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篇
“一带一路”与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多元的、共赢的，同时其建设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考验，这需要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宏观指导。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包含国际角色、周边外交、义利观、总体安全观、文明互鉴观、共同发展观等新思路、新观念、新论断。这些战略思想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相连，需要我们系统分析和整体把握。
201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在中亚和东南亚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向国际社会明确发出的中国声音、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为何提出“一带一路”、如何建设“一带一路”，国际社会存在不同声音。对此，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多元的、共赢的。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包含了习近平重要的外交战略思想，同时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对于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如何全面准确把握和分析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已成为建设好“一带一路”的关键之一。
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十分丰富，包含国际角色、周边外交、义利观、总体安全观、文明互鉴观、共同发展观等新思路、新观念、新论断。这些战略思想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相连，需要我们系统分析和整体把握。
一 “一带一路”与“国际角色”的新定位
“一带一路”究竟把中国引向何方？中国如何处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位置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对中国的“国际角色”进行重新定位。
（一）中国的“国际角色”的含义
所谓角色，是指与社会行为体身份、地位相一致的权利、责任、义务与行为方式，是其他社会行为体对其身份的预期。而“国际角色”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国家行为和对外政策的展现，包含角色扮演和角色认知两个方面。
其实，“角色具有客观和主观的两重性规范。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性是依据自身实力的角色定位，但这种客观角色定位常常被国际社会错误领会和认知，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角色的主观建构与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定位有很大的偏离，从而造成中国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角色紧张和冲突”。这表现为中国的“国际角色”产生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之中，并有可能不断调整，而“一带一路”则是这场互动的重要平台。
因此，如何定义中国的“国际角色”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国对自身实力的定位，即身份认同；另一个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际角色”的认知。
（二）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再确认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2010年上海又成功举办世博会，这一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身份和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了，中国已经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应该履行更多的国际义务，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因为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甚至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已经超过美国了，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理应担起全球领导者角色。
根据美国皮尤公司2015年对全球40个国家的调查，“27个国家的人民认同中国已经或将要替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其中，加拿大52%、法国66%、澳大利亚66%、西班牙60%、英国59%、德国59%、意大利57%、波兰46%等国民都认同中国全球超级大国地位”。这些国家几乎都是欧美发达国家，这体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沉重打击所带来的心理挫败感，同时表明了这些国家的民众肯定和认同中国日益崛起的势头和全球超级大国的潜质。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二，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排在世界末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5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67.67万亿元，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人均GDP为5.2万元，约合8016美元，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3.7万美元以上的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市欢迎宴会上演讲时强调：“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3、美国的1/7，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则中国还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城乡有7000多万低保人口，还有8500多万残疾人。”
在此之前，习近平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地位早就有清醒的认识。2013年4月7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做主旨演讲时明确指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要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美好生活，还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为了寻找发展中国家更多朋友圈，获得更多发展中国家朋友对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支持与认同，2015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时表示：“中国和印尼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四人口大国，第一和第三大发展中国家，战略依存度高，发展互补性强，互利合作潜力巨大。”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当场表示高度认同。
（三）中国积极建设性的“国际角色”
虽然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没有变，但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发挥与中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角色”作用。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6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名援助人员，其中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这表明，中国承担国际角色付出了生命代价，履行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履行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国际社会的期望。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当今世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世界好，中国才能好。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等方面，中国都没有缺席。这是国际社会的希望，也是中国的责任。”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将提出更多中国方案，致力于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2014年7月15日，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前夕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中国发展，中国将更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将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主张不干涉内政，建立公正、平等、和平的社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大会上表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各国的事务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我们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出于一己之利或一己之见，采用非法手段颠覆别国合法政权。”
