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一个曾在乐团中度过十年时光的业余乐手来说，排练之前的对弦声几乎是伟大的。首席小提琴手站起来，一个纤柔而稳定的标准音A——紧接着，中提琴、大提琴、低音贝斯、长笛、短笛、双簧管、单簧管、小号、长号、圆号、巴松……涓涓细流，海纳百川。整个乐队齐声哼起来了。然后指挥登上指挥台，扬起手。

我坐在保利大剧院空空荡荡的观众席、第三排最靠边的位置听着标准音A，一边感慨万千，一边心虚。这是中国爱乐乐团建团15周年的演出排练现场。眼下，音乐总监余隆与我隔了五六个座位，正气宇轩昂地坐着。一分钟前，他刚厉声喝走了两个摄影师：“排练呢！认真点！清场！闲人都出去！”我脖子上挂着的演员证是大鹏借来的。大鹏在台上，目不斜视地盯着面前的谱子。

中国爱乐乐团成立于2000年5月25日，它的前身是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目前仍直属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由中央电视台管理。我刚结识不久的朋友大鹏是爱乐的首席大提琴手。

大鹏生于1982年，小学毕业前在深圳学习钢琴和大提琴，初中一年级随家人搬到北京，考入北京艺术学校。当时，北京艺术学校挂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名下，所有老师都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在外地来京的艺术生眼中，这所私立中学是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的最佳路径。

1995年，北京艺术学校位于丰台区，学费一年两万五。

从小，大鹏就是个很乖的孩子。除了他，他家没人学音乐。至于自己为什么要学大提琴，他也懵懂，上大学前一直处于“哎，我觉得你拉得挺好的”，“啊，是吗？”的状态。“觉得就是得拉好，我得练琴。别的没有了。”

艺术学校的学生从初中到高中六年直升，课程安排是文化课与专业课平分，上下午各两个小时，而初中之后就不再设数学课。这些学生注定将来要吃艺术饭，毕业后要么出国深造，要么升入音乐学院，没有别的选择。

艺术学校是封闭寄宿式的，像一所军校，宿舍里没有电视，平时的娱乐仅限于聊天和打球。大鹏说，他的同学都特别刻苦。有一些要考托福的疯子六点就起床，“我还没吃早饭，人家已经背了200个单词”。

在这些刻苦的同学中，大鹏仍然算是非常乖。每人一间琴房，琴房里一架钢琴，几把椅子，一个人。老师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听听哪个房间没声音了，偷懒了，便敲门进去看看。大鹏从来不停，他连中间休息都没有，上下午各两个小时一口气练到底。吃完晚饭写完作业，他又回到琴房拿起琴，一直到十一点熄灯。

练琴是件枯燥又辛苦的事。从音准、音质，到左右手的配合，每一弓的振频振波要一样，耳朵又要随时判断有没有跑偏，身体极为紧张，而肌肉又需要松弛，每分每秒，人都在理性和感性之间与肉体较劲。年轻的学生喜欢攀比，一首技巧性的练习曲，有人能两分半拉完，那就有人追求两分二十秒，两分十秒……而技巧还是容易达到的，音乐的张力和表现力等软功更需要长年的训练和磨炼。

大鹏的少年时光，简而言之，便是练琴、比赛拿奖、继续练琴。当时，考进中央音乐学院是他唯一的目标。

初二那年，大鹏父母找了个专家给他把脉。专家一家子都是专业拉大提琴的，专家号称世外神人，名气很大。大鹏拉完，专家跟大鹏妈妈说：“让你儿子改行吧。”

“我当时特佩服这老头，够直率，”大鹏说，“他可能认为小孩听不懂。”然后他马上感染肺炎，住了一周的院。“我这个人心特别重，我就觉得，我真那么差吗？那我也太笨了”。

四年后，大鹏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那年考生共21名，录取7人。大鹏的应试曲目是《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最终，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被录取。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大鹏的主课老师还是艺术学校的老师，同学也都是熟悉的。他觉得顺理成章，以后肯定这辈子就吃这碗饭了，“再改别的也真的来不及了”。

