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戴书没有讲到张东荪在中共中央进北平前思想上发生的转变，和张对中共寄予了怎样的期望。但书中像其他讲述张东荪与中共关系的著作文章一样，特别提到了张东荪1949年1月去中共中央当时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见到毛泽东后的“失望”。那么，张东荪是不是因为一次见毛谈话失望，就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期望呢？情况也没有那么简单。

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发出的信函电文中，张东荪几乎是唯一一位被毛泽东单独点名邀请去访问的民主人士。这封电文发自1949年1月9日凌晨2时，毛以中央军委名义在指示平津前总林彪、聂荣臻与傅作义谈判策略时，特别说明，陪同傅作义谈判代表出城来做谈判见证人的张东荪，“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

由于毛泽东电到时，傅作义代表周北峰与张东荪已经开始动身返北平城里复命，故张未能单独前往西柏坡村。但是，张东荪回北平燕京大学后，得知此消息后，马上决定放下一切，接受邀请。他并且推荐了同为民盟支部骨干的费孝通，同时从另外渠道受到邀请的还有张东荪在燕大的同事严景耀、雷洁琼夫妇。以张东荪为首，他们四人一道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去了西柏坡村。

在当时形势下，眼看国民党摇摇欲坠，共产党马上就要占领北平，进而取得全中国，凡是对未来共产党多少寄予希望，或想要了解中国政治未来走向，贡献一二想法的知识分子，无不渴望得到这样一种机会。对共产党一直并无太多了解和好感的《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当时正住在费孝通家里，事后才知道这件事。他对因不了解情况错失了这一机会也懊悔不已，后来几度责怪费“怎么不叫上他”? 一同去西柏坡，一同面谒毛泽东和见识中共的一切，他们四人的感受和心态看上去却不太相同。

雷洁琼的回忆充满了崇敬和幸福的感受。她说：

1949年1月中旬，我和严景耀以及费孝通、张东荪一行四人从解放了的北平西郊出发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记得那是日暮时分，我们有幸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同志共进晚餐。当时，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周恩来将我们四个逐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五十几岁，穿着一件军大衣，身材魁梧高大，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和我们亲切握手问好。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但说起话来风趣幽默，平易近人，我们那种拘谨的心情一下子就驱散了。饭后，我们随毛主席走进他的办公室，围着书桌坐下，亲切交谈。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毛主席非常健谈，谈到了国内形势、对民主党派的希望和全国解放后的美好前景，一直谈到凌晨二时。毛主席透彻地说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推心置腹地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的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毛主席的这番话讲得生动形象，给人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费孝通的回忆透露出他内心充满了震惊和感动。他说：“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的。我们四人由八名解放军战士护送，一路乘大卡车，途经石家庄，到了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就接见了我们。”他坦白地讲，一路的观感和在西柏坡的谈话，使他由衷地开始佩服共产党。他写道：

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和我们同一方向，远远近近，行进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赶着的粮队……这成千成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经过百年来革命斗争锻炼的人们……依靠了这一片黄土，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这股深厚潜伏着的力量的一个考验，就是这个力量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

至于张东荪的感受，戴书引述的是张东荪后人的回忆，称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用了“非常失望”四个字。说是“话不投机”，毛泽东大谈梁启超，并说将来在外交上要“一边倒”。由此演绎出来的对话很多，但多半属于文学创作，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张东荪对中共中央明显的亲苏态度和准备站在苏联一边的政策立场，颇难接受。

张东荪对西柏坡谈话到底有怎样的感受，当然不能仅仅依靠张家后人的回忆来做根据。好在，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当年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执委，实为中共党员的李世濂和李炳泰两人的密报中有所了解。两人的密报称：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原来很热心盟务”，把北平民盟支部看成自己的小集团，经营十分上心。但是，这次回来后，突然就不再关心盟务了。他们二人了解的情况如出一辙：张出城参加傅作义与中共谈判时，在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见到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谈话中张东荪意外地了解到，他几年来苦心经营的这个北平民盟组织，“盟员中许多都是我们同志”。这个消息让张大受刺激，“自此感到失望、消极”，甚至“不满”。因此，从西柏坡回到北平后，几乎再不过问民盟支部的事情，更“不参加盟务活动”了。

