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1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举个简单例子：我带着一些钱，走进一家超市，拿钱交换一些食物。我不能吃钱，但可以吃食物。因此，食物对我的帮助，是钱无法直接做到的。食物很快便被我吃掉了，而我交给超市的钞票则继续流通。超市收到的钱，有一部分以薪资的形式付给收银员，而收银员会用这些钱购买食物。另外一些钱则成为超市的盈利，归超市老板所有，而超市老板会把这些钱花在各种用途上。有些钱流向各种中间人，最后有些会落在食物的直接生产者手上，而他们也全都会花钱。货币就这样不断流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这种交易发生。食物、衣物和手机等商品不断被生产出来，然后被人用掉，货币则持续在人（或机构）的口袋之间流转。世界上多数人目前的日常生活，正是这么一回事。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购买的所有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因为它们往往不一致，这构成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有时会造成危机。使用价值变化无穷（即使同一件商品也是），交换价值（在正常情况下）则是一致的，性质上也没有不同（1美元就是1美元，永远都是1美元；即使你拿到的是欧元，也能知道它可以兑换多少美元）。

我们且以房屋为例，想想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房屋的使用价值相当多元：它为我们提供一个遮风蔽雨的地方，让我们建立家庭和感情生活；它是我们每天生活、生儿育女的场所（我们在房子里煮食、做爱、吵架和抚养小孩）；在不稳定的世界里，房子保护我们的隐私和安全。房屋也可以成为某些人彰显自身地位和社会归属感的工具，成为财富和权势的象征、个人和社会历史记忆的符号，以及彰显建筑成就的标志；它也可以只是一个旅游景点，供游客赞叹建筑之优美，例如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流水别墅（Falling Water）。房屋也可以成为胸怀大志的创新者的工场，例如硅谷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那间著名的车库。我可以在地下室偷偷开一间血汗工厂，或是用它来收留遭迫害的移民，又或者把它当作买卖性奴的基地。我还可以举出房屋的许多不同用途。总之房屋的用途非常多样，似乎无穷无尽，而且各种用途往往十分独特。

但房屋的交换价值又如何？在当代世界里，我们一般必须购买或租下房子，才能享有使用房子的特权。我们必须为此付出金钱。问题是：为取得房子的使用权，我们必须付出多少交换价值？这个“多少”的问题，如何影响我们在想要和需要的房屋用途之间做出权衡？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答案其实相当复杂。

曾有一段时间，边远地区的拓荒者几乎不必付出金钱，便能盖好自己的房子：土地是免费的，劳力是自己付出的（邻里间也可能互相帮忙：你今天帮我盖好屋顶，我下周帮你完成地基工程），许多物料（木材、泥砖等）取自周遭。涉及金钱的交易仅限于购买斧头、锯子、钉子、铁锤、刀子和马具等。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城市的贫民区，穷人仍然会用这种方式建造自己的房子。巴西的贫民区便是这样盖起来的。世界银行自20世纪70年代起提倡“自力建屋”（self-help housing），正式确认这种建屋方式适合世界许多地方的低收入阶层。这种房屋供给方式涉及的交换价值相当有限。

房屋也可以“定制”：你有土地，雇用建筑师、承包商和营建商，替你根据某种设计盖一间房子。房子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原料和劳力的成本，以及建屋相关服务的收费。交换价值并无主导地位，但可能限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例如屋主的钱不够建一间车库，又或者某幢豪华府邸因为资金耗尽而少了一个侧厅）。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人以这种方式增加房屋的使用价值（例如横向扩建房子，或者加盖一层）。

