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之谓教”的治国之道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好了，我们总算把上面几段交代完了。从现在开始，便转入“修道之谓教”的外用，有关安邦治国的为政之道了。“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鲁哀公有一天向孔子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说：有关周朝文王和武王创业时期的政治经验，都记录存在于方策上面，不需要我再讲了（孔子时代所谓的方策，等于我们现在说都在历史上有了记载。因为那个时期，文字的记录，是用刀笔来刻在竹简上面，每一片或每一方块串叠起来，所以叫作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但无论是有怎样好的政策，或怎样好的立法，能够实行执法的，都在人为。无论哪个时代，遇到有贤德的人来执政，就实现了所有的善政。如果没有贤德的人来执政，即使有很好的政策和很良善的立法，也等于没有用了。“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人道中的人性，对于政治，是很敏感的。等于植物和树木，对于水土地质是很敏感的。所以领导政治的作为，需要知道，所有的老百姓们，都如生长在水土中的那些蒲草和芦苇一样，只要有一点点的水，和少量养分的泥土，它都会很快地茂盛起来。换言之，人民犹如水草一样，都很敏感的，只要有一点有利于人群社会的好办法出来，社会人民就会很高兴愿意来接受，很快就会有良好的反应和成果。“故为政在人”，所以说为政的中心重点，始终是重在人为，即使是好的法治体制，也是人所创立的啊！“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但为政固然在人，究竟哪一种人，才能真正做好为政之道呢？那便需要看这个领导为政的人，他个人本身的道德学养，是否确得修身之道，达到仁义的境界了。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怎样叫作仁呢？人与人之间相处，都能做到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多一点舍己为人，和原谅别人的心，少一点自我的私心。如俗话所说：损人利己的不可以做。损己利人的很难做到，最好能多做到人己两利的事，这便近于仁了。人，哪个没有私心啊！只要先把本身相关的私心放大，由我本身和至亲的利益出发，渐渐扩充放大心量，我要好、要利益，别人也要好、也要利益。做到这样，便是合于“忠恕”之道，“推己及人”, “亲我亲而及人之亲”，固然要亲爱我的亲人，同时也要亲爱他的亲人，这就是“亲亲为大”的道理。

怎样叫作义呢？义字的内涵，便有适宜和相宜及合宜等意思，也就是如现代人所说自由、民主的意义相同。凡是合于大家所同意，大家都满意的就近于义。可是人的禀性有智慧、愚笨、贤德、顽劣的不同，谁能真正做到完全合于所有不同要求的民意呢？例如现在任何人只要有一点不满意的事，便利用民权、人权、人道等等的口号提出要求，但恐都是对某一事的私心，或少数人的利益出发，那就不合公义的原则，不足论也。总之，天下事岂能尽遂人意？所以必须要了解义的重点，是要以“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作为准则。这是说虽然先从亲我之亲，而扩充推广到亲人之亲，但也要有一定限度的煞（杀）住，这正如《大学》所说“知止而后有定”的止境。不然，谁也不能真正做到把亲爱之举普及于全人类啊！如《论语》上记载子贡问“博施济众”的事，孔子便说那是“尧舜其犹病诸”的难事。这是说普及恩惠给全体人类大众，即使是圣如尧、舜的善政，也有不能尽善尽美的弊病，哪有可能做到完全满足天下人各个不同的私心啊！例如周公制礼，首重孝敬，但敬祖尊宗之礼，以五服为限，所谓“亲亲之杀”，也有包括“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意义。注意！在这里所用这个“杀”字，并非是杀人的杀，它同现在所说的煞住，或刹车的刹一样意思。“尊贤之等”的“等”字，也包含有等级差别的意义。如果说其中是绝对没有差别的才合于自由、民主的平等，那恐怕只有如宗教家所说上了天堂，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等吧！其实，宗教家所说的天堂与极乐世界，也是因其善行功德的大小而有差别的。所以必须要了解在这里所用“尊贤之等”的“等”字，是有等差平等的意义，并非是一概盲目平等的意思。因此，孔子便说有关为政的仁和义，必须要有礼仪制度和法规来制限它的范围，这便是“礼所生也”一句的内涵。最后又说，但在下级基层的民意，如果得不到上层领导所接纳，上下各怀二心，那就不会获得民心，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天下了。原文便是“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但这两句话，在《中庸》本文重复出现两次，下文也有讲到，朱熹认为是古人传抄复出之误，便把这里的两句删去，只是保留下文所用这两句原文。朱晦翁这个观点，不能说没有理由。但我们对“好古敏而求之”的治学功夫，远不及朱晦翁，只好照孔子所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态度，保留原文原貌，看来并无梗隔之处，所以便在这一节结尾做此理解。

