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蒋桂战争 建设广西
蒋桂战争建设广西
[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七年]
最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北伐期间,广西军立了大功,桂系势力猛增,两广、湖北、平津多属势力范围内,功高震主,中央蒋介石采信政学系谋士杨永泰“削藩”的建议,以军事解决第四集团军。一九二九年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解散各集团军。父亲曾向蒋介石建言,自古以来“裁兵不难裁将难”,处置不当,即起祸乱;应将军队调往边疆实边,巩固国防;他自己请愿带兵往新疆屯边,效法左宗棠治疆。父亲对边疆国防有深入研究,他自己是回教徒,治理新疆回教少数民族,或易奏效。他并列出治疆纲要,向中央请愿,惜父亲此一重要建议未被采用,遂引来蒋桂战争及中原大战。正在此时,武汉方面桂系少壮派将领湖北籍的胡宗铎、陶钧等冒进出兵湖南攻打鲁涤平,造成所谓“湘变”,恰好授以中央消灭桂系的口实。虽然李宗仁与父亲极力灭火,并向中央请罪,但蒋介石“灭桂”政策已定,同时蒋买通唐生智潜往平津,策反父亲部下,因为父亲所御第四集团军多为唐旧部。父亲仓促出走,从天津乘船至香港返广西。
蒋桂战争开始,中央军、粤军、湘军、滇军各路攻打广西,父亲与李宗仁一度流亡安南河内,后又潜返广西,将中央军击退,此时北方冯玉祥、阎锡山第二、第三集团军已加入反蒋联盟,中原大战开打。事实上,一九二九年的蒋桂战争完全可以避免,是最不应该发生的战争。蒋桂战争引发中原大战,国民党失去北伐后统一的机会,中国形成四分五裂局面,遂让日本有可乘之机,一九三一年侵占东北,揭开中日大战序幕。
蒋桂战争时期,《良友》画报第三十七期刊出“桂省问题中心人物”——“武汉称兵之李宗仁”、“由平返桂之白崇禧”、“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雄(又名绍竑)”、“扣留汤山之李济深”。
中原大战之后,广西与中央对峙,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军兴,广西出兵参加抗日为止。其间七年,广西实施“三自”、“三寓”政策,全省皆兵,由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多管齐下,亦在父亲领导下,广西从一个边陲落后地区建设成享誉全国的“三民主义模范省”。
| 父亲致国民政府 |
建议西北国防的电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北伐完成之后,父亲发了一封电文,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及官员,表达反对裁军及志愿前往新疆实边之意。父亲认为:军事终结以后,各省缩编被裁之兵,无路谋生,饥寒交逼,铤而走险,易造成社会不安;新疆地理位置,具有西北国防重大深远意义。父亲信仰回教,了解回民,治疆较易,他志愿前往边陲,这封电文,足证他绝无在中央争锋之意。奈何蒋介石不予采纳,发动蒋桂战争,引起中原大战,遂使北伐无法竟功,予日本等可乘之机,影响国家命运至巨。
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各院院长、冯总司令、阎总司令、汉口李总司令、广州李部长钧鉴:
崇禧无状,自津东残敌肃清,完成北伐后,即电呈蒋主席,请予解除战时指挥,冀得早卸仔肩,乃蒙李部长、吴主任先后转来蒋主席电令,暂驻平津,督促所部缩编。既而陈真如军长赍谭、胡、张、李、孙诸公手教北来,不以崇禧为不肖,而以西北国防垂询。崇禧对于西北国防意见及志愿,曾于复谭、胡诸公书中略致微意,兹更就国防深远之意义,尤其关于西北方面者,谨为钧府扼要陈之,祈垂察焉。
中华民国本合五族组织而成,各族之盛衰安危,谋国者自当兼顾统筹,一体重视。故总理建国大纲内有云:对于国内弱小民族,当扶植之,对于国外侵略强占,政府当抵御之。今试观五族所处地位,除汉族十九居本部十八省不论外,余则关东三省为满族旧地,久为日人势力所包围;阴山南北为蒙族所居,已困顿于苏俄羁勒之中;前后卫为藏族之地,亦被逼于英人暴力之下;惟有天山南北,回族聚居者最多。自清光绪七年向俄索还伊犁,嗣又改设新疆行省,回民遂得安处,亘三十余年之久。然近数年来,苏俄不得志于近东,转其锋以南向,对新疆百出阴谋,使回民日趋于危险之境。查新疆人口,共约三百余万……性质好勇尚义,富于团结力,且以宗教之关系,近且与东欧之土耳其、中亚之阿富汗、波斯等国交通声气。如果我能注意边境,提携并进,使其得安居乐业,免受外人压迫之苦,深知五族共和之益,则不啻吾圉可固,即将来之欧亚二洲,弱小民族之联合,皆可于此握其枢纽。不然,坐视莫理,一旦为人利用,则唐宋各代边患之往事可鉴,能无寒心?况新疆北连蒙古,唇齿相依,南接西藏,辅车相助,故新疆稳固,则蒙藏自安,赤县神州,金瓯无缺。此为扶植国内弱小民族,请注意于西北国防者一。
