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途秋恨：极简香港经济史

对于我们来说，“香港”是一段集体的青春记忆。而对于本港人来说，香港却是历史、现实和未来。追溯香港经济史，今日香港，何去何从？香江日夜奔腾，仍旧无言。“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都终究是过客。客途秋恨，也许恰恰是香港的旅程和宿命。”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香港几乎是带着“乡愁”的一个词语。发哥、星爷、Beyond、劲歌金曲、庙街、古惑仔、永远的古（龙）金（庸）江湖，还有义顺的冻奶、尚兴的螺片、陆羽茶室的南北杏猪肺汤，至今仍是最爱。虽然这两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难免伤了些感情，但其实我们心里还是惦记“我们的周星星”，也还是爱着曾陪伴我们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那些人物故事。

平民的香港

说起来，香港也是个奇异的存在。一个仅有约1104平方公里土地、700余万常住人口的狭长半岛，却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也是亚洲的贸易、航运、服务业中心。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香港是个平民作风浓厚的城市，有很强的商人文化传统。从中环大楼里走出的衣冠楚楚的金融才俊们，转个弯，出现在破旧狭小拥挤的茶餐厅里，却有种奇怪的和谐感。我一直以为，这种“平民精神”和商人传统，是一个地区和国家发展贸易金融所需要的基因。

回头想，世界历史上几个大的金融中心，莫不具备这种平民主义的传统。荷兰最早出现现代金融业，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皆多少受益于此。即使是印象中最讲究血统的英国伦敦，其实也是14世纪欧洲自由主义起源的中心之地。

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平百越之地，香港被纳入大秦版图，属南海郡。此后辗转历代，始终在我国辖区之内。1662年（康熙元年，应该还是鳌拜当权期间），清兵入驻新界，乡民从此蓄发留辫，成了大清子民。一直到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香港还只是一个荒岛，零散地住着一些渔民和村夫。鸦片战争以清廷溃败告终，1842—1898年间，香港全境（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陆续被英国租借，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英殖民地时期。

19世纪是大不列颠帝国的黄金岁月。在“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梦想中，香港是远东地区的枢纽——四季不冻、港阔水深的维多利亚港，是发展其远东贸易的最佳选择。在租借港岛的第三年（1845年），英国就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银行（金宝银行）；1853年，英国渣打银行取得香港的货币发行权，随即在1859年开设了分行（代行了部分央行的职责权力）；1865年，英美德等国家在香港合创了汇丰银行。 与此同时，贸易洋行也逐渐在香港站稳脚跟，英资的怡和、宝顺，美资的旗昌都盛极一时——金融和贸易，这一对天生的好基友在香港开埠之初，就在这个小岛上埋下了种子。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繁荣和流动。和绝大部分王土王臣不太一样，“香港人”这个概念是开埠以后才形成的。开始时，涌入的多是流落的渔夫乡民，难得有几个识字的。“士农工商”的礼教传统观念本来就不浓厚，大家都是为果腹食而来，进洋行那是最高理想，从事与洋行相关的服务业（餐饮、休闲娱乐之类）也算得上体面。所以说，香港的市民气质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经济根源的。

香港和上海——历史的翻云覆雨手

说到香港，难免想到上海。沪港两城之间，一直有相爱相杀的暗流涌动。1891年，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香港会）成立，不过发展一直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同期的上海。 这一时期的上海，既借助洋务运动的开展，又得益于处于长江三角洲腹地的天然优势，到19世纪中后期时已经形成颇具规模、辐射全国的金融市场。在香港会成立的同年，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904年更名为上海众业公所）也成立了，并很快成为远东最大的金融交易所。辛亥革命以后，上海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再度加强——中央银行定址上海，同时（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部从北平迁往上海。

一直到1949年之前，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业的发展，无论规模、实力，还是影响力，都无法望上海之项背。然而1937年上海沦陷，大批银行家和商人纷纷南下，香港的民间财富陡增，海派文化也一并南下，糅合在香港根深蒂固的市民文化和潮汕传统中，开始形成一种似雅又俗、亦谐亦痞的港派文化。沪港两地之相通相生，大抵在这个年代开始变得日渐频繁。

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溃败，沪上资本开始大规模地涌入香港。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包括长三角地区）移民带来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一半以上，包玉刚、董建华都是当初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急速涌入的人流和财富改变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华资迅速崛起，在经济上渐渐形成能与外资分庭抗礼的力量，华人群体的文化程度大幅提高，从而保证了华人社会文化传统的完整，也抚平了不少殖民地式的割裂。

进入冷战年代后，内地的新生政权在内外双重的压力下关上了国门，从此与正在急速变化的“外面的世界”隔绝。“大上海”顿时沉寂。这一沉默就是半个世纪。

而这次，历史的翻云覆雨手，恰恰成了香港繁荣的起点。

战争的灰烬给香港带来了资金、设备、专业人才和大量人口（1949年之前香港人口大约50万，1949年后涌入的难民达到100万左右，1949—1978年间“非法”移民又达到100万左右）。50年代后期，香港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电影《雷洛传》描述的大体就是那个年代香港的“野蛮生长”——糅合着“黄赌毒”的中小商业繁荣，人口膨胀推动着楼市启动，充满赌性和投机欺诈的证券市场，洋资和华资的明争暗斗——整个城市充满了赤裸裸的欲望和张力，既生机勃勃，又沉沦叹息。

