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明代的四季

明王朝是在冬季的安详和静谧中开始的。至少我们的晚明作者（在此姑且隐其姓名）身处十七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回眺十四世纪漫长的历史之路时，是这么想的。王朝的前半期对他来说犹如一幅真正合理有序和生活安定的画面。“家给人足”，他坚信，“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男人和女人们遵循着由来已久的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男耕女织（见图1和2）, “诈伪未萌，讦争未起”。一切都按照它们应该的样子存在着。

我们的作者宣称，距离他一个世纪以前，王朝的静谧冬季开始让位于春季的喧闹。农业的庄严安定逐渐为喧嚣狡诈的商业世界所排挤：“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随之而来的是能力和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高下失均，锱铢共竞。”当发财的美梦点燃起贪婪的欲望的时候，维系社会的道德秩序开始让位。“互相凌夺，各自张皇”，在这个罪恶的环境中，“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

明王朝春季的喧嚣萌动与在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相比，还算温和得多。在十六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王朝夏季的疯狂冲动中，“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社会的农业基础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随着道德堕落的悄悄渗透，“诈伪有鬼域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

我们的作者对明王朝季节的描述终止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此后他便步入了自己的成年时代。到了秋季，明代社会已经被搞得面目全非了。“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他声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如同预言般，他洞察到社会将坠入拜金狂热之中。“于是鬼蜮则匿影矣”，他警告说，“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防止这种严峻局面出现的唯一办法就是“立政闭关，商旅不行，安静以养微阳”。但我们的作者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这种办法不可行。他所能做的就只有任绝望淹没自我，发出那一声最平凡的苦恼的哀叹：“嗟夫！”完了，一切都完了。

上述关于有明一代的叙述来自1609年的《歙县志》。歙县是南京南面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内陆山区县。1609年的《歙县志》，是由地方刊印的记述该县政治生活和历史的著作，是该县的第一部地方志。歙县在方志的编纂方面可谓姗姗来迟。那时，明朝的大部分县都已有了自己的县志，或许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歙县是那个时代商贾巨富的家乡，而在这种显赫地位的映衬之下，它的贫困落后显得格外刺眼。但在当时，商人是被排除在多数士绅的社交圈子之外的，而正是这些士绅撰写了歙县的方志。

执笔者是由朝廷任命的该县知县张涛。1607年上任后不久，张涛就与当地的乡绅们商议要编纂一部地方志。他成立了一个编纂机构，次年委任了编纂人员。1609年方志修成，刻板付印。尽管依照惯例，知县会挂名为主修者，即使他并不参加任何具体工作，但歙县的县志却真的是张涛的著作，记录着他的个人观点。不管有何种疑问，张涛给遍布全书的编者按语前加上了一个不那么谦虚的署名：“张子曰”。其中的一段编者按语便是我们刚刚提及的关于明代四季的论述，那是“风俗”一节后面的总结性评论。这一部分是编纂者评说当地风土民情，考察其“刚柔缓急……好恶取舍，动静亡常”的地方。因为本地人都想给自己的家乡脸上贴金，所以这一部分的记述往往多有拔高之处，甚至与事实相反，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

张涛在明代历史上是个小人物。在篇幅庞大的《明史》中，他的名字仅仅出现过一次。但将歙县和他的家乡黄陂县——沿长江上溯500公里处——的地方志中关于他的材料拼凑在一起，我们还是可以对他这个人略有了解。黄陂位于武昌的内陆腹地。武昌位于汉水的长江入口处，是中国内地的主要贸易中心，但黄陂却迟迟未被卷入商业的大潮中去。在明代中期，黄陂被认为是一个宁静的穷乡僻壤，在那里，“民皆勤农桑，寡游贩”。妇女几乎足不出户，从早到晚待在屋里纺织。然而，在张涛的青年时代，该县正在受到一股影响，对此当地士绅们投以怀疑的眼光。1591年的《黄陂县志》指出，近来“风气渐薄，家无敝帚者，亦连车骑，饰冠裳，为富贵容”。尽管该地十分贫困，“尔今且一切化质为文”。

我们不知道张涛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缓慢变化的世界的。关于他的身世，我们仅知他的父亲以孝行著称，习医为乡人治病，免费为穷人置办棺材。我们所知的张涛人生中的第一个确切日期是1586年，那一年他在北京考取进士。除非他出奇地聪明或格外地幸运，否则他考中进士时大概不会三十岁以下或者更小。这样，他大约出生于1560年或者稍早一点。