现代欲在经济上避免压迫膨胀势力,自以发达工商业为第一要图。然最后胜利,必归于地方富厚之国家。查我国土地面积三千四百九十余万方里,占亚洲四分之一,而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之幅员广袤,较本部十八省超过一倍有半。今本部东南各省,生齿日繁,将有人满之患,边疆则荒原旷野,一望无垠,即以新疆论之,面积有江苏省十六倍之大,人口与江苏相较则仅一与十之比,果能设法开辟,力筹边防,使外人无所逞其阴谋,肆其侵占,则内地过庶之人口,随时皆可移殖边荒,对于国计民生,俱有莫大之利益。此为国家繁荣、民族生存之久远计,请注意于西北国防者二。
新疆为中国与西方交通之孔道,自汉张骞通西域已发其端。比及唐代,交通较前为盛。元代盛时,来往极为频繁。惟明代以来,海道交通,中国与欧洲之距离为之缩短。是以沿海诸省为门户,新疆反退为后庭。现在世界以铁路、航空事业发达,陆地空中交通,均为各国所重视,若总理西北铁道系统直达欧洲之大计划实现,或欧亚长途航空站成立,由太平洋岸前往欧洲者,以取道新疆为最近,则欧亚交通关系,固不止于恢复旧观,其发扬光大,以视往昔,更当超越倍蓰。新省位置之重要,实非意想所能及。谋国者应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此为发展欧亚交通实现总理计划计,请注意于西北国防者三。
现代商业及军事之竞争,每以石油问题为焦点,而海军之战斗力,大都取决于此。故世界弱国,多以石油而致祸,如波斯被英、俄分裂,土耳其以摩苏问题启列强之纠纷,墨西哥因油矿而遭美国凭陵,日本败俄必取库页,无一不与石油问题有密切之关系。中国产石油地,以新疆为最富,我不早自为谋,人必起而谋之。匹夫怀璧,或致丧身,诲盗慢藏,断非长策。此为中国将来海军及工商业之根本计,请注意于西北国防者四。
自西力东渐,英略印度,俄国经营西伯利亚后,中亚细亚早为二国角逐之中心,而新疆适与其接壤,犬牙交错者一千七八百里,自难免于两雄所窥伺。况今苏俄政府又以赤化中东远东为其职志,印度固为目的地,新疆亦划为势力圈。观于本年七月杨增新被刺之事,则西北形势日趋严重,愈为明显。与其以新疆为关东之续,交战任乎英、俄,何如使新疆成为金汤之固,壁上以观?昔者汉通西域,为断匈奴右臂,左宗棠经营西北,其主张为保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保北京,换言之,即所以保黄河流域。今外蒙既在苏俄掌握……非由新省入手以控其侧面,未易成功。此为预防英、俄隐患……请注意于西北国防者五。
安内攘外,互相关连,筹国者类能言之。故各国政治家之调和政力,常借攘外以弭内争,如美国自南北战后,德国自统一联邦后,日本自讨幕后,迄今六七十年,皆未闻有内战发生者,莫非由其政治上能导国人以外竞,所有武力,尽为国防之用,即吾国前代盛时,亦尝如此,所谓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是也。降及满清中叶,政治失的,洪杨崛起,清廷始借曾胡辈之力,用兵以事内争,洪杨灭后,清廷仍不改其故辙,练兵讲武,莫非箝制汉人,如何对外策战,如何筹划国防,非所计也。无怪甲申、甲午、庚子三役,连战皆北,安南、朝鲜、琉球、台湾,藩篱尽失。沿海军港,内地商埠,租借割据,惟人所欲。满洲、蒙、藏边地,疆宇日蹙,而清廷犹不知其误,盖不能移其实力以外竞。洎乎民国成立,袁氏柄政,蓄谋称帝,亦专于注意对内,甘心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之亡国密约,借外款购外械,残杀同胞,视为固然。袁氏既死,继起之军阀,类皆争权夺利,更无远大志趣。自道、咸至今,将近百年,因执政者私心自用,眼光不注射于国际,遂导全国人民瘁其精力,以出于内争之途。辛亥以还,内争尤烈,干戈扰攘,遍地荆棘,其间除辛亥推倒满清专制,民五铲除袁氏帝制,及此次国民革命军扫除全国障碍,不能不用兵外,其余战争,即躬亲其役者,恐亦莫能明言其意义之所在,是不能不归咎于前此用兵之后,未能将全体军队为之谋一远大出路,反使各自为谋,以求生存,故帝国主义者得乘间抵隙,利用吾之弱点,使各军互相仇杀,以便从中取利。十七年来,国内战祸,多出于此。今者军事时期告终,正宜一洗前此内战之弊,是则非实现国防计划不可。盖国防计划实现,则可于最短期间,将珠江、长江、黄河三大流域现驻军队,除留少数及宪兵维持首都及各地治安……其主力悉数移于边境,统率于国防机关之下,饷糈尽由国库支给,待遇不分彼此,则各军就地筹款、自图生存之现象,立可消灭,以后不至因利害冲突而演成内战。况军队既归并于国防之用,官兵有以致力自奋,即遇国内政局有变,为军人者亦必不供个人之驱使,舍其生命名誉,以从事国内战争,作残民害国之举。现在军阀已经消灭,北伐已告成功,不应留置多兵于关内。此为消除国内战争计,请注意于西北国防者六。
