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官贪腐犯罪现状及规律
——以十八大后116位落马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为样本
今年夏天，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宣判无期徒刑，一度有舆论认为反腐高潮将过去。但随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落马，以及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取代徐才厚成为最大“军老虎”，这些重磅新闻让公众切实体会到了中央反腐力度之强、决心之坚定，这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贪腐犹如毒瘤，虽不即刻致命，终会慢性致死。“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如若轻视纵容，千里之堤必会溃于蚁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此多次强调，反腐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将是大陆长期内一项艰巨的任务。
自十八大以来截至2015年7月底，大陆总计有116名省部级（部队为军级）及以上官员因为涉及贪腐等问题被查，其中不少已经被移交司法，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凤凰周刊》分析这116只“老虎”相关数据，不仅是我们了解人性软弱本质的教科书，也是探究反腐倡廉建设的活素材。中共严管干部，不惜刮骨疗伤，经验、教训十分深刻。认真总结、分析，弥足珍贵。
贪官的分布：爆破式，集中式
十八大后这116位落马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绝大多数都出自普通家庭，大多数为草根阶级，如郭正钢（郭伯雄之子）这样的官二代为极少数。
统计数据显示，这些落马高官中，年龄最大的是73岁的郭伯雄，年龄最小的是47岁的冀文林，平均年龄58岁。
从年龄分布上看，落马高官年龄密集段为58-60岁。他们都经历了文革的特殊岁月，耽误了十年的青春，大部分人都是在文革之后才真正得以进入仕途，其中不少人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考入大学的，应该说是同龄人中的精英。这些人也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仕途上历经风雨，跋涉几十载，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曾经的精英分子，却蜕变为如今最不堪的一群，其悲剧结局不能不令人反思。
从性别比例来看，仅有2名女性高官，白云（原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和高小燕（原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政委），在落马高官中所占比例为1.72%，这个数字远远低于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中的女性比例4.88%。换言之，在此次落马高官呈现出的样本中，男性官员的腐败概率要高于女性官员。但是否表明男性官员在官场中面临更多的钱、权、色的诱惑，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从任职单位和地区来看，十八大之后的落马高官中，落马或退休时任职地方官员的所占比例最高，占46.55%，接近总数的一半，军队高官次之，占32.76%，任职中央机关的官员明显低于前两者，占15.52%，而任职央企的官员最少，仅为5.17%。
这些落马官员中，除去38只“军老虎”和任职于中央机关和央企的24人，54名“地方老虎”共涉及27个省级行政区。山西省毫无悬念地成为此次“打虎”行动的风暴眼，落马高官有7人之多。江西有4人，云南、四川、江苏、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各3人。上述8个省份的落马高官共29人，占总人数的53.7%。此外，海南、安徽等19个省份分别有1至2名高官落马，共计25人。以上分布情况可见，落马高官分布较为广泛，但局部集中，且贪腐现象容易呈现爆破式、集中式增长。
此外，根据已经公布的相关案件信息梳理后可以发现，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工程建设等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高发领域。
事实上，矿产资源领域向来敏感，因其与经济发展一脉相承，而常处于多事之秋。以原山西省省委常委聂春玉为例，其主政山西吕梁的8年间，与煤老板相勾结，形成了以黑金为媒、越滚越紧密的官商利益输送网。
土地出让、拆迁也沦为权力寻租的温床。据报道，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常借由“民心工程”的名义大拆大建。这般的“大兴土木”确实为其腐败创造了便利条件。此外，工程建设领域的贪腐现象也是层出不穷。原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在职期间，利用其担任中共六盘水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共黔东南州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六盘水市盘县红果大酒店有限公司、浙江丰球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获取政府扶持基金、取得银行贷款、争取建设开发用承揽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催要工程款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陈春章、何智慧等11人给予的财物。