他的第一个职位是四川省的一个县官，任期为三年。他的出色表现使他得到升迁，被提拔到北京担任工科给事中。这个职位赋予他调查官员腐败的权力。张涛为人耿直敢言。根据《明史》中他仅有的一次亮相，他加入了弹劾举止温和的首辅赵志皋（1524—1601）的行列。赵志皋就任首辅时已年逾七旬，勉为其难地想竭力保住他的杰出前任们（如财政改革家张居正，1525—1582）在位时聚集起来的权力。像张涛这样的低级官员，想要阻止赵志皋行使他的前任早就明目张胆地使用过的威权，只有死路一条。正史上并没有记载他遭受打击的日期和细节，张涛仅仅是一个被顺便提到的名字而已。与主宰京城政治的权贵发生冲突，张涛别无选择，只好退居黄陂。在以后的十五年中，他在家中从事写作，远离政治。

当朝廷为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敢于直言的青年激进分子们平反的时候，张涛被召回来，重返明朝的政治生活。1607年他复出后的第一个职位就是歙县知县（见图3）。他到任时，正好赶上当地闹饥荒。春季的瓢泼大雨在年初就将田里的庄稼冲刷得一干二净。张涛将粮价的上涨看作荒灾的晴雨表，当粮价涨到每斗130文的时候，他将县仓中的粮食投入市场来调节粮价，并下令县里的富有人家从外县籴粮，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在他的努力下，全县没有一人饿死。眼前的危机度过之后，他转而开始修建堤坝，以防止未来的洪涝灾害。事实证明这种投资是明智的，在后来的年份中当暴雨再度袭击歙县时，并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张涛还致力于象征性资源的投资。那一年，他重修了县里为纪念朱熹（1130—1200）——宋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其故里也在歙县——而修建的一所书院。他在一座山上建起了一座塔，希望这个风水胜地能保佑本县的子弟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他重修了两座祠堂，一座是为纪念本县的前任贤官的，另一座则是为当地一位孝廉修建的。祠堂、学校和宝塔，象征着修身、尊崇和德行，而这些正是张涛在他新风化俗的方案中想要培育的品德。张涛也认为有必要在他的道德方案中加入现实的奖励措施，他还改变了原来收纳税款来重修县衙署的做法，而换之以征发劳役去维护当地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驿传服务。1771年的歙县志为他写的传记充满了赞语，其结尾评论道：“居二年，风移俗易。”——这正是张涛孜孜以求的。如果他知道后人对自己有这样的评价，一定会心满意足。

正当张涛的努力开始在歙县发挥作用的时候，他获提升重返北京。在京城一连串的官职任命中，他平步青云，直到被任命为辽东巡抚时，他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当时的辽东是明朝东北地区的桥头堡，直至1644年整个东北落入满人的手里。张涛是在十七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担任这一职务的，这在满人1621年吞并该地区之前。之后，他告老还乡，在黄陂县的家中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岁月。在那里，他因丰富的阅历和学识而享有很高的声望，至少一直活到二十年代后期。

张涛批评自己的时代，但他也属于那个时代。当他弹劾首辅赵志皋时，他并不是孤独的十字军，而是同时代试图限制首辅权力的众多行动者之一。同样，当他在歙县志中抨击商业的时候，他也道出了困扰着同代人中具有改革意识但却比较保守的那部分人的共同忧虑。张涛对商业的猛烈抨击与他同时代人的类似批评所不同的，是它那极端的口吻——也因此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是在这样的思考中完成这部明史作品的——试图去理解他的那个王朝的历史，试图理解这种历史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通过将自己置身于与四个世纪前的历史人物的对话中，我尝试着从明朝自身的某个小部分出发去写这部历史，让张涛当我历史之旅的向导。

张涛心目中的明朝历史是一部无情的衰落史。明朝从奠基者太祖（1368—1398年在位，亦称洪武皇帝）所强力推行的稳定的道德秩序，最终滑向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在张涛眼中还是道德堕落的社会。张涛似乎敏感地感觉到商业——被拟人化为钱神的罪恶面孔——才是将曾经安定有序的中国改变成一个无序骚动的世界的罪魁祸首，在这个世界中，商业使人们不断地奔波、欲求不断地升级，使社会禁忌彻底倾覆。通过放任消费去推动生产，商业瓦解了张涛认为只有在纯粹的农业社会关系下才能实现的道德团结，引起了竞争，正是这种竞争破坏了社会的共同准则。