尝考社会治安之破坏,多因于盗匪之猖獗。当军事未终结以前,各省匪风尚不如今日之盛者,其故虽非一端,然因军事终结以后,各省缩编被裁之兵,无路谋生,饥寒交逼,铤而走险,亦为其重大原因。今第一期裁兵已竣,尚有第二期、第三期裁兵计划,不久即当实行,设不早事安插,恐所裁之兵愈多,盗匪之患将益甚……潜伏各地,为数颇多,一旦此等失业之丁壮,为其所勾引,以图暴动,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故总理建国方略中,亦尝论及裁兵之法,谓以移实边荒为最善。又谓……新疆、蒙古,应于国家机关之下,佐以外国练达之士,及有军事上组织之才能者,用系统的方法,专司其事,以特惠移民而普利全国。观此遗训,可见裁兵当移之实边,而实边自不能离开军事组织,我政府若能于此时将国防积极筹划,则现有国内之兵,除老弱病伤外,亦不过百万余人,以之担任东北、西北、西南各处边防,且于其所驻之地,同时施行兵农或兵工政策,则练兵虽多,而无累于国库,裁兵之后,亦无害于社会。此为保持社会治安计,请注意于西北国防者七。
各国讲求国防,本属消耗经济之事,不过以国家生存攸关,不得不然耳。若我国今日筹划国防,则情况不免殊异。盖因我国边境地广人稀,利源多未开发,前此因无内地军队移驻保护,故各省人民即欲往边境营生,亦不免趑趄不前,观于历年内地人民在满、蒙、藏各地谋生者,辄为外人或土人所戕杀,已可恍然于其故矣。假使有国防军驻扎,为之保护,则谁不乐从,不数年间,边疆荒芜之地,均可化为垦殖之场,其所得者,固不止军队自给已也。又按总理建国方略,西北铁路统系,实居于支配世界之重要位置,为国民第一需要之铁路。查此铁路统系,共分五线,总计长七千余里,一时虽不能概行建筑,但可择其中于军事上关系最切、经济上获利最厚者,令此百数十万之国防军队抽出若干时间,分段修筑,在政府只须筹相当材料及工程费用,工资悉可省除,亦为国家造产业,事之经济,孰过于此?此为殖边造产计,请注意于西北国防者八。
或者不察,以为中国今日国库支绌,其他建设事业,急待举办者尚多,况民国以来,西北各地未有国防,亦可相安,何必于此时汲汲为之,况为之恐亦未必即能达到抵抗外力之程度,打草惊蛇,不过诱起其急切谋我而已。此说亦未尝无片面理,但其所见甚浅,谋国大计,当远大而扼要,行政当先其所急,民族生存问题,自当首先顾虑及之。行兵工政策于边地,实至要而最急者。设军事上无妥善之处置,则因一事之败,而牵动全局,诸般建设,均难为有效之进行。崇禧不才,敢不避琐渎以此为言者,实因见到国防计划如能实现,则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亦不难迎刃而解。钧府若认此为不可稍缓之图,则崇禧愚见,以为应先解决者尚有以下三事:
一、请中央速成立最高国防会议机关,将国防整个计划,早日决定。例如国防对策,应以何国为目标,陆防海防区域应如何划定,国防军队应如何编制、应需军若干。凡此种种,均须国防会议早日议定,俾步骤不致错乱。
二、国防交通应及早筹备。筹备陆防,尤以交通为首要,交通如不敏捷,则其余计划无从入手。若以铁路工程浩大,一时不能竣事,而国防之进行,又刻不容缓,则不如先办长途航空、长途汽车路及设置无线电报,盖因此三者均为交通及宣传之重要工具,且需费较少,工程简易,此为促成国防交通之一快捷方式。况将来由汽车路更敷设铁轨,便可通行火车,则又事半功倍也。惟是交通事业,既有交通、铁道两部,论其职权,当然由交、铁两部负责办理,其他机关自可不必过问,但为求速成及化兵为工起见,亦可指定某某路线,由国防机关指挥军队协同修筑,因彼既有国防专责,又能指挥士兵作工,自易速于观成,如此则国防达到之地,即交通路线完成之处,是又一举而两善备焉。
三、国防经费应使之独立。以后政局无论如何变动,亦不使此项军饷无着,俾国防军队常可超然于国内政争之外。国防军费独立,不仅可以充实国防本身,且可免去历来军队因争饷糈而参预内战之恶习。
以上数端,如能提前解决,则国防一事,方能实际进行。
崇禧自追随吾党诸领袖,服务于国民革命军,于兹四载,以前凡关于国家大政,认为既有老成硕彦主持于上,故未尝敢轻有主张,近因胡、谭、李、张、孙诸公以边防垂询,又值钧府新建,举国望治,用敢不揣谫陋,谨贡刍荛,沥陈上述理由八项,先决问题三项,以备采择。抑崇禧尤有进者,方今我国外患日急,关东三省则日人侵略不已,时存得陇望蜀之心,西北各地,则英、俄争相窥伺,近更加以济南惨案,殉难烈士鲜血未干,异国军旗,迄今尚飘扬境内,我政府不于此时力图国防,鼓舞一般军人精神,使卧薪尝胆,一致御外,而仍坐令百战之健儿,长驻国内繁华之区,恐阅时既久,委靡之习成,而奋斗之力衰,即令内部无变乱发生,而患贫患弱,依然如故,宋明两代开国之日,即伏危亡之机,即以其迷于此等大计也。崇禧爱党爱国,不敢后人,瞻顾前途,益切隐忧,踌躇再四,用敢冒昧陈词,是否有当,伏乞钧裁。