繁荣时期（旧）上海的支柱工业、纺织业，成了香港的第一桶金。1953年，美国允许港制品输入，并成为港制品最大的出口市场。香港纺织业从业人员达到60多万（占当时香港人口的20%以上），纺织品和成衣占本港出口产值的50%以上。中小型的成衣厂和商贸行遍布全港。这种盛景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在亦舒 的好多部作品中，这种场景都一再出现——无论是独立上进的新都市女性（《流金岁月》蒋南孙），还是艳光四射的淘金女郎（《叹息桥》李平），都成长和浮沉于香港“大堆乱糟糟的布板、面料、样品”之间。（忽然想起一个有趣的细节，这些书中的女孩子，籍贯都是上海。而作者亦舒也是生于上海，5岁才随家人南迁来港。她的哥哥倪匡，也是香港有名的才子——《卫斯理》科幻系列的作者。）

整个60年代，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为12.7%。到1969年年底，香港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1961年的412美元上涨到829美元，和内地1992年（417美元）到1999年（865美元）的水平相当。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一样，对财富的渴望化成港人源源不断的动力。港人的勤奋搏命和敬业精神，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城市的标杆。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香港文娱业的发展。海派文人文化和潮汕市民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南方式的精致与讥诮，文人的敏感与细腻，以及时局动荡中底层生活之艰辛，殖民商业都市的冷漠与金钱至上，再加上一些“客途秋恨”的寻根宿命感——这些毫不协调的元素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解构和重组，构造了一套非常独特的香港文化和语言体系。“小人物”的自我奋斗、自我调侃和自我救赎始终是香港文学影视作品（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灵魂。这种上进、挣扎和困惑的状态，正是东南亚以及内地自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陆续走过的心路历程。

细想起来，香港的文人更像商人——文字是商品，是要用来养家糊口的产品。港人实际，连文学作品也要求“量大价平味美”。所以金庸的作品是报纸副刊的连载，以“好看”和“受读者欢迎”为第一要务。亦舒、倪匡、黄霑、林夕……无一不是“接地气”的营销高手。

香港为什么那么香？

20世纪60年代末期，香港已经从转口港成功转型为出口加工制造加贸易航运中心。但是，金融（服务）业还不是主业，证券市场也处于蛮荒纪元——整个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只有数十只（主要是英资的汇丰、置地、九仓、太古船坞等），经纪几十人，流动性极度匮乏。1961年，香港股市交易额曾一度突破10亿元大关（约合14.14亿港元）。这一历史新高主要是怡和洋行（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英资洋行）上市所致。怡和控股发行90万股，每股16元，超额认购达到56倍，开市价即达31.25元。然而第二年，交易额又回落到8亿以下。随着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的爆发，英镑贬值，本地的银行发生挤提事件，股市交易额一路下滑到4亿港元。

市场之缺乏深度，可从一个小事上看出端倪：当时的“经纪”是一门垄断性的职业，佣金大约在0.75%~1%。客户要参与到证券市场的交易中，需要向“经纪”的“跑腿”下单，这些“跑腿”用自己的资产担保其客户，然后才可透过经纪进行买卖。

然而，曙光已经隐约出现。

60年代香港混乱的社会秩序，尤其是1967年的市民暴动，使得港英政府决定调整政策，一是零容忍地打击腐败，整肃警队（后来香港TVB剧集里神通广大的廉政公署就正式成立于1974年。当年廉署招募大学毕业生，提供的薪资达到6000港元一月，相当于一个普通白领的10~20倍）。“廉政风暴”过后，香港政府逐渐转轨为现代化、透明化的高效政府典范，法治社会雏形渐现，为后来进一步的金融贸易自由化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二是开始重视民生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华人参政。这一系列政策的效果极其显著——香港经济增速进一步加快，华资迅速崛起，开始在房地产和金融业初显峥嵘。

1969年12月17日是香港金融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由华商李福兆牵头筹备的“远东交易所”（远东会）正式开幕。这是香港第一个专门以华人为服务对象的证券交易所，打破了外资在证券市场一统天下的格局。以此为起点，香港的证券市场进入了群雄逐鹿的“四会时代”：1969年成立的“远东交易所”（远东会），1971年成立的“金银证券交易有限公司”（金银会），1972年成立的“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最早的“香港证券交易所”（香港会）。四会争相放宽上市条件，争取上市企业，同时经纪行业的竞争性大增，下调佣金，提供保证金（香港称“孖展”，英文为Margin）业务。

与此同时，香港开始实施“十年建屋计划”（1972年）和“居者有其屋计划”（1976年），土地价格开始上涨，房屋产成了新兴的商业活动。除了银行信贷业务外，按揭服务又成为新的金融业成长点——不断攀升的房屋价格反过来再刺激投资的需求。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间形成正向的螺旋，这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香港从制造业迅速向金融服务业转型。