不过，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数地方，房屋是一种投机商品，建出来在市场上销售，任何人负担得起和有需要都可以购买。这种房屋供给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就显而易见。英国巴斯、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等地著名的乔治式联排屋，便是以这种方式兴建于18世纪末。后来这种投机建屋方式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在纽约市盖出廉价公寓，在费城、里尔和利兹等工业城市建出工人阶层居住的排屋，而美国典型的市郊小区也采用这种建屋方式。房子的交换价值除了取决于基本的建造成本（劳力和物料的成本），还取决于另外两项成本：投机建造商希望赚取的利润（他们承担最初的必要资本支出，并支付相关贷款的利息），以及购买土地或向地主租地的成本。也就是说，交换价值等于实际建造成本加上利润、贷款利息和资本化的地租（地价）。建造商的目的是取得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替其他人创造使用价值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因为这种活动本质上是投机的，真正重要的是房子的潜在交换价值。不过，建造商并非必赚不赔。他们显然会精心策划一切，尤其是房屋销售，尽可能避免亏损。但是，风险总是有的。在这种模式下，交换价值主导了房屋供给。

有鉴于许多人对房屋使用价值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强烈希望把员工留在工作场所附近的雇主，例如吉百利，以及激进和乌托邦思想的信奉者，例如罗伯特·欧文、傅立叶主义者和乔治·皮博迪，和一些国家的地方与中央政府不时发起一些建屋计划，借助公款、慈善或家长式资金，以最低的成本满足底层的房屋需求。如果大家普遍接受人人有权享有“体面的住家和合宜的居住环境”（如美国1949年的《住宅法》前言所称），则使用价值考虑显然将再度成为房屋供给问题的焦点。这种政治立场对欧洲社会民主时代的房屋政策有重大影响，北美和一些发展中地区也受到某些程度的影响。多年来，政府涉足房屋供给的程度显然有起伏，政府对社会住宅的兴趣也是这样。但是，因为资助平价房屋的负担考验政府的财力（财政收入萎缩时尤其如此），交换价值考虑经常再度悄悄地排挤掉使用价值考虑。

房屋建造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紧张状况，有多种方法可以管控。但是，这种体制向来也有失控的阶段，此时便会产生危机，例如2007~2009年，美国、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市便经历过这种状况。此次危机并非史无前例。之前的类似例子包括1986年以来的美国储贷危机，1992年斯堪的纳维亚的房市崩盘，以及1990年的日本土地市场崩盘（终结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荣景）。

在主导多数资本主义地区的私营市场体系中，房屋供给还有额外的问题必须处理。首先，房屋是一种“高单价商品”，要使用很多年，不像食物那样马上被用掉。个人可能没有足够的钱一次付款买下房子。如果我的钱不够买房，还有两个基本选择。我可以向房东租房，房东可能专门购入投机建造商建造的房子，靠收租维生。我也可以借钱买房，可能向亲友借钱，也可能找金融机构办理房屋抵押贷款。如果是办房贷，我除了必须支付房子的全额交换价值外，偿还房贷期间还必须每月支付贷款利息。还清房贷之后（可能需要30年），我便完全拥有房子了。在此情况下，房屋也成了一种储蓄工具，我可以随时拿这项资产的价值套取现金（至少我每月偿还房贷，因而取得的部分价值是可以套现的）。房屋的价值有一些被维修保养的费用消耗掉，例如墙面每隔一段时间必须重新涂刷，屋顶损坏必须修缮。不过，我仍然可以期望随着自己逐渐还清房贷，我掌握的房屋净值将增加。

但是，利用房贷购屋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交易。利率5%、本金10万美元的房贷分30年偿还，总还款额约为19.5万美元。也就是说，房贷户为了取得最初价值10万美元的资产，必须多付9.5万美元。这样的交易看来很没有道理。我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呢？答案当然是我需要这房子的使用价值（我需要一个居住的地方），而我为此付出9.5万美元，直到我完全取得房子的所有权。这就像我在30年间花9.5万美元租房，差别在于我最终可以取得整座房子的交换价值。这房子实际上成了一种储蓄工具，替我储存它的交换价值。

