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带一路”是发展中国家首次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务实性倡议，核心是以新思维、新方式引领、主导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进程、新路径，也正因为如此，才构成本项目研究的主要依托背景和研究主题。

一 “一带一路”倡议三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本项目完成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周年之际。2013年9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重要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古今中外，大业难于起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是如此。因此，可以把本项目研究成果看作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来取得巨大成绩的贺礼和对“一带一路”未来美好前景的祝愿。

（一）“一带一路”：全球化2.0版的行动

三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概念变成行动、变成成效，由点及面地形成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局面，从无到有地建成了一批具有标志性的重要项目。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同30多个沿线沿途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以“互联、连接”为基本特征并作为优先领域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国际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代表了全球经济合作的新趋势，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共识，并为沿线沿途国家和地区注入了新的增长动力，开辟出了共同发展的巨大空间。“通过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和工业园，中国已成为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印度洋区域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现代化推动者。”

“‘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如果将 ‘一带一路’比喻为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 “一带一路”“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加快 ‘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地缘政治的较量正从领土之争转向互联互通之争，主要表现为全球供应链、能源市场、工业生产以及金融、技术、知识和人才流动的拔河博弈”, “这种竞争互联的另一实现途径是基础设施联盟：跨越国境线和海洋去构筑更加紧密的供应链伙伴关系”。难怪有硅谷投资教父之称的马克·安德森在对《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一书的评论中就此写道：“连接已经成为一项基本人权，它给予地球上的每个人自立自足、贡献未来的平等机会。”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可以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继承、改造、整合、创新现有国际规则体系，既让交易成本大为降低，更让国际制度趋于中性，甚至更有针对性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与发展”。这些观点，将“一带一路”倡议上升到了事关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事关人权和打造全球化新版本的高度来阐释，令人耳目一新。

21世纪，人们对互联互通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关于连接，帕拉格·康纳认为，传统的国界线表示国与国的隔离，强调本国的国土主权，限制人员、资本、资源、技术的流动；而在互联时代，国家必须选择与其他国家、其他区域连接，“连接的力量远远大于政治和军事的力量”。世界各国如何实现连接呢？帕拉格·康纳指出，可以通过修建基础设施，打造供应链，实现资源、生产、服务、消费的连接。21世纪，本质上是一场争夺供应链的角力，新军备竞赛的内容是连接全球各大市场。“在这场角逐中，中国领先：中国围绕 ‘一带一路’，已经启动一大波连接欧亚大陆的基础设施投资”, “互联互通是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复杂的全球体系演变的重要力量，各国经济会更加融洽，全球人口流动性将更大，网络世界与现实结合更加紧密，全球气候变化也将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现象交互产生的各种重大和突发影响现在还难以预测。但尽管互联互通让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它也是增强世界韧性的必然选择”。

在《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一书中，作者这样评价“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在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初，全球安全被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 ‘公共品’，其主要提供者是美国。但在21世纪，最为重要的公共品却是基础设施。而中国是基础设施的主要贡献者。中国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引领全球，现在中国又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由此中国将成为全世界基础设施项目的最大投资者。”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的三年建设过程中，在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巴、孟中印缅、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努力推进陆上路径和海上路径的紧密关联和合作，“围绕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积极强化多边合作机制，取得重要进展。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中东欧 ‘16+1合作’机制、中国—东盟 ‘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博鳌亚洲论坛（BFA）、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非合作论坛（FOCAC）、中阿合作论坛（CASCF）、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LMCM）、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等多边合作机制不断取得进展，带动了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技术标准体系对接、基础设施网络联通、能源基础设施联通和畅通信息丝绸之路等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共同建设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在标准对接方面，“一带一路”各大标准对接协商会议和论坛在各地陆续举办，初步形成了与沿线国家标准对接路径。2015年10月22日，《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正式发布，明确了10个发展方向，旨在探索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可的标准互认程序与工作机制，加快推进标准互认工作；顶层规划协议和标准体系对接方案，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能源、金融、产业、物流运输、标准及认证、环境保护、农业、人文、信息、智库合作和地方合作等13个重点领域。在交通联通方面，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开通中欧班列共计39条，已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承建的具有示范性作用的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就达38项，涉及“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重点建设关键通道和节点、推动港口合作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能源联通方面，自2013年10月至2016年6月30日，由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签署和建设的电站、输电和输油输气等重大能源项目多达40项，共涉及1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信息畅通方面，中国已通过国际海缆可达北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澳洲、中东、北非和欧洲地区；通过多条国际陆缆可直接连接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越南、老挝、缅甸、尼泊尔、印度等国家，进而延伸覆盖至中亚、北欧、东南亚各地区；由中国主导的TD-LTE技术国际化已取得初步成效，在中国发起并主导的TD-LTE全球倡议组织（GTI）中，GTI已拥有116家运营商及97家设备商，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在内的30个国家已开通共计52个TD-LTE商用网络，另有55个国家的83个TD-LTE商用网计划正在部署中。对此，帕拉格·康纳在他的新著中意味深长地写道：“从互联互通的角度看，也可将今日中国的崛起与昔日荷兰相比。我们发现17世纪的荷兰帝国与21世纪的中国颇为相似。荷兰当年也是强调供应链而不是殖民地，也强调资源而不是领土。当年荷兰的商船规模要远远超出其海军舰队，今天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商船队伍。”