得知我6岁开始业余学大提琴，十二年后彻底放弃，大鹏说：“太可惜啦。”我说，当时家里人觉得专业干这行，路太窄。大鹏说，也是。他音乐学院的同学中，有些读了两年就去了欧洲，也有的最后留校当老师，放弃的也有，“这个行业女孩儿还是蛮吃香的，女孩儿拉大提琴就会让很多土豪觉得好美，好迷人……然后就全职太太了。”他对我眨眨眼。

音乐学院毕业后，大鹏去美国读了三年硕士，2008年回国考入中国爱乐乐团，成为大提琴声部副首席，两年后升为首席。现在，整个乐团共90名乐手，14个大提琴手中年纪最大的52岁，90后和70后共三四个，大鹏这样的80后是中坚力量。

2015年5月25日傍晚，乐手们从排练厅中鱼贯而出，散到附近的街市上找饭食。演出将在两个小时后正式开始。比起演出，我其实更喜欢看排练。那轻松的谈笑，配合到妙处忘情赞叹，用琴弓敲击谱架的杂响，间歇时偷偷拿起藏在椅子下面的茶杯，这一切都让我怀恋。好像我曾经接近而未能达到的生活就呈现在眼前。大鹏说，在台上演出，“如果赶上好的指挥”，那真是一种享受。确实，音乐犹如光圈，圈里的人挺拔又高贵，令人艳羡。

但如果只看手，会误认为大鹏是个干体力活儿的老粗——他的手骨骼突出，骨节粗大，两手手心和左手五指上都覆着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苦练的结果。吃完一屉蒸饺一碗粥，大鹏从车后备箱里取出黑色燕尾服和白衬衫，对我挥挥手，他又钻进了后台。

演出铃拉响的时候，我在翻看目录。这场15周年纪念音乐会像是爱乐乐团的一次团拜答谢会，曲目从威尔第、多尼采蒂、瓦格纳到《二泉映月》和《掀起你的盖头来》，应有尽有；嘉宾指挥共13名。我身旁衣香鬓影，一片盛世景象。当鲜花堆满舞台，著名导演冯小刚举起指挥棒挥响《祝你生日快乐》时，我偷偷起身，从侧门溜了出去。

二

“我觉得中国音乐学院近来在没落当中，”小管面带沉痛地说，“这是一件很让人悲哀的事情。”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小管20岁，中国音乐学院大二学生，主修中提琴。他颀长明朗，一副阳光美少年的模样，我很难把他的沉痛当真。

1980年，“文革”期间解散又被合并的中国音乐学院复建时，复院人李凌说：“中国音乐学院是周恩来倡导办起来的，中国发展自己的民族音乐……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校。”1987年，中国音乐学院从前海西街17号恭王府旧址逐步迁至健翔桥畔新校区，那时候小管还没出生。

2015年5月初的一个午后，小管与我漫步在校园里。周围四处张贴着民歌演出的海报，几个穿着燕尾服和大蓬裙的男女经过我们，快步走到校门口打车——那是刚考完声乐的学生。“看，我校的著名景点‘高山流水’”，小管指给我：一摊绿水，几棵树，一座假山，三两带着孙子玩耍的老太太。我们穿过他们，走进琴楼。

琴房就是我想象中的琴房。四壁徒然，简单的椅子和谱架，墙上贴着考试时间表，钢琴上架着的谱子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只是钢琴一律全是大大小小的斯坦威，见我表示惊讶，小管说，学校不缺钱，“我们校长的口号是：亚洲一流、国际知名的音乐学院”。

走廊一端，一行面色疲倦的学生正在机器前握着学生证排队，预约练琴时间。小管说，这会儿正是期中考试的时候，平常琴房也常是满员，因为很多学生随时准备着参加比赛。小管很少在学校琴房练琴，他也从不参加比赛，“我不感兴趣”。

小管出生在1995年，他家算音乐世家。他的外祖父是民间艺人——“拉二胡的”；舅舅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和笙专业，现在京郊开提琴厂，产品销往欧美；小管的舅妈拉小提琴，父亲学声乐；小管这一代则学的全是西乐：表姐和表弟学大提琴，他自己先学小提琴，后改中提琴。