高学历泛滥
自古以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业与仕途即相辅相成。中共干部选拔时，对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重视。
《凤凰周刊》从116位落马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样本分析发现，高官总体呈现出高学历态势。这表明，高学历曾被当作仕途生涯的敲门砖，亦曾为官场生涯锦上添花。
统计数据显示，116人中，42%的官员是硕士、博士研究生，16%的官员从中央党校或地方省委党校毕业，仅有2%的官员属于大专及以下文化程度。
不过，落马官员的高学历中，在职研究生占相当比重，究其原因，可能与中国高校对在职研究生的招收和开放力度加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高官进修的需求有关。不少官员在官场风生水起的同时，也不忘去高校里读学位、刷学历、混文凭。
落马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热门专业分别是工学、管理学以及经济学。落马高官所学专业集中在经济、管理及理工等方面，主要是由于：一是本身中国高校在职研究生在经济、管理、法学等学科方向开放较多；二是工作需要，为弥补第一专业的不足，高官多需要在相关领域，尤其是在经济、管理等领域进一步深造，提升专业知识储备。
事实上，落马高官中，很多人的高学历是令人存疑的。不少人学历畸高，博士头衔占相当比重，但其学历的含金量不足，可信度下降，甚至可能存在学术不端、学历欺诈等。譬如，曾任南京市市长的季建业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据悉，2011年1月9日下午于中国人民大学某会议室，法学博士后研究生季建业的出站报告顺利通过评审。但该法学院众多师生此前却很少有人见过季建业到校完成学业和研究工作，不少人对季建业这样一边忙于政务，一边又要投入大量时间完成学业的“奇迹”表示了疑问。
大陆曾有媒体报道称，一些大学在招生、培养、学位授予方面并没有执行严格的标准，其背后存在“权学交易”、“学术欺诈”等问题。
“秘书帮”占比不小
早在2003年，随着“河北第一秘”李真案的披露，秘书身份对于官员升迁的如虎添翼之功效已初见端倪。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秘书李真，于2003年10月9日因受贿、贪污被判死刑。在此之前，李真是河北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其短短5年间，即由一般职工升到厅级干部，33岁便走上了正厅级领导岗位。“河北第一秘”李真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秘书”这一身份似乎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让官员赢在起跑线上，并且有着随时随地“超越”同伴的潜质。
《凤凰周刊》统计的数据显示，116名落马省部级及以上高官当中，秘书出身占8.62%的比重。这些秘书出身的落马官员不少曾出现过“火箭晋升”，典型代表是曾任海南省副省长的冀文林，年仅47岁就当选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的个人履历显示，冀文林从1998年8月起任职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值班室助理调研员以及部长秘书，而2005年9月便升迁至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以及正局级秘书。短短八年的时间，冀文林从部长秘书、正处级秘书、副厅级秘书、副局级秘书升至正局级秘书。
统计资料显示，落马高官平均从工作到担任省部级官员所花费的时间是31.7年，而冀文林仅用24年就成为了省部级官员。冀文林的“火箭晋升”与其秘书经历有脱不了的干系。
此外，也有不少为同一高官担任过秘书的官员均东窗事发，最为典型的便是周永康的“秘书六人帮”。先后担任过周永康秘书的李华林、沈定成、冀文林以及郭永祥、余刚相继落马，“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一俗语在这帮人身上体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原四川文联主席郭永祥，1989年起跟随周永康任职，直至2002年；原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曾担任周永康在中石油时的秘书，以及周永康长子周滨在美国时的“保姆”；原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1998年起任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周永康的秘书长达十年；此外，原中油国际书记沈定成、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均曾任周永康秘书。
