是去尽情享受他们所赞美的那种安宁舒适的生活。更不用说那些在和平年代和战争时期挽救了这个国家的数不胜数的个人；我也不想提那些距离我们这一代人记忆并不遥远的名字，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抱怨说他或他的某个家庭成员被遗漏掉了。我只想陈述这个基本事实：上天已经赋予人们这样一种行善的冲动，和保护集体利益的欲望，这种力量超过了任何欢娱和安逸的诱惑。

然而如果你不去实践它，仅仅拥有高尚的道德[8]，如同一种技能一样，是不够的。你可以拥有某种技能，只需知道如何去实践，即使你从未真正试过；然而高尚的道德却完全是需要实践的。而且，它最重要的实践领域就是在国家的管理中[9]，是在我们的朋友们躲在隐蔽角落里呱噪不休的那些方面取得的成就中（是真正的，而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因为哲学家们阐述过的东西——至少那些正确且光荣的东西，无一不是由国家法律的制定者们形成和确立的。虔诚从何而来？谁为我们制定了宗教仪式？法律源自何处，不管是国家法律还是我们的民法？公正、诚信和公平交易又从何而来？或者正派、克制、对耻辱的害怕、对歌颂和美誉的追求呢？或者在磨难和危境中的坚强意志呢？是从那些已经获得这些价值的人，他们把已经通过教育形成的价值，要么纳入到传统之中去，要么制定到法律规定之中。事实上，色诺克拉底，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当被问及他的学生们从他那里都学到了什么时，据说他是这样回答的：“学到了完全自觉地去做法律所要求的事情。”所以，那些通过官方权威和法律要求强迫每个人去做只有少数人能被哲学演讲劝导去做的事情的政治家[10]，必须优先于在这种事情上只谈理论的教师们。到底为什么哲学演讲能够如此杰出，使其应该凌驾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的公共法律和风俗习惯之上？对我而言，我认为恩尼乌斯所谓的“伟大的居高临下的城市”要优于小村庄和乡野之地；同样地，我也认为，那些利用自己的谋略和权威治理这些城市的管理者们，就智慧本身而言[11]，要比那些对公共事务毫无经验的人高很多。我们受着要增加人类财富的强烈欲望的驱使；我们热烈地期望能够利用我们的政策和努力，让人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富足；我们受着本能的驱使，去实现这个目标。因此，就让我们沿着那条一直被精英们所遵循的道路前进，不理会那撤退的号角，这号角声只是努力要将那些已经前进了的人们拉回来。

针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已被确定的原则，我们的反对者们首先提出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是必须要经受的——在任何警惕而且勤勉的人看来肯定不过是个不足道的障碍而已，一个需要藐视对待的障碍，不仅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而且甚至在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例如在个人的追求或社会责任或者甚至个人的日常职业中，都要藐视对待。同时，他们还指出公共生活的危险，利用可鄙的对死亡的恐惧来阻止勇敢的人们——而那些勇敢的人往往认为，如果能有机会献出自己终将重返自然的生命，当作献给国家最高的礼物，与之相比，在风烛残年中自然老去就可怜得多。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对手们滔滔不绝，能言善辩（他们自认为），历数那些杰出人士遭受的磨难和受到忘恩负义的民众的不公正对待。他们引用人们熟悉的希腊例证——米太亚德，波斯人的征服者和驯服者，在那场辉煌胜利中奋勇杀敌时所受的伤痊愈前，如何在自己同胞们设置的镣锁下断送了他在敌人猛烈攻击中存活下来的生命；地米斯托克利，被自己解放的国家所驱逐、威胁警告，又是如何在他曾经打败过的异国他乡，而不是在他曾经挽救过的希腊找到避身之所的。是的，没错，雅典对待她最卓杰的志士们的反复无常和残忍可以一遍一遍地描绘出来。然而，我们被告知，在那里起源并且滋长的恶习也已经蔓延到了我们这个冷静、负责的国度。人们听说过卡米拉斯被放逐[12]、阿哈拉遭受不公正待遇、纳西卡受憎恨、拉伊纳斯被放逐、欧皮米乌斯被判罪、梅特卢斯被流放、盖尤斯·马略令人震惊地被残忍推翻、其主要支持者们被杀害[13]，以及紧接而来的大开杀戒的故事。如今他们也经常提到我的名字；他们谈论我的问题时甚至更加动情和亲切，因为（我觉得）他们认为由于我的政策和我冒的危险，他们才得以继续自己宁静的生活。

然而我觉得很难说清当那些人漂洋过海去学习、观察时，为什么……[此处缺1页，大意似为：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被更加重要的事业中类似的危险所阻止。然而，如果他们相信旅行的危险可以通过已经获得的知识证明值得，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危险却不能通过获得的利益证明值得呢？]……在我辞去执政官职务时，我在公众大会上发誓，声明我的行为曾拯救了这个国家[14]；并且罗马人民也宣告了同样的誓言。（哪怕我被放逐而从未被召回，）对于我所遭受的所有不公引起的焦虑和忧伤来说，那也将会给我足够的补偿。其实，我的不幸带来的收获多于痛苦，荣耀多于烦恼；自己被好人惦记时感到的那种欣慰，要远远超过自己从小人得志中受到的痛苦。但是，正如我说的，如果一切结果相反，我又有什么理由抱怨呢？我付出无比的努力，并未看到任何一点令人惊讶的、任何一点比预料的更加心痛的结果。因为从我自少年时代就涉猎的那些研究中发现的种种乐趣，我可能会从和平中收获到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回报。或者如果某些更加可怕的灾难降临到所有人头上，我可能会痛苦，也不是什么特殊的痛苦，而是和所有其他人一样的痛苦。然而，作为我这样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直面狂野的风暴和肆虐的雷霆，来保护我的同胞，并且冒着我自己的生命危险，去为其他人争取和平与安定。因为我们的国家并非无条件地赋予我们生命与成长，而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从我们身上获得一定的回报[15]；它也不是仅仅为我们提供便利，为我们提供一处庇护所让我们享受安逸，为我们提供一块宁静的地方供我们消遣。不，它保留着权利，占用我们忠诚、才能和智慧中最大、最多的部分为它所用，只给我们留下它所需求之外多余的部分供我们自己所用。