4岁起，小管每天要练一个半小时的琴，“那时候完全学不进去，完成任务就行”。我看看他的手，十指修长，便是肥皂剧里扮演提琴家的演员的手。“我们的生活状态相当舒服。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大学，自由时间太多，一直属于散漫状态，经常在外面玩，结识很多朋友。当然也有关在琴房里面练琴的……我是中间那种”。小管晃晃悠悠走在我前面，又回头笑笑，露出极健康的牙齿，“虽然我不算用功，但在中提琴这行里，我成绩还不错的”。

小管应该是那种非常聪慧活泛的学生。读音乐附中，其他同学住校，他在学校旁边租房子，很早就独立生活。16岁那年，他和同学一起组了个管弦乐团，同学是钢琴系的，专业好，演出多，人脉广，负责外联；小管在学校里招兵买马。把乐队挂靠到熟人一个文化公司底下走账，两个还未成年的合伙人便可以签演出合同了。

那时候，小管他们的管弦乐队在万豪酒店做驻场演出，一天三小时，收入1000元。小管不仅是合伙人，还是艺术总监，曲目都是他定。一开始全是古典四重奏，后来换了个经理，要求改成流行歌曲，加弹唱，“我特别生气，”小管说，“把我们原来的档次全部给拉下去了。”

有一次，小管家人认识的一个香港经销商找到了他。“老爷子70多岁了，业余爱好作曲，还喜欢拉个小提琴，琴技我就不评论了，但是人家老爷子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这非常好”。老爷子写了一个协奏曲，没有乐队，没法演。小管说：“没事，我们这儿有乐队。”

老爷子给去世的好友办了个音乐追思会，小管带着十几个孩子去给他伴奏，小管的同学指挥，老爷子自己拉小提琴。“他写的也简单，我们排练都省了，就直接跟他合了一次”。老爷子认为，效果非常好。老爷子写的协奏曲演完了，小管决定再赠他一个四重奏。“他老人家保留着上个世纪的热情，非要拉《情深意长》（《东方红》中出现过的彝族民歌）”，小管说没问题。

干这些事，有时小管的同学们会纠结：“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拉的都是贝多芬莫扎特，现在要我拉《情深意长》？”小管是非常开心的：“来来，我拉小提琴，你们拉别的。你们拉不出我的感觉。”说到这儿，他又严肃起来：“连自己的民族音乐都不抓的话，如何抓其他人？”

这个追思会，小管他们挣了一万块用以填补财务亏空——除了赚钱的活儿，他们也自己掏钱办过演出。

当时，音乐学院附中旁边有个楼盘，小管他们租下了楼盘附属的会所，在豪华餐厅中演出他们喜欢的小众曲目。“当时说要卖票，后来发现票没人买，就发票。”全校400多人，票发出去了100张，还请来了保利演艺经纪公司的老总和一个歌唱家，“反正坐满了”。

那是乐团的第一次演出，曲目是本杰明•布里顿的纯弦乐，“效果非常好，我们特别喜欢”。

升入大学，小管对搞乐团接活儿这种事已经没有太大兴趣。中国音乐学院以民乐见长，管弦乐不算强项，每年招生也只按照小型交响乐团规格招50人左右。学院自己有乐团，校庆的时候学生们伴奏《爱我中华》《走进新时代》……小管记忆犹新，“我觉得有点品位的人都不会喜欢的”。

大学生里，常出去接活儿的人有一套谱子，行内叫“活儿谱”，里面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通俗曲目，简版的《蓝色多瑙河》，简版的《卡门》，简版的各种各样，“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东西，连翻都不用翻，拉哪首？说！”《好声音》或《我是歌手》伴奏这样的活儿也很多，“几个女孩子凑到一起，聊聊化妆品，然后到后台互相拍，拍完之后上台一糊弄，下台拿钱回家。那这个对以后的发展，我认为不是很好”。小管说，这种事情老师不管，老师自己也接活儿——高级活儿。