蒋桂战争爆发,中央军打入广西,父亲与李宗仁、黄绍竑一度流亡国外。图为父亲入境安南证件照片,当时母亲亦同至河内。
北伐期间,父亲出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由南往北,屡建奇功,最后率领第四集团军,及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一部,完成北伐。时父亲年仅三十五岁,意气风发,享誉一身。突然间,骤生巨变,被中央定性为“叛将”,通缉声讨,流亡安南,父亲处境由云霄掉入深渊,这是父亲事业上第一次大波折。
一九五六年,河内华侨谭雪友家第二代(后排右一、二、四)到台北家中拜见,父母亲热情招待(后排右三先勇,前排右二先刚,右三先敬)。一九二九年,父亲与母亲流亡安南河内时,寄居在谭雪友家,谭家照顾父母亲极为殷勤周到。患难之交,父亲母亲亦时常铭感于心。
建设广西模范省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六年间,父亲率领干部建设广西,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数管齐下,标榜“三民主义广西化”,创导“三自”、“三寓”基层组织,建立民团,推广“全省皆兵”,为抗战作出贡献。广西一时气象一新,胡适等人南下参观,称誉广西为全国模范省。
父亲虽以军事见长,但一向也有他的政治抱负。父亲身处于国家内忧外患、危急存亡的时代,他们那一代的爱国分子莫不以救亡图存为第一要务。中国久困于西方列强的巧取豪夺,而日本帝国主义又谋华日亟,如何振兴国家,抵御外侮,是当时有志之士苦苦思索的课题。父亲默察近世四方列强兴盛之道,他最佩服的是十九世纪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德国本为软弱散漫的邦联,而在俾斯麦执政期间,以他的强人作风、铁腕政策,一举而将德意志擢升为统一强大的帝国,称雄欧洲。俾斯麦治德首要在强兵,所以德国才能成为一等军事强国,慑服邻邦。中国积弱已久,一直处在挨打的地位,父亲认为要振兴中国首在强兵,有了强大军事力量,中国才能免于亡国之危。
建设广西时期李宗仁(右)、白崇禧(左)合影。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良友》画报第六十四期发表“时人近影”,其中有广西方面“李宗仁近影”与“白崇禧近影”
一九三四年,《良友》画报第九十期刊出国内时事,最近西南各省领袖举行重要会议,“内政部长黄绍雄、北平军分会委员蒋伯诚、湘省政府主席何键、广西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白崇禧,暨其他西南军政领袖均来参加”,讨论国防等事宜,结果甚为圆满云。“(上左)白崇禧氏抵粤之影;(上右)何键氏抵粤会见新闻记者合影;(下)黄绍雄氏来粤会商时局后偕夫人转程赴桂首途时一瞥。”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父亲领导建设广西,也就以广西一省为示范,实践了他的强兵之道。
事实上父亲的政治抱负远不在局促于整饬广西一省,辛亥革命成功以及北伐完成,父亲曾二度请愿,到新疆去屯田实边,替国家巩固边防,可惜父亲拓边的壮志始终未能实现,而历史的转折迂回,却让父亲返回广西,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三〇年代全国刮目相看的“模范省”,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
广州开府,为了表示两广合作,李宗仁以国府委员及参军处参军名义,居留广州,所以在这个时期,广西事务一概由父亲掌管。如果说父亲是建设广西蓝图的总设计师,那么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便是执行者。自从黄绍竑离开广西后,他的位置便为黄旭初取代,而成了新的“李、白、黄”体制。
建设广西,有其内在的需要及外在的条件。蒋桂战争,广西势力由数十万大军一夕间土崩瓦解,而且中央军穷追不舍,粤、滇、湘各军入侵广西,在广西境内作拉锯战,虽然最后都被李、白等率部驱逐出境,但连年战乱,据李宗仁的话,此时广西真是“疮痍满目,残破不堪”了。整顿广西,乃燃眉之急。广州开府,两广重修旧好,九一八事变之时,日军入侵东北,南京政府一面穷于应付日本人,一面内战频频失利,已现捉襟见肘之势,两广独立,中央无可如何,广西乃暂时解除后顾之忧。