（二）“一带一路”取得的多方面成就

与此同时，除了在互联互通方面取得的优势和成绩之外，“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来，从顶层设计、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全国布局等方面入手，在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等领域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愈行愈健，与中国政府注重顶层设计的战略布局密不可分。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发表重要讲话后不到40天，于2013年11月12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把“一带一路”倡议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同年12月9—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一带一路”倡议列为2015年重点推进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和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要建设“一带一路”。2015年3月28日，在亚洲博鳌论坛年度会议上，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从主要原则、建设主线和建设方向等方面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框架，明确了“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秉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以及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等原则。

把一种理念和倡议付诸行动和实践，离不开艰苦的沟通与协调。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这个大战略秉持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原则，突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互通五大合作重点，以及为愿景和行动确定的多边双边合作机制等制度保证，注定“是各国共同参与的 ‘交响乐’，其基本定位和目标既要反映中国和平崛起的利益诉求，又要符合沿途国家乃至全球发展的需要”。有专家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是在一个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路框架下形成的大战略”。

三年来，中国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与沿途沿线国家不断推进合作，落实各项规划与项目。2013年9月至2016年8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了37个国家（亚洲18国、欧洲9国、非洲3国、拉美4国、大洋洲3国），在多个场合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也得到了相关国家的热情回应。中国已经与大多数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协议，并与欧盟、中东欧16国、大湄公河次区域组织、非洲联盟等区域或次区域组织发布联合声明，对接各方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政策规划。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经同56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合声明，并且签订了相关谅解备忘录或协议；同时，中方积极探索建立双边联合工作机制，同时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经与14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和欧洲等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也已经与11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还与56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

“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三年的推进和实施过程中，已经产出了丰硕成绩：2013年6月至2016年6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高达3.1万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6%；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服务外包合同金额94.1亿美元，同比增长33.5%；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累计已达511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其中2016年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68.6亿美元，“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对中国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8%；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与53个沿线国家签署了税收协定，初步形成了覆盖主要投资来源地和对外投资目的地的税收协定网络，强化了消除投资壁垒功能；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建设有52个经贸合作区，已通过考核的经贸合作区达13个，累计完成投资156亿美元；亚投行于2016年6月25日批准了首批4个项目总计5.09亿美元的贷款，涉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截至2016年6月30日，丝路基金已宣布支持中国三峡集团在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投资建设水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支持中国化工集团并购意大利倍耐力轮胎公司项目、参与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一体化项目3个项目的投融资，并已经分别与欧洲能源利用有限公司、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三方框架性合作建议；截至2016年6月30日，国家开发银行已建立涉及超过60个国家、总量超过900个项目的“一带一路”的项目储备库，涉及交通、能源、资源等领域；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进出口银行内有贷款余额的“一带一路”项目1000多个，项目分布于49个沿线国家，涵盖公路、铁路、港口、电力资源、管道、通信、工业园区等多个领域，新签约“一带一路”国家项目500多个；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累计支持的国内外贸易和投资的规模达2.3万亿美元，为数万家出口企业提供了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为数百个中长期项目提供了保险支持，包括高科技出口项目、大型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项目、大型对外工程承包项目等；截至2016年3月31日，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4个国家设立了56家一级分支机构，共有来自20个“一带一路”国家的56家商业银行在华设立了7家子行、18家分行以及42家代表处；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超过2.63万亿元；截至2016年8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和境外3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者其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其中21个国家和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总额度已经超过了3.12万亿元（不含已失效或未续签）；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也已经陆续实现了11种货币的直接交易，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已拓展到20个，其中7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此外，中国政府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沿途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与沿线国家先后举办19次“国家年”活动，设立25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500所孔子学院遍布125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签署41个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有包括海南、新疆、宁夏在内的24个省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明确的旅游合作项目；截至2016年6月30日，面向中国普通旅行开放免签的国际和地区有21个，施行落地签的有37个，据国家旅游局预计，“十三五”时期中国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送1.5亿人次中国游客、2000亿美元游客旅游消费，同时中国还将吸引沿线国家8500万人次游客来华旅游，拉动旅游消费约1100亿美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与中东欧、东盟、阿盟等地区或国家的卫生部、医学院等展开了医疗人才培养、公共卫生服务和传统医药等方面的合作，已签订国家级协议达23个，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等合作项目达29个；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关于科技方面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多达56项，涵盖航天、能源、生态等多个领域，覆盖亚欧拉非等地区。

