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币缘要素组(1)

从历史上看，货币全方位地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约翰·F.乔恩

为理解币缘概念，可以把币缘还原为若干要素。为了既有条分缕析之效，也不失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故将币缘要素编列为若干组。以下分组并非是一种固定的组合，而是可以重新组合排列。这样做，是为了方便人们体察币缘现象的丰富与灵动，以窥测复杂的币缘世界和币缘运动。

第一节 食与货

对货币的起源，中国古代史学家曾经留下了重要的记录。其中最著名的记载是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的一段话：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83]

也许是因为需要一笔一画地刻写在竹简上的缘故，太史公的论述总是言简意赅。在司马迁看来，货币是“农工商交易之路通”的自然结果，“从来久远”，须经过长期发展，并非人为设计。这寥寥之语，是历史上最精炼的货币起源论。

生民之本

班固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大家，他在承继太史公史论传统的同时，亦有所创新。《汉书》中专辟《食货志》一篇，以专论古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他写道：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84]

《洪范》是《尚书》的一部分，洪者，大也；范者，法也。洪范，就是天下大法。书中内容是箕子对周武王所提如何治国问题的回答记录，箕子谈了九条意见，被统称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洪范九畴”，而“八政”是其中之一。

“食”与“货”是“八政”的前两条，被并列为“生民之本”。“食”、“货”并列为“生民之本”，可见中国古代圣贤对农耕与商业的重视。班固在《汉书》中把“食货志”分作上下两卷进行专论，上卷谈“食”，下卷论“货”，记载了历史和当时除考工外的农业、商业与货币财政等社会经济活动。这说明汉代统治者和学者已经普遍认同古人“足食”与“通货”是天下治理最重要政务的道理。

从《食货志》的论述看，班固不仅认识到了“食”、“货”之间的相同之处，也发现了“食”、“货”之异，进而从场所、方式、产品与功能上对农业生产与流通交换两种活动进行了区分。在班固眼里，“食”与“货”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需要“斫木为，煣木为耒”，是农业生产及产物；而“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所谓“日中为市，各得其所”，“货”的本质是交换与流通。班固明确指出了“食”与“货”，即生产与流通这两种不同部类的经济活动的特征，并按照其对“生民”的意义差别做了排序。

在班固看来，“食”是解决吃饭问题的生产，“民以食为天”，解决食的问题是首要政务。在班固时期，“货”是包括商品和货币一体化的流通活动，“货谓布帛可衣”，首先是为了满足遮蔽身体的实用之物——同时也可充当货币职能，然后发展出专用于交换的“金、刀、龟、贝”，才能具有“分财、布利、通有无”的功能。因此，无论是用于“可衣”的“货”还是用于交换的“货”，都应该排在第二位。昏聩如王莽者也知晓“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的道理。这一认识与社会发展的经验相符——最初的交换通常是人们把多余的实用物品拿来交换，因剩余产品不多，交换只是以所余换所需。随着工具发展和社会分工，生产水平渐渐提高，剩余产品大量增加，交换多余产品以调余补缺的商业，才能成为维持经济运转的基本活动。为了满足频繁交换的需要，人们需要有能够方便进行交换的工具，作为各种物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才得以诞生。

也许是离货币的源头更近的缘故，班固对“食”与“货”的联系与区分做了更精细的辨识。应该说，班固的看法远比今天人们通常表述的“货币在商品交换中产生”要更加精准。[85]一般而言，交易是货币之源。若就人类社会的本源而言，实物生产才是交换之源，没有生产就没有剩余产品，没有剩余产品就没有交换，而货币只是人们交换产品的派生之物。追根溯源，人类的生产活动才是货币的真正源头。这样去看货币，就不会忘本，也才能超越货币流通功能的局限，认识到货币的服务目标不是流通而是生产，终极目标是为了“生民”。

正本可以清源，也可以辨流。如今已呈泛滥之势的金融创新，可以带来货币的增殖，却不能增进人民福祉。这类以货币资本增殖为目标的金融创新或金融服务业，违背了“生民”的终极目标，实质上是在破坏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忘本之道。

