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短信长别(3)
电话又响了，由于我刚才等候时，把话筒握得太久，它还是湿的。酒店接线员告知我刚才的通话费，并问是否将7美元与房费一起结算。我很高兴，又花掉了7美元。我回问，这附近什么地方能买到世界各地的报纸。这时我想起欧洲现在已是晚上了。接线员告诉了我一个时代广场附近的地址，接着我前往那儿。
我沿44街向东走去，“向西！”我转身朝相反方向而去。我要去百老汇，可直到越过了美洲大道和50街我才发现，其实我并没有转身往回走。由于总觉得是往回走了，所以我停下来，想来想去，开始有点晕。接着，我沿着麦迪逊大道走到42街，在这儿我又拐了个弯慢慢走下去，的确走到了时代广场旁的百老汇大道。
我买了份费城的《星期六晚邮报》，随即在卖报处打开阅读。没有什么与尤迪特相关的内容。因为我也没期待找到什么，就把它随便放到一旁什么地方，然后又买了几份德文报纸，在杂货店的吧台旁边喝着美式啤酒时读了起来，却发现这些我在去波士顿的飞机上都已看过了。我虽然只是翻了一遍，却真的都读了，因为现在我能想起每个细节来。
我穿过几条大道回去，拐入公园大道，感到自己又像前一段时间那样，当向某人描述刚刚做了什么时，我总是不能放下构成整个过程的任何动作。我走进一座房子，我不是说“我走进房子”，而是“我蹭干净鞋子，按下门把手，推开门，走进去，然后将身后的门再关上”。还有，当我给谁寄信，我总是（而不是“我寄信”）“把一张干净的纸放在一张垫纸板上，拔下钢笔帽，在纸上书写，将纸折起来，装入信封，填写信封，贴上邮票，投入信筒”。就像现在陌生的环境中一样，那时我因缺乏知识与经历，便去将自己仅有的几件事情在描述中分割细化，迷惑自己，似乎这样它们才会意义非凡。我现在也如此这般地越过美洲大道，50街和麦迪逊大道，沿公园大道直到59街，跨过一个拱门，走近旋转门，推动转门，走进德尔蒙尼克酒店。
门卫手里拿着相机在等我，他没看一眼我的护照就把它递给了我。这是一部宝丽来相机，是我在一个机场买的，比在其他地方买贵得多。从粘在一侧的小条上的数字可以看出，尤迪特已拍了一些照片。她看了什么并且还想用照片留住它们！这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使我在走出饭店时已不再担忧。
这是晴朗的一天，而风使天空更明亮，云彩在天际飘移。我一度只是站在街头东张西望。在地铁入口旁的电话亭里靠着两个姑娘，一个对着话筒说话，另一个偶尔将身子弯过去，一边用手把头发别到耳后。刚开始看到她们时，我愣了一下，她们的样子使我兴奋，以至于我真的来了兴致观看她们在这个小亭子里嬉笑，将话筒推来让去，互相耳语，还一边不断地投着硬币，然后又弯着身子靠近电话。她们旁边地面的盖子里涌出地铁的热气，向一旁的柏油马路上涌动。这情景让我解脱，使我放松。我轻松地观看着，处于一种天堂般的状态，一种只是想观看，观看就意味着认知的状态。我这样走回公园大道，直到它变成了第四大道，接着一直走向18街。
在爱尔金影院，我看了场由约翰尼·韦斯穆勒出演的《人猿泰山》。一开始我就有像观看禁片的感觉，而且事先知道是禁止观看的。画面唤回了一个已经忘却的梦幻，一架小型客机紧贴在丛林上空盘旋，从飞机的内部能看到坐着一男一女和一个婴儿，飞机轰鸣着急速地飞来转去，其实真正的飞机几乎不可能那样转来转去。就在它急剧地飞转时，我儿时坐在上面看这部电影的凳子跳入我的脑海。“他们是去内罗毕，”我大声嚷道，但电影并没提到这个城市，“飞机马上就要掉下来了！”机舱内这对夫妻紧紧相拥。这时镜头切换到飞机外面，只见它摇摆着跌下来，坠入原始森林。随着一声巨响，升起的不是一股浓烟，而是从一片可笑的场景中冒出的一个个气泡。后来我才搞清楚，这下面是池塘，泰山口衔一柄匕首，那个已长成男孩的昔日孤儿先后从相隔甚远的气泡中冒出水面。他不紧不慢，梦幻般地游来游去，水泡随之富有节奏地从深处冒出水面。然而，就在飞机坠毁的瞬间，那种观看时定型的回忆过程在一种神秘的预感中伴随着同样的节奏，逐渐成为固定的回忆图像。