有鉴于秘书提拔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近年来也逐步加强这方面的管理规范，2013年中央办公厅曾专门召开过“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人员会议”，要求加强对秘书工作人员的管理。2015年初，中央军委发布了《军队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对领导干部秘书选拔配备和教育管理监督等作出明确规范，对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任职回避作出具体规定，对后备干部遴选条件、数量结构、选拔培养和动态管理等加以调整完善。堵住了干部使用和秘书使用的漏洞。
被“朋友圈”围猎的贪官
统计资料分析，中国贪腐高官的核心利益圈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局部呈现塌方式状态。而且，落马高官常因“钱”、“色”乃至“雅好”而形成官商勾结、沆瀣一气的局面。秘书圈、校友圈及亲属圈的交叉重叠，政法、石油系统及商界富豪的混杂交织，使得“大老虎”的朋友圈成为腐败圈的主阵地。
在除去“军老虎”外的落马高官中，至少有47人的朋友圈中相继出现高官朋友落马，比例高达60%。譬如，据多家大陆媒体报道，“西山会”是由山西籍在京高官组成的庞大权力——金钱帝国，据称成员包括令计划、令政策、刘铁男、杜善学、申维辰、金道铭、陈川平等相继落马的高官。据大陆媒体报道，成立于2007年前后的神秘组织“西山会”，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晋籍官员组成，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山西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刘铁男、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等一众高官都是其成员，刘志军的合伙人、山西商人丁书苗是饭局的一名埋单者，令计划则在其中扮演特殊角色。
除此之外，“官商勾结”现象体现得也很明显，譬如原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涉嫌与煤老板进行利益输送，李春城、季建业均与多名商人形成利益圈，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落马伴随着两名房地产开发商被刑拘。据澎湃新闻报道，陈铁新落马与其在辽宁朝阳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插手土地交易不无关系。2014年年初，中央巡视组进驻辽宁期间，朝阳市已有数名房地产商远走国外，两名房地产开发商已被刑拘。
陈铁新在朝阳市的交际圈子里，房地产开发商是重要的一环。在陈铁新主政朝阳的五年里，石凤华成为房地产界的“宠儿”，刘帅则因傍上陈铁新而成功转型房地产开发商。陈铁新喜好女人，并热衷于结交大老板。石凤华投其所好，借花献佛，成功低价拿地。据悉，石凤华专门在朝阳的北大街上开了一家北海道日本料理店，并把三楼房间特意装修成KTV，房内还置有一张大床，陈铁新正是这家料理店的常客。而朝阳市黄河路与凌凤街交汇处西南侧的一块面积为300亩的土地被石凤华低价抢到手，据知情人士称，这块地是以每亩130万的价格卖给石凤华的，而当时同地段地块的起拍价格为每亩150万元左右。另一房地产开发商刘帅同样在陈铁新主政期间，获其青睐，在陈铁新的帮助下，拿下了万商国际城市广场这块地。
2015年初，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提醒手中掌握着权力的县委书记，“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实际上，贪官身边的“朋友圈”也就是其被“围猎”的猎场。看似位高权重，帮了很多人的大忙，让很多人发大财，自己最终却难免身败名裂，亦是干部队伍的损失。
贪腐全家总动员
3月1日，中央党校2015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也进一步提醒党内干部，“要在管住自己的同时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在别人的‘围猎’中掉进圈套。”就目前的数据分析可见，除了被“朋友圈”“围猎”，亲人也是官员陷入贪腐的重要一环。
目前，大部分落马高官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部分案件已审结完毕。在已经由官方公布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案件信息中，本人受贿的比例为64.58%，其余主要是由家人、亲属及特定关系人参与受贿。还有一部分由于目前正处于司法机关处理阶段，中纪委未给出明确受贿主体信息而无法统计。
普遍来说，落马高官的贪腐大部分与家庭成员有着密切的关联，“父子兵”、“夫妻帮”、“全家总动员”屡见不鲜。其中到底是贪官利用家人、发动家人贪腐，还是家人怂恿、利用官员贪腐，难以统计。但最终成为阶下囚的结果并无二致。
“一人当官全家贪腐”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于2014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刘铁男，其子刘德成在23到25岁的时候，名下已有千万元；郭伯雄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其子郭正钢升迁之速非常惊人。
再如，周永康之子周滨、苏荣妻子“于姐”、令计划之兄令政策、徐才厚之女徐思宁，都在官场任职或不同程度地参与贪腐、滥用职权等。据大陆媒体报道，苏荣的第二任妻子于丽芳，在江西政商界有“于姐”之称，在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被指多次染指江西的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产开发、工程项目等诸多领域。还有不少江西省内的高级领导以贿赂“于姐”的方式，变相贿赂苏荣，以此获得苏荣的信任和提拔机会。