当前，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人口、面积等指标来看，中国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全球性关键大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瞩目的一个关键大国，外部世界也更加关注中国的一言一行，特别是中国将如何思考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为中国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必将成为塑造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关键大国形象的重要路径。
发挥中国的“国际角色”，必须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丰富和完善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世界不断发展变化，随着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同时他强调：“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一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当今世界，多极化潮流锐不可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成为历史潮流，但“国强必霸”，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零和游戏思维仍有市场。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纽约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客观上反映了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潮流，旨在充分发挥中国作为全球性关键大国的作用，推动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建立国际新秩序，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前进。
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表现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时坚持结伴而不结盟原则，积极稳定大国之间关系，以斗争求合作。合作共赢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原则一脉相承。“一带一路”秉承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积极互动关系，表现为新型合作观；“一带一路”秉承的“互利共赢”的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利益共同体，表现为新型义利观；“一带一路”秉承的“开放包容”的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文明互鉴，表现为新型文明观；“一带一路”秉承“市场运作”的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项目运作上，尊重市场规律，同时兼顾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表现为新型经济观。
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伴随而来的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国国际角色的确立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互动、国际政治特征的演变等几方面因素对中国国际角色的选择具有根本性影响”。
中国应该坚持推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稳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经略好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以便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积极主动地扮演“国际角色”，保持“国际角色”的适应能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扫清障碍，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二 “一带一路”与“周边外交”的新提升
周边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依托，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周边外交”，并为确保中国战略机遇期提供重要平台。
（一）“周边外交”新特点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第一，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大局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传统上，中国外交战略奉行“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指导思想。在具体外交实践中，大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为中国外交的两个重心，地位同等重要。这正如时殷弘教授在反思中国外交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若干年，外交上有一个重要失误，就是我们只讲中美关系重中之重，我们忘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是只有这一个重中之重，在战略领域，在外交领域还有另外一个重中之重，就是我们复杂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周边关系。”
第二，注重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周边外交千头万绪，如何对周边外交进行顶层设计是经略周边的重要保障。而确定中国的周边战略目标是进行顶层设计的关键。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
习近平主席从全局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的周边战略目标，这为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提供了宏观指导，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周边外交。
第三，奋发有为推进周边外交。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习主席担任国家领导人以来，首访中国周边最大的国家俄罗斯。2015年习主席外交首访第一站，就选择巴基斯坦。在访问期间，中国和巴基斯坦签署了51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超过30项涉及中巴经济走廊。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还通过视频为5个发电厂项目揭幕，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全面启动。这体现了周边外交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和作用。
此外，2014年7月和8月，习近平主席分别单独对韩国和蒙古国进行访问，被媒体解读为“点穴式”外交访问，其特点是时间短、务实成果丰富。韩国和蒙古国都是中国重要的邻国，对中国具有一定的战略疑虑。通过这种“点穴式”访问，双方领导人可以深入地进行交流和沟通，达到增信释疑的作用。双方达成的务实成果可以起到示范作用，影响更多周边国家与中国开展合作。
（二）“周边外交”面临挑战
