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神秘的夏尔巴村庄

一路上我们马不停蹄地赶路，走得筋疲力尽、腰酸腿痛。还没来得及问擦身而过的夏尔巴人“到营地还有多远？”，一天的艰苦跋涉便在下午早早结束了。

傍晚是宁静的。炊烟袅袅升起在寂静的空中，把黄昏映衬得很温柔。远处山脊上我们明天要扎营的地方闪着亮光，而明天我们要赶的路却因云雾遮挡变得模糊不清。渐渐兴奋的思绪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想起西山脊……

夕阳西下，孤独感油然而生，此时的我好像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旦置身群山中，我知道，自己必须全力以赴完成使命。但有时我也很好奇，这样艰难跋涉是否只是为了印证这样一个事实：我能找到自己丢失的某些东西。

托马斯·霍恩宾|《珠穆朗玛峰：西山脊》

从卢卡拉前往珠峰需要向北穿越杜德科西峡谷。杜德科西河是冰河末期翻腾的冰川带下来的巨石堵塞而成的冰河。我们在一个名叫帕克丁的小村子里度过旅程的第一个晚上，村里的几户人家和供游客住宿的小旅馆坐落在临河山坡的平地上。夜幕降临，空气寒冷刺骨。第二天清晨，杜鹃花的叶子上闪着白霜。珠峰位于北纬28度，太阳冉冉升起照耀整个峡谷，气温骤升。中午时分，我走过一座在河上（这是我们一天当中跨过的第四条河了）高高架起的浮桥，虽然只穿着短裤和T恤衫，却已汗流浃背。

过了桥，泥泞的小路偏离河岸蜿蜒爬上峡壁，穿过芬芳的松树林。唐瑟古峰和库萨姆坎格鲁峰壮观的凹槽状冰峰直冲云霄，垂直高度达3千米之多。这片神奇的土地风景如画，但它并非蛮荒之地，而且几百年前就不是了。

每块土地都被开垦过，种植着大麦、荞麦和土豆。一串串祈祷的经幡挂满山坡，古老的佛塔和刻着精美经文的嘛呢石像哨兵一般伫立在最高的山口上。当我离河上岸时，路上挤满了徒步者、牦牛群、穿红袍的喇嘛和被木材、煤油、饮料压弯了腰的赤足夏尔巴人。

上岸90分钟后，我来到一个宽阔山脊上。经过一个由石头垒成的牦牛圈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南切巴扎小镇——夏尔巴社会的社交和商业中心。位于海拔3340米以上的山区重镇南切巴扎，就像一个巨大的倾斜圆碗，犹如接收卫星电视的圆盘天线，均匀分布在陡峭的半山腰上。百余间屋舍散落在岩石丛生的山坡上，迷宫般的小路将它们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迷人的景致。我在小镇靠近山坡脚下的边缘找到了孔布旅舍。推开充当前门的厚毯子，我发现队友们正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边喝着柠檬茶。

霍尔向我介绍此次探险队的第三位向导——迈克·格鲁姆。这位33岁的澳大利亚人，有一头胡萝卜色的头发，身材像马拉松运动员般瘦削。格鲁姆来自布里斯班，职业是水管工，只是偶尔做向导。1987年，他从海拔8586米的干城章嘉峰下山时，被迫在山上露宿一夜，结果脚被冻伤，不得不截去所有脚趾。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步伐，后来他又攀登了乔戈里峰、洛子峰、卓奥友峰和阿玛达布拉姆峰。1993年，他无氧登顶珠峰。冷静而谨慎的格鲁姆是个让人愉快的伙伴，他少言寡语，总是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作简短回答。

晚餐时由三个人把持着对话，他们都是医生——哈奇森、塔斯克和韦瑟斯。这种情形在整个探险过程中不断重演，还好塔斯克和韦瑟斯都很幽默，经常使全队的人忍俊不禁。不过，韦瑟斯习惯把他的“独角戏”变成对无能的自由党人尖刻而长篇累牍的抨击。那天晚上我就犯了一个“错误”，在某个观点上与他意见不一。我针对他的评论提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明智而必要的政策。消息灵通且能言善辩的韦瑟斯批驳我笨拙的声明，将我击得无言以对，最后我只好舌头木讷、汗流浃背地败下阵来。

