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成为你自己(1)

如果你是一群人中的领导者，那么弄清楚他们是怎样的人是大有裨益的——他们的成长环境如何，能让他们发挥出最佳状态的行动，以及让他们感到不安的言辞。而弄清楚这些的必要手段就是：聆听与观察，而这两点的重要性却经常被低估。

聆听

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从不去多想这一问题。然而当我成为一名球员，尤其是成为一名管理人员之后，我开始对这个问题越发感兴趣了。如果你是一群人中的领导者，那么弄清楚他们是怎样的人是大有裨益的——他们的成长环境如何，能让他们发挥出最佳状态的行动，以及让他们感到不安的言辞。而弄清楚这些的必要手段就是：聆听与观察，而这两点的重要性却经常被低估。

大部分人都不能够有效地使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他们不能够明察秋毫，也不能洗耳恭听。其结果就是，他们错过了身边的大部分信息。我认识一些管理者，他们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在我看来这并非明智之举。上帝给了我们两只耳朵、两只眼睛和一张嘴，这是有原因的。这就是让我们多聆听，多观察，少发表言论。而最妙的地方则在于聆听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我见过的最好的聆听者是2位电视访谈栏目的主持人。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在他的一生中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进行采访，直到2013年去世。他还曾经采访过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我初次与弗罗斯特相见是2005年，当时我们同为不动产基金管理人。在此几年之后，他离开了BBC，并在天空体育栏目中采访了我。

大卫和大部分的访谈栏目主持人不同，他从不试图证明他比自己的嘉宾高明。他从不接话茬或是打断嘉宾，但是他又绝非一个容易轻易被征服的人——这一点可以从1977年他录制的对理查德·尼克松进行的长达28小时45分钟的栏目中得到证明。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的节目形式。因为大卫做的不是赛后的90秒采访，也没有制作人在他的耳机里大吼大叫，催促他赶紧获得原声采访。同时他也无须在采访过程中东张西望，寻找下一个采访目标。大卫会认真地看着你的眼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仿佛其他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他是时间的主宰——只需要30到60分钟（而这对于现如今的即时通信和Twitter来说简直就是漫长的等待）就能够让嘉宾感到放松。这正是大卫最伟大的天赋之所在，而凭着这一天赋他也能够从访谈栏目中获得更多的信息，他也因此获得了“大审判官”的昵称。

另一位则是查理·罗斯（Charlie Rose），他也是一位访谈栏目主持人，我对于他并不像大卫那么了解，但是就在几年前，我也曾应邀参加他的节目。当时我心里是有些不安的，因为我将出现在美国的电视荧屏上，这跟我所熟悉的英国脱口秀节目不同。在我参加查理节目的前一天，他邀请我去纽约第五大道的奇普里亚尼意式餐厅喝酒。查理身材高大，他的手掌就像餐盘那么大，我怀疑他会不会用他钳子一样的大手把我抓住。他的开场白是“我身上也有苏格兰血统”，听到这句话，我就知道一切都会顺利进行。查理很精明地让我感到自在，并为我们的谈话找到了共同话题。第二天的节目录制也非常顺利，就像大卫一样，查理也是一位认真的聆听者。但是我还是担心制片人是否需要为本期节目配上字幕，这样才能让她的密西西比和堪萨斯观众理解我的苏格兰口音。

我从未当过电视节目主持人，但是我一直都很重视聆听。这并非意味着我喜欢在碰到事情时打电话给别人求人支招。总体来说，我更喜欢自己解决问题。但是我清楚地记得，1984年当约翰·佩顿（John Paton）——格拉斯哥流浪者俱乐部最大的股东——邀请我担任该队的经纪人时，我也曾寻求过别人的帮助。这是流浪者队第二次向我抛出橄榄枝，于是我打电话给斯科特·西蒙（Scot Symon），听听他的意见，因为他在该俱乐部已经有了长达13年的管理经验。事实上我已经对是否要去流浪者队心存疑虑，如果我要离开阿伯丁队，我不确定是否还要加盟另外一支苏格兰球队。我跟斯科特说我还未与流浪者队的最高权威——副主席威利·瓦德尔（Willie Waddell）交谈过，他建议我拒绝邀请，因为他觉得这次邀请仅仅是试探性的，并且很有可能还未经董事会许可。我也确实拒绝了流浪者队的邀请，后来也从未后悔过做出此决定。

很多人都不能够静下心来聆听——尤其是当他们取得成功之后，周围满是逢迎之人，情况更是如此。于是乎他们开始了独白，仿佛突然之间他们无所不知。姑且不论这些狂妄自大之人，聆听总会给人带来收获。善于聆听的人仿佛接受着持续不断的终生教育，不仅无须考试，更能够去其糟粕。这使我想起了几个例子：

数年前，曾有人给过我一套磁带，里面是比尔·香克利（Bill Shankly）（1959—1974年利物浦队的主教练）的谈话。这套磁带是一个回忆录，并非用于广播，但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听过几遍。里面有各种奇闻，但是这些磁带却讲述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香克利对足球的痴迷，这种痴迷深入骨髓。虽然香克利的这种痴迷近乎于极端，但是这也再次让我体会到了成功需要何种程度的付出。

