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在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十周年社庆上的讲话

“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在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十周年社庆上的讲话[15]

“我们”社成立十年了！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一个大学里的学生社团，能够这样坚持下来，而且队伍越来越壮大，很不容易。这是我首先应该向大家表示祝贺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顾问，我也有很多的感慨。因为在座的同学，我都不认识了。我是2002年8月退休的，而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在此之后入学的。见到你们，我真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不过我们之间好像还能够进行对话，这又是我感到欣慰的。

今天，我主要想和同学们讨论一个问题。十年前，“我们”社刚成立时，我有一个题词，讲的是我对“我们”社命名的理解，一共十个字：“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当时，我没有作任何解释，这十年来，也没有机会讲，今天，就来作一个迟到的说明吧。

我之所以十年不变地关注，今天又要来特意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和“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里的大问题，也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或许还有一种现实的意义和迫切性。

这也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人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座的同学，大部分已经做到了“衣食无虞”，不愁吃，不愁穿，也有地方住——其实，都是你们的家长、国家给包了。这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如何有尊严、有意义地活着，追求怎样一种合理的、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这就是“价值重建”、“生活重建”的问题。具体地说，你就必须思考，要追求怎样的更健全的人性发展，如何更新、建立更健全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如何更新、建立更健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社会、世界的关系，个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等等，以此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命个体在群体、社会、世界的位置，建立属于自己的健全的人性秩序，为自己的生命给出一个意义。

在这样的视野下，同学们大概已经明白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的意义了。“我”和“我们”的关系，也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应该是我所说的“价值重建”、“生活重建”的核心问题之一。

它所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今天无法全面展开。我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讨论，看看20世纪里我们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怎样的思考，曾经走过怎样的路，这也是我经常提到的“20世纪中国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比较强调“我们”的，它对人的理解和想象是：人是家庭中的人、社会中的人、国家中的人，而比较少地考虑个体的人。鲁迅他们那一代，以后五四那一代，所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鲁迅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杂文里，就十分感慨：中国人只有“父亲的儿子”、“母亲的媳妇”的概念，而没有“人之子”的概念，不承认子女是“独立的人”，有“与成人截然不同”的独立的“孩子的世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子女对父母的依附关系，“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因此，鲁迅这一代先驱者就提出了要“解放自己的子女”的呼吁，其关键就是承认他们的生命个体的独立地位、权利和价值。[16]于是，就有了鲁迅的《伤逝》中女主人公子君的那一声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里的中心词，显然是“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几乎可以看作是五四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这样，“个性解放”就成为五四思想与文学的基本主题。五四文学之所以那样风靡一时，就是因为塑造了有着鲜明的个性、独立的意志、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人”，传达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一代的心声。这些，都是中文系的同学所熟悉的，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五四时期之前，在20世纪初期，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还对“类”的观念，即仅把人归为某一“类”，而不是某一“个”，提出质疑。比如把人仅仅看作是“国民”，而忽视其“个人”的存在，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人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国家主义，即强调为了国家的利益，应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自由。当时孙中山就宣扬这样的国家主义，以后的几乎所有的中国政治家、政治领袖也都宣扬“国家至上”，成了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引起了启蒙主义的先驱者的极大警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就专门写文章，批判国家主义，提醒要提防掌握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要求人民无条件地牺牲，放弃对个人幸福、权利、自由的追求。他并且指出，片面强调“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容易陷入非理性，容易被利用。这样的提醒，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个”的概念。我在《与鲁迅相遇》的讲课里，有过这样的解释和发挥：“鲁迅讲的‘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真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普遍的、观念的人；一个是个别的、个体的人，而不是群体的人。我们常讲‘人民’、‘群众’、‘为人民服务’、‘为群众服务’。‘群众’、‘人民’这是一个观念的人，不是具体的人，是群体的人，不是个体的人。这是很容易被‘调包’的：口头上讲的是抽象的、群体的‘人民’、‘群众’，真正一落实下来，就变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表’（那倒是具体的、个体的某某官员）服务了。而鲁迅他要强调的是‘每一个’具体生命、‘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他把人还原到人的个体生命之中，真正的人道主义是要关怀具体的、真实的人，是强调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因此，鲁迅强调，人的思想行为必须“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以己为“造物主”。也就是说，他赋予“个”、“己”的概念以终极性的价值，人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和原因，不需要到别处去寻找根据和原因。此话非同小可，也就是说不要“上帝”，也不要上帝的“代言人”，不要“众意”，而要自己做主，自己裁判，自立标准，自己执行，同时自己负责。所以鲁迅讲的个性、个体意义不是放纵的，是很有责任感的，自己选择的同时是自己负责，自身到自己那里寻找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样，鲁迅就把“我”的意义，提高到了一个存在论的高度。鲁迅讲“立人”，追求的就是“人的个体精神自由”，这几乎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

