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2)

中书省综掌全国大政，丞相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统率百官，只对皇帝负责。在胡惟庸以前，丞相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和朱元璋的冲突还不十分明显。接着是高邮人汪广洋，文人爱喝酒，庸庸碌碌没主张，不大敢管事，也被淮西集团排挤，得罪被杀。胡惟庸在中书省最久，权最重，已经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很不高兴，特别是得罪被谴责的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都和惟庸密相往来，军事贵族和朝廷政治首脑结合在一起，与朱元璋的冲突便更加严重了。[19]朱元璋直接统率军队和检校，决心消灭这一心腹之患，洪武十三年（1380）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趁此机会取消了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并立下法度，以后不许再设丞相这一官职。二十八年（1395）下令：“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20]这里所说的“朝廷”就是朱元璋自己，和过去的朝廷有本质上的区别。从罢相以后，府、部、院、司分理庶务，目的是把权力分散，“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个人掌握，“所以稳当”，再也不怕大权旁落了。从中书省综掌政权变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的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总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了。

杀胡惟庸是为了独揽政权。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以有人告大将蓝玉谋反，族诛蓝玉。蓝玉系定远人，常遇春妇弟，在常遇春麾下领兵，骁勇善战，多立战功。洪武二十年（1387）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冯胜得罪，即军中代为大将军。二十一年（1388）蓝玉率师十五万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鱼儿海，北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以数十骑遁去，大胜而回，封凉国公。常遇春、徐达死后，蓝玉继为大将，总军征战，立了大功，就骄傲自满起来，蓄庄奴假子数千人，乘势暴横，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不听朱元璋命令。又嫌官小，不乐意在傅友德、冯胜之下，所提意见，朱元璋又多不采纳，越发怏怏不满。蓝玉总兵多年，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很高。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的特务组织锦衣卫官员首告蓝玉谋反，说他和景川侯曹震等公侯打算在朱元璋出去籍田时起事，审讯结果，连坐被族诛的一万五千多人。这一案把军中勇武刚强之士差不多杀了个干净。

从胡惟庸被杀以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方便武器，凡是心怀怨恨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私通日本，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的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后来又发展为串通李善长谋反，把淮西集团的主要力量完全摧毁。最后是蓝玉案，则连淮西集团中的军事贵族也大部分消灭了。被杀的都以家族为单位，杀一人也就是杀一家。死于胡案的主要人物有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昇、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大将毛骧、李伯昇、丁玉和宋濂的孙子宋慎等。宋濂也被牵连，贬死四川茂州。死于蓝党的主要人物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普定侯陈桓、宣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玙、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黄辂、汤泉等人。胡案有《昭示奸党录》，蓝案有《逆臣录》，朝廷把用刑讯所得的口供和判案详细记录公布，让全国人都知道他们的“罪状”。[21]

胡惟庸被杀后十年，洪武二十三年（1363），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被牵涉到胡惟庸案里，朱元璋假托有星变，得杀大臣应灾，把李善长和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起杀掉，这年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了。一年后有人替他上疏喊冤说：

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李善长与胡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李善长佐胡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李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李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李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介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李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李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22]

问得都有道理，朱元璋看了，无话可驳，只好算了。

二案以外，开国功臣被杀的，洪武八年（1375）德庆侯廖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赐死；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父子被鞭死；十七年（1384）临川侯胡美以犯禁死；二十五年（1392）江夏侯周德兴以帷薄不修的暧昧罪状被杀；二十七年（1394）杀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杀宋国公冯胜。[23]

不但列将以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立了大功的朱元璋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被鞭死。[24]义子亲甥李文忠南征北伐，立了大功，也因为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25]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1385）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朱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不多日就死了。[26]

功臣宿将侥幸得以善终的也有几个例子：一个是汤和交还兵权，他是朱元璋同村子的人，一块儿长大的看牛伙伴。徐达、李文忠死后，朱元璋想要解除诸宿将兵权，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汤和懂得老伙伴心事，便首先告老。朱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给他在凤阳修建府第，赏赐礼遇，特别优厚。[27]另一个例子是曹国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归还庄田和佃户，洪武二十三年（1390）崇山侯李新建议：“公侯家人和仪从户都有规定数目，超过的应该归还朝廷。”朱元璋正对这批贵族地主多占田地佃户极为不满，听了很高兴。下令把超过规定的人户都发凤阳为民，还让礼部编一部《稽制录》，严禁公侯奢侈逾越。二十六年（1393）李景隆交还庄田六所，田地山塘池荡二百余顷。郭英交还佃户，依法纳税。这两人在洪武朝都没有出事。[28]