不可否认，当前“周边外交”面临周边环境复杂化趋势，中国和周边存在一些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为中国和周边面临三大困境，这些困境有的是历史形成的，在今天有新的表现形式，有的则是伴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浪潮冲击而新产生的，彰显了中国与周边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安全困境。当前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存在领土和岛礁争端，这些争端并不是当前新话题，而是由历史形成和产生的。由于各方主张领土和岛礁主权时，存在历史话语体系、殖民话语体系和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三方冲突，使得领土和岛礁争端久拖不决，侵蚀了彼此的信任，造成了安全困境。
第二，心理困境。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一些周边国家患上了“邻国崛起心理恐慌症”。伴随着周边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西方和周边当地媒体的推波助澜，对中国朝贡体系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妖魔化，中国与周边现存的心理困境被无限放大。
第三，发展困境。中国与周边已经建立起众多的双边或多边的投资贸易安排，互利合作、共享双赢正在逐步成为各方共识。但不可否认，中国与周边还存在程度不一的产业竞争、市场争夺和资源配置的矛盾，形成了中国与周边的发展困境。
（三）经略周边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面对上述三大困境，这就要求我们在经略周边时，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全方位地推进中国与周边的合作。中国各级部门协调配合，三管齐下，全方位推动“一带一路”在周边落地，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政治上，增进互信。我们可以通过领导人出访周边国家的契机，权威阐述“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夯实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在周边落地生根打下重要基础。
2014年9月18日，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上发表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重要演讲时强调：“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南亚，符合本地区国家和人民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中国愿同南亚各国和睦相处，愿为南亚发展添砖加瓦。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中国希望以 ‘一带一路’为双翼，同南亚国家一道实现腾飞。”
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题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亚洲美好家园”的重要演讲中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我们欢迎周边国家参与到合作中来，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携手实现和平、发展、合作的愿景。”
经济上，合作共赢，通过“一带一路”具体项目合作，使中国的发展真正惠及周边国家，让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上获得更多的实惠，打造中国与周边利益共同体。除了中国三部委发布的六大经济走廊项目外，一些真正惠及民生的双赢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比如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合资新建的雅加达—万隆高铁，践行了“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第一单，体现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合作的广阔空间。尽管该项目面临各种阻力，但有两国政府的政治担保，相信这条铁路必将成为沟通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谊的桥梁。另外中国与老挝铁路，作为泛亚铁路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对中国和东南亚互联互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人文上，强化交流，运用“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扎实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密切彼此之间的人民感情，做好“民心相通”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厚实的社会人文基础。比如，在中国和南亚人文交流中，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人文公共产品。从2015年起，中国“未来5年向南亚提供1万个奖学金名额、5000个培训名额、5000个青年交流和培训名额，培训5000名汉语教师。中国将同南亚国家一道实施中国—南亚科技合作伙伴计划，充分发挥中国—南亚博览会作用，打造互利合作的新平台”。
总之，“一带一路”为“周边外交”提升提供了新的平台。这一平台的建立将有助于中国与周边建立更多机制化的政治安全合作关系、更高质量的经贸合作关系、更大规模的社会人文交流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外交”提升将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在周边国家的顺利开展，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为强大的动力。
三 “一带一路”与“义利观”的新界定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弘扬什么、摒弃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形象问题，而且还涉及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项目合作是否可持续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一）“义利观”的时代内涵
“义利观”是“一带一路”舞台上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导向。2014年7月4日，习近平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时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
习近平将“义利观”表述为“道义为先、互利共赢、着眼长远”，是对“义利观”的新界定。与之相对的是旧的“义利观”，即损人利己的零和游戏，是霸权秩序下强国对弱国的掠夺。新界定的“义利观”所追求的是国际共生，是一个将世界各国、各地区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霸权制衡下的“霍布斯森林”。这种“义利观”把功利和道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注重国际正义，反对强国霸权，又主张维护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并致力于推动各国和全球共同利益的实现，反对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以及罔顾国家核心利益的世界主义。
对比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更容易看清“义利观”的含义。“义利观”所体现的是一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全球视野和未来视角。现代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对于国际社会上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的解释虽然有所不同，但都适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理性人”概念，其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于行为动机的解释最为简单，就是追求个体的物质利益，并为此而展开博弈。但是“义利观”认为道德的力量能够帮助国际社会走向互助共赢，认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体不仅仅受物质利益的驱动，还有追求道德的自觉。“义利观”认为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主体能够自觉遵循合作共赢、协商共建的行为准则，甚至在必要时采取利他行为。
“义利观”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道德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但同时提倡“由己及人”，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既关照个人需求又有助于社会资本积累，实现个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行为准则。不仅如此，中国传统道德为精英人群设定了更高的道德标准，提出“达则兼济天下”，要求强者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产品，从而得到与自身社会地位相称的道德威望，进而获得社会地位的合法性。这种“义利观”指导下的社会秩序不同于西方现代社会从个人主义、社会契约出发建立起的社会秩序，更加强调人的道德自觉。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提倡的“义利观”与儒家社会里的“义利观”一脉相承，是对中国思维方式的阐述，为国际社会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