据悉，曾任江西省发改委主任、新余市委书记的李安泽为讨好“于姐”，不惜赠送价值不菲的傅抱石名画，还违规将300多亩土地廉价出让给“于姐”介绍来的商人朋友，致国有资产流失近10亿元。于丽芳，曾供职于中国民生银行，退休后又被民生银行聘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而实际上做的是“只领工资不上班”。苏荣不仅自身腐败，还纵容家人亲属，擅权干政，搞家族式腐败，于丽芳涉猎甚广、贪得无厌，苏荣案已然成为家族腐败的典型。
在十八大之后所有被提起公诉的19位落马高官之中，几乎所有的高官都涉及受贿罪。受贿犯罪往往是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许多官员往往通过自己的亲属、特定关系人收取贿赂，这种犯罪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收集证据也更加困难。
目前所有已经被判处受贿罪的落马官员都是经济贿赂，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土地开发、矿产资源开发、政府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政府优惠政策的获取等等。其中涉及土地开发领域腐败的占到了60%，房地产开发成为贪腐犯罪最为多发的领域。如南京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季建业，法院审理查明的7项犯罪事实中，有6项涉及项目开发，获得土地使用权，拆迁、建设等与土地开发相关的犯罪。
“雅腐”与滥情：堕落程度各不同
兴趣爱好，人人有之。身居高位、掌握权势和资源的官员，在放松要求，突破法纪界限之后，所好何物，“雅趣”何在，时常在陆媒报道中被提及，亦赚足了公众眼球。这批落马高官中，就有不少因“雅好”沦为“雅腐”落马的官员。譬如秦玉海以及倪发科。
中纪委网站开设的“忏悔与剖析”专栏曾专门刊登了关于落马高官秦玉海的“忏悔录”。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走上腐败犯罪之路，与其痴迷摄影、追名逐利不无关系。在秦玉海追求摄影成就的路途上，曹某是坚定的支持者，为秦玉海提供全程服务。据调查，2012年至2014年，曹某为秦玉海出版《真水》作品画册，拍摄以秦玉海摄影活动为主题的电视纪录片《一个摄影师和一座山》，先后4次出资为秦玉海举办摄影作品展，甚至不惜动用自己在圈内的人脉关系，将其作品展览开办到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累计花费580多万元。作为回报，2007年至2014年6月，应曹某请求，秦玉海向河南云台山公司打招呼，使曹某公司顺利承揽了云台山公司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地铁广告业务；其间，秦玉海还帮该公司协调提高了广告费标准。仅此一项，曹某公司就获得广告费7685.5万元，利润率高达76%。十余年间，秦玉海为摄影“烧”的钱高达千万元。但是，用他的话讲，“自己却从没有花过一分钱”。
同为“雅好”所害的还有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经查，倪发科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据了解，倪发科向来喜欢玉石，为投其所好，矿业老板吉立昌多次专程带着玉石专家坐飞机去新疆，买回玉石供倪发科挑选。而倪发科也放下副省长的“架子”，和吉立昌一起跑环评、项目审批手续，为吉立昌实际控制的公司挪用国家下达的保障房用地指标，帮助其以低价购买铁矿探矿权。
除去“雅好”，贪腐高官的滥情，也常常是其走上不归路的致命原因。对于贪腐高官多有情妇、作风不良这类问题，公众也早已见怪不怪。
从婚姻状况看，由于公开资料有限，在可以查到婚姻状况的10名落马高官中，再婚率高达40%。如果将样本缩小至副国级及以上的5名高官，即苏荣、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则再婚率趋近50%。
中纪委是如何通报官员作风问题的呢？据澎湃新闻报道，从2014年6月5日，中纪委将“与他人通奸”写进通报中以来，这个字眼在此后通报的45人（编者注：这些人并不都是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中先后出现了25次，占总数的55.56%。这个比例应该说相当高，但同时也打破了社会上流传的“凡是贪官都有情人”的错误论调，应该说这个比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前领导干部容易陷入权色交易、形成特定关系利益输送的真实情况。
根据本次对116位落马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统计分析，中纪委公开提到生活作风问题的高官有27名。在用词上，“与他人通奸”出现多达15次；“道德败坏”出现7次；“腐化堕落”出现2次；“多次出入私人会所”“多次参加高消费娱乐场所”“多次接受公款宴请”“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则各出现1次。另外，对周永康的通报称：“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
由此可见，在通报落马官员的男女关系问题时，中纪委有一套自己的特殊话语体系。曾有大陆媒体报道称，“腐化堕落”一般说的是有三个以下情妇（夫），“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则是指有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夫），但未获更多信息源证实。譬如，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等，就被使用了“道德败坏”。而“道德败坏”之上还有升级版，就是“严重道德败坏”。“严重道德败坏”是指因男女关系还造成了不良影响。