而且，我们的确不应哪怕是片刻地接受那些借口[16]，那些他们希望不太有良心负担就可以享受到平静生活而往往采用的借口——比如，他们说大多数政治家都百无一用，说耻于与之为伍，而与之争论则让人生厌、充满危险，尤其是当其煽动群众的时候。所以，他们说，聪明人是不会去夺取统治权的，因为他无法阻止群众疯狂的、失控的冲撞；同样，自由者与腐败的、不开化的敌人斗争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遭受无耻手段的猛烈攻击，屈服于智者所不能容的暴行——似乎除了决意不向恶人低头，在他们自己即使有心都无力避免的情形下竭力不让国家被那些人四分五裂之外，那些正直、勇敢、高尚之士参与政治还能有什么更充分的理由。

同样地，当他们拒绝智者参与政治时，我试问一下，谁又会对他们的限制条件[17]感到满意呢——“除非某段危机时刻迫其如此”？似乎任何人都能比我面临更大的危机。如果我不是执政官，我那时会做些什么呢？如果我没有自少年时代起就沿着这条可以使一个像我一样有着贵族出身的人走向最高阶层的道路走下去，那么我又如何能够当上执政官呢？所以说在无论什么样的危险面前拯救国家的机会，不是突然降临的，也不是随心而来的，而是仅仅当你处在一个允许你去这样做的位置时产生的。关于这点，我发现在知识分子的作品中的描述更加惊人：他们假称自己无法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驾船掌舵，因为他们从未被教授过、也从未关注过要获取这些知识；然而他们又声称，当惊涛骇浪来得最猛烈之时，他们一定会接过船舵！那些绅士们公开承认，而且事实上也引以自豪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从未学过、也从不教授关于如何建立或者维持一个政府的知识；他们认为这些领域的专长并不适合博学、通晓哲学的人，应该留给在这种事情上有实践经验的人。许诺只有在迫于危机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才去帮助政府，而他们连更加简单的任务都干不了，也就是说在没有面临危机逼迫时都管理不了政府，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贤达之士确实并非自愿屈尊去学治国之术，不过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不会逃避这个责任，我依然认为他忽视政治学这门艺术是大错特错；他应该随身掌握一切知识，因为不知道何时会要用到。

我已经用了一定的篇幅来阐述这些观点，因为在这本书里我打算就国家进行一下讨论。为了防止这个讨论看起来毫无用处，我从一开始就已经抛掉了人们关于进入公共生活的顾虑。不过，如果任何读者被哲学家的权威性忽悠得摇摆不定，那么他们应该专心一会儿，听听在最高知识分子圈中享有最大权威和声誉的人[18]的意见。即使那些人本身从未真正治理过国家，但我依然认为他们服务过国家，因为他们对此仔细研究过，大量地写过一些东西。事实上，我注意到，那些被希腊人称作“希腊七贤”[19]的人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在政治生涯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确，比起创建新国家和维持[20]已经建立的国家，再没有任何职业能把人类的卓杰拉得距离神的力量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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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时运相济[21]，在政府管理上取得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成就，而且也有一定的能力来阐述政治原理，不仅仅是源于经验，而且也是通过我对学习和教授权威经典的满腔热忱（对此我并非不合格，而对于多数人而言却非如此）[22]；因为我的一些前辈们已经在理论研究上成果颇丰，而在实践中的成就却微乎其微；而另一些前辈，有着可信的实践经验，却缺乏分析技巧。我所要阐述的并非新颖或者原创。我想回顾一场发生在一群人之间的讨论，这些人在特定的时期都曾是我们国人之中最贤达、最杰出之士。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普布利乌斯·卢提利乌斯·鲁弗斯曾将这场讨论的内容告诉你我[23]，那时我们和他一起在士麦那度过了几天时光。我想，其中没有遗漏掉任何对于分析这整个问题[24]起关键作用的内容。

还是在图狄塔努斯和阿奎利乌斯担任执政官的时期[25]。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保卢斯之子，打算在自己的庄园度过拉丁节日[26]，他最要好的朋友们也都答应期间会来探望他几次。头天一大早，他的侄子昆图斯·杜贝罗就第一个到了。西庇阿见到他很高兴，亲切地和他打招呼。“杜贝罗！”他说道，“你怎么来得这么早？这个假期一定给了你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博览群书。”

杜贝罗：我的书随时都可看，因为它们才不忙呢。倒是能看到你在这里放松，尤其是在这个国家还是一片混乱的时候，真是幸甚至哉。

西庇阿：啊，没错。你看到我确实是在放松，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更多的是身体上的放松，而不是头脑的放松。

杜贝罗：嗯，你也需要让头脑放松一下。我们好些人都希望能和你一起按照计划好好利用一下这个假期——当然，如果方便的话。

西庇阿：我肯定是欢迎之至。至少这能给我们创造一个机会，让我们回想起智力活动来。

杜贝罗：好啊，既然某种意义上你邀请了我，而且鼓励我来参与，那么阿非利加努斯，我们能否在其他人来之前先讨论这个问题呢？在元老院报告的第二个太阳[27]是怎么回事？很多行事审慎的人都称他们看到了两个太阳；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否定他们，而应该去寻找一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