但是，房屋的交换价值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波动，受各种社会状况和力量影响。首先，它会受周边房屋的交换价值影响。如果附近的房屋全都日趋破败，又或者小区里迁入越来越多“不对劲”的人，则我的房子很可能将贬值，即使我把它维持在一流的状态也无法幸免。相反，小区环境“改善”，例如小区中产阶级化，则可以提升我房子的价值，即使我并未投入任何资源。房市深受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性”影响。屋主经常采取个别和集体行动，力求控制这些外部因素。不信的话，你可以提议在某个“体面的”小区建一所出狱者的安置点，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小区居民会积极排斥他们不欢迎的人和活动，小区几乎纯粹以维护和提升区内房屋价值为使命（例如小区内若有好学校，对住宅价值大有帮助）。为了保护自身储蓄的价值，人们会有积极行动。不过，屋主有时也会损失他们利用房屋保存的储蓄，例如政府或建造商为了重新发展某个小区，可能会购入该区相当数量的房子，然后任由那些房子的状况恶化，进而严重损害区内其他房屋的市场价值。

如果我想投资改善屋况，我可能会希望审慎行事，仅做那些显然可以提升房子交换价值的事。市场上有很多提供相关建议的参考书。

在全球许多地方，住宅所有权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已经变得十分重要。维护和提升房屋资产价值，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重要政治目标和政治议题，因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房屋交换价值，一如建造商所能赚到的交换价值那么重要。

但是，最近30年左右，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目标。我以30万美元买进一套房子，3年后它的市值升至40万美元。我可以把握机会做房贷再贷款，把房子增值的那10万美元换成现金，随自己支配。交换价值不断上升，使得房子成为热门的投机目标。房屋成为一种方便利用的现金牛（cash cow）或个人提款机，总需求因此增强，市场上的房屋需求也日益高涨。在《大空头》（The Big Short）一书中，刘易斯（Michael Lewis）阐述了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之前发生的房屋投机潮。刘易斯有位重要消息提供者雇用了一名保姆，保姆及其姐妹一度在纽约市皇后区拥有6套房子。“她们买进第一套房子之后，房价大涨，放款机构建议她们做房贷再贷款，贷出25万美元的现金，而她们用这笔钱买了第二套房子。”第二套房子的市值也大涨，她们于是故技重施，继续买房。“最后，市场持续下跌时，她们手上有5套房子，而且完全没有能力偿还房贷。”

房市的资产价值投机变得炽热。但是，这种投机总是有某种程度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元素。我借钱买房，然后房价上涨了。房屋市值不断上涨吸引更多人买房。他们借入更多钱购买“好东西”（当放款机构资金非常充裕时，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房价进一步上涨，因此吸引更多的人和机构参与房屋投机。结果造成一场“房地产泡沫”，而泡沫最终必然破灭。这种资产价值泡沫如何形成、为何形成，泡沫会有多大，以及泡沫破灭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取决于多种状况和力量的具体情况。基于历史经验（例如美国房市曾于1928年、1973年、1987年和2008年崩盘），目前我们必须接受的是，这种投机狂热和资产泡沫是资本主义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更多地采用资本运作模式，中国房市也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我们稍后将探讨此中原因。

在美国最近这次房市崩盘中，约400万人因为房贷止赎（借款人因为违约而失去赎回房屋的权利）而失去住房。这些人因为追求房屋的交换价值，结果丧失房屋的使用价值。数不清的人仍处于房贷“溺水”的状态：他们在房价高峰期买房，因为房价随后大跌，他们欠金融机构的房贷比房子的市值还高。这些屋主必须承受巨大损失，才能摆脱房屋所有权并迁居他处。在房市繁荣的高峰期，房价太高了，许多人必须承受他们最终证实无力偿还的债务，否则无法获得房屋的使用价值。房市崩盘后，这些人可能被迫守着一些房屋使用价值而无法脱身，由此造成的财务负担令他们的境况特别凄惨。简而言之，因为不顾后果地追求交换价值，许多人丧失了取得并持续拥有房屋使用价值的能力。