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用软绵绵的东得克萨斯口音细数各州的福利时，我起身离开桌子以免再次丢脸。我回到餐厅，向女老板阿旺多卡要了一杯啤酒。一个小巧而优雅的夏尔巴女人正在为一群美国徒步者点菜。“我们很饿，”一个面色红润的男人一边用蹩脚的英语大声嚷嚷，一边比划着吃饭的动作，“想吃土豆、牦牛肉汉堡、可口可乐。你们有吗？”

“愿意看看菜单吗？”阿旺多卡用清晰、干脆、略带加拿大口音的英语回答道，“我们的品种很多。还有新烤的苹果派，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点儿甜点。”

美国游客无法理解这位棕色皮肤的山地女人竟会用完美清晰的纯正英语跟他说话，而他则继续用他那滑稽走调的英语说道：“菜单？好的，好的。对，对，我们想看看菜单。”

夏尔巴人在那些喜欢透过浪漫面纱看他们的外国人眼中仍是一个谜。不熟悉喜马拉雅地区的人会认为所有尼泊尔人都是夏尔巴人，但实际上在尼泊尔，这个面积相当于北卡罗莱纳州、人口超过2000万、有着50多个不同民族的国家中，夏尔巴人的数量不超过2万。夏尔巴人是大山的子民，虔诚的佛教徒，四五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从中国西藏南迁而来。夏尔巴村庄分散在尼泊尔东部喜马拉雅山脉的周围，锡金和印度的大吉岭建有相当大的夏尔巴社区。但是夏尔巴村庄的中心是孔布。这里有几个地势极其崎岖不平的山谷，谷底的河水来自珠峰南坡。这儿不通公路，汽车或一切带轮子的交通工具都难觅踪影。

在高寒陡峭的山谷地区从事农耕是相当艰难的，所以传统的夏尔巴经济以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和牦牛放牧为主。然而从1921年，英国人首次攀登珠峰请夏尔巴人担任高山协作起，夏尔巴文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949年以前尼泊尔一直关闭边境，所以最早对珠峰的勘测以及随后的8次探险活动都被迫从北面穿越中国西藏进行，从未穿越靠近孔布的任何地方。而最初9次由西藏一侧进行的探险活动都是从大吉岭出发的，那里有许多移居过来的夏尔巴人，他们在当地居民中赢得了吃苦耐劳、和蔼可亲且聪颖智慧的美名。大多数夏尔巴人世代居住在海拔2740～4270米高的村子里，生理上已经适应了高海拔气候。根据曾多次与夏尔巴人一起攀登和旅行的苏格兰医生克拉斯的建议，1921年英国珠峰探险队雇用了一大批夏尔巴人搬运行李和搭建营地，这一做法在其后的75年中被大多数探险队沿用了下来。

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孔布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附于每年随季节涌入的大约1.5万名徒步者和登山者。那些学习过攀登技巧和高山作业的夏尔巴人，尤其是那些曾经登上过珠峰的人，得到了极高的荣誉。然而那些成为登山好手的夏尔巴人也面临着随时丧命的危险。从1922年英国探险队第二次攀登珠峰时7名夏尔巴人死于雪崩起到现在，夏尔巴人丧命珠峰的人数异乎寻常的高——总共53人，超过攀登珠峰死亡总人数的1/3。

尽管存在危险，夏尔巴人之间为了争夺探险队里的12～18个名额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对于夏尔巴人来说，最吃香的工作莫过于其中6个为登山好手设立的机会，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两个月高危险的工作可以赚到1400～2500美元的报酬。这在一个人均年收入仅160美元的贫困国家是个相当诱人的数字。

为了满足人数日益增长的西方登山者和徒步者的需要，各种新建的小旅馆和茶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孔布地区。而在南切巴扎，这些新建筑尤为醒目。前往南切巴扎的路上，我超过了无数背着从低地林区刚刚砍伐下来的木材赶路的背夫。每根木材至少45公斤重，他们在用自己的血汗换取每天3美元的报酬。