建设广西时期,父亲走遍全省,四处演讲,宣扬建设广西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理念。
一九三二年,父亲等人南宁留影——左上,父亲手抱二哥先德;左下,大哥先道与二哥先德;右上,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抱着二哥先德,母亲马佩璋手牵大哥先道;右下,大姐先智。
广西地处边陲,自古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境内多山脉丘陵,耕地有限,当时人口约一千四百万人,汉人占百分之六十,其他少数民族成分复杂。这样一个地瘠人贫、偏远落后的地区,如何将它治理成中国一个有示范性的省份,这是当时广西领袖们卧薪尝胆、全力以赴的一个理想目标。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起,至一九三七年七七全面抗战,六年间,在李、白、黄等人全力以赴的推动下,广西从一个组织散漫、民智蔽塞的边陲地区,一跃而成为组织严密、全省皆兵、有“新斯巴达”之誉的“模范省”。抗战军兴,李、白离开广西参加抗日,广西重归中央管辖,虽然黄旭初仍然坐镇广西,继续建设,但随即日军入侵广西,外省难民大批涌入,广西已非三〇年代初的面貌。
建设广西,当时已受国内外注意,不少中外人士亲赴广西参观并留下评语。近年来,三〇年代广西又颇引起欧美及大陆学者的研究兴趣,几本研究广西建设的专书皆颇可观。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加拿大籍历史学教授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所著《地方与国家:中国政坛上的桂系(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分析桂系的政治定性,结论是桂系远超出当时中国的所谓“地方势力”,实达到全国性的身份。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尤金·赖维奇(Eugene Levich)所撰《国民党中国的广西模式(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九)》(The Kwangsi Way in Kuomintang China, 1931-1939),对三〇年代广西建设深入研究,并以“李、白、黄”领导的广西与同时代毛泽东的延安政府以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作了一个相当发人深省的比较。大陆学者编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三〇年代的广西》,厚达九百二十四页,对于三〇年代的广西建设有详尽的记载,数据丰富,颇有参考价值,其中观点虽有立场上的局限,但立论颇中肯,其“前言”对三〇年代广西建设有如此总评:
一九三〇年代广西武化,有“新斯巴达”之称,全省一时朝气蓬勃,得到胡适等中外人士一致赞誉。父亲此时干劲十足,推广新政,雷厉风行,广西建设突飞猛进。图右为李宗仁,图中为德国顾问。父亲(中间戴眼镜者)很佩服“铁血宰相”俾斯麦一手强化德国的作风。建设广西,父亲招徕不少外籍顾问,共同参与。(图见《中外杂志》,总第三三九期,一九九五年五月)
父亲建设广西时留影。
为了实现所谓“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主张,新桂系提出了“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建设。在政治上,从省以至乡村推行政、军、学的“三位一体”制,使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直接通达村甲阶层。在军事上,除加强正规军外,还大搞民团建设,实行所谓“全省皆兵”。在经济上,农业、工业、矿业、交通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文教事业的进步也比较明显。特别是雷沛鸿从广西的实际出发,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目的,各种类型的国民教育,尤具特色。这些在广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使它取得了“模范省”的美名,为新桂系投入三〇年代后期开始的抗日战争,在组织上和人力、物力上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好评。