还有一次，1992年在我们与利兹联队踢完比赛之后，我跟我的队员一起洗澡——这对我来说非同寻常——聆听他们对比赛的分析。史蒂夫·布鲁斯（Steve Bruce）和加里·帕莱斯特（Gary Pallister）对埃里克·坎通纳（Eric Cantona）赞不绝口。坎通纳是利兹联队从法国尼姆队租借来的前锋。史蒂夫·布鲁斯是当时的曼联队队长，他对坎通纳的能力极为赞赏。这些言论仿佛是播下的一粒种子，此后不久我们就将坎通纳买入了曼联。

即使是我们签约坎通纳时，我也会从我信任的人那里征求意见。当时，我与法国主教练吉拉德·霍利尔（Gérard Houllier）和法国体育记者艾瑞克·贝尔德曼（Erik Bielderman）进行了交流，希望能对我即将买入的球员有更深的了解。我还跟米歇尔·普拉蒂尼（Michel Platini）谈过此事，他告诉我：“你应该和他签约，他的才华还没有得到发挥，他需要伯乐。”他们都为我出谋划策，告诉我如何管教这名球员，因为坎通纳来曼联时背负着桀骜不驯的名声——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后来的赛季——甚至可以说未来的10年证明，这一决定对于曼联来说至关重要。在坎通纳加盟之前的6场比赛里，我们打进了4粒进球，而在他加盟后的6场比赛里，我们打进了14粒。

当日关于坎通纳的那些评论是非比寻常的，而我也将聆听当成了一种习惯，我会认真听取球员们对对手阵容的预测。在我们拿到对手首发阵容之前，这一直是一个猜谜游戏，而对手的阵容会对我们的战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比赛的前一周，队员们通常会与圈内的好友进行交流，特别是他们的前队友，因此他们经常会谈论起谁将出现在比赛的首发阵容中。我们经常会针对阵容猜测搞一些小竞赛。不过，尽管我努力去聆听队员们的交谈，但我永远都不能够全部猜中对方的11名首发队员。随着球队人数的增多，猜测的难度也增大了。在我们最后拿到首发阵容信息时，难免与我的预测有所出入，这时我的队员会跟我开玩笑：“你又猜对了，老板。”

2012年11月，曼联队在诺维奇失利之后，出于礼貌，我亲自前往对方球队的驻地。克里斯·休顿（Chris Hughton）非常和蔼，但是在他的房间里挤满了庆祝胜利的人们。我不想示弱，因此便表现出一副很从容的样子，听他们交谈——特别是他们点名称赞的球员。我默默地在脑海中记下了所有这些名字，并将其列为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再进一步回顾，我还记得另一条关键性的建议。1983年在哥德堡，阿伯丁队（我于1978—1986年在此执教）将在欧洲优胜者杯的决赛上对阵皇家马德里队（Real Madrid）。我邀请了乔克·斯坦（Jock Stein）为我出谋划策。乔克·斯坦是我心中的英雄，他于1967年带领凯尔特人队击败国际米兰夺得欧洲杯冠军，他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英国教练。乔克跟我说了两点，我至今仍难以忘怀。首先，他告诉我“在比赛当天，确保你的队伍是第二个上去训练的，这样一来你的对手就会认为你已经观看了他们训练”。他还建议比赛那天给伟大的皇马教练迪·斯蒂法诺（Di Stéfano）带一瓶麦卡伦威士忌。当我把那瓶酒送给迪·斯蒂法诺的时候，他果然大吃一惊。这瓶酒让他感觉我们对他心存畏惧——他是大人物，而我们渺小的阿伯丁队仿佛已经输给他们了。我很高兴当时能够听从乔克的意见，因为这两个方法都奏效了。

后来，我在苏格兰国家队担任助理教练，乔克是主教练。我如饥似渴地询问他关于战术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他就像是我的管理学导师，我希望吸收他教给我的一切。乔克曾建议我永远不要在比赛后跟球员发脾气，他还说：“等到周一大家都冷静下来再说吧。”这确实是金玉良言，只是这实在不符合我的风格。尽管如此，在威尔姆斯洛我的办公室里挂着的最大一张照片就是我跟乔克的合影，这绝非偶然。直到1985年9月10日威尔士对阵苏格兰的比赛，也正是在那天晚上他与世长辞。

在此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吉米·瑟瑞尔（Jimmy Sirrel），他是诺茨郡队的主教练，也是我1973年在英国丽乐索（Lilleshall）国家体育中心参加教练培训时的讲师。他给我上过很重要的一课。他告诉我永远不要让所有的球员的合同在同一时间到期，因为这样他们可能会串通起来对付教练和俱乐部。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此后，我都谨慎地把队员们合同到期的时间错开。我想当时吉米给出这个意见连1分钟都用不了，但是聆听他的忠告却使我受益终身。这表明，忠告往往是不期而遇的，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聆听是最值得你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