70年代开始，全球兴起了一股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由化”浪潮，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不可逆的趋势。1973年，香港解除外汇管制；1974年开放黄金市场（黄金进出口自由）；1977年建立商品期货市场；1978年放开外国银行在港设分行条件，开放银行牌照；1978—1982年间彻底实现资本进出自由——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港”。政策上的壁垒完全被清除，辅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前20年打下的工业贸易基础，此刻的香港，已经和世界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对于香港来说，70—80年代似乎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时代，每一次的浪潮，香港都稳稳地立于浪头之上。1978年中国内地正式实行经济改革并逐步开放全球贸易。超过10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近乎封闭的经济环境，对任何掘金者来说都是巨大的诱惑。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两边都小心翼翼——城外面的不敢冒进，城里面的也不愿造次。香港和香港人充当了最好的试验田和润滑剂——天然的血缘地缘关系使得港人对内地的政治语言体系并不陌生，内地对香港的资金也少了几分戒备。

改革开放早期，在对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FDI）中，港资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是一个绝对的帕累托改进：内地快速复制了香港模式，出口加工业从珠江三角洲向广袤的内地拓展，最终创造了一个“中国制造”的时代——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如此巨大的产量和市场，使得香港的地位变得格外特殊。借此东风，香港顺利完成了产业的升级换代，同时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桥梁——各大国际企业和金融集团纷纷在香港设立亚太总部。香港毫无疑义地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风头一时无二。

1986年，香港证券市场的交易额已经从1969年的25.46亿港元攀升至1231.28亿港元。四大交易所的春秋战国时代也终于走向了尾声。1986年4月2日，香港证券市场结束了“四会时代”，合并后的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成为香港唯一的证券交易所。联交所全部采用电脑辅助交易系统进行买卖，极大地提高了市场交易的透明度，降低了监管的难度。交易秩序的公开化，进一步推动了香港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同年9月22日，联交所获接纳成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至此，“纽伦港”（纽约、伦敦和香港）的雏形浮出水面。金融业和相关服务行业成为香港的支柱行业。

从1970年到1994年，香港的人均GDP从925美元上升到21421美元，期间始终保持着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1985年除外），其中1979、1980、1981、1984各年的名义增长率更分别高达31.3%、27.4%、20.6%、20.5%。那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岁月，香港人跑马、跳舞、喝下午茶、说牛津腔英语、出国旅游……样样透着矜贵和纸醉金迷。

难怪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首叫《我的1997》的歌曲风靡了大江南北，歌里唱：“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让我去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

时钟停摆

香港的时钟在1996年以后慢了下来。

数据不会说谎，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香港人均GDP从27170美元缓慢上升到31758美元，14年的名义增长率为21.4%。这14年期间有过几次不可控的外生冲击，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负增长（–5.3%，–2%），人均GDP下降到24716美元。2003年再遭“非典”一劫，当年负增长3.3%。但是对比一下同在“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就难免让人有唏嘘之感。

作为典型的港口经济体，香港和新加坡具有很高的可比性。截至2014年，香港土地面积为1104平方公里，人口近700万，新加坡领土面积大约707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两者的发展路径非常相似，从简单加工贸易转型为金融服务业。1997年，新加坡人均GDP为26158美元，略低于香港的27170美元。然而到了2014年年底，这两个数字分别是54776美元和37777美元——新加坡的人均GDP比香港整整高出83%！这个差距中有很大部分可能来自汇率（从2004年到2014年新币对美元大约升值30%左右，而香港实行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美元兑港元被锁定在7.8，因此新加坡的美元GDP显得更高）。不过，即使扣除汇率“溢价”的部分，新加坡这些年经济增速超过香港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再看上海。自从1992年浦东开放以来，良好的历史沉淀，长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的政策支持，使得上海的“满血复活”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快得多。20年间，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上海（浦东），2010年，上海GDP总量超过香港，之后总量上的差距逐渐拉大，而人均差距逐渐缩小。同时，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强使得人民币对港元的相对购买力上升。此消彼长，一直保持着优越姿态的香港逐渐迷茫，终于感到了不知所措。

资料显示，从2001年到2014年，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数）从25.2万港元上升到27.48万港元，增幅为9%左右。2001年本港大学毕业生（入职）月薪为10000元港元左右；2014年，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化。而同期港岛50平方米的公寓售价从195万上涨到650万港元左右（九龙同等面积的公寓售价从大约140万港元上涨到540万港元），增幅均超过200%。此外，同期港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从1.06左右下降到0.8，也就是相对购买力下降了25%左右。