二 本项目的研究价值、结构设计与主要结论

（一）研究价值

1．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对“一带一路”面临的现实问题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论探讨。“一带一路”是新近提出的大倡议，实际上反映的是国际关系正在向一种新型关系方向的演进，在已有的国际关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由发展中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局面，因而，对于“一带一路”理论的探讨不可能运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理论框架体系。就这一点而言，本项研究还远远达不到上述的理论要求，而只能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下尝试着对“一带一路”进行理论上的解释，而不是创建。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在尽可能运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通过改变“斜率”或者运用“拐点”方式，突破当前“一带一路”研究中存在的理论困局。例如，我们提出了经济外交转型的方向和重点，我们认为经济走廊建设要坚持亚洲方式，面对TPP的挑战，我们应构筑包容性的国际体系。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对“一带一路”的理论建设有所推进，那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2．学术价值

本研究也试图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开创新的学术研究活动，体现一种学术价值。目前国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已全面铺开，仅近三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已多达万篇以上，其中不乏上乘之作，但是多数研究仍停留在探索阶段，尚未从学理上形成“一带一路”的理论框架或体系。上述研究存在的问题或不足为本项目开展相关研究留下了空间。面对国内已经进行的务实研究，本项研究侧重于从理论视角，特别是利用现有的理论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学术探讨。例如，有的作者从规模经济角度对互联互通的学理价值进行了研究，并认为互联互通具有规模经济和贸易创造效应，也因此认为互联互通有助于成为亚洲一体化的新平台。也有的作者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就“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内涵与特征、目标与途径、内生动力和发展基础、空间聚集和空间溢出效应予以探讨和研究。

3．现实意义

本项研究的现实意义不仅注重理论探索，更注重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实现路径探讨。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尽管前无古人，在诸多的做法上却可以借鉴、模仿前人经验，再经过改造为我所用。例如，经济走廊、产业园区、互联互通等，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走出去的时候，通常也会采取类似的方式方法，只不过今天的中国对这些传统手段进行了更新和提升；又如，中国“发明”的产能合作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类似过去美、日产业转移的做法。但是本研究比过去有所超越，这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通过前述简要介绍得知，中国的全球自由贸易区网、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产业园区等已经较过去有较大的革新或改造，例如，历史上中国从未提出过要构筑周边或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也未勇于提出建设中国的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而目前，中国正在翻写新的国际关系史，因此，本项研究也得到一些社会肯定。在前期的研究过程中，本项研究已有部分成果或通过论文形式发表，或通过内部报告形式向有关部门建言并得到肯定，以上这些已证明本项研究的现实价值。

（二）研究结构设计、方法与主要结论

1．研究思路

自2013年下半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历3年，其间无论是作为理论探索还是付诸实践，“一带一路”倡议都面临一些空白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去填补。目前，中国还有许多经济问题、社会矛盾尚未解决，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大倡议去惠及他国；“一带一路”与传统西方社会看待世界、解决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有什么不同；“一带一路”究竟要突破哪些现实困境，才能与他国共同完成中国设计的长远目标；“一带一路”将给中国带来哪些好处；中国是否因此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疑问正是本项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此，本项目以当今“一带一路”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切入点，围绕几个重要领域，着重探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供解决重大关切问题的思路，以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指导，采取历史与比较的方法、定性与定量的方法来完成研究任务的。

（三）结构设计与主要结论

全书划分为三个部分，即理论篇、路径篇和合作篇。

理论篇有4篇文章，主要尝试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所蕴含的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新思路、新观念、新论断。理论上说，作为新一代大国首推的大倡议，“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个实践性倡议，更需要通过这一重大实践给出中国对现有世界格局的新观念、给出中国对现有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的新思路以及新做法。

有的作者提出，“一带一路”所包含国际角色观、周边外交观、义利观、总体安全观、文明互鉴观、共同发展观等是指导今天“一带一路”建设的思想基础。

通过对现行世界秩序的观察与研究，有的作者提出以冷战思维为背景的现行世界秩序是以服务美国政治、经济和安全需要为中心的，今天的“一带一路”是现行世界秩序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新时期发展中大国对世界面临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提出的新的行动方案，是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新的和平发展思路，以创造不同以往的世界秩序。