那么，对于西柏坡之行以及与毛泽东谈话，张东荪有何看法呢？他们二人在与张东荪的谈话中都感觉到，提到与毛泽东谈话时，张还是会流露出一丝得意之色，但他对谈话的内容并不满意。当然，他没有用“失望”之类的说法，而是讲：这次去西柏坡和与毛泽东交谈“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没有解决什么问题”的说法，显示出张东荪去西柏坡确实是抱有某种幻想，想要阐述他的某些政策主张，并影响中共中央，或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取得某些共识的。结果未能如愿。但是，另一方面的情况显示，张东荪心情大变的主因还不是同毛泽东在西柏坡话不投机，而是在赴西柏坡之前就受了很大刺激。因此，他从西柏坡回来后情绪不高，表现出来的主要也不是反感毛的谈话内容，反而是对民盟的工作一下子没有了兴趣。

2月下旬，各方民主人士纷纷抵达北平，有记者“问张关于民盟前途问题，张东荪连说不谈、不谈、不谈”，态度也变得很不耐烦。

因为情绪低迷，张东荪甚至对一些重大政治活动也不热心了。2月25日，从东北来的大批民主人士乘火车抵达北平，作为民盟华北地区最主要领导人，他应邀与中共驻北平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薄一波、叶剑英、彭真及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一同去车站欢迎。他这一天不得不前往陪同。次日再开欢迎大会，中共及各民主人士又都全体出席，只有张东荪一人借故没有前往参加，十分引人注目。有人当面问到张为何变得如此消沉，他要么托辞说是家里有人生病离不开，要么说是自己太太不赞成他过多参加政治活动。但北平民盟内部的中共党员对他的解释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直接原因是张发现他辛苦经营的组织完全不在他的控制影响之下，因而心灰意懒；根本原因是张发现他和共产党“思想不一致”。西柏坡回来后，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因而“认为在中共领导下没前途”。

这段时间里，张东荪自然也参加甚至领衔了一些公开的拥护或响应中共政策的集体声明之类，但没有一件是他起草或主动提议的。一连几个月，他在政治方面最主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出面为民社党革新派争取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资格。

3月19日，张东荪突然致函民盟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帮民社党革新派讲起话来。他解释说，因为与民社党革新派的友谊关系，曾力促其成，并被聘为顾问。“今闻彼等有参加政协之要求，在弟个人亦认为彼等多年奋斗，应有一席地位。”

民主社会党革新派是1947年夏从张君劢的民主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张东荪虽然公开宣告退出了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但对以自己为中心结成政治势力一直十分用心，因此他对革新派造反公开表示同情。他已宣布退出了民社党，却以顾问身份出席了该派举行的大会。大会选举他进入主席团并推举他为中常委，他也以默许的方式表示认可。因为张东荪一直对影响该派抱以希望，这次民社党革新派派代表汪世铭、卢广声2月下旬来到北平，希望通过民盟取得参加新政协的资格，张东荪一改近三个月不参加盟务的做法，亲自出面向民盟领导人说情争取，清楚地显示他对影响该派抱以希望。

但是，张东荪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民盟领导人多数对民社党革新派这时出现在北平表示反感，负责考察鉴别各民主党派及政协代表资格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与民盟负责人商谈后，亲自出面与汪世铭谈话，表明了中共中央的观点。他告诉汪，中共和民盟均认为民社党革新派内部严重不纯，人员情况复杂，不适宜以政党身份派遣代表参加政协。他建议该党领导人沙彦楷、汪世铭解散该党，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同时将组织中真正进步者引入民盟。最终，沙彦楷、汪世铭接受了李维汉的建议，解散了这一组织。该派部分成员随后加入了民盟。这种结果，不难想象对张东荪一定会再度造成某种刺激。

从西柏坡回来后，旁人所见唯一能够让张东荪在精神上感到某种满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谈论年初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他自信此举成功“保全人民古物”，意义非凡。为此，他不仅多次和朋友诗词唱和，还专门自题条幅，记述下参与此事的经过，声称自己生平一辈子学问，也“不抵此一行也”，故他精心做成题记，要“留示子孙”。此亦足见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能力与贡献颇多自得之处。

接连几个月情绪低迷后，张东荪于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后辗转托人给燕京大学老校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带去一封信，心灰意冷地发了一通牢骚，但由此也清楚地透露出一段时间以来其心绪苦闷之所在。

据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转述说：张东荪是民盟领导人之一，很受中共重视，几度见到过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了解到了中共的真实政策，结果令他痛苦得大失所望。因为他发现，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关注点转到国家民族的和平建设上来，它与克里姆林宫极为默契，还在谋求世界革命。为此，他们力图消灭在华的一切西方势力，以便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