“我忍受不了自己要把时间放到那些事情上，没有意义”。

小管的手机里各种各样的音乐都有，古典、摇滚、戏曲、艺术歌曲、歌剧……他放了一首改编的古典曲目给我听，“这是以后我想干的”，接着又放了一首MUSE的新歌。他告诉我，以前他很喜欢林宥嘉，“他很多歌特别好玩，他的声音也很好玩，风格多元，唱法很独特”。小管还喜欢李荣浩。他也喜欢崔健，“我喜欢《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在那个年代我真的没法想象，他怎么会有那样的创造力？”小管说他一直有想法把它加进自己的创作中……将来，小管还打算在研究生的时候学个双学位，“比如心理学？”或者出国，“那是我之后的打算”。

目前，眼下，小管马上要做的是，和表姐一起开一个工作室，“一是我想开发出一套整场的幽默音乐，融合多种元素，摇滚、戏剧、流行、爵士，用简单剧情串联起来”。还有，教一部分成年学生——有意愿，有时间，有能力去学琴的人，“比如你要是想把大提琴捡起来，”他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们免费教。”

三

十三四岁的时候，大鹏最喜欢的大提琴手是马友友。长大后，大鹏有了机会近距离观察他当年的偶像。

“他有一种魅力，在几十号人的party里，他能让你觉得那一刻他关注的就是你，就像几百人的演出，你会觉得他是把音乐砸在你脸上，只为你一个人掏心掏肺地拉。你当时就觉得哇天呐，感动得不得了。”在美国，大鹏与马友友聊过两次天，“聊了吃的”。

马友友生在巴黎，5岁去了纽约，在犹太人一统天下的古典音乐界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大鹏认为马友友“很不容易，牺牲很大……也许他自己不认为那是牺牲”。

2005年，大鹏拿到奖学金到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刚到美国，当地亲戚问他：“你确定你要学这个吗？”大鹏说：“怎么了这个，丢人吗？我觉得挺好的。”他当时没理解亲戚的眼神，后来才了解到，他们是觉得这个事“不挣钱”。

南加大的音乐学校创始人是著名的海菲兹，大鹏的主课老师则是德裔犹太演奏家埃莉诺尔。三年的时间，大鹏都在练琴，连黄石公园和优胜美地都没去。临近毕业，他却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美国。“我强烈地感受到，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做艺术的地儿，我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强大”。在大鹏看来，美国基本上“一切都以钱来定位，很现实”，而且他从心底里不喜欢他们看待音乐的态度。“他们喜欢猎奇，喜欢有噱头的现场效果，譬如摇头晃脑、龇牙咧嘴那一套……”他对马友友的解读更深了，“古典音乐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人家自己的文化里流淌出来的东西，马友友是把所有作品都用自己的手段改成外交辞令”。

大鹏毕业时，正值爱乐乐团的副首席大提琴手离职，经公开招考，大鹏回国进了爱乐。“当时觉得这第一份工作，从演奏法来讲也好，或者从音乐理念上来讲，对我都是个锻炼”。

在爱乐几年，“贝多芬所有的交响曲，马勒所有，布鲁科纳……几百部，上千部交响曲，基本上都演过了”。每个演出季，作为首席，大鹏也有独奏和协奏的演出机会——那应该是他最享受的时分。

爱乐属于体制内的单位，每年的考核，挂钩工资、职称、档案，这些听起来古老的词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在爱乐，大鹏每月拿工资，基本工资加演出费和排练费，平均每个月一万出头，在北京实在算不上高。

前几年，大鹏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堂会好跑。往往在年关，各种银行和广电部挂钩的下属企业为职工和家属办音乐会，曲目无外乎《蓝色多瑙河》《春节序曲》等充实喜庆的，“也有领导喜欢《梁祝》，那就再请吕思清”。这种堂会是爱乐为团员创收的来源之一。

这几年，企业堂会少了很多，团员们私下接的活儿多是电影音乐、流行音乐录音或娱乐节目伴奏。录音不算，现场伴奏也是要爱乐报批的。《我是歌手》第一季决赛的时候，湖南台联系了爱乐，团里派过去一个四重奏，其中就有大鹏。