类似问题也已经发生在租房市场。在纽约市，约60%的人口为租房族；私募股权基金在房市高峰期买进许多供出租的住宅大楼，希望借由提高租金大赚一笔（即使它们面对有力的法规管制）。这些基金刻意压低这些房子的现行使用价值，借此替它们的再投资计划辩解，但它们自己在金融市场崩盘中破产，留下房客住在使用价值变差但租金反而变贵的房子里，而且这些房子因为原本的主人破产而遭金融机构没收，谁该负起屋主的责任往往并不清楚（如果你住在这种大楼里，发现暖气炉坏了，你可能真的不知道该找谁处理问题）。近10%的出租房屋遇到了这种问题。因为有人不顾后果地追求交换价值最大化，一大部分人可以享有的房屋使用价值受损了。当然，更惨的是，房市崩盘引发了一场全球危机，结果全球经济至今仍然很难恢复。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主义下的房屋供给，已经从追求使用价值为主，变成以追求交换价值为主。因为这种怪异的转变，房屋的使用价值日趋变质，首先是变成一种储蓄手段，其次是变成一种投机工具，而利用这种投机工具的除了消费者，还有建筑商、金融业者和所有可受惠于房市繁荣的人，包括房屋中介、房贷放款人员、律师和保险经纪人等。为大众提供足够的房屋使用价值（传统消费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越来越受制于不断深化的交换价值考虑。我们致力于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足够和可负担的房屋，结果却是一场灾难。

这一切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国家在提供足够的使用价值、满足人民基本需求这件事上应发挥怎样的作用，舆论和公共政策近10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新自由主义共识”兴起（或许也可以说是由相关势力强加在民众身上），导致国家在许多领域少承担供给责任，包括房屋、医疗、教育、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水、能源以至基础设施）。这种做法是为了把这些领域开放给私营部门，促进其资本积累，另外也是出于交换价值的考虑。房屋领域发生的一切，莫不受这种转变影响。这种私有化趋势为何出现，不是我们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我认为目前必须记下来的一个重点，是拜上述转变所赐，在资本主义世界多数地区（并非全部），国家涉足房屋供给的情况近40年来发生了根本改变，而这对我们管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矛盾的方式别具意义。

我选择以房屋为例，显然是因为这是个理想的例子，非常适合用来说明一件事：市场上一件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简单差异，可以演变成一种对立关系，进而加剧为一种绝对的矛盾，甚至造成一场危机（在房屋这个例子中，危机并非仅限于房市，还波及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理论上，情势不是非如此发展不可（抑或这是必然的发展？这是我们最终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约从2000年起，美国、爱尔兰、西班牙、英国（某种程度上）和世界上许多地方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势演变，最终酿成2008年的整体经济危机（一场我们迄今仍未解决的危机）。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场交换价值层面的危机，而它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得到足够的房屋使用价值，以及体面的生活。

随着交换价值考虑日益支配社会生活的使用价值层面，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医疗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从学校到几乎所有媒体，我们一再听到这种说法：取得使用价值最便宜、最好、最有效率的方法，是释放企业家渴求利润的经济本能，让他们在市场体系中尽展所长。因为这个原因，许多类型的使用价值本来由国家免费提供，但现在已经私有化和商品化——在全球许多地方，房屋、教育、医疗和公用事业全都朝这个方向发展。世界银行坚称，这应该是全球的标准做法。但是，这个体系只是对企业家（他们多数赚得厚利）和有钱人有利：它惩罚几乎所有其他人，而且可能是严厉的惩罚，例如在房屋的例子中，美国便有400万~600万人因为房贷止赎而失去住房（西班牙和许多其他国家也有无数人遭遇这种惨况）。我们面临这样的政治抉择：选择一个把有钱人服侍得很好的商品化体制，或是一个完全不仰赖市场居中调解、致力于替所有人生产使用价值，并以民主方式供应这些价值的体制。

我们且以比较抽象的理论方式来思考这项矛盾的本质。在所有以精细分工和广泛交易网络为特征的复杂社会秩序中，个人、组织（例如企业）和社会团体之间的使用价值交换显然非常重要。以物易物在这种情况下效用有限，因为“欲求和需求必须双重一致”：你必须有一样我想要的商品，我必须有一样你想要的商品，简单的易物交易才能发生。我们可以建立易物链，但它们是有限且累赘的。因此，替市场上所有商品建立某种独立的价值测量标准（单一的价值度量）不但是有益的，还是必要的。如此一来，我便可以卖出我的商品，换取某种普遍的价值储存工具，然后用它向其他人购买我想要或需要的任何东西。这种价值储存工具当然便是货币。由此就讲到资本的第二个矛盾。货币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