很多新世代的香港居民只能在电影小说和父母的回忆中回想那轻歌曼舞的年代。每一个九龙大角咀的麦兜们，出生在港式黄金岁月的余晖中，上学、工作、希望、失望……和绝大多数草根阶层的命运一样，他们长大后发现被生活的空间和“鸽子笼”压得喘不过气，日日奔忙，承受压力，却终于成为“负资产”的“失败者”。纵向比是本港的黄金时代，横向比是中国内地和新加坡令人目眩的增长，而自己极目四望，发现高昂的房价、多年如一日的薪资和乏力的经济增长已经像低垂的天幕，纵然如何努力，也压垮了上升的通道——苦闷和绝望像瘟疫一样，蔓延在香港社会的底层和中层。

这种情绪在文化上也表露无遗。颓废、怀旧式的自嘲取代了自我奋斗和救赎式的调侃。尤其近10多年来，与内地文化上的疏离、制度上的隔阂、语言体系上的分歧，随着双方关系与地位的微妙变化和“话语权”的转移，一点一点累积成了巨大的张力。本港人从《狮子山下》唱到了《喜帖街》，从“无畏更无惧，理想一起去追”终于走向了“忘掉种过的花，放弃理想吧”。

香港，怎么没了那么香？

这个话题说起来如此复杂和沉重，我不敢妄言。不过，仔细想想，世界所有大都市的兴衰其实都有一些历史的因缘际会。香港也不例外。回看历史，香港第一次起飞在20世纪40—60年代，靠的是出口加工业，一来和内地的政权更迭不无关系，二来赶上了战后西方经济复苏、欧美市场大开的历史机遇。第二次飞跃，也就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点石成金的岁月，更是几个大的历史机缘的结果。

一个是深层次的内因，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香港和内地所有的城市有根本性的差别，她地处半岛，地形崎岖，资源匮缺，入不了“达官贵人”的法眼，却因此“边缘生长”，长出了一种极具韧性的“平民精神”和商人文化，这种传统恰好和现代法治社会的契约精神不谋而合，为现代金融业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英属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也使得香港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毫无困难，基本没有遇到制度和文化上的阻力。

外因则比较复杂。首先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盛于80年代的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崛起。港英政府在这一波浪潮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迅速清除所有的政策壁垒，利用香港的区位优势，打造金融贸易自由港。然而，金融贸易的自由化需要一个庞大的市场吸收，单靠香港这样的经济体量很难独擎一片天。正在此时，内地适逢其会的改革开放为香港自由港在亚太地区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巨大契机。同时，自1978年以来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为香港的资本提供了绝佳的回报率——而这样的历史机遇，比如像十几亿人口的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进程，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某种意义上说，维多利亚港湾孕育出这颗东方之珠，是多种内生和外生因素碰撞的结果。有必然，也不乏偶然。

然而，时代的变迁如同自然界的法则，不随人们的意志转移。1997年，内地的GDP总量为2659.26亿美元，香港是1773.53亿美元——香港和内地的经济体量在一个数量级。1998年开始，内地进入长达15年的“两位数”增长时代，到2014年年底，内地GDP总量为10.36万亿美元，是香港经济体量（2736.67亿美元）的38倍左右。即使只从城市角度比较，上海、北京的经济总量也相继超过香港——香港的人均富裕程度当然仍然远超内地，但从体量和影响力的角度来说，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已经不复存在。

以市民最关心的证券市场为例。作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专业化程度是毋庸置疑的。而金融市场的起伏也直接关系着香港的经济状况和港人的就业水平。即使在这个充分国际化的市场上，“内地资本”的影响也举足轻重。截至2015年2月，中资股 在香港主板的数目为347，市值占比为43.24%，交易量更占到55.15%，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的相关系数（2003年至2015年2月）高达0.78。而仅仅20年前，对于香港来说，这些数字都微小得几乎可以忽略——1993年，中资占香港股市的份额大约为6%。“港股A股化”这么标签化的词语也许是言过其实了，但从中长期来看，尤其在内地放松资本管制后（如2015年证监会开始“允许公募资金投资港股”，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投资香港创业板”），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因干扰中断，香港资本市场的“中资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这就是历史造就的现实。1996年以后，随着内地对“进出口权”的放宽和调整“出口配额制度”，香港的增速开始进入下行通道。2003年更是历史转折点——中国加入WTO，与世界不再保持着“一臂间隔”，这意味着香港特殊地位就此结束，转口贸易的下滑不可逆转，金融机构和国际资金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趋势也不可逆转。除此之外，金融、航运、贸易等几乎所有的传统优势产业，从对“内”来说，香港都面临着来自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的竞争——这些城市，除了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之外，都背靠一个广阔的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华北经济带）。而香港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自深圳和广州的竞争（尤其是深圳）也日趋激烈。对“外”而言，新加坡除了地理位置外，在“软实力”——比如良好的法治环境，高效透明的监管体系，成熟的投资者构成等——方面也完全不逊于香港。

香港仍然是香港，而世界已经不是昨日的世界。

历史卷轴已经翻过。2015年冬天我在香港，和往常一样在街头闲逛，累了，到置地广场一楼的咖啡厅歇歇。一抬眼，隔壁桌是吴君如，修着短发，妆容精致时尚。我隔着桌子看了她半天，眼前却浮现出的是“韦春花”（电影《鹿鼎记》），夸张的满头玉翠，摇头晃脑而来，却扑腾一跤，恰恰摔在我们嬉笑怒骂的顽劣岁月里。那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对于我们来说，“香港”是一段集体的青春记忆。而对于本港人来说，香港却是历史、现实和未来。