“露脸了，我露脸了，”大鹏说，“不信你使劲找，就是尚雯婕那个《闷》。”大鹏他们一共去了四天，排练两天，最后一天演出，现场直播。除食宿路费全包外，每个人湖南台给了8000块，“湖南台非常有钱。”大鹏说。他们跟黄绮珊、周晓鸥住同一个酒店。“大堂左手边就是一个餐厅，湖南菜。我们基本天天就是在吃饭。”

这是收入比较高的“外快”。而其他，比如录制王菲的《匆匆那年》，“你猜多少钱？——才1000块。你要想要，我都可以给你录一个。”

“挣钱，就看怎么自律了吧。”大鹏说，“其实我不抵触任何音乐形式——除了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将《最炫民族风》改编为古典交响乐——“让流行音乐走进殿堂，让古典音乐走下神坛”，这是中国爱乐的直属上级指定的任务。

“那破玩意，排练只排了一天，然后录像拍完，又把我们叫了回去。”原因是，录像中太多乐手甩脸，有人笑，有人一脸鄙视，各种不堪表情，只好重拍。重拍的时候，镜头刻意避开了所有乐手的脸。

类似的任务还包括“西洋歌剧音乐会系列”“女高音系列”“男高音系列”“大提琴系列”——大鹏就是其中之一。“古典乐通俗化，永远是在把它low化，你想象一下，弄个特大的LED屏，所有唱歌剧的都戴着个麦，琴上也装个麦，不可思议啊。曲目我们每个人报，报上重新编排。”

大鹏的曲目是《海顿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曲目报上去改编，加入了架子鼓和电声——大鹏最痛恨的东西。这部分厌恶型任务在全部工作中，占大概10%。大鹏说，他们不会在团里讨论这种事情，“我觉得不用讨论，已经形成默契了”。乐团里，年轻人夹着尾巴做人，外加有点幽默感，感觉尚可；“那些有点社会地位的老人，真就骂得不行了”。

“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大鹏说，“但这着实是在毁音乐家。”

2015年6月13日，北京音乐厅。中国爱乐乐团2014—2015音乐季的交响音乐会之一，曲目：《勃拉姆斯A小调双重协奏曲》和《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指挥：雅切克·卡斯普契克。在乐队前面，灯光笼罩的地方，我看见大鹏抱着他的琴坐在独奏台上，面带笑容。我有些走神，我想起在一些加班的夜晚，我将交响乐版的《最炫民族风》放来提神、调侃、嘲笑；之后我又想了一会儿马友友。年轻的时候，他也曾经是我的偶像。

四

2015年5月23日，我参加了“华生乐会（Watson Music Club）”音乐沙龙的首场音乐会。这是小管和他的合伙人——还是16岁组管弦乐队那个——共同举办的，也是他前一阵“工作室思维”的最终产物。“致力于打造新时代的古典音乐交流与传播平台”，印刷精美的邀请函上这样写。

音乐会在后海附近的某个会所举行，场地、酒水、食品，小管说，都是拉来的赞助。与会人三四十名，看上去多是上流中产。小管开设的微信公号中说，每位票价120元。“希望能收支平衡……或得到一些资源。”小管这样告诉我。至于什么样的资源以及日后的发展，小管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规划。

开场前，后座的嘉宾们谈论着房地产和投资，前座的小管和他漂亮的表姐商量着会后怎么把钢琴运回去，一排穿着精致的小朋友围着饼干和果汁叽叽喳喳，而钢琴声响起时，我和他们一起，规规矩矩地把手放在了膝盖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管拉琴。他和他的同学们演奏了一首四重奏，然后讲述中提琴的起源和发展。和有教养的小朋友一样，我听得挺开心。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小管告诉过我，海菲兹是他“永永远远的男神”。

同属一个圈子，其实小管和大鹏互相知道彼此，但是两人并没有任何往来。我为大鹏描述了一番小管的“音乐沙龙”，大鹏想了想，谨慎地回答：“可能他干这个，挺合适的。”