鲁迅的另一个提醒，也很值得注意。他指出，不能将“个人”、“个”、“己”、“我”的概念，混同于“害人利己之义”。这里提出的要划清“己”和“害人利己主义”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强调“个人”（“己”、“我”）的独立价值和权利，强调发展人的个性的同时，也还存在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是怎样的“个人”、“个性”，怎样的“我”和“己”？是具有广阔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类的、生命的关怀的博大的“我”和“己”，还是自我中心的狭窄的“我”和“己”？于是，就有了30年代鲁迅所提出的警告：如果“所感觉的范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过于珍惜有限的‘哀愁’”，就会变成“顾影自恋”[17]：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个体生命的萎缩和扭曲。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这样的警告，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而处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在陷入了苦闷与孤独中时，就感到了“自我”的渺小与无力，而渴望融入一个大的“群体”中，在集体的反抗里，获得个体生命的力量和意义。于是，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中，就出现了由知识分子自我走向工、农大众的转变。后来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诗人殷夫在《1929年5月1日》这首诗里，对自己在参与革命群众运动时的内心感受，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突入人群，高呼

“我们……我们……我们”

呵，响应，响应，

满街上是我们的呼声！

我融入一个声音的洪流，

我们是伟大的一个心灵。

满街都是工人，同志，我们

满街都是粗暴的呼声。

一个巡捕拿住我的衣领，但我还狂叫，狂叫，狂叫，

我已不是我，

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

同学们自然会注意到，这里的中心词已经是“我们”了：这大概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最强音，而且几乎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殷夫当时还有一首诗，题目就叫《我们》：“我们的意志如烟囱般高挺，/我们的团结如皮带般坚韧，/我们转动着地球，/我们抚育着人类的运命！/我们是谁？/我们是十二万五千的工人农民！”应该说，诗人所表达的知识分子个体在工人、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集体中找到自己归宿时，所感到的生命的充实、喜悦和自豪，是真实与真诚的：这样的“我们”可以称得上是30年代的“新人”形象。这也就说明，“我们”意识、情感的出现，它对人的群体性的强调，依靠组织起来的集体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人生道路、社会变革道路的选择，是具有合理性和历史意义的；但这也预伏着危险：“我已不是我”，可能导致“我们”中的“我”的感情和个性的淹没，以至消失。

而以后的历史发展，正是这样一个合理性逐渐失去，负面作用逐渐显现的过程。

彻底否认“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完全把“我”消融于“我们”的伦理观，在一段时期内，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体现为一种权力意志，“我们”开始上升为一种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秩序、体制。在所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兴无灭资”的口号下，一切个人情感、欲望，以至兴趣、爱好，一切对个人利益和权利的追求、维护，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罪恶的渊薮，而加以彻底扫荡。其目的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以自称代表“我们”的意志的组织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组织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无条件服从和奉献。这就推到了极端：不仅完全否定了“我”，人的个体性存在，“我们”，人的群体性的意义也被扭曲和“换包”了，人变成了一个纯精神化与集体化的政治动物。