（二）“义利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各国设计的一个公共产品，而正确的“义利观”有助于维护所有参与者的整体利益，有利于降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道德风险”。在国际社会上，国家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同市场上的“经济人”一样，会努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很多国家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政局动荡，国家间冲突、社会内部冲突不断。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很可能为谋求自身利益而利用“一带一路”，做出言行不一、损人利己的行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来自国家、企业、社会等多个层面，所有参与者能否信守承诺，恪守“互利共赢”，不损害“一带一路”这一公共产品，关乎“一带一路”能否持续发展。事实是，目前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已经遭遇诸多道德风险，例如斯里兰卡单方终结“海港城”项目建设、缅甸搁置密松水电站建设、中吉乌铁路项目受挫等。这些困难之所以出现，相关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违反经济合作协议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推动“义利观”所面临的障碍
我们希望正确的“义利观”成为约束“一带一路”上各国行为的道德规范，这表达的是今天中国所追求的国际秩序理想。然而要实现这种理想，目前还面临重重困难。
中国作为这种新的行为准则的倡导者，应该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但是，无论在政府、社会、企业还是个人层面，这种实践都面临很大的障碍。
首先，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仍存在很多领土领海争端。在领土领海问题上，要兼顾“义”与“利”，非常考验当事国的智慧。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这些争端将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是一个“未富先大”的国家，虽然推出了新的国际秩序理念，但难以向国际社会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应负责任的要求超出了中国的实际能力。
其次，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还有待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生活日益富裕，但伴随激烈的社会变动，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传统道德规范在社会变动中被打破，新的道德规范却远远没有成为社会共识。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公正公平拷问着社会良知、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得不到遏制。在全球信息化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很容易被全世界所了解，中国社会内部首先需要树立良好的“义利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倡导“义利观”才会更加具有说服力。
再次，中国企业将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步伐更快地走出国门，但中国产品目前还未能摆脱“劣质”形象，中国企业还未能建立起良好的市场口碑，中国企业在回馈社会、与当地社会互动方面的经验还不足。由于长期受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部分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后做出了很多破坏当地环境、追求短期利益的短视行为。
最后，中国民众也正在大量走出国门，观光足迹正渐渐踏遍全球。中国游客所到之处，留下了缺少公共道德、缺乏文化修养、追求物质享受、喜爱炫耀消费的印象。中国游客的这些行为映射出了中国社会文化建设落后的现状。在这样的现状下，中国提出“义利观”这种较高的道德行为准则，其说服力会被打折扣。
目前的国际秩序仍然是“霸权秩序”，所有国际社会成员都把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行为出发点。新的道德规范的确立，需要共同体中掌握更多资源的行为者率先垂范，并建立起相应的奖惩机制。最强国美国仍然推行“霸权秩序”，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如果不能担负起示范和监督的角色，那么很难期待通过口头上的道德倡议就能够使其他国家接受中国所提出的“义利观”。“一带一路”沿途国家中有很多欠发达国家，是国际社会里的弱势群体，面对大国有天然的受害者意识，希望这些国家在当今“霸权秩序”下自觉遵从“取义舍利”这种较高的道德准则更加不现实。
四 “一带一路”与“总体安全观”的新思路
“一带一路”的建设离不开安全的保障。任何离开安全保障的“一带一路”项目都有可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些风险有看得见、能预测到的风险，我们称之为“显性风险”；还有一些是偶发的、不可预知的风险，我们称之为“隐性风险”。如何防范“显性风险”，避免“隐性风险”，需要从“总体安全观”的角度，综合统筹，对症下药，构筑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保障体系。
（一）“总体安全观”的提出及含义
总体安全观是习近平主席根据大安全时代的特点，审时度势，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提出的解决国家安全所面临新挑战的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的新思路，对我们解决国内、国际安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生动地表明了中国推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思路的五位一体框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同时他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表明，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架构下，各个安全领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协调和统一的，这对“一带一路”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统筹协调外部安全与国内安全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涉及欧亚大陆60多个国家或地区，而且涉及中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其覆盖面相当广，其中存在外部安全与国内安全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处理好“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因此如何统筹外部安全与国内安全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体现。
根据中国政府的总体部署，新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建设区域，而福建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建设区域。这个总体部署充分考虑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外部安全与国内安全的协调关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连接亚太经济圈和欧亚经济圈的中间地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而新疆则是这个中间地带的核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毗邻新疆的中亚地区，能源、资源丰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通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不断染指中亚地区，并加强对中亚油气资源的控制，美国等大国对中亚的新动向必然会波及新疆地区。
在中东地区，2011年开始出现了“大动荡、大变革和大调整”的苗头，北非、中东地区的大变革，对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欧洲地区存在北约东扩、欧盟东扩、欧债危机等事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将渐渐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新疆的对外开放产生负面影响。