经世济民之道

在中国古代，“经济”一词有“经世济民”之意，体现了古代圣哲对“经济”的独特认识。葛洪在《抱朴子·审举》中说：“故披洪范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中国古有国计之学，旨在从国家全局管控广域范围的社会化生产，自管子起就有了理论化的系统性经济思想和组织方式。[86]被当作“生民之本”的食与货，是贯串整个经济活动的要素。中国古代圣贤在提出“食”与“货”等八政时就很清楚，不能把财富增长作为经济管理的追求，而应该把实现社会繁荣、百姓安康当作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

道决定术，目标决定过程和手段。正是由于确立了“生民”这一目标，才促使了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又限制住了货币与商贾通过市场实现反客为主式的经济膨胀与政治冲动。

考虑到《洪范》记录箕子与武王论政是在周人灭商之后，崇尚商业的殷商被重视农业的周人所灭，周人对商多有轻蔑之情。即使在此时，箕子对“货”也并不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而是与“食”同列为“生民之本”，可见其秉持中道的智慧。自班固撰《食货志》起，历代均以“食货志”为题来记载财政经济发展状况，这显然有对《洪范》“生民”大法的尊崇与追随之意。

与当今一般人的印象不同，古代中国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据王小强的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农商并举，从微观市场到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发达得无与伦比”，有着当时世界历史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货币文化。

在货币发展史上，除了最初阶段使用自然物如贝壳作币材之外，其后主要使用金、银、铜三种币材。中国从殷商时期到清朝中期，数千年主要以铜作为货币材料。除了自然禀赋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因为铜适合于小笔零售交易，能够更好地满足升斗小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凡原本王室、贵族当作重宝的金银珠玉等上币，皆因不便流通逐步被淘汰出了市场，而大小适宜、可以串合、便于携带流通的西汉“五铢钱”则沿袭了两千年。有了能够被方便使用的货币，就能够普及市场网络，每逢五、逢十便赶墟交易，而这种广泛而频密的交易促进了分工与合作，形成相近的价值观和认同感。正是靠这恢恢天网，将分布在广袤土地之上看似散沙的每一户农民联结成统一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体。

与之对照，罗马帝国在公元6世纪先后停止了铜币、银币的铸造，欧洲地区长期主要使用金币和仿制第纳里的银币。这类高值货币只能满足庄园主之间的大笔交易或用于对外贸易，因而难以形成让民众能够参与其中的普遍市场经济，也不可能促使大一统国家的出现。[87]即使出现了查理大帝这样能够统一欧洲的政治领袖，也难以得到统一市场的维系而延续下去。

巩固大型地缘政治板块的肌体运行，不仅需要有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的肌肉筋骨，更需要有统一经济的血脉包括丰富的毛细血管滋养，需要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利益交易形成普遍的价值认同，需要车同轨、书同文、币同制等社会基础的构建，而不能仅靠暴力来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通过对殷商到王莽时代经济和货币史的研究，发现货币不仅有“通有无”的经济作用，还具有“分财布利”的社会功能，蕴藏着与财富再分配相关的政治权力的内涵。[88]班固对货币的认识，超越了单纯的生产与流通功能，揭示出货币所内含的政治属性。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倡导的实业、本业和需要抑制的末作，[89]都要在“食”与“货”——即各自时代的实业与流通之间维持平衡，如果失衡，即如“殷人贵富”，将会遭受灭国之灾。在中国古代智者看来，经济之道不在于“国富”或“民富”，而在于“生民”——民为国本，能够让社会繁荣、百姓安康、人民繁衍生息下去才是真正的经世济民。防止“食”与“货”的失衡，在生产与流通中保持平衡方为治国、也是治理天下的大道。

