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新版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撰写此书时，我清楚知道读者将要看到的明朝故事与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发生的转变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作为一位审慎的历史学家，我并不希望过多地强调这些相似之处，以免读者将我对明朝从备受控制的乡村秩序到混乱无序的商业实践的发展过程的分析当作我自己的虚构，并赋予五百多年前发生的事件一些不属于它们的形态和意义。我是不是从窗子里面往外看，把我所见到的映像误作为五百年前的事实？我相信我所讲述的故事并不是强加给历史的东西。从七十年代留学复旦大学开始，二十多年阅读明代史料的经历给了我撰写本书的自信。那之后，另外二十多年继续研习这类史料的岁月让我更加肯定，本书所描述的商业活动和民众困惑确实属于那个时代。虽然我在审视明代风景时留意到一些与当今中国奇特的相似之处，我并没有写到书里。

尽管这么说，我仍然乐意承认，历史是今人从现时的视角书写的，我们无法离开自己的角度去看历史。随着时间的前移，人们观察历史的有利位置会随之变化，我们过去所发现的历史也会因此而改变，这就像在疾驰的火车上看窗外风景一样。沿途景物似乎在快速改变，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经过而变得不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我们在车轨上的位置及其相应的视角。

我在书写明朝历史时所采用的视角，亦见于其他学人。事实上，我觉得《纵乐的困惑》是我这一代历史学家和朋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用新的方法探讨中国历史的“三书系列”的一部分。我自己的研究方式是从社会底层看历史发展，重点是明代社会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也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从外部世界考察中国，将之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一个有着相似发展经历的世界背景下进行比较。另一部著述是王国斌（R. Bin Wong）的《转变中的中国》，出版于1997年。作为多年的大学同窗，我们持有相同的观点，并一起回应许多彼此关心的问题。他的研究对象是清朝，方法是从上层即从国家而非社会层面来书写历史。通过对中国与欧洲进行严谨的对比，他希望做出更为有力的比较分析，不从外部看中国，而是用中国来重新考察世界其他地区。换句话说，王国斌认为历史比较应该是对称的而不是单向的。第三本书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000年面世。彭慕兰认为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比许多历史学家所想象的更加类似欧洲经济，这两个地区只是到了晚近才开始踏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他也是从外部世界看中国，促使读者重新审视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发展轨迹。

我们三位的共同之处是，我们撰写上述三书时，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转型期，在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承受着伴随而来的困惑。当时我们也许以为自己出众地发现了前代西方学者未曾看到的历史，但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时代所提供的视角出发，告诉读者我们所见到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的师长错过了我们观察到的历史风景，而是他们站在跟我们相异的火车轨道拐弯处，看到了与我们所见不同的历史。

上述回顾只是想提醒读者，历史学家就某个研究课题所写的任何内容都绝不是盖棺定论。探索历史真相的道路对新一代历史学家始终是敞开的，他们在火车轨道的新位置，会告诉你不一样的故事。你只要确保从火车窗户里看到的面容不只有你自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