历史发展是个路径相依的过程——香港的地理位置（三面环海）和历史渊源决定了它和内地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房地产曾刺激了香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转型，但也在一个仅有70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经济体中埋下大地产商垄断的导火索。尤其在经济下行的时期，垄断式的畸高房价逐渐成了一辈子悬在普通港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据英国《经济学人》2015年的统计，香港已经成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区，财富集中度逐年上升，已经超过80%，社会阶层流动性急速下降。中下层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从而引发了与内地之间的对立和裂痕。而这种裂痕被政治命题包装加工，又反过来阻碍香港继续以其柔软的身段和灵活的机制充当内地与世界的润滑剂——而这恰恰是香港成为“东方明珠”的最大优势所在。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那么挥挥手我可以轻易告别这个城市。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港青年来说，这仅仅700万人口，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却是他们无法逃离的原乡。

香港该何去，该何从？香江日夜奔腾，仍然没有答案。

尾声

我第一次听到《客途秋恨》是张国荣唱的南音，说的是一个书生谬仙与妓女麦秋娟的爱情。哥哥一句“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况且客途抱恨对谁言”，唱得荡气回肠，我却怎么听也像是一个关于“追寻”和“惘然”的独白。1990年，许鞍华借用了《客途秋恨》的题目，讲述了一个“本是客途，终成归地；遥望国家，又添秋恨”的故事。1999年，施淑青在她的《香港三部曲》 中，又让主人公用这首地水南音来叙述自己的生平，也叙述着香港的生平。也许“客途秋恨”，恰是香港的旅程和宿命。

写到这里，窗外暮色渐起，西山隐约可见。忽然觉得，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都终究是过客。耳畔隐隐传来罗大佑苍凉沉郁的声音：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百姓日用即道：中国改革中的世俗理性

38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拉开了中国历史波澜壮阔的一幕。30多年来，中国历史之所以伟大，不是哪些会议策划和设计的结果。相反地，正是历史的伟大成就了这些会议。

回顾历史

“改革”是个充满了历史趣味的词语。早在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了加强国力，下令让百姓从传统的汉服长裙改穿胡人的短衣长裤，学习骑马射箭，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由于胡人服饰多为皮毛皮革，从此“改革”一词就入了大雅之堂，成为“变革”“革新”的代名词。

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水流湍急、惊涛拍岸的时代——数十年高达两位数的高增长率；从1.8%到12%的全球GDP占比；从阡陌纵横的村镇小城到高楼鳞次的摩登城市——在30多年的历史风云中，“改革”毋庸置疑成了最激荡人心的话题。

而历史也不负众望地显示，在“改革”和“开放”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热情，令人惊奇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框架内相当程度的市场化转型，使得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从贫穷萧条转变成为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之一。

小岗村、莫干山、巴山轮、深圳特区、1992年南方视察……对这些历史名词的缅怀难免让人血脉偾张。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1984年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方针”；1993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2013年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每一次都表明，领导层力图以务实的态度来实现他们带领这个国家的人民走向繁荣富裕的承诺。

这样的历史体验，自然让人们不免对每一次大会、每一次决议满怀期待。尤其在当下，不均衡的经济发展伴生着的贫富差距拉大、庞大既得利益的固化，以及权力滋生的腐败，更让人们产生了回到历史源头“重启改革”的憧憬。然而人类有时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逻辑误导：30多年的中国历史之所以伟大，不是哪些会议策划和设计的结果。相反，是历史的伟大成就了这些会议。因此，我们要追问的命题应该是：究竟是什么成就了这段历史的伟大？

改革中的世俗理性

以史为鉴，就必须溯源而上，追究湮没在历史细节中的关键。如果能暂时抛开人类自身对历史和精英的天生迷恋，认真地审视刚发生过的一切，我们会发现：从1978年开始的这一段历程，其实并不是一个宏大雄伟的叙事篇章，而是一个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渐进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被坚持却没有得到明白阐述的原则，即整个国家在经济生活中重新努力向“世俗理性”靠拢。

所谓世俗理性，简单地说就是从生活经验的“俗”出发，以“士”的方式加以诠释固化而成“礼”。根本上就是基于现世社会的实用主义。由于文明的早熟，中国从来是世俗文化的原乡，被称为“精英”的士大夫阶层，也从来都是实用理性的贯彻实施者。对此，最坦率和最精辟的表述就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一直贯穿着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直到近现代被一连串的激进主义的革命所中断。