很久以前曾到过孔布的观光客无不为人数激增的游客和他们给这片人间天堂带来的变化感到悲哀。山谷的树木被砍伐做成燃料，聚集在南切巴扎台球室里的年轻人大多穿着牛仔裤和芝加哥公牛队的T恤衫，而不是做工精致的传统长袍，一家人喜欢在晚上挤在录像机前观看施瓦辛格的最新动作大片。

孔布文化的诸多变化并不完全是件好事，但我从未听到夏尔巴人对此哀叹。徒步者和登山者带来了硬通货，由他们支持的国际扶贫组织带来的基金为南切巴扎及其他村子盖起了学校和医院，降低了婴儿的出生死亡率，还建起了人行天桥和水电站。西方人为孔布失去往日那种简单如画的生活而痛惜，反倒有些施恩者的味道。生活在这片偏僻乡村里的人们，大多数并不想与现代社会或者人类进程割断联系，夏尔巴人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成为人类学博物馆里的标本。

 

一个身强体壮、适应了高海拔气候的徒步者可以在两三天内从卢卡拉走到珠峰大本营，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刚从海平面来到这里的，所以霍尔让我们尽量慢慢地走，以适应逐渐稀薄的空气。我们每天行走的时间很少超过三四个小时。当霍尔的行程计划要求我们进行环境适应时，就哪儿也去不了。

4月3日，在南切巴扎适应以后，我们继续往大本营赶路。离开村子20分钟后，我环顾四周，看到了一幅壮美的景致：脚底下600米处，杜德科西河在暗处泛着微光，像一条蜿蜒的银色沙带将周围的岩床切开了一道深深的缝隙；头顶上3000米处，阿玛达布拉姆峰熠熠生辉的巨大峰尖俯视着整个山谷，犹如幽灵一般；而令阿玛达布拉姆峰相形见绌的，是比它还高2000多米的躲在努子峰身后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雪峰。像通常所看到的景象一样，一缕凝结的水汽像冰冻的烟雾从山顶向水平方向飘动，昭示着喷涌而出的风暴。

我凝望着那个山顶差不多有半个小时，试图想象站在那狂风凛冽的最高点会怎样。尽管我攀登过的山峰不下百座，但珠峰与它们完全不同，再丰富的想象力都无法描述它的神奇。峰顶看上去是那样寒冷、高耸而又遥不可及。我感觉自己像是要去月球旅行一般。转身继续前进时，我的情绪在不安的猜测和巨大的恐惧中忐忑。

下午晚些时候，我到达孔布地区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佛教寺院腾波切。一位歪脖子的体贴的夏尔巴人崇巴加入到我们的探险队担任大本营的厨师，他邀请我们去拜见仁波切——“全尼泊尔喇嘛的首领，”崇巴解释道，“一位非常神圣的人物。他昨天才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无声修行，过去的3个月里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将是他的第一批客人。这是很吉利的。”我、汉森和卡西希克每人给了崇巴100卢比（大约2美元）买哈达，然后我们脱了鞋，由崇巴带领来到正殿后面一间狭小通风的房间。

一位身材矮小、头顶发亮、胖乎乎的男人盘腿坐在一个织锦的垫子上，身上裹着勃艮第红葡萄酒颜色的长袍。他看起来又苍老又疲惫。崇巴向他虔诚地鞠躬，用夏尔巴语和他简单地耳语了两句，然后示意我们走上前来。仁波切一边为我们祝福，一边将我们买的哈达挂在我们的脖子上。事后他幸福地微笑着，给我们让茶。“你们应该戴着这条哈达登上峰顶，”崇巴用神圣的声音告诉我们，“愿老天开恩，保佑你们平安。”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在这位神灵般的人物、这位前世高僧的转世面前举止，唯恐有半点差池犯下不可宽恕的错误。当我喝着茶，坐立不安的时候，仁波切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一本大大的、装饰华丽的书，然后递给我。我在我的脏裤子上擦了擦手，紧张地翻开书。这是一本影集。这位仁波切最近访问了美国，影集里是他此行的一些快照：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和航空航天博物馆前的留影；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尼卡码头的留影……仁波切开心地笑着，兴奋地告诉我们，他最喜欢的两张照片是他和影星理查德·吉尔以及作家史蒂文·西格尔的合影。