尽管电影让我觉得无趣，我还是没走开。我想，连漫画书也不再让我感兴趣了，这并不是从我到这里才开始的。有段时间我看了很多漫画书，我不该看合订本。一个接一个的冒险故事此起彼伏。有一次我看了几本《花生漫画》[5]，结果夜里直犯晕，因为每场梦都是出现四格画面后结束，又以新的四格画面形式开始。我感觉就像是到第四个画面时，双脚生生地被截去，我的肚子直接戳在地上一样。现在却是这么个故事！即便是无声喜剧片我也不想看了，它们对笨拙的欣赏已不再能打动我。那些帽子不被风吹掉就不能过马路，向女士鞠躬就必定要弄翻咖啡的主人公，让我越来越觉得是难脱幼稚、不近人情的典型：这些形象慌乱不安，内心挣扎，自我扭曲，也同时扭曲着环境，因为他们只想仰望一切，事也好人也罢。卓别林固有的讥讽式的幸灾乐祸，可是看他那样子不是畏畏缩缩，就是唯唯诺诺；哈里·朗东的习惯总是缩手缩脚。惟有巴斯特·基顿努力寻找一个出路，板着一副警觉而誓不罢休的面孔，尽管他从来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状况。他的样子我还是挺喜欢看的。在一部电影中看到梦露皱着眉头一副无助的样子和斯坦·劳莱如何望向她，也是挺不错的。
电影院外已是黄昏，我思考着要去哪儿，于是放慢了脚步。我前面走着一位高大的姑娘，似乎被她那摆来摆去的书包牵引着，也在人行道上不紧不慢地走来走去。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穿着牛仔裤。她不经意地走着，裤子却不像一般牛仔裤随着步子的起落，后面会起个皱，也不像其他布料在膝盖后有折痕。她左顾右盼，略带雀斑的脸庞很白，慢腾腾地走着，一如既往。我突然感到被挑逗了起来，因为我知道我会去跟她搭讪。我们就这样走着，一会儿几乎并排而行，一会儿她在我前面，一会儿我超过她，直到走到百老汇大道。我后来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真想把她当街按倒。当我跟她说话时，却只问她是否愿意和我去喝一杯。
她说，“为什么不呢？”可一切稍纵即逝，尽管两人的脸色还因刚才相互靠近的兴奋而发红，现在我们却并肩而行。如果我们俩有意的话，那么，急促的脚步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兴奋，并随即消失在一个门后。可我们只是继续向前走着，比先前不快也不慢，还得从头开始。尽管如此，我还是试着去碰她，她只当是我不小心而已。
我们来到一个咖啡馆，这里一切都要自助。我要走，她却排起了队。我也拿起托盘放上一块三明治。我们坐到桌边，我吃三明治，她喝咖啡。她问我名字时，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撒谎，说自己叫威廉。之后，我立刻觉得自在了许多，并问她，要不要尝尝我的三明治，她掰了一点儿。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头痛，对我摆摆手就走了出去。
我取了杯啤酒又坐下来，从挂着帘子的窄门向路上望去，能看见的空间很小，以至于其间的景象越发清晰。里面的人行动似乎很缓慢，像在演戏。他们好像不是从门前走过，而是在门前信步。女人们的胸部从来都没有现在这般好看和充满魅力，她们的样子几乎是忧伤的。好在我并无所求，只是想看看她们如何在宽大的广告牌前自得其乐地走来走去。有个女人几乎停在了门中，寻找着什么。我着实被自己欲冲向她的渴求吓了一跳，却立刻又想道：“我真的能和她怎样呢？那样无非就是不负责而已！”随之又释然了。我不可能想像与一个女人缠绵，就在我想着要向女人伸出手时，随即便兴味索然，疲倦不堪。
旁边的桌上放着一份报纸，我拿过来看起来。我看着发生了的和该发生的事情，一页接着一页，感到越来越舒服。在开往长岛的城际列车上有个孩子出生；一个加油站工人手足并用行走在从亚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到大西洋边佐治亚州的萨瓦纳的路上；内华达荒漠中的仙人掌开花了。我内心对所有的事都产生了一种必然的好感，只要它们能够被描述。每个地方都吸引着我，每个出现的人都合我的意，即便面对一篇报道，看到法官把一个躁动的被告粗暴地用链子绑在椅子上时，我也命令自己，即便是不理解，也要表现出没有什么不对劲的样子。我读到的每一个人都让我有亲切感。我看着一个女人的专栏，其中谈论的是拒服兵役的人，她说要是自己生出这样的孩子的话，她就会躲起来不见人。没有一种顿时休戚相关的感觉，我是不可能观看她的照片的。一个上尉说他从直升飞机上看到稻田中的东西，像是一群女人和孩子，但也可能是“一个男人和两头水牛”。哪怕只是看到这些词语，我都会突然感到遗憾，没能像这个上尉一样亲眼目睹如此情形。所有的人，特别是我还不知道的每个地方，都会让我在阅读时感到亲切，从而使我对它们产生一种渴望。我读到有关蒙大拿一个电报局和弗吉尼亚军营中的一条街，立即就希望自己在那儿并能在那儿生活一段日子；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像错过了永远再也无法弥补的东西一样。
