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当人们最后看到他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们正顶着非洲的烈日，望着大河的对岸。三人中，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非洲黑奴，另一个是待在临时搭起的帐篷下的葡萄牙人。他们因所乘坐的船只出事而滞留在今天我们称作纳塔尔的非洲东部，同行的其他人已经涉水过河，消失在这片干燥和荒芜的大地上。我们不知道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姓名，但葡萄牙人是个叫做鲁博（Sebastian Lobo da Silveira）的商人。1647年2月当鲁博离开澳门的时候，他也许是那里最胖的人。他于1638年来到澳门，接任船队总管一职，不巧他在曾经十分赚钱的远航日本的商业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购买了这一航海专利，不能从中致富，他转而交结耶稣会士，不择手段地掠夺澳门的财富。当皇家行政官员对他有所阻挠时，鲁博在1643年找人将他打死。鲁博的行为在澳门街头引起的骚动并不像当时席卷华北大地的反明叛乱那样严重，在明朝被推翻的1644年，这位船队总管被新任澳督卡瓦荷（Luis de Carvalho de Sousa）拘捕，但后者未能成功没收他的财产或对他提出指控。1647年2月，卡瓦荷最终将鲁博押上开往里斯本的船只，让他去那里接受审判。

五个月后，鲁博所乘坐的船只在非洲东南海岸失事，生还者需要从内陆徒步走到莫桑比克。鲁博因过度肥胖，加之长期奢华的生活方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致每走几步就要歇一歇。起先他用钱雇些士兵用吊床来抬他行走。但几天之后，当这群人的食品用尽后，那些脚夫的精力和耐心也没了。在一条大河边，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抬他过去，于是为他搭了个简易帐篷，留下两个侍者后走了。

那位非洲人是葡萄牙奴隶贩子在桑给巴尔海岸购买后被送到澳门的。他是澳门众多没姓没名的黑奴之一。他们的容貌让中国人吃惊，当地人叫他们“黑鬼”。虽然纳塔尔在非洲，但船只在那里遇难对这位黑奴来讲，并不意味着可以返回家乡、解除奴隶身份。关于那位中国人我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晓得他身材短小。他也许是鲁博在澳门雇来的侍从，也许是厨师，更可能是一个自己主动或儿时被人绑架后卖给外国人的奴仆。虽然奴仆在晚明相当常见，但贩卖中国人给外国人却是违反明朝法律的，明朝的地方官员为这个问题忧心了几十年。一位官员于1614年前后在澳门竖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五项葡萄牙人应该遵守的规定，其中第二条是他们不可以购买“唐人子女”，但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的屏障都不能阻止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涌入澳门，“每岁不知其数”，正如当时另一位明朝官员抱怨的那样。至少在穷苦劳工的眼里，在澳门做奴仆比在福建打工要好。明朝的官员们也许不这样想，但将中国人与外国人隔开的想法及做法并不能引起普通百姓的兴趣，因为同外国人做生意所带来的利润实在太可观了。

当同船的其他人丢下鲁博、渡河而去的时候，很难想象那位中国奴仆留在他身边是出于对主人的忠诚，因为鲁博的名声太坏了。继续帮主人做饭？这更不可能，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剩余食品了。作为奴仆，在主人给他离开的自由之前，他是不能走的。一旦鲁博死了（这肯定很快就发生），他才有可能被解放。但那时他去哪里？那个黑奴后来又怎样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基本上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个中国人死在纳塔尔，也许是独自一人离开尘世的。

这位中国人只是生活在明代的数千万人中的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生老病死都在中国境内，但有些不是，而且这些人的数目在王朝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增长。十六、十七世纪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也是一样。当时的世界正在日益变小，许多人（不光是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来来去去。财富和机会的引诱使得某些人长途跋涉，但更多的像那位非洲奴隶，是被强迫而不是被机遇拖进这种空间移动里的。那位被带到澳门的中国人应该也是这样：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或仅仅为了生存。不管是哪种情形，席卷十七世纪多数地区的追求商业利益的潮汐，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将他从中国的南方海岸带到非洲海岸。

1368年明代中国人的生活与1644年他们后人的生活有许多不同，前面讲的这个故事显示了其中的一个。本书是有关明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叙述。我写此书时，留意到这些全球趋势，虽然这些趋势应被看成是影响明朝中国历史的诸多复杂因素中的一部分。那位在纳塔尔的中国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所处的世界在变化，也告诉我们中国内部的变化：商业活动正日益作为一种致富的手段而被人们实践和称颂，中国不再以明朝开国君主洪武皇帝所希望的方式与世隔绝。这个故事挫败了洪武皇帝对中国的希望，我希望也挫败读者的期望。几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看起来也许熟悉，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应该小心。明代中国人居住于一个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有着巨大差异的世界，那些相似的东西也许并不相同。

作为欧洲人后裔的加拿大人，我的社会文化背景似乎使我同鲁博而不是他的中国侍从更加接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或更加理解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的看法也许会妨碍我捕捉构成那位中国人生活经历的某些细节，但它同时也替我免除了那种基于当代中国人生活经历而自认理解他的幻觉。当然，读者和我都想发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续，但对明代中国来讲，我们都是陌生人。作为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是那个世界以外的人，我有着优势去静观整个明代社会和文化风景，而又不必将明人的选择带到我自己生活中。这是一种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没有的“奢侈品”。他们书写中国历史，因为那是中国的，我写中国历史，是因为它提供了欧洲历史以外的另一个选择。中国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关心构成今天中国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而我则不必被束缚于将明代中国作为一个无法逃脱的过去的想法。相反，它是一份如果我选择就可以自由接受的遗产。对像我这样不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来讲，明朝是一种可以作为我的遗产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学家也可以拥有这种没有民族义务的自由。我觉得不妨尝试一下，因为从这一立场我们可以像十七世纪的祖先一样，审视那位被困在纳塔尔的中国侍从、非洲奴隶和葡萄牙商人，一样可以自由地认为，那位富有、肥胖和腐败的鲁博是他们中间最奇怪的一个。

我很高兴广大的中国读者现在能有机会读到这本书。这要归功于我的学生和朋友方骏。我很感激他愿意承担此书的译介工作，也很欣赏他非凡的翻译技巧。我的散文写作风格并不简单，但他和他的合作者王秀丽、罗天佑极其成功地将之译成中文。我还要感谢孙竞昊为本书所提供的出色的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