 

行程的头6天我们如临仙境，行走在小径上，穿过成片的刺柏、低矮的白桦树、青葱的松树、茂盛的杜鹃、雷鸣的瀑布、迷人的石头花园和潺潺的溪流，而地平线上耸立着那些我儿时就耳熟能详的山峰。我们绝大多数的物品都由牦牛和背夫搬运，因此我的背包里只剩下一件夹克、一些糖果和一架相机。轻装前进的悠然步伐使我享受到了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乐趣，如坠梦境，但这种陶醉感始终不能持续。我不时想起我们的目的地，珠峰闪现在脑海中的阴影很快使我的注意力又集中起来。

我们都以自己的步伐前进着，不时在路边的茶馆里小憩，或与路人攀谈。我发现我常与邮政工人汉森和霍尔的初级向导哈里斯为伍。哈里斯是个高大健壮的青年，体格就像美国国家橄榄球大联盟的四分卫，有着一张香烟广告上经常出现的那种英俊而粗犷的脸。冬天，他被聘为抢手的直升机滑雪运动向导；夏天，他为在南极进行地质勘测的科学家工作，或护送登山者攀登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脉。

我们沿路前行，哈里斯兴致勃勃地讲起和他同居的女人，一位名叫菲奥纳·麦克弗森的医生。我们停下来在岩石上休息时，他掏出一张照片让我看。她高大，金发碧眼，看上去像运动员。哈里斯说，他和麦克弗森正在皇后镇外的山丘上建造一所房子，忙得不亦乐乎。哈里斯承认，接到霍尔让他共同攀登珠峰的邀请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离开菲和房子真是件让人痛苦的事。我们刚刚盖好房顶。但是，我又怎能拒绝攀登珠峰的机会呢？尤其是当你有机会在罗布·霍尔这样的人身边工作时。”

虽然哈里斯以前从未到过珠峰，但他对喜马拉雅山并不陌生。1985年，他攀登了位于珠峰西侧48公里海拔6685米的乔布奇峰。1994年秋天，他在佩里泽待了4个月的时间帮助麦克弗森管理医疗站。佩里泽是一个小村子，海拔4270米，那里天气阴霾、风很大。后来，我们在那里度过了4月4日和4月5日两个晚上。

这个医疗站是由一个名叫喜马拉雅救援协会的基金会赞助的，主要致力于治疗高山反应引起的疾病，也为当地的夏尔巴人提供免费医疗，并向徒步者提示攀登过快过猛的危险。我们拜访的这个医疗站只有4个房间，里面的工作人员包括一名法国医生塞西尔·布夫雷，两名年轻的美国医生拉里·西尔弗和吉姆·利奇，还有一位精力充沛的环境法律师劳拉·齐默，她也是美国人，正在给利奇医生当助手。1973年，一个日本旅行团的4名成员由于高山反应在附近死亡之后，这个医疗站便筹建起来。医疗站建起来之前，每500个穿越佩里泽的徒步者中就有一两个死于高山病。齐默强调说，这还不包括在山上发生意外事故的人数，而受害者大都是那些“循规蹈矩的普通游客”。

感谢医疗站的志愿者们提供的普及宣传和紧急救护，死亡率已降至三万分之一。虽然齐默等人在佩里泽医疗站的工作是无偿的，甚至还必须自行负担往返尼泊尔的旅费，但这一光荣的岗位仍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霍尔的队医麦肯齐就曾在1994年秋与麦克弗森和哈里斯在喜马拉雅救援协会的医疗站里共事。