在经世济民的目标下，币缘所体现的是公平交易、互利合作的社会关系。当货币被商人当作赢利手段时，币缘就演变为一种支配性关系，成为具有政治性的权力关系。中国历代王朝采取的抑商政策，并不是要抑制“通有无”的商业活动，而是要防止商人用以钱生钱的金融活动扰乱经济、以钱干政破坏政治稳定。拥有最发达市场经济的古代中国，每每通过“迁豪强”、“抑兼并”等方式破坏财富积累，迟迟不发展资本主义。在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下，中国选择以内部均衡为重的经济社会制度，有利于保护农耕本业、实现经世济民的目标，维持王权延续和文明积累。

各行其道的货币史

在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白银充当货币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古美索不达米亚时期宫廷和神庙文献的泥板和石刻上，就留下白银作为支付工具的记载。据公元前2000年的《埃什努那法典》，咬人鼻子要罚约半公斤白银、打人耳光则要罚银10谢克尔白银（约1两白银）。当时的寺庙承担着金银存储和发放、担保贷款的功能。[90]贵金属之间存在着交易，在当时的一块黏土碑上，记载了白银与铜交易的合同。[91]

从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王国金币流通开始，黄金一直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区域的主要货币。与政治、经济制度包括币制相对统一的中国不同，西亚及地中海地区是多文明、多宗教长期共存的地区。特别是由于存在着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帝国的遗产，这个区域中各个国家、不同宗教之间彼此征伐不断，却保持着往来密切的各种经济活动，包括频繁的贸易往来。因而，该地区各国的货币处于彼此交集的状态。

自远古时期以来，在非洲—亚欧大陆就存在一个联系紧密的金银市场。黄金与白银成为连接西亚与地中海地区的纽带，彼此之间频密的经济往来和人员交流，构成了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在通货领域的共生关系，导致这个地区实行着事实上的金银复本位。[92]在东罗马帝国，同时流通着金币、银币、镀银币和青铜币。阿拉伯人也使用和铸造伊斯兰化的金银铜币。

出于交易需求和自然禀赋，铜曾经是中国流通货币的主要材质。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形成了以铜为材质，以布、刀、环钱、蚁鼻钱等为形态的四大货币体系。货币领域成为当时各国竞争中的重要方面，管子等人甚至总结出了操纵货币和贸易的“轻重之术”，作为国家竞争手段加以运用。[93]

秦朝统治者对货币的政治作用已有深刻认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建立了金、铜复本位的统一币制——金与铜是法定货币，而珠、玉、龟、贝、银、锡等皆为器饰宝藏。《史记·平准书》记载：“以至于秦，卒并海内。……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以“秦半两”为基本形态的流通货币，成为维护大一统国家的重要工具。

汉代确定了金与钱的法定比价关系——金一斤比钱万。[94]由于金的价值很高，多作为皇帝的赏赐和王侯的酎金；[95]而铜则铸造为货币，在市面上交流使用。一直到唐之前，铸钱上记有重量，为称量货币或称铢两货币。铜钱因价低，很适宜升斗小民之间进行日常交易；其铸造和使用的数量又很大，这使得中国古代社会能够依托铜钱体系进行广泛的交换，建立起较发达的货币经济。[96]

在中国古代的某些时期，银也曾充当货币。在汉武帝及王莽时期，白银一度被列入法币。由于中国银产量不高，伪造者云起，所以无法成为广泛流通、长期使用的货币。[97]

从汉代开始，有了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甚至到大秦—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亚欧大陆国家之间出现了跨国贸易。《后汉书》中记载了罗马与中国交往的情况。[98]当时的跨国贸易中使用的货币，包括金银铜等多种贵金属货币。在帝国时代，罗马开始使用金币，与中国的贸易也主要使用黄金。只是那时的亚欧大陆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受地理因素和交通技术局限，规模不可能太大，故没有形成国际货币体系；此外，还受到行政和政治限制，中国的货物出境须有“符传”许可证，互市贸易多作为“羁縻之策”。[99]

南北朝时中国曾兴起过金银钱，时人视金银有避邪之功，多用于祭祀和礼仪活动，偶用于支付，并不是真正的商业行为。[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