接着，便是反复论说上文有关由个人的修身开始，乃至事亲、知人、知天的学养，发挥为政在人及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道理。所以说：“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样简单明白的四句话，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只当耳边风一样，朗朗上口背诵过去，在先生面前有个交代，表示已经背熟了就拉倒，实在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以我个人来说，到了长大成人以后，步入社会，又适逢参加抗日圣战救亡图存等工作，经过人事上的历练，生命过程，也就渐已步入中年。如牛吃草，又从潜意识反刍出来，默然背诵这些读过书本上的话，觉得先圣之言，的确有令人反思敬畏之感。首先反思人要修身真不容易，其次是父母亲人都在沦陷区里，生死难卜，“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催两鬓生”。乃至如清人黄仲则的诗所说：“今日方知慈母忧，天涯涕泪自交流。”感觉到事亲行孝与报国尽忠，两者不可兼得的悲哀。同时，看到流离失所人群中的种种悲苦，以及大后方社会有些人们，还过着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的生活，甚之，又亲眼目睹许多家族中的纠纷，方知天下固然有不孝之子，但天下也有极不是的父母。所以对于“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的道理，便有恍然而悟的领会了。因此，对于《周易》蛊卦《爻辞》所谓“干父之蛊”、“干母之蛊”的意义，有所了解。天下确有不是之父母，修身先要行孝，但孝道不可以只是盲从。怎样又能尽孝、又能巧妙地感化了父母的大过错，才是真正“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的意义。所谓知人，就是要彻底了解人性和人事千差万别的情形，那就要学问和经验的结合，须从好学深思中得来。然后再进到知天，需要明白这些后天的人性，所有善恶种性的差别，和智贤愚不肖的不同，虽然是从先天的“天命之谓性”而来，而在后天性相（现象）的差别，确实各自有异，但都不是先天之性的本来面目。所以《中庸》一开始，便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宗旨，是要人们首先需要学养到达返还天然自性，然后扩而充之，知道“天命无常，唯德是辅”，怎样知时知量来配合修身和为政的作为，便是圣智的境界，可以与天地参矣。

由以上修身、事亲、知人、知天的层次，再回转到个人修身学养和为政之道的结合，便有五达道和三达德的指标。所谓：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在这里所说五达道，大家都知道那是人伦社会人道中的自然顺序。古代所谓的君臣，从基本学理来讲，君是主导者的代名词，臣是依辅者的代名词。古人对一家之长的父亲，就称为家君，过世了的父亲，便称为先君。对一个国家来讲，主体领导全国的便称国君。在五伦的顺序中，首先提出君臣的关系，就同现在民主时代的观念，首先重视自己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也可以说首先尊重社会和国家政府的尊严。其次，便是个人和家庭的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至于朋友，既等同于兄弟，又等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论语》所记载子夏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便是说明朋友之道，在人伦关系中，有时比以上四伦，更为重要，他是通用于全人类社会的人道之爱，和人道之情。总之，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各个时代，无论任何地区，以及各色种族和各个不同文化的社会，每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始终都离不开这五种人伦的重点关系，因此叫它是“天下之达道”。至于个人在人伦社会中，无论是自己做一个人，或者为人群服务，做一个领导国家，或为政而从政的人，必须要具备有“知、仁、勇”的三种德性。“知”字，古代与智字通用，是包括知识学问和天才，无智便是愚痴。“仁”字，就是现代人所常讲的爱心、慈悲心，人如无爱心，无同情心，那就叫作麻木不仁。“勇”字，就是毅力和决心，还包括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和敢于决断等精神，过分缺乏勇气就叫懦夫。一个人生来就具备有这三种同等高明的德性，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非常人。其次，是三者都有，但成分不高，或者是有一无二，或是有二缺一，几乎是不可兼得的比较多。但不能说有一个人三者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是完全白痴或植物人。因此，特称知（智）、仁、勇三者为天下的三达德。但孔子又特别加以解释，说明这三者的作用，虽然有三个不同的名词和界别，但发为实用的行为上，只是一个重点，那就是天性中生有自来禀赋中的智德，因此便说“所以行之者一也”。但是这个生知的智德，对后天来讲，在禀赋的功能上，却有利根和钝根的不同。“或生而知之”，是为利根，“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是为钝根。这是说不论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乃至困而知之，但必须经过学问的教养，才能启发知（智）、仁、勇的功用。甚之，须受到困苦颠沛的刺激，才可以勉强学习做到。不过，无论是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都是凭借天性中的智德而起用，这是一致的。然而，在行为上，却各有差别的不同。“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这是说，如果是上根利器，生而知之而具备知（智）、仁、勇德性的人，他在行为作用的发挥上，就会自然而然地做得很安稳。其次，是钝根的禀赋，必须等到有利于事功的时候，才决定用智、或用仁、或用勇。可是，在心理和行为上，还是做得非常勉强。但是，不论是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只要他能具备知（智）、仁、勇三德的行为标准，他必然是会成功事业的。接着，孔子又说：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是一个人，他平常能够勤力好学，这就是接近智德了。同时能够做到学以致用，力行善道，这就是接近仁德了。而且能够反省自己，知非即改，勇于认错改过，不然，就会觉得自己非常可耻，非常惭愧，这就接近有勇的德行了。总归来说，一个人平常如能做到具有“好学”、“力行”、“知耻”（惭愧）三种美德，那当然会知道怎样是修身自立之道。一个人能够随时检点自己，知道怎样修身，当然就会推而广之，明白怎样才是正己正人治人之道了。如果真能明白了修己治人之学，那才能知道所以为政而治天下国家的大经大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