二 空印案和郭桓案

贪污腐败是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正常现象，念书识字，做八股，参加科举，侥幸得了一官，便千方百计弄钱，买田地，蓄家奴，官做得越大，弄的钱也就越多。升官发财，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哲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两句话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另一面，官吏贪横，无止境的剥削，也就不能不迫使饥寒交迫的人民起来反抗，“官逼民反”，从进入封建社会以来，数以百次计的农民起义，官吏的贪污剥削是其原因之一。

为了缓和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矛盾，巩固统治基础。朱元璋对地方官贪污害民的，用极严厉的手段惩处，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的斗争。

对朝廷和地方的官僚奸贪舞弊，严重地损害了皇朝的利益，朱元璋集中力量，全面地大规模地加以无情的打击，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两案连坐被杀的达七八万人，其中主要是各级官员，追赃牵连到各地许多大地主，都弄得破家荡产，旧地主阶级的力量更进一步被削弱了。

按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县都得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为了核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府报布政司，布政司报部，一层层上报，一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准许报销，才算手续完备结了案。钱谷数字如有分、毫、升，合对不拢，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重新填造。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是千里上下，重造册子还不要紧，问题是重造的册子必须盖上原衙门的印信才算合法，因为要盖这个印，来回的时间就得用上个把月以至好几个月。为了避免户部挑剔，减省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照习惯都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这种方法本来是公开的秘密，谁都认为合情合理，方便省事。不料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忽然发现了这秘密，大发雷霆，以为一定有严重弊病，非严办不可，就下令各地方衙门长官主印的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其实上计吏所带的空印文册盖的是骑缝印，不能用于别的用途，预备了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国各地方衙门的人都明白这道理，连户部官员也是照例默认的，成为上下一致同意的通行办法。但是案发后，正当胡惟庸党案闹得很紧张，朝廷上谁也不敢分辩，有一个老百姓拼着死命上书把事情解释清楚，也未起作用，朱元璋还是把地方上的长吏一杀而空。当时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亲）也死在这案内，上书人也被罚做苦工。[29]

郭桓官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刑。追赃粮七百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使司官吏，被杀的又是几万人。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许多大地主，中产以上的地主破家的不计其数。朝廷宣布的罪状是：

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只收（交）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其郭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五十万贯，致使府、州、县官黄文通等通同刁顽人吏边源等做弊，各分入己；

其应天等五府、州、县数十万没官田地夏税秋粮，官吏张钦等通同做弊，并无一粒上仓，与同户部官郭桓等尽行分受；

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等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金银宝钞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共折米算，所废（吞没）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精粮[30]。

据一些同时人和地主子孙的记录，三吴一带、浙东西的故家巨室，不是“多以罪倾其宗”，便是“豪民巨族，刬削殆尽”。这些记载虽然有些夸大，但是反映了一部分旧地主阶级分子被消灭的情况，则是无可置疑的。这样严重的打击，当然会引起地主阶级和官僚的恐慌及不满，他们当然不敢申说买卖官粮这一严重犯法行为是合法的、应该的，只能指斥、攻击、告发处理这个案件的御史和法官，一时议论沸腾，情势严重。朱元璋也觉得这个矛盾如继续发展下去，对自己的统治十分不利，便一面以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分析是非，一面把原审法官也杀了，作为对地主阶级和官僚们的让步，结束了这件大案。[31]

除了空印案和郭桓案两次大屠杀以外，还有洪武四年（1371）录（甄别）天下官吏；十三年（1380）连坐胡党；十九年（1386）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1390）罪妄言者，四次有计划的诛杀。[32]

四十年中，据朱元璋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的统计，所列凌迟、枭示、种诛有几千案，弃市（杀头）以下有一万多案。《三编》所定的案件算是最宽大的了，如“进士监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见奸贪，终不从命，三犯四犯而至杀身者三人，三犯而诽谤杀身者三人，姑容戴斩、绞、徒流罪在职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二十八人”[33]。戴死罪和徒流罪办事是朱元璋新创的办法，有御史戴死罪，戴着脚镣坐堂审案的；有打了八十大棍仍回原衙门做官的。戴是判刑的意思。他创立这种办法的主要原因是把这些官都杀了就没有人替他办事了，于是又判刑，又让回去办事，封建法纪确立了，各种事务工作也不致于因为缺官而废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