应对上述安全风险，必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有效地整合各个部门的力量，树立国家安全一体化意识，提高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的协调力和执行力，更好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加快新疆发展提供最坚实的安全保障。
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具有区位、人文和经济优势。“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是连接台湾海峡东西岸的重要通道，是太平洋西岸航线南北通衢的必经之地，也是海外侨胞和台港澳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历史辉煌，区位独特，且具有民营经济发达、海洋经济基础良好等明显优势，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台独势力对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具有负面影响。2016年5月20日，台湾新领导人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避谈“九二共识”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公约数，是向渐进式台独方向迈进。此外，蔡英文还提出“新南向”政策，试图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绑定东南亚，实施其“去中国化”策略，这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安全威胁。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我们发挥福建区位、人文和经济优势，通过海外侨胞和港澳台侨胞的桥梁作用，瓦解台独在台湾本土的社会基础，同时，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夯实中国在东南亚的社会根基，抵御台湾“新当局”的“新南向”政策。
（三）统筹协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各种安全挑战，其中包括传统安全挑战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传统安全挑战与政治互信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非传统安全挑战则与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二者需要综合统筹与协调，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局。
一般来说，传统安全的挑战涉及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对此我们要有“底线思维”意识，即在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时，没有任何妥协余地，需要采取各种手段坚持我们的立场。
自2009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岛礁争端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障碍，同时也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传统安全威胁。随着这些争端被人为放大以及西方一些大国的介入，这些传统安全威胁迟缓了“一带一路”项目的有效推进。
比如南海问题。在个别南海国家的搅浑水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动下，南海问题越来越呈现“军事化”和“司法化”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中国在南海问题的“底线思维”，影响了中国与南海沿岸国家的政治互信。
实际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02年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明确了各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性立场，同时规划了多项合作领域，比如海上搜寻与救助，打击毒品走私、海盗、海上武装抢劫和军火走私等，这些领域大都为非传统安全合作。这实际上体现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一种互动关系，值得深入推进。
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可以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建立机制，实施合作项目，构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基础，为加强传统安全合作奠定合作氛围，从而有效推动传统安全合作。
（四）统筹协调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
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难以避免像“9·11”这样规模的恐怖袭击。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协调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十分重要。
2014年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强调中国将同各方一道，推动在亚信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是习近平主席对亚洲安全观最直接、最完整的表述，体现了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亚洲安全治理的新思路和新主张，为亚洲未来的安全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亚洲安全观中，共同安全置于首要地位，这表明共同安全是构筑亚洲安全的重要前提条件。可以说，没有共同安全，也就没有亚洲的安全，更谈不上“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安全，不同于传统的集体安全。传统的集体安全更多是表现为同盟安全，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够；而共同安全则更强调安全的共同利益，强调安全责任共担、安全利益共享、安全机制共建，表现为各个安全成员角色的平等参与关系。当然，共同安全必须与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协调推进。
没有发展的安全，是十分脆弱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离不开经济、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亚洲安全合作可以为地区经济合作创造前提和保障，而地区经济合作的成果又会反过来促进和巩固地区安全合作的开展，共同推动建设合作与发展的新亚洲。”
在亚洲安全观的指导下，“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构建开放、多元、立体的安全架构体系，打造责任共担、互利共赢的安全共同体。
在双边安全架构中，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发展战略对接为平台，构建互动频繁、高效管用的安全合作体系；针对“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通过现有的安全对话机制，将“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纳入安全合作体系的构建之中。以“共同安全”理念，寻求安全合作体系的新共识，将双边“共同安全”利益最大化；以“综合安全”理念，密切传统安全合作，夯实政治互信基础，强化非传统安全合作，构建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基础；以“合作安全”理念，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双边分歧；以“可持续安全”理念，通过发展路径，处理历史遗留的安全议题。
在多边安全框架中，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六大经济走廊规划与合作，构建多边的安全合作体系。比如利用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中蒙俄三边安全合作架构；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打造四边安全合作架构；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打造澜湄安全合作机制等。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制的论证、建设、运转等提供了宏观的理论指导，使“一带一路”建设走得更稳。
五 “一带一路”与“文明互鉴”的新发展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贸合作之路，而且还是“文明互鉴”之路。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做主旨演讲时指出：“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而“一带一路”则为“文明互鉴”提供了契机。
（一）“文明互鉴”的内涵