张涛对明代历史的这种解释显然是接受了洪武皇帝的说教，后者试图通过彻底和往往严酷的手段干涉人们的生活，来复活古老的道家理想。本书开头所引用的《道德经》中的一章表达了这种理想。洪武皇帝相信，由少数精英分子统治的封闭乡村社会体系会给混乱的王国带来秩序，给他的王朝带来永久的稳定和安宁。洪武皇帝在赤贫中度过了童年时代——在一次饥荒中失去了双亲后，他在一所寺院中生活，直到那里的和尚太穷而无法继续收养他，转而沿街行乞——洪武皇帝将“鸡犬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看作是他从来也不曾见到过的天堂。作为一个皇帝，他要不顾一切代价，将那个天堂带到人间，尽管这种理想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富有怀旧色彩的人间神话，它的背后是灵活得多也商业化得多的现实社会，当然无论是洪武皇帝还是张涛都不情愿接受这种现实。这位皇帝不无惬意地运用高压和通讯手段来强制推行他的理想秩序，并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的后代们并不像他那样励精图治，最终也不再致力于实现他的上述蓝图。到了张涛的时代，洪武的理想蓝图——三分之一的世外桃源，三分之二的严刑峻法——已经大大失色，至多不过是书本中的历史记忆，在现实生活中已变得一文不值。对于张涛来说，重新构建起这样的理想只是将他自己的和这位皇帝的感伤怀旧糅合一起而已。

从张涛对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危机的理解来说，这种理想的空想性并不重要；他或许未能抓住历史的主流，但这也不重要，今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主流，并且在我们自己的分析中有所强调：有明一代，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多；商人们正在将生产者和消费者拉进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网络中，没有这种网络，生产者和消费者谁都无法生存；商品出口将日本和西班牙的白银吸引到中国市场，使明朝经济得以良性运转；新的财富影响着信息传播和知识储存的方式。张涛看到的仅仅是一种富人对穷人、贸易者对耕种者、利润对美德的令人痛心的掠夺。这种简单的分析，使得他难以有所作为，也让他感到无力回天。他能做的只是哀惋，在哀怨中给我们以线索，去勾画出他那个世界的主要景观。

并不是那个时代的所有人都赞同张涛关于明代正在经历着的变化的严厉评论。在一篇献给歙县城隍的祭文中，张涛向我们透露，他的观点在当地并不很受欢迎，在这篇文章中他宣称自己本着一副“冰心铁面”，用“直笔”来修志。他在这里暗示我们，他曾经受到压力，要求他改动自己的稿子，但被他拒绝了。人们不赞同他写的哪些内容呢？他的祭文言辞过于隐讳，不易明了，但很可能是他对该县商业环境的谴责。当地人对1609年所修歙县志中张涛的评论不满意，这就有了1624年取而代之的新志，两者相隔只有十五年（通常都是六十年重修一次）。主修1771年歙县志的知县将1624年的新志说成是“调停之作”。他承认张涛1609年的方志体裁最接近史实，但“公言纷嚣聚讧”。至于张涛关于“金令”（以银两作主人）的言论，这位知县以为“语近猥亵，且箴戒缺焉”。但歙县的良商仍然对张涛的过激言论难以释怀。

张涛对白银的抨击是有先见之明的。白银对张涛来说或许只是那个时代拜金狂热的一个象征。然而，那时白银真的是在从日本和南美的西班牙银矿流向中国，用来支付中国的出口货物。白银的流入带来了轻微的通胀，刺激了商品的流通，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使张涛悲痛的社会后果。但是白银对明代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比它对道德堕落的推动作用明显多少。但愿他知道，白银也只是维持和刺激经济的众多因素之一，而早在张涛出生以前经济已经相当商业化了。“金令”并不是自动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他”是被卷进并陷入到了一个具有巨大商业能量的经济体系中，而这个经济体系早在西班牙人开采波多西山的银矿和法国人派尼克雷寻找北美西北通道之前就已培育起来了。

明代中国变成了一个商业世界，不仅蔑视王朝初期洪武皇帝恢复农业秩序的努力，而且还借助了这种恢复。洪武皇帝限制人员流动，其经济目的是为了增加农业生产量。在这方面，他获得了成功。生产量的提高造就了进入贸易流通领域的剩余农产品，剩余农产品的经常性流通促成了从剩余品生产向商品生产的过渡。与此同时，为了军事供给和人员调动（张涛的官事迁调肯定走了至少两万公里的路）的方便，洪武对信息交通手段进行投资，使得各交通系统得以改进，这使商品流通变得更为容易。商人们的货物与政府的税收物资在同一条运河上运输，牙商与国家的驿递人员走的是同样的道路，甚至他们手中拿着同样的路程指南。明朝政府从背后推动了人口和货物的流动——同样也包括思想和社会地位的变动，而市场则拉快了这种运动。国家支配的交通系统、国家资助下的自给自足，与洪武皇帝的这些设想相比，商业化并非是简单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相反，后者恰恰是前者发展的结果。