1990年霍尔首次攀登珠峰时，医疗站由出色而自信的新西兰医生简·阿诺德主持。霍尔路经佩里泽时邂逅了她，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问简，等我从珠峰下来后她能否和我一起出去，”霍尔回忆道，“她说好吧。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去阿拉斯加共同攀登麦金利山。”两年后他们结了婚。1993年，阿诺德和霍尔一同登上了珠峰。1994年和1995年，她在大本营当队医。若不是阿诺德怀着她和霍尔的第一个孩子已经7个多月了，她今年还会重返大本营。这次我们的队医是麦肯齐医生。

4月4日星期四是我们在佩里泽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晚饭过后，齐默和利奇邀请霍尔、哈里斯以及我们的大本营总管威尔顿到医疗站喝上一杯。在那晚的谈话中，话题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攀登珠峰以及带领攀登珠峰固有的危险性上。利奇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谈话的内容：霍尔、哈里斯和利奇都认为，迟早会有一场“不可避免”的大灾难殃及许多登山客。但是，刚刚在1995年春季从西藏一侧攀登了珠峰的利奇回忆说，“霍尔认为厄运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担心的是‘不得不去救援其他队的菜鸟’。而当灾难真的降临时，‘肯定是发生在更危险的北坡’，即西藏一侧。”

 

4月6日星期六，从佩里泽向上走几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孔布冰川的脚下，那是一条从珠峰南侧流出的绵延19公里的冰河。我希望这条路能成为我们通向峰顶的大道。在海拔4800米的地方，我们告别了最后一抹绿色。20个石碑沿着冰川终点冰碛的顶部肃穆而立，俯瞰着迷雾笼罩的山谷。这些墓碑是为了纪念那些在珠峰死去的登山者，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夏尔巴人。从这里开始，我们将生活在荒凉单调的岩石和风雪的世界里。尽管步履缓慢，但还是感觉到了高海拔的影响，我开始头重脚轻、呼吸急促。

这里大部分道路被一人多高的积雪覆盖着。积雪在午后的阳光下融化，牦牛的蹄子踏在坚硬的冰面上打滑，牦牛把式一边发牢骚一边拍打着他们的牲口向前赶路。傍晚时分我们到达罗布杰村，并找到一处可以躲避寒风的狭窄而肮脏的小旅馆。

靠近孔布冰川边缘的地方挤着几间摇摇欲坠的低矮建筑。罗布杰的条件很差，夏尔巴人、来自十几支探险队的登山者、德国徒步者以及成群的牦牛把这里塞得满满的，都要赶往从山谷向上还有一天路程的珠峰大本营。霍尔解释说，在这里受阻主要还是由于异常厚的积雪。直到昨天，都还没有牦牛能够越过冰雪到达大本营。村子里的几间旅馆已经住满了人。几块未被冰雪覆盖的泥泞地上并排挤着许多帐篷。从山下上来为各个探险队搬运行李的背夫们衣衫褴褛，在周围山坡上的山洞或者巨砾下面露宿。

村子里仅有的三四个石头茅坑粪便四溢，臭气熏天，让人难以忍受，以至于多数人在露天的空地上方便起来。散发着恶臭的人粪到处都是，根本不敢随便走。从宿营区中心蜿蜒而过的一条由融化的雪水形成的河流就是这里的露天下水道。

旅馆的正屋里有可供30多人就寝的木结构上下铺，我在上铺找到一席空位，使劲将跳蚤和虱子从布满灰尘的床垫上抖落下来，然后把我的睡袋铺在上面。靠近墙的地方有一个靠烧干牦牛粪供热的小铁炉。太阳落山后气温会降到冰点以下，所以背夫们便在寒夜里拥到炉子旁取暖。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牦牛粪也不可能充分燃烧，更何况在这个海拔4940米高的氧气明显不足的小木屋里。屋里充满了浓密呛人的烟雾，就好像柴油车的尾气管直接通到屋里一样。那一夜，我止不住地咳嗽，不得不两次跑到屋外去呼吸新鲜空气。早晨，我的双眼刺痛、布满血丝，鼻孔里堵着黑色的烟灰，从那之后我便患上了伴随整个攀登过程的干咳症。