贪官是如何被发现的：巡视制度是利器
公开信息显示落马原因的高官共有35名，揭发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为中央巡视组发现，二为实名举报。
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可谓战果累累，在上述的35名“老虎”中，32名由中央巡视组揪出。
中央巡视组工作最早从2003年就开始开展。王岐山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巡视组的明晰定位，严明执法，强调“盯住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题”——“重点人”即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点事”就是部门、企事业单位在资金管理、资产处置、资本运作、工程项目等方面反映突出的具体事项；“重点问题”是指行政审批权、执法权、人事权以及国有企业“三重一大”等方面存在的权力腐败问题。
如此犀利而坚决的反腐，必然遭遇诸多阻力，如恐吓、威胁、通风报信等多种妨碍都曾真切地发生过。中纪委原常委祁培文曾表示，中纪委在案件调查中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在一个省里巡视，有人给我写信说，这个地方没有你做的事儿，玩一玩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没有好下场”。反腐的艰难可见一斑。
2015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还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发挥巡视监督作用 助力全面从严治党》。巡视工作自此将更加有制度保障。
除了中央巡视以外，实名举报这一揭发方式拿下数名“老虎”，包括宋林、刘铁男和衣俊卿。体现了中共对各方面信息的高度重视。宋林与刘铁男均是被记者在微博中实名举报，衣俊卿则是唯一一个被其情妇举报的省部级高官，因此格外吸引眼球。2012年底，一篇名为《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的12万字长文在网络上迅速传播，使衣俊卿与常艳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曝光于公众视野下。2013年1月17日，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成为2013年的“情妇反腐第一案”。
中共“打虎”加速度
《凤凰周刊》统计显示，从中纪委公布高官被调查，到宣布“双开”的时间平均是5个月，最短时间是1个月（童名谦），最长时间是18个月（李春城），大部分主要集中在2至5个月之间。
此外，官员被中纪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后，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直到提起公诉的平均时间是8个月，最短时间是4个月，最长时间是12个月。而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156条及第157条的规定，案情重大复杂的重刑案件，侦查羁押期限最长为7个月，高官涉案被侦查的平均时间已超过这个时长。因此，需再延长羁押期限，可以依据刑诉法第155条规定，“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另据澎湃新闻报道，从中纪委宣布调查到被移送司法机关，2010年每人的平均时长为194天，2011年为225天，2012年为209天，2013年为165天，2014年为176天，2015年为142天。明显可见，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加快了纪律审查的节奏，其中童名谦（原湖南政协副主席）用时仅15天，阳宝华（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用时仅50天，李达球（原广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用时60天，王敏（原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61天，王素毅（原内蒙古自治区常委、统战部长）、景春华（原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66天等。
资料显示，目前已有13名省部级官员被通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该表述首次出现在中纪委的通报中，是在2015年2月13日，中纪委接连宣布了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隋凤富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三名省部级官员被“双开”的消息。在对三人的通报中，均出现了“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的表述。
显然，加大对十八大以后腐败官员的查处将是今后的重中之重。
“带病提拔”乱象多
在已经做出判决的高官腐败案件中，司法机关认定的贪污贿赂犯罪时间，有9人是在晋升为厅局级干部后即开始出现受贿的，分别是刘铁男、倪发科、王素毅、李达球、季建业、廖少华、陈柏槐、陈安众、李春城。这说明腐败问题其实并不是成为“老虎”之后才出现的。