商业有它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因为流动和财富改变甚至全然推翻了多数人的社会期望，尤其是像张涛这样的士大夫的社会期望。这些影响引起了我的兴趣，发掘这些影响的意义——沿着从交通到商业、从商业到文化的轨迹 ——就是本书的目的。因此你将读到的与其说是一部明代的经济史，还不如说是一部文化史。我们关于明代经济的知识至今还太粗糙，还不足以撰写一部明代经济史。我们现在尚未对离我们更近的欧洲中世纪经济史上同类的经济变动和转折提出令人满意的诠释。这部书中粗线条的描述——沿着从十四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中叶看似蒸蒸向上、势不可当的商业扩张的轨迹 ——只是勾勒出裂变、逆流、地区性变动等主要经济现象，关于这些现象本身，我们尚未很好地给予解释。然而，无情的商业化不断加剧的大背景和它带给明人的与日俱增的不安和恐惧是那样明显，这又使得我们能够有所阐发。

借助方志、文章、墓志铭和当时的书信中留传下来的明人的思想，这本书得以探讨，随着经济对新的消费和纵乐欲望的刺激，中国人的经历在有明一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些明代观察家所感受的兴奋和困惑，或许对我们今天来说只是遥远的趣闻轶事，仅仅是中国社会自然发展过程的令人好奇的文化脚注。但是那势必使我们忽视历史的警示。读者的任务应是记住明代的中国处于另一个时空，是一个与我们今天的看法——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大不相符的世界和时代。他们对物质文明的疑问和喜悦也许都不是我们的，我们的疑问和喜悦也可能与他们的毫不相关。我们应当聆听，带着他们所有的恐惧和期盼，脑子里时刻记着，当像张涛那样的人们在哀怨地诉说时，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今天的人会在这里倾听他们的绝望悲歌。

明代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纵乐的困惑抗争的时代。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中国人一个反复出现的焦虑，持续了至少有一千年，如果没有两千年的话。时至今日，它还在中国文化内部引发着争论。尽管这种担心延续至今，但今天的情形与明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包括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与明代经济发展的同时，欧洲人发展起远航到欧洲以外的技术能力，也积累起足够的白银储备，让他们顺利打入那里的市场。但在十六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还不在欧洲。这时距离西方人以技术力量和鸦片贸易将中国生产和欧洲消费的交易势态倒转过来的时候还有数个世纪。人们开始认定，“明朝统治下的中国正在失去它的自主性，逐渐依赖于一个不是由它缔造的世界秩序”，但我更愿意将当时的情形说成是另外一回事。与其说“中国经济正在大西洋的浪潮下走向衰落”，我们更应该将大西洋的浪潮看作正在由中国这个月亮牵引着的。如果说欧洲人正在努力在世界经济中为他们自己构建一块地盘的话，那么，这块地盘就是通向中国的。

张涛对他的王朝之外的循环规律和自己之外的世界并不感兴趣。他所关注的仅仅是明朝本身，他将它的兴衰描绘成一条四季更替的抛物线。我用他的这种周期循环的隐喻来编织本书的叙述，为的是能够捕捉明人对于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时空的些许感受。他们对世纪的概念一无所知（他们最大的时间计算单位是六十年的周期），也不知道“封建”、“帝国”、“晚期帝制”等这些在现今中国研究中争领风骚的概念。他们真正知道的就是他们生活在一个朝代里，各个朝代有兴又有衰，像统治中国的其他一家一姓的王朝一样，他们自己的王朝也会遵循着同样的兴亡循环规律。张涛将这一个周期循环与从冬季到秋季的季节变换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想法并不常见。这是他自己捕捉变化脉搏的方式。因为没有很好的理由可以将明代一分为四，所以本书将明代的历史分为三个大致相当于一个世纪的阶段，安排在三个较长的章节里来写：开始（冬），中期（春），结束（夏），每个季节都姑且以世纪中叶作为起迄点。为了能完整体现出张涛的隐喻，我又拿来他的最后一个季节——秋季，作为一个简短的结尾章节，来叙述王朝的毁灭，以及张涛的宣言在多大程度上能经受历史的检验。

从本书来看，张涛的主张并不妥贴。虽然他未能活着看到明朝的灭亡，但他看到了自己陷于没落时代，大势已去，再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再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发现。晚明时期，与张涛一样，许多人都为自己身处衰败时代而感到不满和失落。然而，在本书的最后，我们将会看到，那些不无悲剧色彩地陷身于王朝覆亡危机中的社会精英阶层又重新站起来，立足于更广泛的社会权力基础之上，重新掌握起自己的命运。衰落时期过去了，秩序重新得到确立。当得出这些结论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结束这趟明代之旅了，告别这位倔强古怪的导游。他怀念日渐消逝的秩序，为这个未曾如他所愿的时代而感伤。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依然要以他为伴。如果说他发现的那些东西在他看来是真实的，我们需要搞清楚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