与此同时，有的作者认为，作为实现自身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大战略，“一带一路”也是中国经济外交模式调整的产物，其着眼点在于运用市场和经济资源开拓中国与周边及世界的外交新局面，让周边地区关注点重新回到“共同发展”议题上，以双边关系为节点有序缔结网状多边合作，通过打造周边战略支点国家，推进差异性经济外交策略，以缓解周边战略压力，构造地区新秩序。

“一带一路”建设同样离不开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该领域的作者指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在当今“一带一路”沿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承接中国产业转移，只有通过若干个国家的合作，即某种新型的地区合作才能实现中国产业的转移，为此，中国必须创造和维护地区合作所需要的基本基础设施能力，提升教育交流水平和政治氛围，这种共同发展的新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产业跨国转移引发的政治动荡，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新秩序。

路径篇有5篇文章，核心是探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路径，包括全球自贸区网络、互联互通、经济走廊建设、产能合作、产业园区建设等中国近一时期为推进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而颇为强调的重点做法。

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面对国内外新形势，今后中国对外开放领域要“健全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以此为出发点，该领域的作者提出，未来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推进对外开放的政策思路应该是重视投资带动贸易，重视进口贸易，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同时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寻找FTA网络建设的突破口，并有效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

加强互联互通是激发中国与沿线国家内在经济增长潜力的重点方向之一。有的作者提出互联互通不应是单向进行的活动，而应与其他手段联手共同推进，如以建设经济走廊来推进设施联通、以重构全球价值链来加强贸易畅通、以构建“一带一路”金融支撑体系来打造资金融通、以增强双边互信来加强政策沟通、以增强人文交流机制来加强民心相通，以此寻求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也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有的则提出“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应坚持亚洲方式观点。“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具有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聚集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将会对沿线国家间区域生产网络的完善与重构、价值链的延伸、贸易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沿线国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带来了新的机遇。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构建将是一个从产业集群到贸易投资便利化，从贸易投资便利化到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演进过程。

全球价值链重构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以此为视角，该领域作者提出，未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整合全球资源，培育以设计、研发、营销、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

产业园区是老概念，但是在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却有可能被赋予新的价值。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产业园区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形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从顶层设计和规划走向落地实施，该领域作者提出中国企业在进一步推进境外产业园区发展时，应主动结合国家发展战略，促进产业园区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融合；境外产业园区规划设计和开发建设标准要从实际出发，找准主导产业建设集群式产业园区；创新企业融资方式，保证项目融资顺利实施；此外要重视软实力的作用，促进产业园区建设和经营的本土化。

合作篇共有4篇，主要为“一带一路”建设如何与当今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更好地推进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进程提供了相关的合作思路。“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唱戏，而是多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其发展成就也应为多国共同分享。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需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需要处理好与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或组织之间的关系。王毅外长盘点2014年外交，认为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了“以我为主”的大外交格局，总结顺序是先周边关系后大国关系，而不像以往把重要位置和篇幅放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上；从过去以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演进到平行强调中俄之间的大国战略协作关系以及与欧洲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是中国目前外交工作思路的调整，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在要求反映。因此，在合作篇中，重点探讨了未来中国应如何与周边国家、美国或欧盟建立新型的经济关系，通过一体化建设，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美国和欧盟之间形成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掣肘关系。

在构筑与周边国家一体化进程中，该领域作者提出，推动亚洲一体化需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塑造符合亚洲实际的一体化模式。迄今为止，遵循西方一体化模式的亚洲区域合作却表现出明显的“飞地”特征，显然不利于亚洲各国以及国家内部的经济共同发展，因此有必要与亚洲国家打造全新的一体化局面，实现共同繁荣，迈向命运共同体。通过搭建互联互通这一具有亚洲特色的一体化平台，既是“一带一路”建设应该追求的目标，也将是中国对亚洲政治经济格局最重要的重塑。

当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已呈现出TPP与RCEP双轨竞争局面，亚太地区面临着被割裂的风险。新时期，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在区域架构、地缘政治、区域生产网络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因此，该领域作者提出，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区域合作的深度参与者，中国需要积极面对和战略预判，从而能动地参与地区环境的塑造，推动完善和进一步构建包容性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欧亚一体化是新时期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走向。目前，中国倡导的发展主义导向型战略与美国主导的安全驱动型战略并存，该领域作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欧亚一体化战略为长期处于大西洋主义主导下的欧洲提供了一种替代性选择。“一带一路”倡议从发展主义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促进了多极化的发展、相互信任的增强和地区经济的繁荣，有助于消减安全疑虑，形成以发展为导向的跨区域合作新模式，并最终削弱大西洋联盟。由于大西洋联盟在物质资源和观念认同方面仍有坚实的基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欧亚一体化战略实施将会遇到诸多困难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