“文明互鉴”是一种多元包容的价值观。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文明互鉴强调“和而不同”，这与“霸权秩序”背后的价值观理念截然不同。在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下，存在价值观同盟，存在“邪恶轴心国”，各种宗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时而引发安全危机。而“文明互鉴”的价值观念则不划分你我，不排斥异己，希望包容一切人类文明。
“文明互鉴”的文化价值观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多元文化理念一脉相承。与宗教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欧国家不同，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世俗世界里，任何一种宗教都未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中国人对待宗教文化采取一种实用态度，而不是被某种宗教所主导，“儒”“释”“道”三种文化经常同时体现在同一人身上。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世俗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文化，也以这种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中国人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和而不同”不仅能够保障万物共存，而且能够使事物在相互配合中发挥最大价值和意义。中国人虽然对于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非常自豪，但却没有文化扩张的意识，儒家文化对于文化传播的态度是“来而不拒、不往教之”。
与中国不同，在欧美的社会科学理论中，一条从“野蛮人”向“文明人”进化的坐标时隐时现，坐标的终点大致指向欧美现有的制度和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热衷于向全世界积极输出自身的制度和文化，建构主义更是把文化视作用于博弈的“软实力”。即便是“英国学派”，也认为“国际社会”只会出现在相似的文化区域内。
（二）“文明互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重视文化交流，践行“文明互鉴”，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内容。首先，把人文交流摆在“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位置，有助于中国以及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获得沿线国家民众的心理认同。中国崛起的经历证明，仅仅靠经贸合作难以换取其他国家的认可，很多国家从中国发展中获得了红利，但对中国的认识却依旧负面，甚至交流越多对中国认识越负面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因此，在今后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应该提高文化交流的质量，讲好“中国故事”，补上中国外交中文化交流这块短板。“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安全局势动荡、政治社会动荡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唯有承认文化多元，才能够规避文化冲突，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才能够获得民心，保障经济合作的长远稳定发展，保障“一带一路”不会“利尽而散”。
其次，把文明交流摆在重要位置，才能够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功能，惠及沿线各国人民，进而得到世界的尊重和认可。古代丝绸之路虽然是商贸通道，但却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走向世界，而欧洲的玻璃和雕塑、东南亚的奇珍异宝则装饰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西域的农业文化流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中国的科学和艺术进入欧洲，影响了欧洲人的审美，乃至世界各地的音乐、美术、舞蹈、宗教都在丝绸之路上交流和碰撞，极大地丰富和刺激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繁荣。“一带一路”应该继承“丝绸之路”的光辉遗产，重视其文化交流价值，为沿线各国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这样才能提升其自身的价值，更有利于“一带一路”获取民心。
最后，“文明互鉴”“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有利于国际社会“共生共荣”的中国智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宣传“文明互鉴”“求同存异”的理念，有利于解构西方的“霸权秩序”理念，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战争是追求“同”的结果，今天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战争依然在世界上上演。“文明互鉴、求同存异”的文化价值理念有助于化解世界上因为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差异而引发的敌对，化解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难题。
（三）推动“文明互鉴”面临的障碍
要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推动以“文明互鉴”为宗旨的文化交流，面临着几个来自国内外的障碍。
首先，文化交流面临着文化民族主义的壁垒。“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是经济发展的落后国，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落后国，这些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很可能会抵制外来文化。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在宗教、法律、体制、文化、风俗等多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一些国家之间因为历史原因形成了很深的文化隔阂，再加上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相互之间难以接受。中国虽然持有“多元”的文化理念，但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中国文化传播也很可能被看作文化扩张，因此中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还需要持谨慎的态度。中国人自身也有着很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东亚文化宗主国”自居，而这种态度很容易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引发相关国家民众的反感，甚至激化“中国威胁论”。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对于很多落后国家的轻视情绪也在滋长，中国人虽然普遍持有“文化多元主义”，但感兴趣的是发达国家的文化，对于欠发达国家的文化却持有偏见。很难想象一个持有文化民族主义和发展优越感的国家能够真正在文化交流中做到“坦诚互鉴”。
其次，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并不强。“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经济发展落后，文化产业基础薄弱，对外文化交流沟通并不通畅。“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制度、文化基础都存在巨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出现国家间文化交流的不均衡，而这种不均衡会刺激弱势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引发其对文化交流的抵抗。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国家的文化产业基础设施非常薄弱，这也阻碍着其文化交流的参与能力。
最后，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存在“文化打折”现象，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则面临着更高的门槛。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被很多国家视作意识形态上的“另类”，他们看待中国文化时很容易戴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中国文化带有“世俗文化”的特征，而在很多国家的文化中，宗教占有重要比重，这也会成为阻碍相互理解的壁垒。为了避开“意识形态”差异，近年来中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较多地向世界介绍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儒家文化是亚洲多个国家共有的文化，很多国家都因此而骄傲，中国在宣传儒家文化时也要同时顾及这些国家的感受，涉及相关话题时要采取谨慎态度。总而言之，要践行“文明互鉴”，仅仅有美好的愿望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了解沿线各国的文化，还需要学会能够与世界沟通的文化语言。