因此，在“文革”结束以后的80年代，“回归五四”成为一个时代要求，就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个性解放”的呼声，再度成为80年代的时代最强音，“我”再度成为一个中心词。应该说，对个体生命价值、权利的重新确认，对个人欲望与利益的重新肯定与保护，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历史的发展很快就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所发展的市场经济很快就出现一些问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他人即敌人”的“害人利己主义”的伦理，很快地就事实上成为不少人处理个人与他人、群体的关系的原则，并且严重地腐蚀着年轻一代的心灵。这真是历史的大嘲讽：当年，我们天天大喊“狼来了”，把一切对个人利益和权利的维护，都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现在，人们竟然对损人利己、自我中心主义趋之如鹜。个人欲望不加节制的极度膨胀，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成了人活着的唯一动力，成为人与人关系的唯一联结与尺度：人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纯粹物质化和个人化的经济动物。这不仅是对“我们”，即人的群体性的根本消解，而且是对于“我”，人的个体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扭曲。

于是，这些年，又开始了对“我们”的呼吁，对“集体主义”的重新提倡。但人们却又不免担心：会不会又回到那个要求人们为打着“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旗号的“我们的代表的利益”而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的过去的年代呢？

这正是我今天要来和同学们讨论，在“我”和“我们”关系问题上，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原因。可以看出，“我”和“我们”本来分别表现了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存在，应该是统一的。但在中国传统与现代思维中，却总是把“我”和“我们”对立起来，把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分割开来。而在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中，就更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忽而强调“我”，就全盘否定“我们”，变成无“我们”之“我”；忽而强调“我们”，就全盘否定“我”，变成无“我”之“我们”。应该说，每一次重心的转移（如20世纪前二十年突出“我”，30年代至70年代强调“我们”，80年代再度突出“我”，新世纪又提倡“我们”），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每一次都要矫枉过正，将其发展到极端，从而丧失了合理性，又要开始新一轮的矫枉过正，如此循环不已，每一次都从不同方面造成了对中国人的人性与国民性的扭曲。我把这叫作中国人性发展、伦理发展的“钟摆现象”。

今天，这样的在两个极端的摆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回到“中点”上来，即是回到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我”与“我们”的辩证统一上来，即在二者的“张力”——既矛盾、冲突、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妥协、调整中，获得人性的健全发展。

于是，就有了“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这样的新的思维。

所谓“我们中的我”，就是强调“我们”（群体）的发展，必须以“我”（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发展为基础、出发点和指归。社会（“我们”）发展的成果必须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享用，必须落实为每一个“我”的发展。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早已确立的理想与原则：我们要建设的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所谓“我中的我们”，则是强调，“我”的“个体生命”是一种“大生命”，是包容“我们”的，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鲁迅的生命体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整个国家、民族、世界、人类、宇宙的生命都和“我”有关，“我”的生命的独立、自由，是和“我们”所有的生命的独立、自由息息相关的，只要有一个生命不独立、不自由，“我”就是不独立、不自由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我们”（群体）的共同发展中才会有“我”的真正的个人发展。这样的“我”，不但对自我的生命有一种承担，而且对整个国家、民族、社会、人类（“我们”）的生命也都有自觉的承担，正是在这样的对“我”和“我们”的双重承担中，获得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这里，贯穿着两个基本理念：一是提倡“个体生命本位”，以社会所有的人，每一个具体的人的个体生命的发展为目标；二是倡导具有自我和社会“责任感”、“承担意识”的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这正是我们所要建设的“我”与“我们”，“个人”与“群体”的新关系的两个关键词：“个体生命本位”与“责任（承担）”。

我想，我的意思已经讲清楚了，就以此作为对“我们”社十周年社庆的祝词。

2008年3月14日、15日整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