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阶段，尤其是延安时期的施政方针，是最具世俗理性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实用主义的精彩表达。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直到50年代末期为“大跃进”所中断。及至60年代，由于急切要摆脱积贫积弱的旧时代，中国社会彻底切断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替而代之以更为激进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从农业合作社到“大跃进”，到砸碎一切的政治暴力，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理想取代了务实和理性的世俗理想。当时极具代表性的语言“人定胜天”，和传统中的“百姓日用即道”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始于70年代末期的改革，恰恰是世俗理性的回归。这一点，从1978年年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便初见端倪。当“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被定义为重新解读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时，很明显，“实际”“实用”已经取代了狂热的极端理想主义，成为衡量“事实”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一价值取向，在接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一样，这份被视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纲领性文件其实并没有给出关于改革的路径设计和宏观战略，它只指出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执政党领导层明白自己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未知数，因此不轻易划定界限，而愿意将一切放在实践的检验中。这分寸把握间透露的政治智慧，的确是中国世俗理性传统的一次生动诠释。而重回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邓小平，更是中国世俗智慧的大师级人物，他的许多言论至今广为流传，比如“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摸着石头过河”，都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的精髓。

在改革的前20年，不管是领导层在执政实践中体现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还是普通百姓在相对宽松环境下的行为实践中发挥出来的创造性，实际上都在对世俗理性做最好的诠释。

土地制度的变化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1980年，城市土地仍然被明确规定是全民所有，不允许流通转让。当外商开始成规模地进来投资设厂时，问题出现了，建厂房要地，但地找谁要？又怎么要？领导层没有关门搞头脑风暴，而是观望四周，于是深圳特区的经验便进入视野，把土地的产权和使用权从概念上做切割，以使用权的名义将地租赁给开发商。这一举措，由于可操作性强，迅速在各地流传开来，直接导致中国引进外资的一个高潮。而土地使用权租赁的相关立法，一直到1987年才被通过。

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也是这样一个路径。当政府和经济学家们还在为产权问题争执不休时，山东一个不起眼的小城——诸城，已经将其288个国企中的272个完成了股份合作制的改造，然后一些中小型城市，如广东顺德、四川宜宾、江苏南通等，也实施了类似的改造。而同期拥有众多大国企的上海则走了另一条路径，成立政府代理机构“国资办”，以有政治约束的政府出资者身份出现，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省去了很多烦琐的审批手续，提高管理效率，以很低的政治成本暂时解决了国有企业“所有者缺失”的问题。诸城和上海的实践最终被采纳认可，这也就是1998年朱镕基任上“抓大放小”国企改革思路的来源。这些举措都没有一个“纲领”来指导，而是在基层慢慢摸索试错，逐步渗透推广起来的。也许会有人指责这样的改革是妥协的、不彻底的，然而，在一个充满制度和意识形态摩擦的世界中，如果没有实用主义的草根性和柔软身段，改革的最大可能性是以夭折告终。

日用之道：世俗理性的原则

世俗理性的根源就是人类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不轻易以一己之见来做普世真理。如果以时间纵轴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王阳明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要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从时间的横轴看世界，我们同样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巧合：亚当·斯密提出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中“看不见的手”；马歇尔认为市场资源分配的根本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哈耶克论述计划经济的假设前提就是有一个“全能全知的价格计算系统”来设计经济运行，而市场价格则是通过汇集各种不同信息，来实现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化。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敬畏人类智慧的共性：跨越巨大的时间空间沟壑，古老的东方政治哲学思想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融、相通在一起。

承认认知局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在权力架构上层的领导者来说。这一点上，改革早期和中期的中国领导层尤其显得可贵。他们坦诚地表示自己在市场经济建设上的经验欠缺，对于如何领导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框架下的市场经济改革，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模式可循，更无从制订周详的计划。所以他们以基层实践作为自己制度变迁的法则。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最大的特征就是多样性：不同的气候、语言、风俗和经济环境，信息不对称几乎是必然结果。然而，对于每个微观的个体（家庭、企业、地方等等）来说，改善生活是本能的追求，一定会有人因地制宜地想办法，这差不多是经济学中给定约束条件利益最大化的现实应用。而在国家层面，最优的选择则是支持和保护好这些改革的外部环境，疏通引导这些自发改进措施，提炼出更有普遍意义的政策立法。这种改革的思路，恰恰和我们文化传统中的世俗理性一脉相承。

从2003年开始的这十年，被普遍认为是改革陷入僵局的一个时期。为什么有宏大的目标设计却成了“失落的十年”？归根结底，是过度自信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急切地要总结和设计未来长远发展的路径，忘记实践的真知从来就扎根在基层。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有乌托邦式的美好，却终于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

哈耶克有一个词叫作“致命的自负”，用来描述计划经济“中央设计者”所假定的全能全知，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源。而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终极原因则是个体，甚至集体的认知局限。我们面临的危险是，当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时，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已经找到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激进的“市场主义”者急切地要通过“理性设计”改变现行市场的不完美，同时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宣称已经找到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制度构架，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不过是“致命的自负”在不同意义上的表述。