一九三六年,父亲(左二)与德国顾问在南宁机场校阅空军分列式。广西虽然贫穷落后,但亦建设了空军,设有航空军事学校,父亲曾自兼航空校长和空军大队长。抗战起后,广西空军悉数移交中央,血战八年,广西空军将士泰半壮烈殉国。(图见《中外杂志》,总第三三九期,一九九五年五月)
作为广西建设的总工程师,父亲为了动员全省民众参加建设工作,曾经马不停蹄各处演讲,倡导建设广西的原则与目标,因此三〇年代,父亲留下的演讲稿特别多,其中辑成集的以《三自政策与广西建设》为最重要,这本演讲论集,可说把建设广西的蓝图,具体而微地勾绘了出来,尤其是其中父亲倡导的“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遂成为建设广西的政策核心。
《广西建设纲领》(俗称“广西宪法”)开宗明义便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宗旨。李、白等人此时的言论,一再重复此一目标:“建设广西”是为了“复兴中国”。李、白虽然发迹于广西,但两人曾参加北伐大业,父亲更曾效命辛亥革命,所以他们的眼光与抱负是全国性的,建设广西是建设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南京中央政府刻意矮化李、白等人,把李、白局限于“地方势力”,定性为“地方军阀”。因此,李、白建设广西为全国“模范省”也有跟南京政府竞赛的意思。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前,广西领袖深知中日大战终不可免,建设广西,厉兵秣马,也就是为全国抗日作准备。七七抗战,广西动员最速。
“建设纲领”另一要旨是:建设广西是以总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把孙中山“建国大纲”理想以广西作为实验场,也就是把三民主义结合到广西省的现实基础上,换言之,三民主义广西化。父亲于一九二三年谒见总理孙中山,由是服膺国父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
在《三自政策与广西建设》中,父亲把三自政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说明。自卫、自治、自给乃是实践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个策略。建设广西,即是要建设一个三民主义模范省。
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在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推翻满清,进一步联合世界各弱小民族抵抗西方列强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旨还是在于富国强兵,使中国达到自卫的目的。
广西建设的自卫政策,其时代背景在于九一八事变日本谋华日亟,广西整军,首要目的在于为抵抗日本侵略作准备,这是父亲等人一再重复的主题。当时全国人民救亡热潮高涨,广西抗日整军,名正言顺。其次广西连年受中央军的威胁,武化广西,全省皆兵,当然也有自保的意义。但是如何唤起广西民众敌忾同仇呢?抗日的爱国热情当然是最大的推动力。
其次父亲提倡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古代原本是兵农不分、文武合一的,他批评宋朝重文轻武,积弱不振,遂亡于金元。他纠正中国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错误观念。他尊崇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替洪、杨翻案。太平天国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多为广西豪杰。父亲常以太平天国的悲壮激励广西人民,唤醒广西人民对自己历史传统引以为傲。
自卫政策还基于广西的另一现实。广西素有“多匪”之恶名,固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之说。陆荣廷时代,土匪与官兵尚且互相勾结,鱼肉人民。“匪患”是广西一大灾祸。父亲的自卫政策中,最重要的措施是组织民团。一九三一年冬开始,父亲将广西分为若干清乡区,派遣军队配合民团,彻底肃清匪患。广西全省从此平靖。所以自卫政策是既攘外又安内的。
三自政策,首重自卫,“自卫有成,自给与自治才得巩固。”在广西建设中,“三自”演进的程序是从“自卫”达到“自治”,最后达到“自给”,因此,“自卫”被规定为“广西一切建设之起点”。然而达成自卫的具体办法为何,这就是父亲提出的“三寓政策”。“寓兵于团是要达到兵民合一,寓将于学是要达到文武不分,寓征于募是要达到实现国民义务兵役制。”