这种感觉我太熟悉了。小时候，我就常常在争吵或打架当间，突然觉得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我便停止说话或干脆躺在地上；即使我正在大喊大叫着逃离某人时，有时也会停住步子，甚至会坐下来直直地看着对方，大多数情况下，对方也就从我身旁走过去，仿佛追赶的是另一个人。如果我去骂人，很少能坚持到底；一说话我就变得和善，我不再责骂，立即和解。就拿我和尤迪特的争吵来说，我一直认为一个争吵重复着另一个争吵，并不是争吵本身让我觉得可笑，而是在说着话的时候，什么东西突然对我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后来虽然还正处在敌对情绪之中时，我则觉得自己随时都会笑出声来，而且我或许也不得不很快笑出声来，但我们相互已经伤害得如此之深，每次中断争吵，也包括和解的笑声，似乎只会伤害对方。又是长久以来，在纽约这儿，并且看着报纸时，我觉得自己以这种不可名状的方式陷入这一切之中，实在让我吃惊；可是我现在不想去想这些。这种感觉也只是短暂的；当我去考虑它时，它也随之消失，就像从未有过一样；等我站在外面马路上时，我又是独自一人。
我漫无目的却充满好奇地荡来荡去。在时代广场上，我看着裸体照；我从百老汇上空的霓虹灯字幕上读着当天新闻；对着报社大楼的钟我对了对自己的手表。街道灯火通明，就算走进没有照明的小巷里，头几步时还觉得晃眼。我从报上读到，在中央公园有一家被烧毁的饭店又重新开业，有些燃烧的痕迹又被利用到新的装饰中。我在人行道上边走边寻找出租车时，有人问我要不要音乐剧门票，我想走开，又想到劳伦·巴考尔在里面出演。几十年前在霍华德·霍克斯的电影《逃亡》中，她演一个十分年轻的女郎，在一个港口酒吧里倾身围住钢琴伴奏者的肩头，斜靠在钢琴旁，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唱着一首歌。我给那人20美元，手拿着票跑向剧院。
我坐在前排。乐队的声音从乐池下震荡而出。和其他人一样，我把大衣放在膝上。劳伦·巴考尔是台上年龄最大的演员，那些男人都显得比较年轻。她不再像从前在酒吧那样坐下和轻步走动，而是跑来跑去。有一回，她和留着长发、戴着项链的年轻男人在桌上跳舞。她吃力地落下来，下落时还得重新跃起并带着表情。她的每个动作必须连贯并富有娱乐性。打电话时她也得边穿鞋，为了不耽误时间又能随即离开。她每说一句话就变换一个姿势，起码会变换双腿的位置。她长着一双大眼睛，眼球随着她的动作转动。每演一个新场景，她就换一身行头，尽管她似乎没有换衣服的时间。只有当她伸开长胳膊端着威士忌酒杯时，大家才开始为她感到自在。她让人觉得，离开银幕以后，在这儿不得不靠出演不属于自己的节目为生，这让她并不开心。于是，人们观看她也像观看任何别的人一样，虽然他们为了尊严在演出，可是观看势必只会使他们受到伤害。我突然想起尤迪特：她的日常行为就是由很多小动作组成的，而劳伦·巴考尔的身体犹如一台机器将它们一一复制出来了。在一家时装店里，她不自觉地换了一副趾高气扬的顾客面孔，我心想着：她会立刻停在门口，四面环顾，却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只有当售货员走上前来时，她才会向她转过身去，仿佛她十分吃惊居然会碰上什么人。而一上舞台，她就变了样：她做出各种动作的简练并不是那种傻气的潇洒，那种不管是常人还是演员故作的潇洒，而是她只有面对舞台时才有可能展示出的严肃和放松。无论她平常怎样表演，可在舞台上始终镇静自若，忘我地面对他人；尽管她如此自如地表演了自己的角色，可人们几乎过后就忘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