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父亲之死
雷震进入新式小学堂之前，父亲雷锦贵一天突然病倒，这个家庭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雷震清楚地记得，这是阴历腊月初三晌午之后，父亲赴长兴县城交纳完皇粮国课的“糟米”，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踉跄回到家中之后，就一直卧床未起。这一天，雷震与胞兄用邦正在山上抓柴叶，在他家前面不远处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平山，这是雷震童年经常去的地方。母亲陈氏当时以为丈夫雷锦贵马上就要断气了，急忙差人至山上寻找兄弟二人，让他们速归，并再三叮嘱兄弟二人要死守在父亲的病榻之旁，一步也不许离开，以尽子责。
雷锦贵已神志不清，“连自己家人都不认识，满口胡言乱语，有时大呼大叫，时时要起床向外奔跑，好像有人在外面招呼他似的……”[12]附近的本家人闻讯赶来，里里外外挤满了人。屋内烧着一盆炭火，噼啪作响，由于人多闭塞，空气极为燥热，沉闷不堪。众人见雷锦贵呓语不止，于是七嘴八舌，说东说西，最后竟铁口直断，说雷锦贵此次在外肯定是遇上了什么“孤魂野鬼”，要么就是被云游的“妖魔鬼怪”攀附缠身，以致鬼迷心窍，才如此言语失常的。这些人还不停地大声嚷着，让陈氏赶快焚化纸钱，叩头祷告，求神拜符，声称只有这样，才能使附身于雷锦贵体内的“魔鬼”尽快地离去。此时，陈氏早已六神无主，只好照办，遂出门呼天喊地，指名唤鬼，但终无效验。至傍晚时分，雷锦贵的热度更高了，双眼紧闭，呼吸短促，口吐白沫，呓语益甚，延请的“郎中”又迟迟未到，众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陈氏急得泪如雨下，这时一位亲友说应当预备后事了，以免措手不及。
实际上，雷锦贵在这一天并未离去，而是整整折腾了三个月又十六天，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十九日黄昏之际才撒手人间，时寿五十三。父亲雷锦贵究竟得的是什么不治之症，至死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母亲陈氏除未请西医前来断病之外，方圆几十里远近闻名的中医，无不一一请到。令少年雷震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郎中大都不能给予确诊，不是说什么“温症着风”之类，就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而且，诊费之昂贵，让人难以置信，仅出诊一趟，非二三十元光洋不可，不仅如此，还要有大鱼大肉供奉。这些人大模大样，架子十足。每当陈氏问及病症时，总是吞吞吐吐，期期艾艾，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其实，他们是由于不能确诊，才出此“妙策”，免得尽失面子。
这种情况下，陈氏心里已然清楚，丈夫雷锦贵的性命已时日无多，必须做好这个心理准备。雷锦贵在弥留之际，一直在依赖自己魁梧结实的体格维系日见衰败的生命，直至最后一刻，仍未能闯过这一关。
在雷震的记忆中，父亲除患有严重的鼻炎之外，平日里很少生病，像这一次重病卧床不起，从来没有过。三个多月的病疾折磨，几乎耗尽了雷锦贵的所有体能，在清醒的时候，他很想能吃上一碗鸡汤或鱼肉什么的，陈氏却严格遵守那班郎中的医嘱，每天只熬上一些稀饭或是米汤，并苦口婆心地规劝丈夫要能忍耐这一切，待病愈之后再吃；其实，陈氏并不知道这是丈夫在体能上的一种需要，毕竟在封闭的乡下，当时人们医学常识极其匮乏，只能听由郎中的摆布。据雷震后来回忆，“父亲是由于营养不足而渐渐瘦弱下去的”，再加上一次又一次道士、巫祝五花八门的捉妖降魔法术，扰得病中的父亲始终不得安宁，“只要有人建议某某巫祝或某某道士法术高明，捉妖手到擒拿，即刻派人邀请其来家行法如仪。因此，道士和巫祝，此去彼来，很少间断，锣鼓喧天，号角震瓦，好人可能被吵得生病了，何况病人更需要安静休养呢？”[13]母亲陈氏一生笃信佛教，虽然从内心讨厌这些道士、巫祝或三姑六婆，然无奈之中，却又寻思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依众人的建议去做，以免日后遭到族人说三道四。有一次，道士、巫祝将米糠在锅中炒焦后，洒在一个火把上四处驱鬼。炒焦的米糠，在火把上惹得火焰嘶嘶乱蹿，直冲房顶，雷震见了十分害怕，他担心弄不好会把整个房子都给烧了。开始时，雷震对这些术法还颇有点好奇，以为这样就可以将父亲从死亡边缘拉回，可看得久了，老是这一套，父亲的病情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渐渐地，从心里厌恶起来。
父亲雷锦贵之死，使雷震从此对中医抱有很深的成见。他始终认为父亲之死完全误于那班“胡言乱语”的郎中，“我敢斗胆地说，那些中医没有一个是对症下药的，因为他根本不知是患了什么病，也许中医看病就是用‘不求甚解’的办法……中医遇到病人求诊时，从来没有说过，此病非待专门而拒绝诊治的。他们总是摸脉后开上一个不好不坏的方子，让病人自己去受折磨吧！这并不完全是中医医德之坏，而是中医的治法，根本是一个‘一品锅’、‘大杂烩’的办法啊！”[14]
若干年后，雷震又遇到了一件事，让他再次想起当年患病的父亲，对中医更是没有什么好感了。那是在抗战初期，重庆国医馆馆长、著名中医焦易堂[15]先生有一天突发高烧，口中呓语不止，呼吸困难，其状与雷震父亲当年极为相似。当时重庆所有的名中医主动前来会诊，竟无一人断出真正的病因，这些人只好私下合拟一方，让焦先生吃了再说……幸亏其时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路过此地，见状后，立即差人将焦先生送至歌乐山中央医院，经验血确诊，不过是患了“恶性疟疾”，打了几针，没过几天，便痊愈如初。此事一直让雷震觉得“中医的理论和治疗的方法，实在是太落伍了……而中国人生病，误于中医者，又岂止我父亲一人而已……”当年父亲的病若不是相信那班“郎中”，而是“试身西医”前往湖州一家教会开办的“福音医院”去就诊，父亲凭藉自身的强壮体魄，很可能不至于如此早逝。只是当年雷震才十二岁，根本无法左右当时的一切，因此，留给他的只是对中医的一种轻蔑和反感。这位浙江豫籍移民之子对父亲的死一直“耿耿于怀”，实际上，暗含强烈的父子情感，少年失怙的不幸际遇，一直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