广西民团是广西建设中最重要的基本组织,通过民团组织而达到全省皆兵的整军目的。民团又同时负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功能,而且是一个全民组织(男子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皆须入团),“广西人口一千二百万,除了老年和妇孺外,约有团兵三百万”,广西建设是靠民团组织来推动的。父亲对于民团最为重视,并亲自担任广西民团总指挥。三〇年代的广西民团,可以说是父亲一手训练成功的。
“寓兵于团”如果是培养兵源,那么“寓将于学”便是培养军事干部,目的是“恢复古代文武不分的风气,使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文事兼有武备,以应付现代剧烈斗争的环境”。父亲好学,熟读古籍,对现代的新知识,也有极大的兴趣,他仰慕的古代名将是孙武、吴起、诸葛亮、岳飞这种不但武略过人,并且通达文事的“儒将”。
“寓将于学”的实施政策便是各级学校的学生一律实施军事训练。广西学生及民团军事训练,在父亲等人大力推动下,可谓雷厉风行,收到“武化广西,全省皆兵”的功效。外省入桂的人,到广西第一感受便是“到处都可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了广西就像进了一所大兵营”,于是当时便有“斯巴达化的广西”之说。
“寓征于募”便是采取渐进式由征、募混合制而最后达到全省义务兵役制。
建设广西时期,父亲领军建设广西,声名大噪,广西享有“三民主义模范省”之称。一九三五年,中央派内政部长蒋作宾至广西视察,父亲陪同。(图见《中外杂志》,总第二四五期)
一九三五年七月,“广西四集团军参谋长叶琪逝世,各界前往追悼情形。图角参加追悼会总司令李宗仁(中)、副总司令白崇禧(右)、省主席黄旭初(左)。”(图见《良友》,第一○八期)叶琪(字翠微)与父亲自广西陆军小学同学,一同参加广西学生敢死队北上,支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入保定军校,再度同学。北伐期间,父亲率领第四集团军北上平津,叶琪任第十二军军长。一九三○年代,父亲主持广西建设,叶琪为重要干部。叶琪与父亲感情甚笃,颇为父亲所倚重,是父亲麾下爱将。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父亲派叶琪往外省视察后返南宁,叶琪骑马往第四集团军总部办公,军马一时受惊狂奔,叶琪摔倒在地,头部受伤,不治身亡。告别式在广西省党部举行,父亲与文武官员均往祭悼,叶琪年仅三十九岁。父亲登失股肱,伤痛逾恒,多年后,提到叶琪不幸伤亡,犹感哀戚。
广西之所以如此积极武化整军,当然是由于当时国内外情势发展使然,父亲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如此警惕:
“我们认定在国难严重的今日,必须如此,才能争求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临的前夜,必须如此,才能应付国际战争。”
抗日战争,广西军队的卓越表现,也就是由于多年来广西军事准备的结果,那是一支受过爱国思想的政治教育、严格的军事训练、有团体纪律的军队。北伐时期广西军第七军的“钢军”传统,在抗日期间,再度发扬。
| 梁得所《白崇禧访问记》|
《良友》画报
建设广西期间,《良友》画报记者梁得所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访问父亲及省主席黄旭初,以下刊出引文(图片见后)。
中午,应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白健生)和省主席(黄旭初)的邀约,宴叙于省政府,得晤当局人物,但李总司令(德邻)离桂赴粤未晤。朴素静沉的省主席,倘在街上遇见尽会当他是一位小学职员,他缄默听完别人发问,然后细声作答。谈了一会儿,白司令进来,这位身材高宏的汉子就是中国现代一位名将,经介绍彼此道及难得机会在此相见。席间谈话中,比较重要的第一问是关于民团。
问:“贵省前年对于民团组织,有三年训练壮丁一百万人的计划,请问是否能依程序实现?”
白氏答:“不但依程序实现,我们更感到外侮日迫,军备应比原定计划加速进行。经好些试验和改良,民团组织成效渐著,正式军队也就每年裁减了。照此施行,十年内广西壮丁完全军队化,武力成为民众的武力。同时本省有四个高中、一个大学,学生都受充分的军事训练,将来毕业可调充民团长官。这样‘寓兵于团,寓将于校’,便是民众武力的方案了。”
问:“征兵制度多少带有强迫性质,请问乡民和学生的态度如何?”