霍尔原计划让我们在罗布杰用一天的时间适应一下，然后就一口气走完到大本营的最后十来公里路程。我们队的夏尔巴人早在几天前就到达大本营，好为我们整理好营地，并探出一条到达珠峰脚下山坡的路线。然而4月7日晚上，一个人从大本营气喘吁吁地跑到罗布杰，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霍尔雇用的夏尔巴年轻人丹增掉入冰裂缝46米深的地方，另外4名夏尔巴人已将他拖了出来，但他的伤势严重，可能摔断了大腿骨。面如死灰的霍尔宣布，他和格鲁姆将在黎明时分赶往大本营帮助营救丹增。“我很遗憾地告诉各位，”他继续说道，“剩下的人必须和哈里斯待在罗布杰，直到情况得到控制。”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丹增正和另外4名夏尔巴人在1号营地上面的孔布冰瀑较平缓的一段勘察线路。5人虽很明智地排成一列，但没有使用登山绳，这是严重违反攀登规则的做法。丹增紧跟在4人身后，当他踩上那块薄薄的掩盖着冰裂缝的冰块时，其实是踩在前一个人的足迹上的。他还没来得及呼救，就已经像石头般坠入冰川腹中了。

在海拔6240米高的地方，直升机救援困难重重，稀薄的空气无法为直升机的螺旋桨提供着陆和起飞所需的支撑力，甚至飞机在空中盘旋都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人力将丹增从孔布冰瀑护送至大本营，而这段垂直距离为900米的路程又是整个攀登路线中最陡峭、最危险的一段。将丹增活着送下山来需要群策群力。

霍尔一贯牵挂为他工作的夏尔巴人的安危。离开加德满都之前，他让我们全体就座，非常严肃地给我们上了一堂有关如何向我们的夏尔巴队友表示感激和尊重的课。“我们雇来的夏尔巴人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他告诉我们，“他们辛勤工作只是为了赚取在我们西方人眼中为数不多的报酬。我希望你们都记住，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连一点儿爬上珠峰的机会都没有。我再重复一遍：没有夏尔巴兄弟的帮助，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攀登珠峰。”

在后来的一次交谈中，霍尔提到过去的几年中，一些探险队的领队对他们的夏尔巴雇员漠不关心，这种做法应该受到指责。1995年，一名年轻的夏尔巴人葬身于珠峰。霍尔认为，那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领队让夏尔巴人“在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情况下攀登珠峰。我认为，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是我们这些组织者的责任”。

去年，一个由向导带领的美国探险队雇用了一个名叫卡米利塔的夏尔巴人帮厨。这个二十一二岁、身体健壮且雄心勃勃的小伙请求美国人允许他以一名高山协作的身份在高山上工作。虽然卡米没有任何登山经验，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但是为了答谢他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几个星期后，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在海拔6700～7600米的常规路线中，他们要攀登一道名为“洛子壁”的陡峭而险象环生的冰坡。安全起见，探险队通常会在冰坡上由下至上地系一连串登山绳，而登山者在攀登时还要在自己和固定绳之间系一根外挂绳。卡米，这个过分自信而又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认为，在登山绳上系一根外挂绳大可不必。一天下午，他背着担子攀登洛子壁，在石头般坚硬的冰面上失手坠到600米深的坡底。

我的队友菲施贝克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1995年，他第三次尝试攀登珠峰时参加了这支雇用卡米的美国探险队。当时菲施贝克正在洛子壁的顶上沿登山绳向上攀登。他用颤抖的声音回忆说：“我们向上看时，一个人头朝下翻滚下来，尖叫着从我身边擦过去，留下一道血光。”

一些登山者迅速赶到坡底卡米落地的地方，他已经在坠落的途中因大面积擦伤而身亡。卡米的尸体被抬到大本营，按照佛教传统，他的朋友们为他的尸体供食三天，然后把他送到腾波切附近的村子里火葬。卡米的尸体被火焰吞没时，他的母亲悲痛欲绝，一头撞在坚硬的石头上。

4月8日那天，当霍尔和格鲁姆匆忙赶往大本营将丹增活着送下珠峰时，卡米的影子始终在霍尔的脑海中闪现。