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盲窗(8)

实际上，我们当时根本连一顿饭都没有在一起吃过：总是用密封的金属盒把饭菜给父亲送到对面的作坊里，仿佛他依旧还在外面劳作，不是同那些山农在一起，就是在山涧的沟底里。母亲除了做饭，也在灶台前吃饭。像通常看到的“精神错乱者”一样，姐姐在门口的台阶上，一勺一勺地从一个大碗里舀着吃。而我随便走到或站在什么地方就吃了。饭后，我们都盼望着那些牌友到来，不只是因为父亲向来是赢家：这时，他正襟危坐，敢于一个接着一个下大赌注，这种从容不迫的神情放射出一种喜悦，连那些输家也被感染了。每当这个凭着自己的冒险劲而赢得成功的牌友突然大笑起来时，大家都会意地跟着一起笑。他的笑那样少见，既不是幸灾乐祸的笑声，也不是同情怜悯的笑声，而是胜利者直截了当的、自由自在的笑声。这些牌友都是父亲的朋友，像他一样是奴仆，当牌友时成了平起平坐的人，乡村绅士、本地人、发言人、叙述者，和谁都不谈自己。不过，这种友谊只是在玩牌期间活跃起来，随着牌局的结束，大家相互离去，各奔自己家，没有了协作，零零散散，纯粹的邻居，疏远的相识，首先是相互之间对各自的弱点和嗜好了如指掌的乡民：色鬼、守财奴、夜游症患者。而父亲，尽管依然正襟危坐在桌前，一手抓着牌，一手在点钱，却又失去了自己的位子。牌局结束后灯一关，屋里似乎闪闪烁烁，似灭非灭，就像当年那微弱的、跳跃不定的电流。在整个国家电气化之前，我们这个地区是由一个位于德拉瓦河上、甚至没有一个水磨那样大的小电厂供电的。

虽然父亲亲手建造和布置了这座房子，集泥瓦匠、木匠和细木工于一身，可是他住在里面却不是其主人。他是自己的劳工，无法放弃和欣赏自己的工作，哪怕一时一刻也好，而且因此也不会觉得自己就是创作者。在自家庄园对面的建筑物上和别人一起干活时，比如教堂塔顶，他不时地也带着某种成就感指指画画，而对由他在自家房子里里外外所做的一切，他想都不想瞥上一眼。他只要一砌起墙来，就竭尽全力，一丝不苟，可同时又毫无目的地直视着前方。他只要一把做好的小凳子送给别人，他的眼里除了下一个凳子的木材，什么都没有了。我从来连想都不会想，当时作为年轻人，当这座几乎独自长年累月、辛辛苦苦建造的房子完工时，他上山来到那片树林边上，从那里自豪地一览整个林肯山村，因为那儿有他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成员建起的住处。这可是二百多年之后柯巴尔家族第一座自家的房子啊。真的，在我看来，甚至在房屋上梁的庆祝仪式上，连格里高尔·柯巴尔这个不动产拥有者举起一大杯果酒都是不可想像的。

所以，首先是这个不会生活的父亲，在我上中学的最后几年里，使我失去了回家的兴致。虽然从火车站或者汽车站的回程一帆风顺，我甚至克服了村子这个障碍，依然满怀着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那些送来温暖的影子同行的心情；可一到村界上，一股不快的感觉油然袭上心头，又是脑袋发痒，又是手臂变得僵直，又是两脚不听使唤，实在没有法子不让它们发生。这时，情形不是这样的：我事先在旷野途中为自己虚构出了什么图像，陷入了沉思之中，心醉神迷了，就像人们常说的，睁着眼做梦了——我虽然“睁着眼做梦了”，然而不过都是同时在我周围发生的事：夜晚、下雪、玉米地里刷刷的响声、吹进眼窝里的风，而这一切，凭借着在思想上依然继续的行程，显得比平日更加清晰，别有天地，像符号一样。那立在奶摊上的奶桶就像印刷字母。一个接着一个在黑暗里闪耀的小水洼连结成一行。然而，一到家门前，这些符号便失去了自己的力量，这些事物便失去了自己的特质。我常常久久地站在门口，几乎喘不上气来。那些如此清晰可见的东西，瞬间变得杂乱无序。由于我再也无法做梦了，也就再也看不见什么东西了。一路上，彩虹似的接骨木枝条一道接一道，盘旋而上，向天梯一样，最后消失在花园里，成为树篱的一部分。上方那些刚才还个个清楚可辨的群星图像此刻闪闪烁烁，无法辨认。多亏迎面而来的姐姐帮忙，我也才有可能顺顺当当地跨过门槛。她像一个家庭宠物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又像一个家庭宠物，融入了那梦幻般的路标秩序中。然而，一走进前厅里，我就觉得在每个空间里都听到了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喧闹声，犹如到处存在的不和谐，它也立刻感染了这个回家的人，倒不是让我不再着迷，而是一并败了我的兴，于是，我便没有了任何情绪，恨不得立刻钻进卧室里。