白氏答:“起初乡民颇有反感,更不愿担负饷项;后来他们渐渐见到民团对治安的效果,而且饷项已由政府供给,现在组织绝少阻碍。学生方面起初当然也觉吃力,可是一方面使他们了解责任,一方面严厉执行,现在也就习惯成自然了。总之,古语有一句话:‘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以乐成。’在幼稚时代事事要人如意是不行的。”白氏答了所问,继续说:“谁不想做安闲人,可是既欲爱国而不肯克苦负责是谓自欺。救国计划很多,但任何计划要有人然后成事,如果有人而没有组织没有训练,虽多亦不能发生效力。今日如不切实从事组织训练,大家大言杀到东京,岂不是笑煞人的事!是以民众武备不但广西要办,各省也得要办,将来随时可调几千万雄兵,然后可谈救亡。”
问:“先生是将官,自然认清治军重要;现在民团既成民众唯一的组织,请问曾否利用这组织推行生计和其他知识教育?”
白氏答:“有,比如识字运动,就采用中华平民教育会所订的千字课;生计方面,由农林试验场试出佳种,颁发各县。”接着,作结语说:“要做的事太多,能有更多人才和经费就好了。”
以上所记,就可代表桂省负责人发表意见的谈话了。其他有些闲谈亦足一记,即如席间有自贵州来的某君,称道主席和司令都布衣布履。白氏说:“那不过环境使然,广西穷,我们只配穿这些。”某君又谓如果广西山石变成士敏土,可以修好公路。白氏笑说:“变?变成黄金不更好吗?”我插嘴道:“如果山石都变金,徒然捣乱金融罢。”白氏申辩说:“未必,如果在美国──煤油大王还未自足的美国──金多足以捣乱;如果像苏俄一般,黄金不是个人私有物,就多多亦无害。”末了,为别项会议到时候,各人留影而散。影机前的白氏的精神,绝看不出昨夜通宵未眠。(回寓后阅报,知白氏昨夜亲督军校学生演习夜行军,大队悄行过南宁街道无人惊觉云)
两广事变
一九三六年,《良友》画报第一一八期刊出两广事变(为了抗日,广西与广东联合反抗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的政治事变),“右:两粤政变时白崇禧氏就任西南新职宣誓时之摄影。下:李宗仁氏就任副总司令职时由林云陔监誓之摄影。左:陈济棠氏就任总司令职时之摄影,监誓者刘庐隐”。
一九三六年六月,《良友》画报第一一七期刊出国内时事,“桂军前锋由永州开入湘省边境”,“本月八日桂军大队进驻湘省郴州情形”,“西南时局动荡中之粤省主要人物陈济棠司令”,“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右)、桂主席黄旭初(中)及政训处长潘宜之乘机抵粤会商时局”,“粤省出兵前在广州东校场之十万人示威大运动”。
蒋桂议和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日,居正(右三)、程潜(右二)、朱培德(右四)飞南宁,蒋桂议和,共同抗日。日本压力愈大,东北军张学良形势不稳,中央不愿与广西纠缠下去,他们携蒋介石亲笔信,深望和议有成。程潜对父亲(右一)说“:果能相见以诚,和衷共济,即使要我磕八个响头也愿意。”广西与中央对峙,至此和解。(图见《良友》,第一二〇期)
抗战前夕,一九三七年,中央与广西议和,任李宗仁为第五路军总司令,父亲为副总司令,中央并派参谋总长程潜至广西监督各将领就职宣誓。此为宣誓后合影(前排右三李宗仁,右四程潜,右五父亲)。广西自蒋桂战争后对峙近七年,至此结束,准备共同抗日。(图见《良友》,第一二七期)
广西三杰
一九三五年,徐悲鸿游学广西,备受礼遇,出任桂林美术学院院长,作有《广西三杰》油画(左起:父亲、李宗仁、黄旭初)。徐悲鸿以画马出名。
黄旭初是父亲桂林陆军小学同学,半生革命伙伴。父亲过世时,黄旭初之挽联,对于他们从儿时立志、一起为国奋斗有清楚的刻画:
“从建立策源地而北伐,从结束阋墙而御侮,数千里纵横驰骋,名满山河,志大未全伸,抗日回天功特著;在共事模范营为少时,在分头服务为中岁,四十年声应气求,心存乡国,老来空有约,乘风话雨愿终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