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一条他做不到，因为除了土地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资料。他不愿做官，可是他又过惯了阔绰生活，认为要放弃这种生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何必放弃这种生活，因为年轻时的信仰、决心、好强心和惊天动地的志向，如今都没有了。至于第二条，关于土地私有制不合理的道理，当初他是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来的，后来过了很久又从亨利·乔治[5]的著作里找到光辉论证，要否定这一明确无误、颠扑不破的道理，他无论如何做不到。

因此，总管的信又使他很不高兴。

四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便朝书房走去，要去看看通知，看看应该几点钟出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要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画架，有一幅已经动笔的画翻过来放在画架上，墙上还挂着几张画稿。他看到他已经下了两年工夫的这幅画，看到几张画稿和整个画室，又一次感觉到，他在绘画方面已经无法继续前进了。近来他特别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他认为，他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审美感太敏锐了，眼高手低。但不管怎样，意识到这一点，总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天才，便辞去了军职。他把艺术创作看得很高，有点瞧不起一切其他工作。现在看来，他无权傲视一切。因此一想到这一点就很不愉快。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看了看画室里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是一个又高又大的房间，有各种各样的装饰、用具和设备。

聂赫留朵夫一下子就在大写字台一个标有“急件”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通知写明应在十一时出庭。然后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感谢她的邀请，他将尽量赶去吃饭。可是，写完了信，却又撕掉，认为写得太亲热了。又写了一封，似乎又太冷淡了，几乎是辱骂的语调。他又把信撕掉，按了按墙上的电铃按钮。走进来一名上了年纪的、面色阴沉的家仆，腰系灰色细布围裙，留着络腮胡子，嘴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

“请派人去叫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请您对柯察金家那个等回话的人说一声，就说我谢谢，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这样有点失礼，可是我写信又写不好。反正今天要和她见面的。”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走出书房去换衣服。

等他穿好衣服，来到台阶上，一个熟识的马车夫已经坐在胶轮马车上等着他了。

“昨天您刚刚离开柯察金公爵家，我就到了，”马车夫多少扭了扭他那白衬衫领子里的黑黑的、强壮的脖子，说，“他们家看门的说，老爷您刚走。”

“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和柯察金家的关系了。”聂赫留朵夫心里说。于是他面前又出现了近来经常盘旋在他脑际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该不该同柯察金家小姐结婚？这个问题也像当前他遇到的多数问题一样，他怎么也不能解决，觉得这样或那样都不行。

总的说，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除了可以享受家庭温暖以外，结婚还可以避免不正当的两性生活，而过合乎道德的夫妻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子女能够给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增添一些意义。想结婚的原因无非就是这些。不想结婚的原因大致是：第一，怕失去自由，这是一切已经不太年轻的单身男子的普遍性顾虑；第二，对于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怀着一种不自觉的恐惧。

具体地说，想和米西（柯察金家小姐本名玛丽娅，正如一切名门世家的小姐，她还有别号）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她出身名门，从衣着到音容笑貌，走路风度，都与平常人不同，这不同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她的“雍容华贵”——他再也想不出更适当的词儿来形容这种品质，他对这种品质十分珍视；第二，她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他觉得她是了解他的。在聂赫留朵夫看来，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的崇高价值的承认，证明她聪明非凡，见解过人。不想和米西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很可能找到一个比米西还要好得多、因而同他更般配的姑娘；第二，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她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聂赫留朵夫一想到这事，就很不好受。他的自尊心很强，即使在过去她爱的不是他，他也不能容忍。当然，以前她不可能知道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以前可能爱过什么人，就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就这样，有多少应该结婚的理由，就有多少不应该结婚的理由；至少二者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因此聂赫留朵夫嘲笑自己是比里当的驴子[6]。而且他至今仍然是驴子，不知道在两捆干草当中选哪一捆好。

“不过，还没有收到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没有跟她完全断绝关系，反正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己对自己说。

他想到可以而且应该迟一点儿作出决定，便感到高兴。

“反正这些事我过些时候会考虑好的。”当他坐的轻便马车轻快无声地来到法院门前的柏油路上时，他在心中对自己说。

“现在我得认真负责地履行社会职责，我一向认真负责，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再说，这种事往往都很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五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有不少人在紧张地来回走动了。

法警们带着公文或者遵照指示走来走去，有的快步行走，有的甚至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跑得气喘吁吁。警官、律师和法院办事人员们来来往往，时而朝这边来，时而朝那边去。一些原告和无人押解的被告无精打采地在墙边踱步，或者坐着等候。

“地方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向一名法警问道。

“您问哪一个法庭？有民事庭，有高等审判庭。”

“我是陪审人员。”

“那就是刑事庭。您这样说就明白了。打这儿朝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指点走去。

在法警所指的那个门口，有两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一个是又高又胖的商人，面貌和善，显然已经吃饱喝足，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裔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儿是不是陪审人员议事室的时候，他们正在谈羊毛的价钱。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也是陪审人员，跟我们是一伙儿的吧？”面貌和善的商人快活地挤挤眼睛问。“那好，咱们一块儿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又接着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他说着，伸出一只又宽又软的肥厚的手，“是要辛苦一番了。请问贵姓？”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便走进陪审人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是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互相介绍认识。有一个退役军人穿着军服，其余的人穿礼服或西装便服，只有一个人穿长袍。