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态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集体学习的演变过程。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如何在一个全新的情况下建立市场经济仍然知之甚少。我们所知道的这样那样的理论和观点，都只是代表了我们对历史和未来的某种理解。太过执拗，其实是忽视了我们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无知。如果我们肯正视自己的无知，那么我们也许能承认，“摸着石头过河”所代表的世俗理性其实比“顶层设计”的精英理性要来得实在、可靠。当形形色色的学者专家凭空畅想种种“政策走向”，提出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的建言时，成都的“地票”改革早已跨过了土地流转的门槛，而以支付宝、余额宝、蚂蚁小贷开启的“互联网金融”已经一骑绝尘，渗透千万寻常百姓家，并以细雨微风之势，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中国金融业的版图。

事实上，底层的实践者总是比顶层的设计者要更早、更快摸到石头。如果领导层真的践行他们承诺的“实事求事”和“群众路线”，他们会发现，社会生活的实践远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要丰富和深刻，在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一切问题差不多都可以在现实世界里找到答案和解决办法，领导层所要做的，不过是对众多底层实践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并将其纳入合法化的框架内。这正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成功的改革，其实是最朴素的世俗理性原则——“百姓日用即道”——的适用。

改革，不一定要宏大的框架。最需要的是顶层对基层突破性甚至挑战性的尝试、摸索等生动实践的宽容和认可。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渐进学习的过程。这个开放系统的学习过程一旦停止，再宏大的设计也终会镜花水月，缘木求鱼。

不算结语

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百岁的罗纳德·科斯写道：

……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定会保留中国特色……然而这并不意味我们对现行的中式市场经济无条件地捧场，它仍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抵制我们自身排斥异己的人类本性。开放的社会因多元化和包容性而繁荣发展。自我强加的制度划一和组织僵化曾经将看似强大、不可阻挡的社会主义列车陷入泥潭。如果我们能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学到经验的话，那就是应该鼓励和颂扬多元化，而不是警惕和怀疑它。

未来是不确定的，谦卑是更好的学习。鉴于这个民族已经凭借实用主义的精神走过了千年，鉴于我们的执政党在“世俗理性”上有过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许我们可以谨慎地乐观期待未来。科斯看好中国，我们当然希望他是对的。

从张謇到袁庚：所有的传奇都是时代的传奇

回望历史，不仅仅是为了铭记，更是为了前行。或者，袁庚留给我们的，远远不是几个企业、一个开发区所能概括的。历史走得越久远，我们越能了解“伟大”和“传奇”的真正含义。

2016年1月31日下午，前两天还颇有几分暖意的江南突然下起雨夹雪，噼噼啪啪地打在车的顶篷上，然后又转成大片的雪花，被冷风吹得斜斜地飘下。天色昏暗，颇有点“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的凄凉。

当天所有的头条都被“袁庚”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占据。仔细玩味一下，这个被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尊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标志性的先驱者、探索者之一”的老人，身份颇有几分特殊之处。

说他是官员吧，在官方的排名体系中，他只是“副部级”（严格说是享受副部级待遇）。他的正式官衔是（交通运输部下属）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和（招商局下属）蛇口工业区总指挥——要戏谑地换算，也最多相当于五品官员。说他是商人吧，他虽然主持创建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系列著名股份制企业，但是他既不拥有股份，也不曾直接管理经营企业。

似官非官，似商非商，非权倾朝野，非财倾天下，却拥有极高的政治和社会声望。这在中国“官本位”的历史文化体系中，确是一个异数。然而翻看历史，却总是能发现似曾相识的影子。每次读到关于袁庚、深圳蛇口工业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的历史资料时，我总是不由自主想起另外一个“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伟大灵魂。

1926年8月24日，广东的袁庚10岁。而在长江三角洲，一个叫张謇的海门人病逝于南通，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百姓悲泣于道路两侧，这个人此时的身份，是中国千年科举历史上的末代状元，是一家风雨飘摇的棉纺企业——大生棉纺厂的所有者，是南通城的城市规划者、筹资建设者，也是长江三角洲系列西学学校的缔造者。

1853年，张謇生于江苏海门，自幼聪颖，遵父命投身科举之路。22岁中秀才。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入侵，清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援朝。29岁的张謇投笔从戎，入朝平叛，并发表系列政论文章，主张对日强硬政策，因此得到著名的“清流”、南派首领翁同龢的赏识。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清流是朝廷中的“拥（光绪）帝派”，理所当然为慈禧不喜，张謇政治上也颇受排挤。他虽有“才华横溢”之美名，科举之路却并不平坦，屡战屡败了20多年。

直到1894年，41岁“高龄”的张謇第26次参加科举，终中状元，以六品翰林院修撰入闱。尽管中了状元，但科举的多年庸碌蹉跎使得他的思想开始转变。恰逢当时“洋务”兴起，张謇开始向往“实业救国”。一开始他仿效招商局（盛宣怀），以“官招商办”“官商合办”的模式，创办了大生纱厂。期间几经波折，几乎弹尽粮绝，张謇以状元之尊，在上海四马路卖字，赚取一点儿从上海返回南通的旅费，沦为迂腐士子们的笑柄。幸而他内心强大，无惧一时之毁誉，坚定不移地抛弃了陈腐八股，继续自己的实业梦想。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翁同龢被慈禧罢官。张謇深感仕途之险恶，“实业救国”的念头更加坚如磐石，破釜沉舟压上全副身家，借高利贷维持纱厂运营，九死一生。幸而天意成全，当年棉纱价格猛涨，大生纱厂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