母亲患病了，父亲才学着生活了。这样一来，在这几个月里，这个家也就成了我们其他人的生存之地。还在母亲住院期间，也就是动完手术以后，可以说他从那个作坊里搬出来了，搬进主楼里了。在这里，他好像不再寡言少语了，也不再自个儿发无名火了——每个举止同时也是一种绝望的表现，你反正弄不明白他的心思，所以谁都帮不了他——，而且突然变样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处于窘境时会求人帮忙。因此，我就再也不那么笨手笨脚了。在此之前，每当我要帮助这个性情急躁的人时，顿时就会乱了手脚。我现在密切地和他一起干活，那样稳妥，就像我单独一个人似的。而且姐姐这个迄今不被放在眼里的人，被不屑一顾的人一下子成了父亲同等相待的人。她表明自己原来是个有理性的人。她只是在等待着人家注意到她的存在，拿她当回事。好比一个不明原因瘫痪的人，只要你对他说句好话就够了，于是他就蹦起来，跑来跑去了。现在就是这样，转瞬间，随着父亲叫着“干这干那！”这个精神错乱的人脱胎换骨成一个脑袋里装着很多东西的人。她也不用说上一句话就明白他的意思，从那个让人讨厌的先知变成了另一个类似人的先知，既不是洞察秋毫，也不是悲观观望，而更多是预感到什么事需要做，并且已经预先相应采取了行动。虽然她一如既往，没有放弃坐的习惯，可是她现在坐在灶前，坐在卷心菜坛子旁，坐在面包炉前，坐在酸莓灌木丛旁，而父亲就蹲在旁边，常常是无所事事。即使他也在干活，可看上去不再是独来独往，或者蓄意找事的样子，显得就像他平日惟独在阅读时才会表现出的从容不迫，就像与某种东西交融在一起了。而在我的想像中，那就是照射进屋里的光明。窗台上闪光的栗色，连他自己眼睛的颜色因此才让我觉得变得明亮，一种深深的、不禁让人想起那些圣像柱背景上的蓝色。

虽然父亲惟独看重的是相信文字，可是事后，他那一举一动，所作所为以其几乎令人诧异的从容不迫蒙上了某些迷信的色彩：仿佛每个举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驱除母亲的病魔。打上一个节，就像要勒住病魔；钉上钉子，就像要阻止病魔蔓延；密封一个桶，就像要把病魔关在里面；支起一根树枝，就像在给病人鼓劲；开门拖过一个麻袋，就像是把病人从医院里接出来；削去一个苹果上的腐烂处，就像……举不胜举。

随着父亲变得让人熟悉了，第一次在这个家里充满了不言而喻的氛围。我每次回到家里，便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其他两个人的行列里。数十年来，姐姐被锁闭在自己的爱情故事里。据说这次归咎于父亲的失恋是她精神错乱的一个原因。如今她忘却了这一切，表现出与人交往的能力，不仅局限在干活上。她挑战这个竞赛能手来玩牌，每次都输，一次比一次懊恼，与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毫无两样。在这种懊恼中——悲伤岁月的终结！——，她紧咬嘴唇，甚至要掉下眼泪，看上去就是一个实实在在活灵活现的人。这时，这个成长中的旁观者把自己、这个从桌子上一股脑将牌扫到地上的头发花白的女人和脸上闪现着胜利喜悦的父亲看成了同龄人。

当然，我们的家庭生活不过是展现在舞台的周围而已。我们扮演的都是些应急替场的角色。这种表演同时也是一种等待，等待着那些真正的角色登场，并且控制发生的事。当母亲从医院里被接回来时，这个家才有了中心，而真正的角色并不是别的什么了不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这些替代角色鼓起劲来，人人现在都有施展之地，成了“有生的力量”。虽然人家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病人再也活不了多久了，可是我们哪会这样相信呢？她没有痛苦，静静地待在床上，不是躺着就是坐着，变得完全悄然无声了，和那个有时在劳作间无缘无故发出抱怨的健康人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了。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想着她会死去的。父亲和姐姐看来和我也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在最近几年里，也就是退休以来，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庄园，现在却绕着它迈出越来越大的圈子，起初远足去邻近的村子林考拉赫和多布，这对他的同伴来说就已经越过雷池了，后来甚至去北边，跨过德拉瓦河，“去德国人那里”。在他看来，外国的核心就是从那儿开始的。而另一个穿着十分讲究，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首先表明自己是个学过手艺的厨师，能够信手折腾出一些迄今在我们家里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也没有名分的菜肴来。再说，这事好像也在这个卧床不起的病人的意愿之中：她让父亲——正值晚春时节——叙述树木花草、庄稼、德拉瓦河河水、拜岑山上的融雪，叫这个终于有了用处的姐姐伺候她，仿佛她这辈子就等着这个时刻似的。她正儿八经地坐起来，一口一口地享用着那些菜肴，心满意足，两眼闪闪放光（而我们其他人弥漫在这饭菜散发的味道中，竟短暂地忘记了那些药的气味）。而我呢？在这个仪式中——要是有人错过了自己的角色，那好痛苦啊！——，我是作为叙述者登场的。我终于不会被问来问去了，可以坐到床边上，也就是床边中间，因为按照迷信说法，那些死神就站在床头和床脚，并且可以通过叙述把它们驱赶出屋子。可我向母亲叙述什么呢？我的愿望，当她的目光嘲笑起那些愿望时，这不过是催促我去重新开始，接着从很久以前的事情讲起，用另外的话绕着她打转儿。当语言和愿望偶尔成为一体时，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而在这个将信将疑的听者眼里，却突然闪现出某种如同信任的东西，一种更宁静更纯洁的颜色——闪烁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