尽管不少人为这事丢开正事，尽管嘴上说这事太麻烦，然而大家都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气，认为自己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人员有的已经相互介绍认识了，有的还在相互猜测对方是什么人，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即将审理的案子。有些同聂赫留朵夫不相识的人，连忙过来跟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特别光彩的事。聂赫留朵夫却像往常跟陌生人周旋一样，觉得这是一般的应酬。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也答不上来，因为他这一辈子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了不起的过人之处。至于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穿戴的衬衫、外衣、领带、袖扣都是上等货，都不能成为他自命不凡的理由。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然而，毫无疑问，他又认为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认为别人对他表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要是别人不表示尊敬，就觉得是受到屈辱。在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恰恰就有人对他不表示尊敬，因而他也就十分不快。陪审人员当中有一个是聂赫留朵夫的熟人。这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从来不知道而且也不屑于知道这人的姓），给聂赫留朵夫姐姐家的孩子们当过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一向讨厌他那种不拘礼节的态度、那种洋洋自得的哈哈大笑，总之，如聂赫留朵夫的姐姐说的，那种“公社习气”，使人很讨厌。

“哈，您也落网啦，”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高声大笑。“您也没躲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躲。”聂赫留朵夫严肃而阴沉地说。

“哦，这可是一种公民的忘我精神。不过，您等着吧，等到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就不唱这个调调儿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更响亮地哈哈大笑着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跟我拍肩膀了。”聂赫留朵夫在心里说，脸上露出极其阴沉的神色，假如此刻他得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那这种神气就显得很自然了。聂赫留朵夫离开他，走到一群人跟前，这些人围着一个高高的、脸刮得光光的、仪表堂堂的先生，听他有声有色地在说一件什么事。这位先生说的是目下正在民事庭审理的一宗案件，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称。他说到一位著名的律师使那宗案子出现了惊人的转折，由于这一转折，那个老太太，尽管道理完全在她这一方，势必白白地拿出一大笔钱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听着，有的人几次插嘴想说说自己的看法，可是都被他打断，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了解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来迟了，可是还得等很久。有一位法官到现在还没有来，不得不延迟开庭。

六

庭长很早就来到法院。庭长是一个高大而肥胖的人，留着老大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可是十分风流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一个瑞士女人的来信，那女人夏天在他家做过家庭教师，现在从南方上彼得堡去，路过此地。她在信中说，在三点到六点之间她在本市“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儿开庭，早点儿结束，以便赶去和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相会。去年夏天他和她在别墅里就干起了风流韵事。

他走进办公室，把门反扣上，从文件柜最下面一格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各运动了二十回，然后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轻巧地蹲下去三次。

“要保持元气，再没有什么办法比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了。”他在心里说，一面用无名指上戴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那紧绷绷的一团肌肉。他还要练击剑（他在久坐审理案件之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开门。庭长连忙把哑铃放回原处，把门开了。

“对不起。”他说。

一位法官走了进来，个头儿不高，戴着金丝眼镜，耸着肩膀，阴沉着脸。

“玛特维·尼基济奇又没有到。”这位法官很不满地说。

“还没有到，”庭长一面穿制服，一面回答说，“他总是迟到。”

“奇怪，怎么不难为情。”这位法官说过这话，很生气地坐了下来，伸手掏香烟。

这位法官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早晨同妻子发生过一场很不愉快的争吵，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她要求预支一些钱，可是他说，无法通融。于是就吵了起来。妻子说，要是这样，那就不做饭，叫他休想在家里吃到饭。吵到这里，他赶紧收兵，生怕她说到做到，因为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这不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过日子，却落得这样，”他心里想着，眼睛瞧着又健康又愉快、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把两个胳膊肘叉得宽宽的，用两只好看的白手朝绣花领子两边捋他那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处处得意，快快活活，可我总是有说不尽的烦恼。”

书记官走进来，带来一份案卷。

“非常感谢，”庭长说着，点起一支香烟，“先审哪一件案子？”

“哦，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似乎漫不经心地说。

“那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心里盘算这件案子不复杂，四点钟之前可以结束，他就可以走了。“玛特维·尼基济奇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来。”

“布列维到了吗？”

“他到了。”书记官回答说。

“您要是见到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布列维是副检察官，在这次审讯中负责提出公诉。

书记官来到走廊里，就遇见布列维。布列维肩膀耸得高高的，制服敞开着，腋下夹着公文包，几乎像跑步一样在走廊里匆匆走着，走得靴后跟登登直响，没有夹皮包的那支胳膊不停地摆动着，摆动得手背正对着行进的方向。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问，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向他问道。

“还用问，我总是准备得好好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一案？”

“毒死人命案。”

“那太好了。”副检察官说。其实他一点也不认为这好。他一夜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很多酒，打牌打到夜里两点钟，然后去玩女人，去的正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所在的那家妓院，因此恰恰毒死人命案的案卷没有来得及看，现在就想草草翻看一下。书记官是有意刁难，知道他没有看过毒死人命案的案卷，就向庭长建议先审这一案件。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激进派思想类型的人。布列维思想却十分保守，而且正像一切在俄国任职的德国人一样，特别崇信东正教。所以书记官很不喜欢他，而且眼红他的职位。

“那么，阉割派[7]教徒的案子怎么样啦？”书记官问道。

“我说过，这一案我不能负责起诉，”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要向法庭如此说明。”

“那没有多大关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