之后，张謇在创业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建成纱厂的原棉基地；随后又在南通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炼厂，建成了一个轻工业产业园，之后又兴建天生发电厂，投资了多家公司。为了方便集团企业之间的运输和沟通，张謇又开通公路，进行城市规划，先后建设了南通电灯厂、大聪电话公司、（南通）气象台、南通更俗剧场、南通博物馆等系列企业。南通普通百姓的生活快速地迈入了现代社会。1920年，南通唐闸人口近万户，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当年海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上，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被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南通张謇、连云港沈云霈、赣榆许鼎霖并称苏北三大实业家，为长江三角洲的轻工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商办”（或者说“民办”）的基础设施投资也是当时主流。［说句题外话，回看历史，我们现在讨论的基础设施公私合营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在历史上并不是无迹可寻。］

在办厂做实业的过程中，张謇痛感西学（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遂开始操办“兴学”一事。他以纱厂几年的收入，加上多方集资，终于成立“通州自立师范”（中国师范教育的开端）。1905年开始，张謇和马相伯在吴淞（上海）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江苏省南通中学前身）、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和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后合并为南通大学）、南通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之一、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后两者皆为上海海洋大学前身）等一系列学校。

不夸张地说，直到今天，长江三角洲叫得出名字的高等院校，或多或少都和张謇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渊源。他以一己之力，打下了长江三角洲高等教育的基石。

和所有中国的传统士子一样，张謇笃信的是“家国天下”，其政治抱负远超过经商热情。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不顽固僵化，从清王室的保皇党，转变为立宪派，再转为民国的民主派（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其路径虽长，却可以归结为简单一句：“民生”为第一要务。凡是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政府、政策、举措都是可以权宜处理的。

从1904年开始，张謇历任清政府的（三品）江苏咨议局议长、中央教育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孙中山）南京政府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水利总长等职务。因袁世凯复辟称帝，他于1914年愤而辞职，以布衣之身奔走江湖，实践他“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梦想。

作为“由官而商”的一个实业家，张謇虽然没有学过现代经济学的所谓“代理问题”，却对这个问题有着特别清醒的认识。在担任农商总长期间，他说原来的“国有企业”（部办企业）因为“‘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纵然以匹夫之力，也要扶（国家民族）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这是张謇一生的梦想。戎马也罢，入仕也罢，从商也罢，无不为此。然而时局大势颓废，民族工业式微，张謇也终究没有能扛过时代车轮的碾轧。

1921年，由于扩张较快，又以企业之力行社会之事（办学等公益事业）耗资甚巨，大生纱厂出现负债过高的苗头。1922年，棉纱市场突然变向，棉贵纱贱，大生陷入债务危机。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棉纺织业危机，大部分中小棉纺企业纷纷倒闭。在这个过程中，北洋政府没有为民族企业提供任何帮助。而隔海的日本棉纺企业，也在20世纪初遇到过类似的困境，但是日本政府迅速为企业提供贷款援助，企业得以快速复苏和扩张。趁着1922年的危机，日本纱厂在中国市场占据了主动，“东洋纱”打败了“国产纱”，大生未能幸免。1923年，大生几乎停工，1924年到1925年，大生已经在破产边缘，被迫进行债务重组，包括多家银行、钱庄在内的债权人接管大生。

1926年，面对内忧外患，张謇心力交瘁，终不能支，勉强撑到了8月，病逝在南通。一代民族工业的拓荒者、立宪运动的领袖，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如今近百年，多少帝王将相已成尘土，而未曾登顶权力巅峰，未曾富可敌国的张謇，却在历史上镌刻下了不朽。

和张謇相比，袁庚一生中得到的浮名更少，70多岁才拿到的“五品”（副部级），在体制内的金字塔中几乎可被忽略。和张謇一样的是，袁庚的政治理想坚定，但不僵化顽固。他青年时代戎马倥偬，中年时期从事外事和情报工作，为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奉献，“文革”中被关入秦城监狱，58岁出狱，仍不改信仰。60岁后再跃马扬鞭，以一个坚定的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破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在一片荒凉的泥泞之地上，留下中国改革最传奇的拓荒之地——深圳蛇口工业区。他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抵押，率先在蛇口推行股份制，留下中国最有活力的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90年代之后，老先生从容地隐身于历史大舞台的一隅，沉默地让历史评说。

从张謇到袁庚，近当代鸿儒皆重实务，求新求变，不变的是家国情怀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20世纪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是南风北渐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核心，就是深圳、蛇口所代表的务实、勇气、担当和从善如流的开拓精神。在这种精神映照下的故事，就是所谓的“中国奇迹”，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从贫穷萧条转变为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之一的奇迹。

回望历史，不仅仅是为了铭记，更是为了前行。或者，袁庚留给我们的，远远不是几个企业、一个开发区所能概括的。历史走得越久远，我们越能了解“伟大”和“传奇”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