这个事实一方面提醒有关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厅局级干部乃至更下级官员的监管力度，将腐败犯罪行为遏制在萌芽阶段。
另一方面，这个事实也显示了官员“带病提拔”的普遍性。“带病提拔”，是指干部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但组织未能发现或查实、仍得以提拔任职的情况。
116只“老虎”中，不少官员在担任厅局级干部乃至更早时就存在劣迹，却还能一帆风顺地继续升职，最终成为省部级干部，可见“带病提拔”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容小觑。譬如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1992年10月至2013年上半年，其利用担任中共江苏省苏州市吴县县委副书记兼太湖度假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昆山市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1999年底至2012年下半年，本人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32万余元。在长达21年的时间里，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竟然从未被追究，季建业本人也一路官运亨通，令人咋舌。
“带病提拔”究其原因，首先，与党政工作中观念上的偏差有着密切的关联。德才兼备历来是党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但某些地方和部门认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下，发展才是第一位的，只要能干“大事业”，干部有德无德无关紧要，从而对干部的“德”重视不够、考察不到位。其次，不容忽视的是，制度不完善与“带病提拔”也存在紧密的联系。2002年7月9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2002年《条例》），但仅对干部的考察内容做了粗略的规定，“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廉，注重考察工作实绩。”这一标准较为模糊，在操作上也比较困难，这也就导致了干部考察的形式内容多于实质内容，难以全面考察干部情况。因此，2014年1月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2014年《条例》），增加了大量有关考察内容的篇幅，突出考察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注重考察工作实绩，强调可持续发展和民生改善，防止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工作实绩，改变“唯GDP政绩观”。
此外，作风考察和廉政建设考察也被单独列为考察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提出了“查阅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这一新举措。2014年1月，中央组织部印发《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对抽查核实报告工作的原则、项目、对象、范围、方法、结果处理和纪律要求等问题予以明确。这为更好地监督官员，防止“带病提拔”问题的出现提供了新路径。
归根结底，缺乏对干部的有效监督，是“带病提拔”现象的根源所在。本次调查所涉及的所有非军队省部级官员都曾有过“一把手”经历，均担任过某一单位或部门的正职领导干部。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把手”通常在本部门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从而使得这些“一把手”能够边腐边升。
上级的监督部门往往存在只重视经济发展指标，对下级“一把手”存在的廉政、作风问题不重视，也使得成为“一把手”的贪腐分子心存侥幸。同级的监察部门虽然在制度上有监督“一把手”的权力，对其情况也有较为充分的了解，但是碍于“一把手”位高权重，多存在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能监督的状况，往往形同虚设。
同时，由于民主机制的建设仍不够健全，普通群众难以了解“一把手”官员的情况，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正是由于多重监督机制均有问题，才使得“一把手”官员能够轻松享用“绝对的权力”，最终导致腐败的发生。
改进干部选拔制度：选青、选优再思考
从落马高官显示的诸多规律来看，如何选拔合格干部，是保障吏治清廉的前提与关键。
回顾大陆的干部选拔路线，改革开放之前曾长期强调“又红又专”这一标准。干部选拔侧重点在于“红”，要求干部、政治家要“懂些业务”，而对于经济家、技术家，如果“不注意思想和政治，就会迷失方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与此同时，干部选拔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专”这一标准，受到了本应有的重视。随后，邓小平明确提出“四化”要求：“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并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又提出了“三化”，即“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