虽然十几年已经过去，但与大鹏那个年代相比，似乎小管这一代音乐专业的艺术生也并没有多一些出路。“要么出国深造，好点的留在北京当老师，差点的回户籍所在地当老师……或者改行。”

马友友和朗朗的成功，没有复制的可能，小管和大鹏都这么看。

大鹏说，在国外混，“全看你有多狠”——“我就是不够狠”。“在人家的领域、地盘，跟当地人竞争，怎么可能比得过？”小管说他有个从小认识的天才小提琴朋友，在维也纳爱乐咬牙待了二十年，至今仍坐在后几排。“至多是个二提琴（衔接一提琴和中提琴的中音部小提琴）首席，到死也当不上首席小提琴。”

“归根结底，西方古典乐就不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中国没有西方古典音乐的土壤，往深里讲就变成了哲学。中国人的音乐是和哲学思想不可分的，西方人可能讲的是形，中国人讲究的是意，比如说我们的笙，它很适合放在竹林的山泉小溪当中去吹，但是不适合放在音乐厅里……”偶尔，小管也会焦虑。他说他想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人”。虽然在搞着“音乐沙龙”，但他以后不太想专门从事这个行业，“因为在中国很没有意思”。

小管说：“搞演奏是件很残酷的事情，如果是比赛一夜成名的话，很有可能只是比赛那一套曲子搞得很棒，之后好东西就少了。比如经纪人说，这儿有套协奏曲你一个星期拉下来，中国学生没有这个识谱能力和对乐曲的处理把控能力，他拿的那个奖，是他专业老师和他一起用不知道多少个昼夜抠出来的。”

在小管看来，朗朗水平很高，但“是个误导”。

在小管的同学中，大概除了他，其他人都将进中国爱乐乐团视为理想。但是小管也承认，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户口，目前不进体制就是无法解决。“人生还有点其他的可能吧？我不确定，有的时候觉得中国没法待，有的时候又觉得可以待，这国家总是给人惊喜”。

小管还年轻。而大鹏今年33岁，这正是各种国际音乐比赛的年龄上限。他说：“我这个年龄，还是不太适合去受那个刺激了。”

在爱乐乐团，大鹏在意的其实并不是拉一两场凤凰传奇，而是“可能我真的需要身边大多数人，与我看待音乐的态度是一致的。”

大鹏在上海交响乐团有一个好朋友，每次与他打电话或见面，他都在骂眼下的音乐环境。“他骂了三年多。每次他都在骂，每次我都在刺激他，我说你都骂成这样了，就不要干了，你要还在干，就证明你能忍，那就别骂。”终于有一天，这个朋友辞职了，不仅辞职，而且彻底不做音乐了。大鹏说，恭喜恭喜，我请你吃饭。

有时候，大鹏会觉得朋友们的负能量有点多，“他们属于战斗，我是屏蔽。我会觉得：天呐！你们真不嫌累。他们会觉得我太和事佬。你怎么不战斗！当然我可能消极一点，但是我觉得存在是有道理的，一，社会大环境，二，个人生活所迫。可能专业非常好的人是不会来这儿的。话说得有点残酷，但是那些孩子可能更多选择了出国学习，然后留在国外工作。这也就是因为国内古典乐市场，在我们看起来挺热，其实里边是凉的”。

五

在我的客厅，深红色的大提琴盒立在一角，偶尔我会擦擦灰，但几乎从来没有打开过。2015年11月13日，巴黎遭受恐怖袭击，小管忽然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一条有关ⅠSⅠS的长文章。我才发现，我已经好几个月没与他和大鹏联络了。

小管告诉我，他的音乐沙龙已经办到了第四期。第四期地点在鸟巢，是与鸟巢文化中心合作的，主题“三重奏”。他顺利地通过了期中考试，而且还没有决定是否申请出国。

大鹏刚从东京巡演归来，2014—2015年的中国爱乐乐团演出季还在进行中。

分别与小管和大鹏通报过近况，我又恍然发现，不知不觉中，我竟错过了11月10日帕尔曼在国家大剧院的独奏音乐会。实际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任何演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