六 “一带一路”与“共同发展”的新平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各国的共同发展目标。特别是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一带一路”为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为建立合作、共赢创造了历史性的契机。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演讲强调，“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表达了中国倡导的“共同发展”的新理念。在“共同发展”理念的框架下，各国应该“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
（一）“共同发展”的内涵
“共同发展”有两层内涵。第一层内涵强调“共同”，这与着眼于本国利益的一国崛起截然不同。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 ‘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提出国与国之间应该建立起“相互依存、利益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我们要在国际社会“倡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2012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世界和平论坛”上，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2013年访问俄罗斯时，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要造福各国人民。”在同年的20国集团峰会中，习近平再次呼吁：“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通过领导人的上述表述，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追求的应该是构建一个“民主、公平、共荣”的共同体，这里不存在霸权。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正是出于这种思维，面对美国，中国提出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面对周边国家，中国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在我们描绘出“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后，也反复强调“一带一路”的合作是开放的，是“共建共享”的，中国不会通过构建“一带一路”谋求势力范围。
“共同发展”的第二层内涵是“发展”。中国领导人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多元”的共同体，并且不把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那么这个共同体就需要一种能够承载多元价值观、多种诉求的行为准则和发展目标。中国领导人提倡把“互利共赢”作为国际社会的行为准则，认为“发展”本身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
（二）“共同发展”的意义
强调“共同发展”，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崛起的顺风车，这不仅有助于削弱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崛起的忧虑，有利于规避“修昔底德陷阱”，而且是中国乃至世界能够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全球化以及国家间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浪潮下，当今世界不是“霍布斯森林”。在安全方面，大国都是核大国，使得消灭战已经不可能；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粮食安全、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传染病、跨国犯罪、恐怖组织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使世界各国必须共同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通过全球合作来实现，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全球治理观已经成为共识。因此，中国提出“共同崛起”是中国发展的必然之道，也是全球发展的可行之道。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带一路”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加入WTO以后进一步深入融入国际经济的结果，但是这次经济合作的现场更多的在海外，中国的发展将更加直接地影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因此，中国更应该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与世界“共发展”的事实，也应该时刻把“共同发展”作为中国“走出去”的指路标。
（三）“共同发展”面临的障碍
中国倡导“共同发展”，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受“霸权秩序思维”的影响，世界对中国崛起充满警戒，对中国缺少信任。
第二，受“民族国家思维”的影响，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存在道德风险。这两个障碍在上文中都做了论述。随着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践和平发展道路、寻求经济合作路径，为各国提供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这两个障碍会在发展和合作中慢慢被克服。
然而“共同发展”面临的第三重挑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那就是如何定义“发展”。
我们认为世界各国都有“发展”的需求，因此“互利共赢”的原则能够获得共识。但真正开始合作时，我们会发现世界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对“发展”的定义、对“利”和“赢”的定义也就不同。且不论与中国文化相去甚远的国家，即便是中国香港，其对“发展”的定义恐怕也与很多内地人的理解不同，很多国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内地游客赴港购物会引起部分香港人的不满。不仅是香港，很多国家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取了红利，但对中国的好感却不升反降。其实在中国周边，很多国家并不把“国民经济增长”看作发展目标，他们更关心社会公平和分配之类的问题，关心经济、社会、自然、文化的均衡发展。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崛起成了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国的发展追求与海外哪些人群的互利共赢，什么样的经济合作能够让双方社会感到最优的舒适度，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对外交流中进行深入思考，需要我们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国家的社会文化。
“一带一路”对于道德准则、发展目标仍然缺乏明确的表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了解不够，尤其是对于其社会文化的了解不够。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道德观念，如何提炼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观念，这些都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一带一路”的价值理念虽然还不够完善清晰，但开放的价值体系同时也使其价值理念有很强的可塑性。我们可以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同样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共同构建“一带一路”的价值体系。这将不仅有益于世界，也会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综上所述，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立足中国实际，充分吸收中华历史文化的智慧结晶，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而提出的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与时俱进的新理念、新想法与新论断，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针对性。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复杂形势，如何处理中国角色与国际角色、国家利益与整体利益、安全与发展等问题，政府各个部门如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深度合作、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强大的实践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