2002年《条例》，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和扩大民主、强化监督方面都作了规定，显示了中共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2002年《条例》对官员升迁条件做出相关限制。譬如关于年限的限制，《条例》第七条规定了“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而《条例》第八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逐级提拔。”
一般而言，官员的升迁速度较为恒定。不过，《条例》中同时规定：“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破格提拔。”破格提拔，意味着可以突破既有的规定进行提拔，不再有年限以及提拔级数的限制。虽然破格提拔体现了升迁机制的灵活性，并非简单的“论资排辈”决定升迁，但由于未对破格提拔的条件以及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一条例本身的操作空间弹性很大。此轮落马官员的晋升历程中，不乏破格提拔、快速晋升的影子。譬如，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的周永康，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曾任华润电力总经理的王帅延，曾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陈川平等人，不止一次一职级的有破格提拔的经历。
与此同时，选青、选优之标准在实践中，多易剑走偏锋。近年来，年龄、学历等方面已经沦为官员造假的重灾区。选青，极易导致唯年龄论。由于过度强调年轻，而忽略其他方面的标准，会得不偿失。随着干部任用年轻化、知识化趋势愈加明显，受“官本位”思想影响，一些年龄不符要求的官员，试图通过年龄造假来争取谋取私利的机会。而选优，在实践中也常被异化成为学历的附属品。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制度存在的漏洞，2014年《条例》对升迁的条件专门做了调整与补充。首先，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应当具备的基本资格中增加了“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资格要求”这一条件，并将具备法治精神纳入干部选拔标准之中。其次，将破格提拔的对象由“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干部”调整为“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干部”，从而消解“选青”这一标准带来的弊端，体现“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用好各年龄段的干部。再次，详细规定了破格提拔的条件，要求从严掌握，不得突破条例所规定的选拔任用基本条件以及基本资格中符合法律和党龄的要求；任职试用期未满或者提拔任职不满一年的，不得破格提拔；不得在任职年限上连续破格；不得越两级提拔。这些规定，均为防止不正当的破格提拔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反腐是一项长期任务
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巨额贪腐案件一起接一起，落马“老虎”一只大过一只，与此同时，公众的担忧也开始弥漫。对此，党中央提出反腐肃贪“无上限”以及“持久战”说法，给公众吃了定心丸。
十八大以来，中共反腐倡廉的理论建设和行动指导有了全新的特点规律。强有力的理论指导，明确了反腐的方向、力度及路线，也为反腐肃贪斗争的开展与持久奠定了理论基础。
“打铁还要自身硬”；反腐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以此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以及“标本兼治，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等提法，都是在近年来的反腐实践中逐步完善的。
如今，反腐已经成为社会主旋律，诸多高频词、新提法让群众耳目一新。诸如“高压反腐”、“围猎贪官”、“政治生态”等。据大陆媒体报道，习近平是在2014年6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政治生态”一词的，同日，徐才厚等四只“老虎”被开除党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避免形成“黑白颠倒”的混乱局面，必须要营造纯全正直的“政治生态”。这种全新的提法，既包含着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也蕴含着家国天下的政治担忧。
2015年6月12日，周永康案宣判次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并强调，“有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有法律制度强力支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征程上，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管好党、治好国，不负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三名作者为本刊实习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